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归来：马其顿王国的崛起

人们很容易将文明视作一种累加过程，认为它虽不无困难与曲折，但本质上是稳步渐进的。然而实际上，文明前行的历程坎坷蹒跚，到处是死胡同。光辉的变革岁月之后常常紧跟着衰退期，而有一些起初看似倒退或甚至更糟的年代却往往只不过是沿途披荆斩棘的必要过程，好让更强劲的新理念最终得以推进历史。

时至公元前4世纪早期，高能量的政治试验已将希腊变为古代世界的文化震源，而这种试验本身也已沦落至彼此揭丑、冷嘲热讽和慵懒疲惫的地步。日渐清晰的是，不管结果有多好，希腊人都令人不可思议地未能妥善利用，所以也就无法输出他们聪明才智所产出的成果。在北方蛮夷的国度，城邦的概念是陌生的，而“王政”这个被希腊人认为早已遗留在远古英雄时代的政府形式却仍旧在那块土地上居于统治地位。然而正是一位来自此地的人，才将全部或至少部分“希腊文物”塑造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品牌。

希腊正遭受着权力真空之苦，斯巴达和底比斯这两个与雅典敌对的城邦正在相互厮杀，而毁灭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科林斯战争的主要受益者则始终都是希腊的宿敌波斯。由于希腊前所未有的虚弱和分裂，对很多古希腊人来说审视祖先们那雄心勃勃的泛希腊美梦的残骸时是黯然反省的一刻。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耻辱性失败，外加随后自我毁灭式的政治纷争，导致雅典知识阶层中的很多人重新思考城邦这一概念。他们的问题如同城邦本身一样古老，即怎样在多元化的社会成分中间实现秩序和稳定。漫长而又痛苦的经历表明，希腊城内最具破坏力的元素是人们在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僵持不下”的争论，它已然沦为社会团体之间恐怖的暴力冲突。公元前427年在科西拉岛，民主派和寡头们自相残杀，我们通过阅读修昔底德对此事的史料记录，不难看出为什么这种“僵持不下”的状况会投射出如此黑暗的阴影。

如今死亡已无处不在，在此等状况下人们往往会超越底线。父亲杀死自己的儿子，受害者被拖出神庙，有的甚至就在圣坛上自我了断。那些死在狄奥尼修斯神庙的人实际上已把那里堵得水泄不通。

苏格拉底的学生、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试图起码在理论上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家，以抵御那些长期以来猛烈冲击希腊城邦的政治风暴。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柏拉图创作了有史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著作之一。柏拉图对社会的不稳定性感到恐惧，于是他便抨击民主制度，因为这种体制优先考虑平等和自由，而不把优秀领导力所需的知识与经验放在首位。极端民主制深深地困扰着柏拉图，以至于这位古代世界的智囊开始挖苦嘲笑，形容民主制度是“一种人见人爱的政府形式，它无法无天、混杂无序，将某种所谓的'平等’分配给高低贵贱各色人等”。

柏拉图的宏伟抱负就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将城市从僵持的泥潭中拯救出来。这种社会建筑在正义、理性和秩序之上，同时又繁荣强盛，足以抵御外来之敌。柏拉图的理想国度将会由一批受过最高等教育和哲学训练的人来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具备充分的学识来洞悉真假、辨明善恶。在这一幅完美国家愿景的核心，屹立着一位哲人国王，这个理想化人物经受过长年的严格训练，能够将最高天赋与完美教育结合在一起。他被单独赋以统治之位，不渴望权力，却理解肩负领导重担的责任。尽管柏拉图本人经常在其作品里警告我们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别，但他显然也看到了，对于培养成功的统治者而言，一门哲学教育至少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柏拉图执着于此念，遂于公元前386年在雅典创办了“柏拉图学院”，专门为那些胸怀大志的政治家而开设。柏拉图还被卷入当时独裁者特意开展的再教育活动中，而其结果则可谓好坏参半。西西里岛叙拉古王国的迪奥是年轻僭主狄奥尼修斯的首相兼叔叔，柏拉图应他之邀，为狄奥尼修斯建言献策。经多次拜访叙拉古之后柏拉图才发现，实践跟理论比起来究竟有多么地困难。狄奥尼修斯不仅傲慢放纵，而且年已二十七八岁，完全不是一张白纸了。他对那位爱挑刺的叔叔迪奥日渐不满，同时还特别喜欢赢得这位博学导师的赞同，可他却根本不努力也不屑于将老师传授的任何知识付诸实践。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乌托邦，其精英的纯粹性完全与希腊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与公元前4世纪初喧嚣杂乱的政治环境脱节。不少现代评论家将柏拉图的主要动机视为一种政治上的逃避主义，而非真正的改革愿望。

对整个城邦概念的