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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百题》（69） 易律夫撰 一，《周易》不是古《易经》 （1）引 论 《易经》为中国的传统圣典，目今已盛行海外。其古为“群经之首”，侪于〈〈诗〉〉《书》《礼》《乐》《春秋》。它“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易经.篆上》），并“推天道以明人事”“《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可见其涉域之广，作用之大。但是，今人多将《易》、《易经》、与《周易》混为一谈，似并无区别。这是错误的，应予皈正。 （2）《易经》的产生及作用 《易经》、《周易》，今之人已通称“易”。其是自西汉刘歆之后，滥觞至今。“易”，东汉古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谓其为“阴阳也”，古《秘书》亦言“日、月为易”。二者的解释是妥当的。“易”之字形颇似日、月之形，如甲骨文、篆文、古锺鼎文等均具有日、月交替含意及年代变徙之义。“易”之生成，当经由以下诸阶段： 其一，南楚国传统尊神“东皇太一”是其肇始者。初为一阴 一阳，递相迭义，故亦应是文字的起源。史书有称“泰壹氏（太一）之书传于世”的（见宋罗泌《路史-前纪三》）。又宋代大臣易祓《周易总义》卷一《乾》（见《钦定四库全书-经部》）云：“乾之一阳始于子。”子即初始，初始即太极。“太极，太一也”（汉虞翻注）。 其二，古大庭氏创二阴二阳，史书有“大庭氏之库”之说。大庭氏，在轩辕黄帝前。见《左传·昭公十八年》之服虔注及汉郑玄《诗谱》注。能为库廪者，知储备也，有预知也。 其三，伏羲氏为三阴三阳即八卦。如《史记》“伏羲氏至纯，作《易》八卦”；唐虞世南《北堂书抄》“伏羲氏始画八卦”等。 其四，周文王或推六阴六阳，即六十四卦，总三百八十四爻，合古周历闰年天数。至此，方有今天通行本《周易》（实应为《易经》）的雏形。如《史记》“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卦，而天下治”。 古人重鉴戒利行，常为契事典册。西周摄政周公旦赞羡殷商教化，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易”象日、月，仅形义即有纪时纪事、总揆本末，事理并俱。又受古代生产力限制，政事与占卜多相参合。以占卜来决疑，凭推测来行事实践。故《易》成为中国上古社会之史纪，它是纪载朝代嬗变事件本末的典册。今文化学者张祥平利用遥感中的模式识别方式，破译《易经》原初顺序，呈现合理性纪时纪事顺序。而“易”字又是“日”与“夕”的组合，384爻即384个日夜，恰合古周历闰年天数。由此考证出《易经》为古代西周史官之“私人日记”。此论甚有新意。然惟于纪史性质方面是正确的。确切地说，《易》之为典要，应是古夏代有易氏部族即易国（为古代北方诸侯国，在今河北省易水流域）之纪事政典（详见中国知名作家易水寒先生《话说易水》一文，载湖南《边城晚报》2014年6月11日13版）。 古《易经》并非一般性的日记。（一）它内容广泛，场面隆重，书中多言“王事”，非史官之个人行为所及。（二）卦爻缜严，顺序有致，64卦为自然数，阴阳爻变化亦有定规，而日记则可详可略，可增可阙。（三）况私人性质的日记如何能流传如此久悠，影响如此广大？《易经》之产生可追溯到文字的前身，其影响可广延到社会各层面，史上有“儒道佛三教源于易”的说法。 故《易经》是关于社会民生，政治政教大事的。从以下可进一步说明。其一，“易”字本义也说明其当与我国古有易氏部族（今为易姓）兴衰有关。有易氏部族曾在羿，伯益时达到鼎盛期。“羿射十日”，千古传诵，妇孺皆知；又据古《尚书》，大臣伯益佑弼中国古代尧，舜，禹三帝，为禹帝继位者。《韩非子·外储说》云：“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 其二，夏王“启”即有卜卦中的启卦、收卦之意，我国最早的历书《夏小正》也出现在此际，可见甚重视天人关系，且属群体效应。其三，从历代封建皇朝（尤以先秦为甚）重卜筮（预测）观之，“史政”“卜政”颇有关联。如《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推策”，《尚书·舜典》“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尚书·盘庚》“卜稽”，《诗经·文王》“考卜维王”。 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是此突出者，其场面之大莫有可及。从上可见，《易》是关于“王事”即天下庶民大事的。所以，古《左传·昭公二年》载晋韩宣子语，将《易象》（易书的一种）与鲁《春秋》并称，以古代正史视之。《左传》虽有疑谲，于此则非诳言，从《易经》与《春秋》比勘便知。《易经》首“元”，《春秋》亦多处称“元年”，其“元”之义俱有“初始”“开端”意。如宋易祓《周易总义-杂卦》卷二十“初如元亨利贞，而复归于元始”。同时，二者俱有体系及主题。就体系构筑严谨而言，《易经》胜于《春秋》；就“一字褒贬”而言，则《春秋》明于《易经》。在纪事行文方面，更多有相似之处，皆精约而明晓，理顺而透澈。之后，汉班固也似沿用《左传》的说法，其《汉书·律历志》言：“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由此可知，《易》与古《三坟》《五典》《世本》及楚《梼杌》蜀《饕餮》是相类的，俱为上古纪事传史之典册。只不过限于社会发展，均有囿于地域、部族之性质。 （3）《易经》的形式特点 《易经》的特点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其一，《易》之纪史，有其载纪形式。它是按阴阳（于数为奇偶）卦爻排列组合纪时纪事的，以“ 一 ”为阳，“-- ”为阴，画卦呈形，于古无先。除二阴二阳，六阴六阳外，还可以推至九阴九阳，以至无穷。比夏历六十循环的干支纪年悠远而切实可行。另以卦爻所含方位（八卦即八方）及内容（金木水火土）言之，呈内外立体特征，显然又胜超阿拉伯数字法。如《易经》之《乾卦》，可推为数字“1”，依序而行。此《乾》卦之“乾”，还涵有阳、天、刚强之义。而阿拉伯数字“1”，是阙此特点的。 其二，《易》之纪史，有其发展特点。它先简后详，数理俱行，并与社会时代相共生。（一）初数后理，相互迭升。初为“易”数，阴阳爻画迭变，表现数字（奇，偶）变化。古卦爻数曾出现一至九（无0数），往往一卦有三个或以上数字，比较繁复。或为阴阳家简概为奇偶，终于六九，奇为阳，偶为阴，即成今通行本《易经》阴阳爻数常型。而爻卦数确定后，便循秩纪事释辞，传史明理。如《易》、《易象》《易繇阴阳卦》《易经》（出汲冢书）等，逐步完整。称《易》的，多为零散断语；言《易经》时，则已经圣人裁删，数理俱缜，成为定型典册。（二）常与社会情势相关联。中国古之为“易”，历史久悠，影响深远，即所谓“《易》历三圣”。其初起蛮夷古族，粗疏失缜，至古易国时期方臻本貌，并于春秋战国盛行，享有“《易经》”之誉称。据史料称：孔圣人常沉迷于《易》，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秦虽焚百书，而惟存《易》;汉初则置“五经博士”，《易》侪列其中。而从出土文物来看：汉文帝时期的今长沙马王堆出土汉帛《周易》及佚文，已辑成册，统成八宫六十四卦，无疑是《易》之集大成者；另晋代“汲冢竹书”亦证实，战国时已有《易经》之名，其文与《周易》略同，此事载于《晋书·束皙传》书中。如“《易经》二篇，与《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这里的《易经》，当是汉帛《周易》的来源或母本。而不论是作为战国魏王（襄王姬嗣）墓的简竹《易》，还是作为西汉王侯（长沙侯利仓及子妻）群墓的帛《易》，显然都包含有当时一定的社会情势。同样，此理也适合后来出土的阜阳汉简《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周易），上海战国楚竹书《周易》以及《易经》方面的古佚文。 （4）《周易》之名证伪 在汉以前，多称《易》或《易经》，未见《周易》书名。从最早的《易经》文本汉帛《周易》来看，应是今本《周易》的最初辑本。只可惜此书未标书名，由今考古人员拟名“《六十四卦》”，显然是通行本《易经》的全部来源。此书帛出土于妇人旁墓中，或非古人所重，从其文辞观之，似非圣贤所作，文王不可能，孔子亦不可能。其流传久悠，惟是因其古老而已。据人考究，作为人类文字起源的阴阳卦爻画，至少产生于公元前三千年。汉帛《周易》，虽阙题书名，但属《易》书无疑。盖因是常用典籍，故无需标名。但也可资佐证，《周易》之名当出现在此际之后。今普行欧美的犹太《圣经》，成书于公元前二世纪，与中国此汉帛本《周易》大致同时，其纪史决疑性质是相近的。如《圣经新约·启示录》，再如《圣经·创世纪》关于上帝“七天造天地说”与《易经·复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及《乾卦》中的“元亨利贞”，是相类近的，它们都是在探讨人类亘古以来的世界本体论。又如：中国的盘古氏创世神话（以人眼为日月，草木为毛发等），以及古希腊的盖亚创世神话，古巴比伦的马尔杜克创世神话，美洲的施舍神创世神话等，亦是如此。只不过《圣经》重“启示”；盘古氏，盖亚，马尔杜克，施舍神俱重“感应”。《易经》则是它们的扬弃：.在反思过去，注视未来，以科学而精微的方法立足现在，综观本体的。这也许是最初人类的共通感所致吧？其年代自然是弥久得莫可说了。将《易》断于周代，谬妄显然。或因《易经》古悠，年代莫辨的缘故，汉帛《易经》终未能以“《周易》”名之。 《左传》《国语》《史记》或涉《周易》。如《左传·昭公五年》“庄叔以《周易》筮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但《左传》多有疑义，为汉人托撰。一因《春秋》著者孔子与左丘明几乎为同时代人，何须为解释之煌著？二是《春秋三传》中已有《公羊传》《谷梁传》确证为汉人撰作，作为“三传”之一的《左传》，该是逋离不了汉儒杜撰的巢窠。《国语·晋语》载司空季子言《周易》，引其经文与晋文公重耳对语。但《国语》亦有传为左丘明撰述的，或因古人常以隐遁，托圣贤之名的缘故。故也是有问题的。明确出现书名“《周易》”的，还有汉司马迁“文王拘而演《周易》”（非出《史记》）。贯连其文辞上下，疑为后人之衍文。因演“周易”之“周”，本义与“周全”“演绎”相仿。故东汉经学家郑玄《易赞》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也”。退一步言，即使汉司马迁提及的〈〈周易〉〉不是衍文所致，也极有可能指筮龟，占卜类古《周易》，非指今本《周易》即《易经》。而通观先秦诸子典册，言《易》者多，鲜有见《周易》一名的。其内称有《周易》或将《周易》与《易经》等同的典籍，均多有后人伪撰的嫌疑。 （5）《周易》初现于西汉末 单从汉以前诸典册中未见《周易》之名来说，今本《周易》为西汉末刘歆诸儒所撺无疑。主要有两点：一是改换书名，偷梁换柱，将《周易》替换了《易经》。二是今本《周易》经传分歧大，与汉帛《周易》亦多有出入。 我们知道，汉儒遵奉孔孟，大造经学，尤其是王莽“新朝”为巩固其僭逆统治，自比周公，实行专权，大肆复古倒退。其地名俱要复古，其书册改易者自然不在少数。班固《汉书·王莽传》言王莽新朝时，“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又言“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其乱相可见一斑。刘向、 刘歆父子当是这方面的干将。在他们辑佚的众多古书中，有《山海经》《周礼》。而“三易”之名始见于此二书中，“三易”即连山、归藏 、周易。《周礼、春官》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日连山，二日归藏，三日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又曰“筮人掌三易，以辧九筮 之名，一日连山，二日归藏，三日周易”。古《山海经》言“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日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日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日周易”（宋朱震《汉上易传》）。这里的《连山》也好，《归藏》也好，《周易》也好，仅是一种占卜方式，各有分别。就像占卜不同于筮龟一样，其与主涉纪史性质《易经》是不能侪并的。况《连山》《归藏》早佚，其内容不得而知。刘向撰的中国第一部书目《七略》，只有《易经》名谓，凡五家：即鲁商瞿子木，梁人丁宽，京氏，费氏、救氏。亦并无《周易》一书。而刘歆《七略》虽有《周易》一书，但列于全书末后的筮龟类，全书三十八卷，内容当是庞杂的。于《易经》则不然，它赫然列于全书首端，仅十二篇，内容是不甚多的。可见，《易经》与《周易》不是同一本书，二者悬殊甚大。又若《周易》是《易经》的话，当为古要典，而作为古要典，刘向尚不予撰录，其子刘歆为何兀突冒出之？其中定有蹊跷。古占卜类《周易》内容已佚，代之以《易经》（约春秋战国时成书？）内容。也就是说，今本《周易》书名是占卜类，内容却是《易经》的，被人调了包。因经手人颇杂，今本《周易》经传俱有褫改，其整书卦序混乱， 叙事欠连贯性，逊于汉文时的汉帛本《周易》。暴露了辑编者的粗疏不经，致使以后的《易经》与《周易》相互混淆，开紊乱经典之始，并一发不可收迄。故《易经》不是《周易》，《周易》充其量也不过是《易经》的庶出品而已。 其实，历史上人们怀疑“三易”的呼声甚高，认为其是伪造。如清顾炎武《日知录-三易》云“《连山》《归藏》，非易也。而云《易》者，后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道出了其伪托性质。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引邵博语云“《连山易》意义甚浅，其刘炫之伪书乎？”，大发叹疑。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晋二书（指《连山》《归藏》）至晋隋间始出，而《连山》出于刘炫伪作，比史明言之。度《归藏》之为书，亦此类尔”，直书其伪作实例。或说梁元帝萧绎“著《连山》十卷”，《金楼子-著书篇》《注》“（梁元帝）躬亲至削，极有其劳”，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亦云梁元帝萧绎“著《易连山》”，《新唐书-艺文志》载之，但后之《宋史-艺文志》即不录，当有疑伪。指出《连山》《归藏》伪托者还有：齐梁刘勰《文心雕龙》“《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弊十日，常娥奔月”，《隋书-经籍志》“《归藏》三十卷按晋《中经》有之，惟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归藏》伪妄之书，非殷《易》也”，宋《崇文总目》“汉初有《归藏》，似非古经，今书三篇，不可究矣”，宋《中兴馆阁书目》说《归藏》“今但存《初经》、《齐母经》、《本筮》三篇，文多阙乱不可训”，元吴莱云“《归藏》今杂见他书，颇类《易林》，非古《易》也”（引《经义考》），清皮锡瑞《经学历史》“桓谭《新论》曰《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不应夏《易》数倍于殷，疑皆出于伪托。《连山》刘炫伪作，《北史》明言之，《归藏》虽出隋唐以前，亦非可信为古书”。而宋儒李过“六十四卦不在文王时重，自伏羲以来至于夏商，其卦已重矣”（《西溪易说》）以及宋易祓《周易总义》卷首云“伏羲所画八卦重之为六十四”， 俱质疑“文王作《周易》”。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此观点则更为分明，不逊于宋儒。认为古《三坟》（以其《山坟》为《连山》伏羲氏《易》，《气坟》为《归藏》神农氏《易》，《形坟》为《乾坤》即《周易》黄帝《易》）为“古来伪书之拙，莫过于是”“伪中之伪”“伪伪相依”。今学者余永梁说“其实，所谓真的《连山》《归藏》，亦是汉人伪作”（《周易论文集》（一），北京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今易学专家张政烺则从现今出土殷墟甲骨所发现的“数字卦”出发，更排除了文王作《周易》的可能性（《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以上种种列举，可见“三易”的伪托之声渲传至今。而作为“三易”之一的《周易》，既始属卜筮类，又为伪托，自然难上典经，或只能在卜筮术数中徘徊。 《易经》与《周易》混淆不清，其始作俑者仍是西汉末刘歆，如《山海经》《周礼》中的“三易”说，是颇能愚弄后人的。其影响之深远，恐怕连刘歆自己也万万想像不到。刘歆，又名刘秀，出身于书宦世家，大学者刘向是其父。阈于御用文人的惯态，刘歆为迎合王莽专权，曲意为之，是可能的；王莽为其政治目的，成为幕后驱使人，也是可能的。如在捡编古代典籍时，他们将古时纪载职官的典籍名为《周官》，继而又改为《周礼》，其态度是很不严肃的。仅单涉职官事尚可谅，但将世本，通史性质的《易经》调包成《周易》，或当作卜占筮龟类，或引作周朝断代史，其缪妄昭然。虽然，在刘歆那里，“三易”之《周易》也可能不是特指古《易经》，而是指其《七略》中的筮龟卜占类《周易》，《易经》是“经”。《周易》列入卜筮类，也很明确。但“三易”一名的出现，为后人提供了混用歧径，亦难辞其咎。刘歆此门一开，不可掩阖。为避开此类缪妄，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仍复称《易经》，《周易》只是卜筮书。如在其《汉书·艺文志》书目之首即称“《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易传·周氏》二篇”。又言：“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但是，受西汉刘歆“《周易》书目”的长期影响，在以后的易学家中，有称“易”的，有称“周易”的，多把《易经》混同于《周易》。如魏王弼首撰《周易注》《周易略例》，晋韩伯康还为之补注。继是《隋书·经籍志》，首引书名“《周易》”的多达十几种，且俱是《易经》内容，术数《周易》另置别处。尤其是唐代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影响中国以后历朝正统。虽然大儒朱熹或许有此感，其《易学启蒙》就不署《周易》名，现在通行的《周易本义》，初版还是《易本义》。但由于混淆滥觞，无能阻其势。如封建朝廷巨编唐《通典》，宋《崇文总目》、《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通志》，元《文献通考》，清《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经义考》、《皇清经解》，民国《百衲本二十五史》、《四部丛刊》、《辞海》等等，尤以一些书目类丛书为甚。它们虽均置“易”于经部首端，但多将《易经》与《周易》混淆。无可否认，以《周易》褫换《易经》，遮蚀了《易经》原义原貌，致使后来的研究者多生纰谬。 （6）《易经》为上古史箴。 《易经》并非《周易》，《周易》或仅是《易》书中的一种，却是不争的事实。把《周易》当作《易经》，不是不知原委，以讹传讹，便是别有用心。根据通行本《周易》，其是否在周朝已成书典，是否为周人的占卜纪事辑录，尚有重大疑窦，史上争议颇多。 仅从今本《周易》原文上看，多是关于上古开化的规箴纪事，非关姬周。其于商代诸先贤的史迹故事，最为突出。如圣贤箕子，功臣康侯，高宗伐鬼方等。当然，文王姬昌被拘羑里七年，有的是时间；于朝歌京都，有的是图著书册可阅。在枯燥乏味中寻些益智之事，是可以理解的。观商代卜辞，有署辞验辞诸环节，无有卦爻顺序，而《易》则有卦爻顺序并反复其道。通行本《周易》的功绩是揉合了以上二种形式，将纪时、纪事有机统一起来。但是，文王推绎术数易学，研习其方法技巧，是可能的，至于撰作《周易》与《易经》，尤其是《易经》文辞，则实无确证。 其一，文王囚羑里，演卦爻事，是在前商代纣王时期，非在周代，是铁证。间或有涉周之事，亦为后人臆为。 同时，其二，文王早年躬耕历山，识文不多，但因其行事“决平”，于基本的古阴阳二卦爻当是知晓的，其于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并无不可能之事。如汉王充《论衡-正说篇》说“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但也仅是规正卦画而已。 其三，通行本《周易》内容庞杂，卦爻古奥，其文辞之艰晦，有甚于《尚书》《春秋》，显非周文；况身陷商王朝囹圄，为本诸侯国撰写史纪，讽议朝政，是不现实的，稍有不慎即加受诛罚。以文王的素慎为人，焉敢如此为之履险赴难？ 其四，其恰合古周历闰年，当是六阴六阳的变化数之巧合，并不能作为专指周朝时期作品的证据。因为设闰历事并非周朝首创，在《尚书·尧典》中即有“闰月”的记载。 所以，只能说是周文王并非原创地利用了《易》之卦爻推绎归类法，而《周易》也只是选载了商以前之史箴，反映的是历史的 承传相沿关系，非指周朝即某一个朝代的断代史。将《易经》贸然标上周代字样，诱误后人以为《易经》仅产生于周代。故而，《易经》是《易经》，《周易》只能算是《周易》，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只不过说明在周文王时代，《易》书已较完备，易学已较发达罢了。 （7）结论： 综上所言，《周易》之名，始于西汉末，其前俱名为《易》或《易经》，今本《周易》之名实有误舛。《周易》原为古卜巫术数书，其书名首出于西汉刘歆《七略》蓍龟类中，与《易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天，《易经》已成为中华古文明之标志，早成古则，擅将《周易》妄冠于《易经》，有贬经之嫌，谬妄颇甚。更由于长期处在混淆《易经》与《周易》之致命错误里，致使卷帙空前，以千万计的易学文著价值顿跌，几成尘芥。故今通行本“《周易》”之名不妥，名不付实，损害莫大，后果莫测。为此，亟当以“《易经》”正名之。盖仅为个人政治目的，是于史无补的。其时，中国罹经兵燹，至西汉末能撷古彦文，以承大义，是一大进步。但如果为了小集团政治利益，恣意私为，妄自篡典，剜却真义，则必定遭到历史的鞭笞！ 二，《易经》与出土文物 （1）引言 现今“易学热”正逐渐兴起，使《易经》（《周易》非《易经》，本人有专论）这部“群经之首”得以弘扬光大。但人们于何为《易经》，《易经》的产生渊源何在，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周易》并非《易经》，但《周易》离产生《易经》时间较近，可以在此发见《易经》的某些端倪。据笔者从我国已发掘出土的文物简帛《周易》、古战国楚地易占卜筮散简、以及光绪年间刊刻的某《易氏族谱》所载“易国”问题并前辈先祖们的传述等，对《易经》进行了综合考察分析，窥知《易经》的来源经过有新论。 （2）从《汉帛周易》看《易经》起源 公元1972-1974年，湖南文物考古队在长沙市马王堆乡分两次发掘了西汉古墓群，其出土文物及古女尸，轰动了全世界。而三号墓出土的多种帛书，从文字上为我们撩开中国遐古文明的神秘面纱馈来了盛宴，意义颇为重大。尤以帛书“六十四卦”（为当时考古人员所拟）《易经》及卷后佚书，发亘古所未闻。但是，它的重大价值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不管是当时或现在。如将帛书“六十四卦”公诸于众（载1984年《文物》第三期），就化了十余年时间，真可谓姗姗来迟。再如，对“帛书六十四卦”的专门研究者，寥寥无几，且多是耄耋穷经者，新起者乏人。殊不知，在《长沙马王堆汉帛周易》（简称《汉帛周易》或《汉帛易》）里，我们可发见密集的易学信息载量，窥知易学史上久缠不清的《易经》.起源问题。汉帛《周易》的出土，是《易经》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为“易学”爱好者带来了福音。 汉帛“六十四卦”即《帛书周易》（按现今惯称），全书分八宫64卦，共4934字，加上《易传佚文》总22000余字。内容与今通行本《周易》大体一致，惟是在字体、卦名上多有不同，异体字甚众。据人统计，《帛书六十四卦》或《帛书周易》，共64卦，其卦数与通行本《易经》同。卦名与通行本同者29，异者35。帛书卦辞（不含卦名）64条计636字，阙损35字，与通行本不同的有81个。帛书爻辞共386条，计3444字（不含《乖。九二》复出之“无咎”二字），与通行本不同的字771个。粗看差别是很大的。其中八宫六十四卦，“乾”与“键”互通，“ 羿”字不见于古今文字等，都是颇为明显的。这也是《汉帛周易》的独特之处。而由于这些异体字的存在，为我们研究《易经》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通径。从这些异体字看，显然与楚文字有关，有些优于今通行本《易经》。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帛书周易》出土在中国南方（湖南在古楚域），而是从其文字自身所传递的信息载量而言的。 以下就此考察分析之。 其一，先看卦名。马王堆《帛书周易》首卦为《键卦》，卦名有异，在通行本里为《乾卦》。“键”，“乾”一音之转，形体相似，意义相类。“键”，关键；“乾”，天。俱有至尊至重之义。如宋代易祓《周易总义》卷一《乾》云“《周易》以乾为首”（见《钦定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三》）。但是，正如湖北王家台《秦简周易》将今本《易经》的首卦《乾》改成《天目》一样，其区别也是存在的。至于为何有此区别，我们认为，首是南北语音方言的问题，为传述习惯所致。另外，古楚地多有崇忌，“天”是苍穹，冥空，于古为上尊，有特殊避讳。如在古楚地常有的卜筮活动中，男女级差大，男曰觋，女曰巫。这都表明，楚地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点。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原因，致使《易经》首卦有此文字歧分。严格地说，其歧分又是不小的。作为中国古代经典，不应生此类歧分。虽然地分南北，总超不出华夏方域的。据考证，此汉帛《易》为西汉文帝时期，时中国已统一多年，习俗文化总体应是相容的。出现这种情况，其中必定掺杂了个人行为。因古汉墓群尚侪列侯王夫人“辛追”墓，除有男女区别外，还有汉时等级观，个人习惯爱好等因素存在。所以，避讳“乾”为“键”，且书于古《易经》首端，烙上了个人特点，是不足为奇的。而将“乾”改为“键”，虽是个人行为反映，但也有独到之处。它道出了《易经》历来重视关键时期、关键点的变化主旨。其“乾”为天，表自然外在；“键”为关键，为观念内在，二者是互补的。用句常话来概括，是理论实践的统一。或许我们可以缘此寻觅出古《易》之真正缘因。但这样与典古标异，古今罕见，说明“辣妹子”“湘军”于史上即能敢为人先、勇于挑战，不愧为“惟楚有材”的美誉。 其二，在爻辞语词使用上，时显其优。如《帛书易经》之《蛊卦》“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凶”，是适合人们通常观念的。而今通行本《易经》于此则无“凶”字，意思是完全弄反了的，不切合社会实际。又如《帛易》之《键卦》“元享利贞”，在今通行本《易经》里为“元亨利贞”。“享”“亨”义意有别。“享”，今为享受，欣赏。《唐韵》《正韵》“音响，献也，祭也”，《礼记-曲礼》“五官致贡曰享”，汉孔安国释为“奉上之谓享”，《左传-成公十二年》“享以训恭俭，宴以示慈惠”，又《韵补》“许扬切，音香”，如《诗经-小雅》“是用孝享”，《前汉-郊祀歌》“庶几宴享”。其总义与祀祭之肃穆庄重场所有关，适合古代筮卜占仪。而“亨”，今为亨通、顺畅。《广韵》《正韵》“音哼，通也”，《易传-文言》“亨者，嘉之会也”，与今“亨”义同。惟在古语法之通假时，方有“享”同义。而古之“亨”还有“哼唱”“哼吟”意，显随便意态，而为之在古卜筮庄重场合上（多系政事）则不妥。故《汉帛易经》用“享”，优于今通行本《易经》用“亨”。 其三，至于帛书“八宫六十四卦”特点，有分门别类，综合成体的优点。其“八宫分卦法”，与汉时《京房易传》“八宫”“八纯”显然是相承的，主要是显示“六十四卦画”的体系性条理性，以少系多，以点带面，便于人们阅读理解和保存。就卦别来说，这种卦别分类法，应该说是先进的，比今通行本为尚。据《左传》《国语》，在春秋孔子时代，孔丘于列国讲《易》，并未载述此“宫卦易”（暂名）。作为文化名家的孔圣人，他的讲稿是当时通行本《易经》，只是其主旨有所侧重。又由于当时各地王侯盘踞，思想纷杂，故在楚地讲授中，孔子受到多方质疑，出尽了洋相。如帛书中的《昭力》，《繆和》篇，即有此类载记。表明当时的中国南方亦有一派“易学”思想者，《汉帛周易》或是其中一种。 其四，在帛书中，还有一个特别发现。如“X”（上羽下非）字，新颖独异，含金量颇高。它仅出现一次，帛书《键卦》“九五，（上羽下非）龙在天。”此“X”（上羽下非）字不见于古文字 ，也未流传下来。按：（一）“X”（上“羽”下“非”），根据象形字组合特点，其义有：忌戒飞翔即不切实际。后句是“利见大人”。因为好高骛远，浮躁虚高，应及时讨教硕识者。否则，“九六，抗龙有悔”即有后悔的产生。这或许是“楚人多疑”俗语的一种反映吧？（二）帛书“X”（上羽下非），与“羿”形近，当属误笔或通假。“羿”为上古神话“羿射十日”之“羿”，曾膺任古尧帝大臣，有“箭神”之誉名。“羿”（夷羿）的家世阙史载，或传为今“易姓”先祖。现山西长冶市老爷山尚有“羿神庙”。西汉司马迁《史记》无他的载记，或因 “后羿篡夏四十八年”缘故。但在左丘明《国语》孔丘《论语》里却时有涉及。如《左传-昭公28年》“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论语-宪问》“羿善射”。又如《山海经-海内经》云“非仁羿莫能上”，“羿”变成了“仁羿”，有仁义道德之风。秦《吕氏春秋-勿躬》亦云“夷羿作弓”，汉王逸《楚辞注》云“尧令羿仰射十日”，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称“帝羿”。可见，“羿”实有其人。又据楚地温湿，树高丛密，便于飞鸟以及“羿”字形状等综合析之，“羿”当为多鸟纹身的夷蛮酋领。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羿，羽之羿风，亦古诸侯也，一曰射师”。南楚温湿，能激活发散人的思维形态，推绎数字，发掘奥趣是其社会生活之一。作为人类最早使用数字排列组合法（卦爻数变化）的《易经》，由此初显端倪。后来，“羿”为古尧帝所伐，退为使臣。又因南方楚地潮湿多疫疾，其族群部落北迁至易水之滨（今河北省易县一带），建立古“易国”。《易经》累载征战、迁徙即指此。最后，该族群赅定《易经》主纲，并臻完了《易经》的漫漫历程。 （3）从《楚竹书周易》看《易经》起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简称《楚竹书周易》或《上博易》《楚简易》），出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三），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版，《楚竹书周易》是全部四篇中的首篇。据说是目前我国出现最早的《周易》，比《汉帛周易》还早一百多年。惟因它是1994年间上海博物馆斥资从香港文物市场的购藏品（亦有捐赠）之一，同《清华大学藏简》一样，尚存在真假问题。有说是来自湖北的，但无确证。据上海权威机构科学测试与分析，此购藏文物为战国晚期楚国贵族的随葬品，非赝品。其已购得的竹简文物即随葬的楚竹书，总体保存尚好。竹简长度23.8-57.2cm,宽度0.6cm,厚0.1-0.14cm。现有1697枚，字数约35000个。《楚竹书周易》是其竹简文物中的检辑之一。 关于《楚竹书周易》的竹简，共58枚，涉及今本《周易》（《易经》）34卦内容，共1806字，还有25个卦画。其卦画以“八”表示阴爻，与阜阳《汉简周易》、长沙马王堆《汉帛周易》（均以公布名）一致。与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 人”为阴爻、今本《易经》“--”为阴爻相异。这是《上博易》一个甚为重要的特点。从爻形上看，《上博易》的阴爻符号优于通行本《周易》，比《秦简归藏（周易）》、今本《易经》更具意义。阴爻“八”之形，示二人相携共行，但并不直接接触、纠缠，保持一定距离，各有相应的独立和自由，当是指神感意通、心领神会的一种交往方式，显然是高层次的沟通；其形上扬，则是指人的进取精神表现，反映了一种交往憧憬或于自身的希冀，是贴切合理的。而阴爻“人”则无有这些意义的，“人”形纠结，不能自拔。阴爻“--”虽然有阴爻“八”的某些含义，但阙欠进取的一面，仅平等对待而已。故《上博易》当是一种比较优秀的《易经》作品。根据社会进化论原理，古《易》至少是在人们至今推崇的上古“禅让制”时期雏生，男女有别，亦是社会发展与文明的有力表现。不过晚于日月交替、阴阳调和（“易”字之本义）概念期。因为，人们首先是从征服自然界开始，在自然界反思自身、异化自我的。也可知其作者（或抄写者）文明程度高、悟识能力强、社会等级也相应地定位在上层。所以，《上博易》被专家鉴定为战国晚期楚国某贵族的墓中随葬品。 除阴爻“八”的特点外，文物《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还有以下特点： 其一，《上博易》原竹简有六种红黑符号，相间而用，属首次出现。其首符在首简，置于卦后卦辞之前；尾符在末简，置于该卦最后一字之后。尾符有空白，不续写下一卦的内容，每一卦有独立性。这六种符号与《上博易》的卦序究竟是否有关，有何思想观念上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按：“红为阳，黑为阴”来说，是正与反的对立和转化，应有佛教生死轮回的观念存在，其时正值古印度孔雀王朝时期，即所谓佛教极盛期，因问题较复杂，待以后详考。此就红、黑“易学观”谈谈。如《易经-说卦》“乾为天，、、、为大赤”，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汉虞翻《注》“太阳为赤”，又引北朝崔觐“乾，四月，纯阳之卦，故取盛阳色，为大赤”，这是说“红与阳”的关系相近；《易经-说卦》“坤为地，、、、其于地也为黑”，李鼎祚又引崔觐“极阴之色，故其色也为黑矣”，这是说“黑与阴”的关系相近。故唐孔颖达《周易正义》说“乾为盛德之色，故大赤；坤为极阴之色，故黑”；清李道平亦说“极阳色赤，极阴色黑”，这是联说它们的对比相应关系。从以上看，用颜色来喻比阴阳，尤其是红、黑，给人们带来了对社会人生深深地遐思，其思想是有一定深度的。另外，采用红色缮《易》，与殷商甲骨卜辞出现的硃砂红现象，当有承接关系，如果能证实的话，又可见其源远流长。在战国楚地即能产生如此这般的象数易学观念，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上博易》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亮点，一烁思想火花。 其二，《上博易》在战国楚地埋藏了两千多年，是目前最早的《周易》本子，比《汉帛周易》要早一百多年。虽然存在时地差异问题，但在文字语气表述上，与今本《周易》《汉帛周易》是相同的，俱是由卦名、卦辞、爻题、爻辞组成。而《上博易》所说之语式，与甲骨文、金文、陶文涉《易》材料有相似处，内容有相补效用。其出现的异体字，则表现了它的独特点。如《汉帛易》今本《易经》之“无咎”，《楚竹书周易》均作“亡咎”，为甲骨文卜辞中出现的“恒语”，可见它的承传久笃。南宋朱震《汉上易传》解“无咎”为“本实有咎，补过而无咎”，是符合殷商甲骨文卜占本义的。又如今本《易经》“无妄”，《汉帛周易》“无孟”，《史记》引作“无望”。《楚竹书周易》则作“亡忘”，由于音转问题，“妄”“孟”，皆是“忘”的通假字，而“忘”于语意上更为直接明白。再者，“忘”字有“心”，察在本质，情趣不低，较准确地反映了卜筮者也是要常持内敛内涵的心态，深察社会人生。故司马迁于《史记》中亦多次赞评卜筮龟策者。 其三，另外，《上博易》还有不少独特之处，例举如秩：一是句子简洁，而《汉帛易》今本《易经》俱有增益。二是造字形象，如《上博易-旅六二》“旅既、、、” 之“旅”，“旅”下有“足”旁，其意更显；而今本《易经》《汉帛周易》《阜阳汉简周易》俱为“旅”，组合语意要逊色些。“井卦”之“井”，《易》之今本、汉石经、汉帛、帛易系辞、阜阳汉简、传本归藏、秦简归藏等俱同，惟《上博易》“井”下有“水”，但更贴切真实。今易、帛易、汉简易在《豫卦》《比卦》皆为“三”，而惟《上博易》作“晶”，《说文》释为“参，商星也，从晶”，“参”，《广雅-释言》“参，三也”；而“商星”即“心宿”，盖为“於伯迁商丘”（见《左传-昭公元年》）的原因。《左传-襄公九年》“心为大火”，《星经》“心三星，中天王，前为太子，后为庶子，火星也”，为二十八宿之一，苍狼七宿第五宿，有星三，即天蝎座σ、α、τ，《诗经-绸缪》“三星在天”，即指此“三星”，宋朱熹《传》云“三星，心也”，指“心宿”。 其中有“天王”，英文为“Antares”,一等星，色赤，《诗经-七月》“七月流火”，为此星。故“晶”与天文学有关，其主火，符合古楚地祭祀祝融火神的传统习俗。而“晶”字形又有“三个白天”的含义在内，明光闪烁，赤热异常，近火；“晶”“心”形似且“晶”为水之精华、“心”为人之主志，义意相仿。这都说明《上博易》中出现的“晶”字，意义非常，不是随心所致，实与自然天象有关。同时，亦符合古《易经》是“日月为易”、“纪时纪史”的产生缘由。三是《楚竹书周易》只有“经”，没有“传”，说明古时“经”与“传”是分开的，各自独立成篇；另外，“经”是本，“传”是末，但“传”能帮助理解“经”，不用“传”，仅置“经”，又表示墓主易学水平是较高的。四是今本《易经》《汉帛周易》俱避汉高祖刘邦之讳而将“邦”改为“国”的，《楚竹书周易》则无此，可以推知《楚竹书周易》早于《汉帛周易》，亦属其特点。五是《楚竹书周易》还出现了“九六”数词，则直接证伪了先秦无“九六”之称的论断，于学术颇有裨益。六是“匚”的出现，将《易经》的“上下经或篇”之争进行了中和。古《易》称“经”极早。如汉班固《汉书-费直传》云“徒以彖、象、系辞、文言十篇解说上下经”，《汉书-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汉《礼记-经解》“洁静精微，《易》教也”，可见持《易》为“经”不少。而在经、篇分数上，亦多疑歧。汉《易纬-乾凿度》云“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为上下，象阴阳也。夫阳道纯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阴道不纯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子夏易传》，称上下篇，说古无“经”字，“经”字为后人所加。《汉书-艺文志》亦称上下篇。汉《孟喜易》则称上下经。宋项安世《周易玩辞》“《易》之称上下经者，未有考也，以《序卦》观之，二篇之分，断可知也”。而“匚”的出现，可解此争。《说文解字》读“ 匚”为“方”，用“方上方下”以别上经下经，上篇下篇。使易学史上长期串演的“经”、“篇”之争，于此纷疑冰释。如此等等，不一枚举。 以上我们分析了《上博易》诸问题，成熟、文明程度高是其主要点，其地其人或当久悠薰受古《易》正宗之风。如有表示人与人之间文明、和谐交往特点的阴爻“八”的出现、六种红黑符号的交替运用及语辞简洁、造字形象等，表现了其易学水平之高，为侧面说明古《易经》起源于中国南楚，臻于北地易水且只能产生在上古“禅让制”鼎盛时期的论断提供了新证。 （4）从《汉简周易》看《易经》起源 《汉简周易》是指1977年7月于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周易》资料。墓主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汉文帝15年即公元前165年下葬。二号墓有二十八宿圆盘，六壬栻盘，栻盘架盘，太乙九宫占盘，竹简若干。竹简内容有《苍颉篇》，《诗经》，《周易》，《年表》（上迄西周下迄汉），《大事记》，辞赋。其中《楚辞》，《刑德》，《日书》数百片，在睡虎地，马王堆出土过，其文在《孔子家语》，刘向《说苑》《新序》里有见。 关于《周易》的有三百多碎散简片，其中有今本《周易》六十四卦中的40多卦，与《上博易》一样，无《乾》《坤》二卦。简片中有卦名、卦辞的91片，有爻辞的60多片，每爻辞间有圆点断开。属筮卜类的《周易》.类，超过752片，计3119字，经文1110字，卜辞2009字，有卦画的5个（大有、林、喷、大过、离），存在有卦爻辞的221片，分属52个卦，残破特甚，原卦序无法复原。卜占顺序是卦名、爻题、卦题、卦辞、爻辞等内容，以“八”表示阴爻。阜阳《汉简周易》的特点是：一是在卜辞后有问具体的卜辞，卜辞语气与马王堆、秦简日书所占卜的辞类似。其格式是：卦画写在简上端，下空一个字格写卦名，后书卦辞。即卜辞、爻题、爻辞、卜辞、0、爻辞。题前有圆点隔开，卦爻辞与卜辞之间无明显区别，仅在卜事前加一“卜”字。具体步骤是：。（圆点）、爻题、爻辞、卜某事吉或不吉、卜某事吉或不吉。二是异文多，与今本不同的卜事之辞达400多片，可作勘校之用。阜阳《汉简周易》的卜辞虽很残破，但可看出是分段抄写的。爻辞与爻辞间也不独立，而是连抄，只有一圆点隔开。每条卦辞和爻辞后都有卜辞，卜辞与爻辞无隔断符号，大多以“卜”字起首，也有用“以卜”起首，亦有不用任何符号直抄，卜辞事项非一条一事，而是多条多事。三是《汉简周易》还无时间、占主、占者，因整体的所作简筮，年月如在，便于查考验证。抽样时，占主更带有普遍性。但由于这些筮简零乱，时地有碍，编这样的本子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故其成书断定在战国秦汉之际存在。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周易）》与阜阳《汉简周易》一样，都是经过编纂的。四是阜阳《汉简周易》内容丰富、涉及面广，颇似一部百科全书。有天气晴雨，有劳动田鱼的，有卜人事的，有卜军旅的，有卜生老病死的，有卜婚嫁儿女的，还有术官、居家、举事、君王、大臣之卜。由于内容过于宽泛，也反映了它不完全属于某一个人的，当杂有他人的卜占资料。 从阜阳《汉简周易》原文内容来看，还有如下诸特点： 其一，《汉简周易》的卜辞部分是其主要特点。在通常谭《易》里，只有卦爻辞，即筮辞部分。但《汉简易》则在其前部分后面加上了卜辞部分，由此构成了对前者的解释形态。这在《汉帛易》《上博易》《秦简归藏（周易）》以及其他散杂卜筮简牍里是没有的，可谓别具一格；而其有助于人们对古传筮义的理解，则又可谓之为独领风骚。《汉简周易》的这类卜辞，现存2169字，是今本《周易》的三分之二。这些卜辞衔接在卦辞、爻辞之后，与经文（筮辞）没有多大区别，有的仅在卜问前加个“卜”字。我们知道，《汉志-六艺略》载“《易经》十二篇”，是就典经方面说的。而《汉志-数术略》则谓“《周易》三十八卷，《於陵钦易吉凶》二十三卷，《大次杂易》三十卷”等属于筮龟家的《易》。《汉简周易》《秦简归藏易》，亦俱属此类。由于古卜占难明且夹杂占者主观意念，问占者只好古为今用，自己加上解释或喻比于自身实际，显然不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的。这即是《汉简周易》卜辞部分的由来。为便于理解，兹以数例释之。其一，前加“卜”字的。如《汉简周易》之《大过》卦“橦侥，利用（悠）往，亨、、、卜病者不死，妻夫不相去，不死。”又如，《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卜子产不孝，弗、、、”这是一种前加“卜”字的。“卜”字以前为筮辞部分，后为卜辞部分，后者是前者的解释，用一种哲学语言来表示即具象的说明。其二，前不加“卜”的。如《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以卜大人，不吉。”又如《离》“利贞，亨，畜牝牛，吉。居官及家不吉，罪人不解。”虽然前无“卜”字隔断，但依然能看出筮辞与卜辞的区别，卜辞是筮辞（经文）的注解。用既已编定的卦爻辞（卦爻辞是以往的筮辞），或《周易》编纂的教训史箴，在《周易》卦爻辞下直接书写卜辞，可有验证的作用。 其二，《汉简周易》卜辞部分的学术意义甚大。南宋朱熹说“《易》本卜筮之书”（《朱子语类》卷六十六），道出了人们的普遍感觉。但古代卜、筮各有分别，至先秦即已不厘。《汉简易》的出土，则说明卜辞是筮辞的注解，表明了二者的关系。筮辞部分是对筮占的记述，卜辞是对龟卜的记述。但人们对卜与筮是什么样的关系，曾不甚明了。《汉简易》则释解了这个难题。故有学者说“古人求神灵决疑难，往往龟卜筮占相辅为用，包以兆卜，筮以象数定吉凶，它们之间必然有相应的的连带关系。可惜筮卜关系已经失传，《阜阳汉简周易》可聊补这方面的不足”（《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韩自强著）。另外，据汉世相传的文献看，“卜”字后来非指进行龟卜，而演有占断、推测的义意，故可以省略。由此又表现了“卜”字本身在古汉语史之社会习惯变迁轨迹，为古汉语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在二号墓出现的二十八宿圆盘、六壬栻盘、太乙九宫占盘，则说明其卜筮条件好、水平高，且涉及天文（二十八宿）、地理（六壬），与上古《易》初起自然界、探讨自然界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其三，《汉简周易》的出土与编辑出版，是今天“易学”的新发现，尤其是卜辞部分，影响将是深远的。近有人在甘肃敦煌的汉简占书中，发现了与阜阳《汉简周易》性质相类的情况。即在卦爻辞后，并接抄有具体卜问事项之辞。这只能说明阜阳《汉简周易》的流传、散佚。因为敦煌藏简甚迟，且多是内陆“走西口”“下南洋”谋生发财们的“作品”，当然，也说明这种《汉简周易》作用大，流传范围广。而有人将《汉简周易》当作云梦出土秦简《日书》类的，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已经知道，古《易经》从自然界（天地日月阴阳）变化角度，产生文字文明，后则别分。其纪时的当是《日书》，汉《史记》即有《日者列传》。其纪事推理的是卜筮，汉《史记》同样有《龟策列传》。秦简《日书》是重在纪时纪事的，是一种自然记叙行为；卜筮则是具含事理的预测实践行为，虽因条件限制，有误导歧见，又容易使人生偏见或因可能揭人短而有憎恨者。二者虽然同出于古《易经》，但是仍然有很大的区别，不宜在此过分纠缠。至此，我们还认为，在筮辞经文上，以卜辞作解释，甚至验证，其现象与《易经》自有《易传》一样，这是一种学习方法上的更新问题，其释义有是与否，聚群有大与小等区别，可以更好地理解经义。这是一个好的特点，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易学”范例，是值得研究的。而或因《汉简周易》（特指卜辞部分）与社会生活实际联系紧密（几乎到了就事论事的程度），古《易经》方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并流传到今天，影响亦如此之广大。 （5）从《秦简归藏易》看《易经》起源 《秦简归藏易》，是指1993年3月湖北省江陵荊州镇王家台十五号墓出土的易占类辑编。从随葬物看，十五号墓主或是侯王级别的吏臣。墓中共有竹简813枚。字体为墨书秦隶，考为秦朝晚后时期文物。内容有《归藏》（易占类）、《效律》、《政事之常》、《日书》、《灾异占》等。《效律》96枚，与《睡虎地秦简》之《为吏之道》基本相同。前者对校对后者顺序有重要参考作用。《政事之常》65枚，利用图表形式铨释，类似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一段话，对校对、理解《为吏之道》有关文字以及探讨秦代政治思想与五行学之间关系均具重要意义。有关《日书》竹简量最多，多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相同，可为勘比。《灾异占》简不见其他《日书》资料，与《京房易传》、《易飞候》文字肩似，内容可弥补秦时地方社会习俗、自然天象等史料不足问题，其与《易占》当有一定的关系。 其中涉及《秦简归藏易》的竹简共394枚，其中有《归藏》编号的易占简164枚，约4000余字。但简体残破，顺序难定，未能拼凑成一个整简。其为六画别卦，共有七十种卦画，重者十六，尚有五十四种。卦名七十六，重者二十三，实际五十三。卦辞亦有重复的。下面就它的相关特点分析一下。 其一，《秦简归藏》，作为一种古《易》，主要表现在它的“易占”简方面。“易占”体例，以《易卦》开头，后是卦名及解释辞。它以“一”表阳爻，“六”“八”形状表阴爻。由于年代久远问题，可辨识的有50余个，其中有重复的卦画卦名，所见卦名多与传本《归藏》卦名相同，解释辞则与今本各爻辞不尽相同；采用的古占筮例，涉及古史人物，所占必是帝王、封君大臣、封国大事。如有上古黄帝、炎帝、穆天子、共工、羿、夸王、夏启、武王等，其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夏启乘飞龙、武王伐纣俱见于史书，可映证史实。由此专家认为，《秦简归藏》是佚亡已久的“三易”之一即《归藏》。其中的东周故事，或为持有者孱入。说明此《秦简归藏》有古《尚书》随朝代变化之特点。 其二，湖北王家台《秦简归藏》有今本《易经》（习称《周易》）中的《同人》《鼎》《暌》诸卦，概是古卜占多有各自选择自由缘故。卦名亦有不同的，如《秦简归藏》的《天目》即今本《易经》的《乾》卦，《劳》、《丽》、《毋亡》三卦，依秩为今本的《坎》、《离》、《无妄》卦。其所以有此区别，正如在论文前所阐述的，当是有某种忌讳存在，这也是古代楚地所常有的现象，不足为怪。只是《秦简归藏》卦名要明白易懂些，更贴近社会生活。如前之“天目”，直白是“天的眼睛”；而“乾”字，非平常人所能通识。又由于《秦简归藏》这种字词变化，造成了其语言特色。一是简明扼要。如《同人》卦“同人曰：昔者黄啻（帝）与炎啻（帝）战{}涿、、、巫咸，（巫）咸占之曰：果哉而有吝”。炎、黄本为同宗，故战后“有吝”，是要两败俱伤的，便宜了第三者。除卜占格式辞外，不到二十字，却浓缩了华夏五千年之争斗，可谓是语言学运用上的奇葩极品。二是语言形象。如对神话“嫦娥奔月”“羿射十日”的表述，就极为传神。原文是“《履》曰：昔者羿射堵比庄石上羿果射之曰履{}{}”。其“羿果射之”，表现羿（古尧帝大臣）动作矫健， 既能射落十个太阳，自然具有果敢精神。又：“《归妹》曰：昔者恒我窃毋死之（药）{}{}{}{}{}奔月而支占{}{}{}{}”。“窃”，表示恒我（即嫦娥，为羿之妻）心细谨慎；“奔月”，则表示其超脱潇洒。而于羿、嫦娥的记述，还表现了作者的英雄主义政治观。要知道，作为汉时正统史典司马迁撰的《史记》，是阙此载纪的。其原因或缘起“后羿篡夏四十八年”的史实。 其三，《秦简归藏易》的出现，轰动了学术界，说明古代传说的《归藏》存在可能性增大，或使《归藏》这部亡佚已久的上古《易》书有望重见天日。其别具特色的卦爻辞，可证明今传本《归藏》不完全是伪书，想必它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其吸取上古某种卜筮方式是可能的。惟是《秦简归藏》无书名，落简落字过多，体系散碎难全窥，是否确属古《归藏》易书，证据显示尚不足。虽然从出土考古实践看，传统古书（简牍为尤）少有书写篇名的，多由后人补缀。但有标名的，其肯定性自然会大大增强。《秦简归藏》惜未标篇名，其真实性当须有待证实。但它与传本《归藏》关系紧密，言辞形式有似，可勘校传本《归藏》。同时，还能以此窥见先秦筮法的某些特征。《秦简归藏》作为《易》书，它有非常的格式化。先是卦画、卦名，后“曰”连接卦辞，卦辞皆为“昔者某卜贞卜某事而枚占某人，某人占之，曰吉或不吉。”其多有“卜”字，共30余数。《说文》“卜，灼剥龟也”，《周礼》有“大卜”“凡大事卜”，《礼记-曲礼》“龟为卜，策为筮”，故《秦简归藏》该属“龟卜”。今台湾学者屈万里也持这种观点，他说“易卦源于龟卜”（《周易研究论文集》{一}，北京师大1987年版）。而传本《归藏》则是“策筮”。又《周礼》有“筮人”，“小事筮”，周王室是“先筮后卜”，《周礼-春官》“凡国之大事，先筮后卜”，《左传-禧公四年》“卜之，不吉；筮之，吉”，说明卜、筮本是有一定区别的。但卜与筮于先秦即已不分，如“占”可兼卜、筮。《广韵》“卜，卜筮”，《易经-系辞》“以卜筮者尚其占”。占有观、说二种。《尔雅-释言》之《疏》“占者，视兆以知吉凶也”，这是观视；还有口占，《韵会》“隐度其辞，口以授人，曰口占”，如宋王安石诗云“坐占白鸥沙”。据此，足以证明史上“《连山》《归藏》以七、八不变为占，《周易》以九、六变者为占”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而有人将《秦简归藏》当作传本《归藏-郑母经》，则说明《秦简归藏》所用占法亦是另有别径的。 从以上分析可知，《秦简归藏》内容类似今本《周易》，同是多涉及国家部族大事的。而其格式有异，多现“卜”字，应属龟卜类，是“卜大事”的；传本《归藏》则属策筮类，是“卜小事”的。又《秦简归藏》具载“羿”、“嫦娥”的英雄事迹，表现了其独特的政治主张，与正史汉《史记》裨补。总之，这些都是与古《易经》“日月为易”“光比日月”的主体精神和自然观分不开的，为探讨《易经》的真正起源提供了正面证据。 （6）从出土楚卜筮散简《易》看《易经》起源 古《易》在古占筮卜辞散简中也多有出现，其作用不可低估，有的可谓“涌金喷银”。如当今从出土的零散竹简甲骨中发现的“数字卦”，可以证明易学史的“重卦说”出现在商周以前，推翻了“文王重卦说”及“文王作《周易》”的历史承论，将今本《周易》（易经）的起源至少前推了两个朝代。 现今存在的古占筮卜辞散简有：1965-1966年湖北江陵纪南城一号墓出土的《望山楚简易筮》（简称《望山楚易》），1986.11-1987年1月湖北荊门包山二号墓出土的《包山楚简易筮》（简称《包山楚易》），1994年5月河南新蔡县洪河北岸出土的《新蔡楚简易筮》（简称《新蔡楚易》），共三种，现已整理。还有1978年初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的战国楚竹简易占，1986-1987年湖北江陵秦家嘴一、二、九十九号墓出土的楚竹简易占，待发掘。而《清华大学藏简》与《上博易》同为购藏品，且公布不多，涉卜占《易》甚少。故下面仅就已经整理的前三种战国楚简易占分析一下，以窥其于古《易经》的起源有何裨益。 其一，《望山楚简易筮》（简称《望山楚易》）。其墓主为邵（“邵”下加“心”），是战国中期楚悼王（公元前401年-前380年）的曾孙，为下大夫，下葬年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一号墓还出土了“越王勾践剑”一把。随葬筮简是墓主的卜筮祭祷记录。这类简在全国属首次发见，惟保存不佳，残断者颇多。经过拼接后，总数207枚，一般长度15cm，竹简文字千余。其特点是首次在筮简上标明了卜筮工具，说明卜筮中的别样情况。它的通常格式是先记卜筮时间、卜筮工具、卜筮结果，最后记墓主求福去疾的许多祭祷措施。与包山易筮、新蔡易筮形式、内容通似。 其二，《包山楚易》，其墓主为楚上大夫，身份仅次于封君侯王，下葬于公元前316年即竹简最后纪年“大司马卓滑救甫之岁”。墓中出土竹简444枚，文字计282枚，字数15000字，分卜筮、司法、遣策等。其中涉及卜筮祭祷54枚，22枚专记卜筮。其特点为：一是其卜筮法与《周易》直接有关，占法不同，占事占辞相类。商周甲骨卜辞也是《周易》卦爻辞用来编纂的素材。《周易》形式上用易卦，并记占事之辞，是原始卜筮刻辞制度的遗存。我们讨论的这些战国楚竹简易筮资料即属此类。战国时卜筮并用，卜多于筮，卜的传统十分强固。其时，《周易》早已定型，楚人仍然沿用传统筮法，其记载筮事与经验和所得筮卦，并不用《周易》卦爻辞，即使在《周易》卦爻辞编定后，也只用卦画占筮且仍然存在了较长时间。二是《包山楚简筮》卜筮，是墓主为国政大事祈求鬼神保佑、赐福的。而占问之事主要有求贞人出入宫廷侍王是否顺利、何时获得爵位、疾病吉凶等。与王家台《秦简归藏》必涉远古、多载帝王、大臣、部族战争、封国大事乃至神话人物相类，亦是“卜大事”的。三是它有一种较固定格式，即先是前辞（纪事纪年日用干支，并载卜具）、命辞（有卜得爵）、占辞、祷辞和第二次占辞。具体卜筮祭祷简辞可表述为：某时、某人（占者）、以某种卜筮工具、为某人（占主）贞某事“尚毋有咎？”、左右并列的一组两个卦画（无卦名）、占之、恒贞如何？短期如何？以其故改（或它种祭名）之、具体祭祷之事。例如：“宋客盛{}聘于楚之岁，{}尼之月乙未之日，···少有忧于躬身···”。四是简文中有6组12个易卦数字卦画，每组卦画由两个组成，左右并列。卦由“一”（一）、“A”(六)、“X”(五)、“八”（八）四个数字中的两、三或四个数字组成。其中出现的“一”，为恒有。如《豫》《兑》两卦由一、六数字组成；《损》《临》两卦由右《损》卦、左《临》卦、六三均作“八”，其余由一、六组成。而《秦简归藏》有卦取卦画与画、卦名、卦辞，但无爻辞，《周易》多出了爻辞，是竹简易筮这类古用易法的进一步繁化。《新蔡楚易》竹简易筮，仅取卦画与占断辞，且卦爻以数。正是这些数字的出土，为今天易学研究带来了惊喜。惟是其数字表现形式稍异。如安阳四盘磨一片殷墟卜骨，上刻有三个六联体符号，有两个符号下刻有文字两个，转换成今数即“七五七六六六曰魁”，“七八七六七六曰隗”，此被人称为“六象筮数法”。《魁》、《隗》有似卦名，于《周易》为卦名《否》、《未济》。“魁”为首领，为乾，主内在；“隗”为高山，表示高大，与巍、嵬相近，当为坤，主外在形式。这当是两个连卦，与《连山易》之“对联卦”或有关系，因连山氏又名魁隗氏。又殷墟小屯南地“四卦龟甲”上刻“阜六阜九”，阜为小山，突出貌，古《国语》假借为“魁”，与《周易》乾卦类似。这些都是卜筮的某种动变形式，而这些卜筮，显然就是著名的后来推倒“文王重卦说”即“文王作《周易》”的“数字卦”。（注：将有专论）。 其三，《新蔡楚易》，为墓主生前卜筮记录。其墓主是显赫的楚国封君平夜君，内容载战国中期楚悼王末期事的地方政事（亦附涉事主私事）。出土竹简计1571支，写作风格不一，由多人抄写，一为卜筮，二为遣策文书。前为多数，后者极少。其固有格式是：前辞、命辞、占辞组成，亦为“数字卦”。易筮简共15组，完整的有12组24挂，由一（一）、×（五）、A(六)三个数字组成，迭成六排，与今本《周易》爻数相同，由于数字非惟二个，非奇偶不能与阴阳爻侪并，但亦当是一种数字卦。故《新蔡楚易》其特点就是与以上二种散简散筮一样，仅作为“数字卦”，即是一大发见，作用非常了得。 从以上分析可知，三种战国楚地零散简筮，虽然各有特点，但通似者居多。俱是原始卜筮刻辞制度的遗存者，即用《易占》形式，六用易卦爻，并记占事之辞。所处时代大致，俱为战国中晚期。墓主身份虽有层级高低，但均属贵族，即使占者地位有所下降，仍为封君大臣一脉。卜筮内容形式俱都相近，同是专为一个主人进行的卜筮实录，且主要是为卜筮政事管理的。其同为“数字卦”，虽与其他数字卦形式稍异，如与殷墟卜骨数字卦即有表现不同，但意义作用一样；同时，因是散简碎片，其易占的体系性难窥。但不管怎样，“数字卦”的出现，将推倒既往成论，并无疑地开启易学新时代（详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4期。并参看今人唐兰、张亚初、李学勤之相关文著）。 （7）关于“易”的相关问题 据先辈讲述，易氏先祖很重视自然天地及变化，其祭祀仪式很神秘而讲究，有甚于祭神。人生天地间，自然要看天行事，重实际的。那种“跳出天地外，不在五行中”则是难的，仅是神话传说而已。本人青少时于老家，偶然发现祭龛奉祀的特制“称砣”，其色淡灰，形如石，但于比重仅石之三分之一，不知何质。外感年月古久，石上镌刻“元亨利贞”四字，为《易经》开首语，可知《易经》于此位置之重。而“称砣”有衡度、标准的意义，是贸易交易的价值评判，或以是涉《易经》主旨。再如受《易经》思想感染，尚流行于当地的棋艺游戏《五子飞棋》，棋形呈十字形，对弈时，有“金、木、水、火、土”各个棋子的移换；《打煞棋》为正方形，有“连山”的吃子方式等，明显运用了古“五行说”，三易之“连山易”等易学术语。说明《易经》的原义仍留存在此，启人睿智。 本人曾见到清光绪年间刊刻的某《易氏族谱》，其载“古有易国”，甚有感悟。“易国”的史载不详，然其是存在的且具有自身特点，“易”字本身即是说明。我们可据《易经》内容，推断“易国”的历史本末。易国的最初活动区域或在今河北省易县一带，以易水而得名，后盛唐时置易州，近海占山，是汉民族的俗习，也是古人“乐土”的标准。据近代考证家王国维考证，古《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有易氏”，屈原《天问》“有扈氏”（古扈通沪，沪为今上海市简称），俱为今易姓先祖，与“易国”有关，惟其地域有变（或谓“出北狄而雄冠南楚”）。今天，因邃古悠邈，考证繁难，“易国”的成立年代估约在公元前三千年，正是我国文字的雏生期。从《易经》里，或可寻出“易国”的蛛丝马迹。如“潜龙勿用”“龙战于野”“高宗伐鬼方”“十年乃字”等。《易经》是其出征、婚配、安邦的过程，用来纪时纪史的。其箴言铭训如“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谦谦君子”“匪夷所思”“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等等，实似一部政典史箴总辑，而其最初缘由是非关“卜占”的。在其爻辞中出现“吉凶”“无咎”（“无”字在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易经》里作“亡”）等语的，则表现他们对事物进行预测、推断事物变化有独特之点，这或许与其历史上的某些原因有关，如职业、职官、谥讳等。《易经》此预测特点之形成，非一蹴而就，是在自然、社会实践中不断变化、渐趋渐进的。而孔子《易传-系辞》“易有太极”，汉《易纬-乾凿度》谓“易始于太极”，汉虞翻《注》说“太极，太一也”，则是就义理上面说的。 国外常有人研究《易经》的，尤其是一些汉学家，颇受《易经》感染。西方《易经》第一个译本是十七世纪的拉丁文本，为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作。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所撰《哲学史讲演录》卷一里有专门讲到“易经哲学”部分的，黑格尔在此指出“中国人说那些直线（阴阳爻），是他们文字的基础，也是他们哲学基础。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可见评价甚高。德国大数学家微积分创始人之一莱布尼兹，其著名的“二进制”即与易学“先天八卦”通似，而其与法国传教士白晋讨论《易经》的通信，对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十九世纪末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德-阿尔莱所作的《易经-复原、翻译与注释》，至今享有盛誉。二十世纪初，德国卫礼贤父子是西方易学权威 ，所著《易经八讲》是西方学习《易经》的必读书。新中国至今，有了许多译本，最著名的当推英国人布洛菲尔德的《易经》译本。改革开放以来，他们还翻译撰写了不少《易经》、易学方面的作品，如英国理雅各所著英文本《周易》（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巴克特所撰《易经-第一号成功预测》（宁夏出版社1989年版，陈伟译）等。外国学者们还适时地将《易经》图案如双鱼“太极图” “八卦图”等，用以学习宣传。如韩国国徽，新加坡空军机标志等。其研究《易经》，多侧重预测学、心理学、未来学。他们称《易经》为“ICHING”即“aleatorg”，意为：随机，机遇等。在数学（计算机图画）、艺术上，人们都是借助未可预料的自然力量，如空气、水、火、磁性或化学作用达到的，并指出这是一种“人法自然，自然法人”的思想体现。虽然由于时地有异，他们对古代中国了解有限，然而在“易学”研究上，精辟新颖，发人之未见，其书著多有道出《易经》之“易”的真正意蕴之所在的。 （8）结论 总上所述，从以上几种关于《易经》出土的秦汉简帛、战国楚地《易》占卜筮散简的内容表现，可以看出《易经》起源的总体特点。一是与探索自然界日月阴阳变易法则有关，如对阴阳卦爻画数变的原初分析。二是古代“易国”的纪数纪史“日记”及政典，惟是对时事进行了遴选。于此主要是从“易”字的语义上说的。三是一种对事物现象进行预测、推断有禀赋的民族，对自然现象及规律的归纳总结。四，“羿帝”“太一上帝”或与“易”有关系，当为盘古氏，表现初是崇日派东方原始部族酋长。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不管沧海桑田，物人倏忽，其主体总有显现。在这里，我们分析了数种简帛、《易》占卜筮散简的原存信息载量，而于“数字卦”的考察，道出了古《易经》的最初起源问题。这就是以上三点的总合，归纳成一句话，即《易经》突出了“天地日月规律”，遵循自然界变化法则。这是古《易经》的真正通旨。 今本《易经》的产生，说明我们古人很早就重视天地日月，讲究天时地利。它是人类长期探索自然社会，改造自然社会迈出的第一步，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一步，具有开启性意义。它既是民族的瑰宝，又是人类文明的首端，今天已盛行海外。可以说，《易经》的思想博大精深，总览涵括了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重要思维形态。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三段论“正反合”的辩证哲学是《易经》思想的最高铨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是《易经》思想科学而现实的深层表白。今天，我们要弘扬《易经》精神主旨，研习稽证古今“易学”思想，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易经》起源条疏 （1）引子 古《易经》作为“群经之首”“三玄之冠”“大道之源”，是国人的传统文化，理当认真弘扬之。《易经》侪于《诗》《书》《礼》《乐》《春秋》，并“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易传·彖上》），清代乾隆年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还说《易经》“推天道以明人事”“《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及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但古《易经》起源于何时，却是当今易学界的悬题。下面以纲目疏之。 （2）从《易经》的作用特点看 古《易经》的特点主要有：一是阴阳卦爻画所表现的正反合哲学辩证法。二是排列组合数学科学原理。三是古政典纪史。四是古文字雏形。其中第一条又是最关键的。如果说韵文是《诗》，论文是《书》，那么《易经》则是图说。根据社会发展学原理，图形表现显然比诗、书是超前古的。而这种图形是古代天象观测所致，阴阳爻变化或包含某种世界本体论。它可以直至传说中的原始巫筮、太昊伏羲或为东皇太一（曦光）、女娲（月光）、炎帝太阳神、黄帝（迎日推策）、尧帝（晷日期年）、羿射十日、嫦娥奔月等。这是传说阶段的重天象，而且传沿线索一贯、悠久。若据传说伏羲（东皇太一）创“八卦”，距今近6000年（基于黄帝5000年）；夏时有易氏或传64卦，殷末传384爻变化（据商“数字卦”简化为六、九），距今3700年，与前差2300年。推之，“八卦”前“四象”（《汉帛易》称“四马”），其发展也要2300年，“太极二仪”（太一）2300年，故总计约达万年。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推算说法，至今尚无历史证据。但是，古《易经》一定产生很早，只是由于没有历史证据，只能从距今3000余年的殷墟甲骨文开始（甲骨文商世纪与文献《史记·殷本纪》相应，夏朝纪也当算一个，毕竟夏商朝代相连相近，如今夏朝二里屯遗墟的出土发掘）。而神话传说也非完全空穴来风，为研究人类原始文明，当结合文物考古考证，认真分析汲取之。 夏之后则向卜筮，如距今3700年的夏社。以后商卜、周筮、秦卜筮、汉谶纬等。而自夏“社”的神祗，由天象开始转向祗神土地，如夏“不用命，僇于社”（《史记·夏本纪》）的“社”，就是土地。这是一个大的转变，可能与夏朝开始由禅让选举制向世袭帝制政治制度大转变有关，这还是中国文化文明的历史分界线。汉司马迁《史记》断至传说中的“黄帝”，是此始有征伐原因的，如黄帝战炎帝、蚩尤，使古禅让推举制进入“后禅让期”。当时黄帝还以贤能为主，范围则限制在“黄帝系”，故黄帝后是其孙颛顼继之。但后来的“少昊”，则是太昊伏羲系的，说明世袭有变化。到夏启帝才公开世袭为唯一，《史记·夏本纪》载夏启云“余君帝禹之子也”。以后的封建世袭帝制习用（包括中央集权帝制），一直至民国总统竞选制。需要说明的是，自夏以前历史迄今无考古证据，只能当神话传说。但自此，“夏社”由天象转向下地，“商卜”转向动物，“周筮”转向植物，则是事实。再以后就是纯粹术数的了，尤其是西汉末“谶纬”以后，隋唐《周易》混淆《易经》达到极点，宋易图纬如太极图等，也达到大盛。 （3）从殷商甲骨卜辞中看 虽然夏朝无体系文字出土，但夏朝仍然存在。因为甲骨文商世系与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相同，夏世系也就不会太误。而且太史公是历史传荫的，商周有“卜史”，秦有“太史公”，司马迁也是从其父祖“太史公”亲传的。虽然继传有间断，但行其列，耳闻目睹或拾取材料也是有的，因而当有一定的完整性。由于越古越简，有的只有名字，甚至简称，如《史记》夏世系。但也有重点纪述，如《史记·五帝本纪》关于黄帝、尧舜禹的传说记载，就比较丰富形象。而殷甲骨文体系不可能无由冒出，当承于夏文字，商卜辞也会受夏社祗影响，我们只能依靠已经发现的殷商甲骨文。甲骨文卜辞说明，易卦画当始于其“数字卦”。这些所谓的“数字卦”，据人统计约有60余，包括三个数的、六个数的等。其中以六数为多，或反映了商卜辞多是六个部分组成（署辞、前辞、贞辞、兆辞、果辞、验辞），可与六爻画《易经》相对。但是，殷墟的这些“数字卦”，究竟是什么卦，还不清楚。因为六数中，一卦最多达四个变化数字在内，而按照这样的爻变（还不包括单个数字的数值不同），至少达万余，常人是无数进行的。当然，其时随卜随弃，可能是存在的（保留特殊卦）。这是商前期。但不能排除后期商即殷进行了总结的可能。周人也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而殷是周的前朝故敌，应该不是恭维话，殷当实有其能的。殷为古有易氏部族，与商攻夏，建立商朝。但后为殷朝，殷商关系也是微妙的。殷末，迫于周，殷或卷了典册，其中，当有卜辞结集问题存在。由于殷人或承传了历史，为避周，进行了总集。又由于卜辞甚至以前朝代的天象日记合起来甚多，总有些规律。根据这些规律，或对殷商卜进行了简化，如仅用六、九，或逐步有八卦、64卦、384爻的发现，加上卜辞或祷辞记录的内容，成为一部书册。只是这些逃亡的殷商卜史人当时没有将之出示，而是选择远避。这个结集就是古《易经》，但真正出现的时期则是在周亡后的战国（公元前481-前221年）了。周朝未见《周易》，如《尚书·周书》《逸周书》等。春秋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也未提《周易》二字，提到的《易》也是后人所托（就象现在惯常依托某大师一样）。正如《尚书》当是战国中山国最后君主“尚”保存，秦最后结集一样，古《易经》也在此时的楚地出现。这在汉司马迁《史纪·日者列传》有相关披露，今湖南出土《汉帛易经·易传佚文》也是明证（其出土的《易传》尚未构成《十翼》）。当然，战国前也有些杂篇《书》《诗》出现，《易经》也一样，但均是别本选录。如《论语·子路》“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就是《易经·恒卦》爻辞的，只是不能排除为战国其儒家弟子所托。秦《吕氏春秋·恃君览》等所载的《贲卦》卦辞甚至《涣卦》的爻辞，则说明64卦384爻《易经》至此已成篇。早在战国庄子（公元前369-前286）《庄子·天运》就称《易经》。还有此时的阴阳家邹衍（公元前305-前240），当是集成了《易经》阴阳爻说，解释为《易传》（儒家孔子学生还继杂以己说）。邹衍为战国齐人，创“稷下学宫”，当时影响很大，其阴阳学说与《易传》思想表现高度弥合。但注释者甚多，直到汉文帝时（公元前203-前157），《易传》仍然未定，或无十翼（见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汉帛易经》《易传佚文》）。如《汉帛易传》《系辞》部分，就无今通行本《易传·系辞》“大衍之数五十...”一大段，当是汉以后术数家所托入。同时，从64卦《汉帛易经》来看，仅是一种《楚易》，与传今通行本《易经》有较大区别，说明在汉文帝时，《易经》也尚未最后订定（或多是别选本）。而从今通行本《易传》内容看，表现了较完整的阴阳学说，也当是阴阳家初为无疑。而邹衍号“谈天衍”，不谈天象关系谈什么；既为阴阳家，不谈阴阳关系谈什么。司马迁《史记·荀卿孟子列传》也说阴阳家源自古“羲和”，羲和是古尧时纪日观天象者，观天占日，与卜筮有关（有变化）。还有邹衍的“大九州说”，“中国”为大九州八十一分之一，也是有博大胸襟的。另外，战国诸子引用《易》（《易经》《易传》）甚多，鲜见《周易》一名。这里，就不一一明举了。 （4）从《周易》与《易经》混淆问题看 约与春秋孔子同时的左丘明，其学生在战国著《左传》。后西汉刘歆（公元前50-23年）杂入大量卜筮内容，《周易》之名也出于此。刘歆《七略》首载卜筮《周易》38卷（《周易》一名应先出于此），说明刘歆懂些卜筮，受董仲舒天人感应、京房纳甲等影响，而且有权集籍，有条件将之杂入其颇为赞尚的《左传》（或其他如《尚书》“五行”思想）中。汉初董仲舒也只称“三传”之一的《公羊》，虽创“天人感应”，却弃卜筮，说明董仲舒的阴阳天人说，是重《易经》的历史纪事作用的。刘歆其父刘向也没有看中《左传》，青睐《谷梁》，偏偏刘歆如此看重《左传》。如《左传》真是如后人所赞誉，那也太小看大儒家董仲舒、刘向眼光了吧。刘向在《七略别录》就将《左传》以“始”“又”的形式排在《谷梁》之后（而《国语》亦被刘歆托入一条《周易》卜筮“重耳亲筮”）。而认为战国将《春秋》等同于《左传》，也仅是一厢情愿罢了。也是在此时即西汉末王莽“新朝”改制时（公元9-23年），东汉班固《汉书·王莽传》称王莽时期“颠倒五经，令学士惑”“一郡至五易名”。如将古《官经》改为《周官》，最后定为《周礼》，地名官制均复古，凡必称“周”，实行“推周排汉室”。其《周礼·太卜》及《周礼·筮人》所载“三易”即“连山、归藏、周易”，当为王莽文化鹰隼刘歆（王莽时封红休侯、国师）所托。还有终经刘歆定稿的《山海经》的“三易”，直用到宋时（宋朱震《汉上易传》），后被删除。说明“三易”之伪。致使汉武帝（公元前203-前157年）“文治武功”如采取儒家董仲舒“独尊儒术”，置官“五经博士”，“易博士”为其一，学人达三千余，诏求“天下书”等重经辑古局面（见《汉书·武帝纪》），于王莽时被完全扭曲。其时王莽为巩固“新朝”王氏政权，实行“推周排汉室”，可以说是他的“改制”策略。况且周王朝也有800年长史，当是中国古代文化文明的奠基者，受到儒祖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等当世后人的高度称赞。但王莽却因此威逼幕僚以窜改伪托、否定大家共同的历史相传“典经”，则显然是偏颇的、极端的。刘向等大儒起初对王莽就很不以为然，曾“常思褫之”，后因逝不果（《汉书·刘向传》下同）。 刘向在汉成帝（公元前32-前7年）间，还发现了多种《易经》，而独《费氏易》为正，并首先分《易经》为上、下经，在《七略别录》书《易经》于“六艺”之首。但其子刘歆或慑于王莽威权，或博取功名，显然没有完成其父志。当然，刘歆在《七略》（《七略别录》《七略》均早佚，后人有据《汉书·艺文志》的辑佚本），还是明示了或包括《易传》（十翼）在内的“《易经》十二篇”（刘向同），排在“六艺”之首，而《周易》则归之于卜筮类，将《易经》与《周易》作了明确的区别（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沿用），这是对的。至于汉司马迁认为周文王“益易”，只能是传说。而司马迁两次提到的《周易》，只能是衍文，或是刘歆所托（包括《史记·封禅书》之“《周官》”条）。但至此，《易经》与《周易》开始混淆。要说明的是，汉时其他大家多称《易经》，如京房《京房易传》，郑玄《易论》等，甚至直到魏王弼时（公元226-249），其著还是称《易注》《易略例》（见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钟会传》引西晋何劭《王弼传》）。但到西晋武帝（公元236-290）太康元年时（公元280年），发现战国魏襄王二十年墓（或安嫠王）“汲冢竹书”，称有“《易经》二篇，与《周易》同”，说明时间在公元前315或公元前256年的时候，已有《易经》称呼，与庄子称《易经》大致同时。但是，也说明至迟在西晋此时，《易经》与《周易》已正式混淆。只是隋唐《周易》混淆《易经》达到极点。唐时的《隋书·经籍志》，仅长列《周易》目录（王弼《易略例》除外，而《易略例》还实是关于《易传》的），惟不见《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作为典经的《易经》名称，已不复存在。唐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作为官方书著形式，更混淆了《易经》与《周易》。迩后，历代《艺文志》俱是如斯。大概到南宋朱熹，可能发现了这个问题，所著《易学启蒙》，《易本义》（初版名）。还有明解缙、姚广孝等集《永乐大典》残卷《易书》二卷，也称《易书》，未称《周易》名。但《周易》褫替《易经》现象，至今普遍存在。 但是，经过《周易》混淆古《易经》一番纷复过程后，古《易经》的疑点也很多了。究竟有无《易经》，《易经》原本何在？还是个问题。从西汉爱作伪的刘歆辑就的《周礼》、古《山海经》所说的“三易”即“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等来分析，《易经》产生于原始先民自然天象观察，并易脉相承，显然当在汉时的“伏羲八卦”传说前。而伏羲只是推演《易经》至八卦画，夏朝因之成《连山易经》；黄帝推策至64卦，商人因之成《归藏易经》，故今天多认为古《易经》产生于殷末；列山神农推算《易经》成384爻，周人因之成《周易易经》。由于长期演绎变化，散乱佚失不可避免，古《易经》原本已佚，时间当在周初。但从现存的卜筮《周易》64卦通行本看，古《易经》原本当潜在于其卦画卦辞中，例如《乾》卦卦辞“元亨利贞”，也是卜筮《周易》的首句，其古韵甚于《尚书》首句“曰若稽古”。而《周易》的爻辞，表现的只是殷末事纪，与古《易经》传说悠远古老的历史不符，相差太多。从历史古老程度看，卜筮术数《周易》也是不能与古《易经》比的。 卜筮《周易》混淆古《易经》问题，后果是严重的。由于没能真正理解古《易经》科学原理启示，卜筮术数迷信谬种流传，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文明的历史发展。 （5）从《易经》的哲学本体论看 古《易经》作于殷末，出现于战国，但其表现的卦爻画，则显然更为古远。从卜辞到巫祝，再到天象观日，那是古远的，甚至还易脉相承。但于它的起源，也只能作个推测。即使如此，出现于战国的古《易经》，尤其是它的卦爻画表现，既是一种“创世说”，也是哲学本体论，是可以与世界古文明相比侪的。如北美古印地安人可预测过去未来的神秘“太阳石”，与我们古人的尊天象日月、卜筮等如出一辙。还如古犹太人《圣经》“上帝创世一神教”（公元前586-前538年），当出在古埃及“巴比伦之囚”时。虽然按时间看，《易传》与之相差甚远；但从形成过程看，古《易经》则当不为太晚。而中国传统认为的“盘古创世”即“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首生盘古，垂死化身”等，最先出自宋人辑引的三国吴人徐整《三五历记》。因南北朝已有类似载记，仍按较完整的三国计，而三国约在公元220-280年间，故其说与《圣经》相去数百载。当然，从人类漫长的历史演绎看，差别不是大到不可比的。因此也可以说，人类世界可能存在一个“文明圈带”问题（参见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易中天教授《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中华根》）。 我们知道，古《易经》的作用特点是四个（见上），但作为哲学本体论则是其解释文《易传》。《易传》虽然其时已与《易经》同称，但显然晚于《易经》。《易经》的阴阳爻变化虽然也表现了哲学本体论，但具体解释的则是《易传》（据晋“汲冢竹书”，战国魏地《易传》仅有《说卦》《杂卦》或《易繇阴阳卦》）。这里，就《易传》的关键即“八卦说”述之。《易传·系辞上》云“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显然是在解释世界生成过程问题，它与《汉帛易传》“易有大恒···”一句，字词虽然有些出入，但总的思想是相同的。故“易有太极”说，当为战国哲学本体论，其时不能早于邹衍时代即公元前305-前240年。 这不仅是因为阴阳家思想本身原因，这还可以从泛战国时期阴阳论世界本体论讨论热烈程度和几乎同时的全球例证比较中看出。如古《易经》阴阳卦爻变化还表现了哲学辩证法（排列组合科学原理仅体现在实践性的），推算比较起来，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公元前624-前547）“水复生于水”本体论只有超前，而不会迟后的；战国《易传》略后于《易经》，其“《易》有太极”以及庄子（公元前369-前286）《庄子·天下》“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数学极限概念，与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前547）“无限”（limit），只相差约二百年。但《易传》的“八卦说”，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三段论”（syllgism）时间或略早。而《易传》“太极生二仪”，与古希腊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理念”（idea）不谋而合，产生时间应相当。还有表现阴阳论战国楚简“太一生水”，虽然与泰勒斯“水复生水”差时甚远，但与赫拉克里特（公元前530-前470）“水火”辩证法（dialectics）则相去不远。同样，汉楚帛“创世纪”虽出土晚，但文字古奥，内容时代或不逊于“太一生水”。更有战国初期爱国大诗人屈原（公元前340-前278）《楚辞·天问》（西汉刘向辑《楚辞》）“阴阳三合”思想，具有初步的《易经》阴阳爻正反合变化的哲学辩证法，虽逊于《易传》之明详，但时间却是较超前的。另外，出土战国中晚期的湖北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不见《老子》纲领式段子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故《老子》此语可能托自汉时。而先秦诸子也不见引用“三生万物”段，甚至也不见引用“易有太极”段。但“三生万物”语，它显然也是《老子》的世界本体论，只是从《易传》“八卦说”引伸表现的。《老子》“三生万物”是哲学本体论，其方式是自然数，与《易传》阴阳正反合辩证法虽然有所不同，但终归是“负阴抱阳”，不离《易经》阴阳爻变化原理。当然，《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无为而无不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名，天地之始；无名，天地之母”等，则是创造。 （6）结论 总的说，《易经》源于古传说，撰自殷末，转而出现于战国，《易传》则初出自阴阳家，二者皆始经集阴阳家思想大成的战国齐人邹衍之手。不过需要格外指出的是：古《易经》（政典纪史、古文字雏形、排列组合科学、哲学辩证法）《易传》的世界本体论，包括其时的诸子，都是人文说教的；但当时的西哲则是社会人文、自然科学的，而且较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易律夫撰于公元2022年8月20日农历壬寅秋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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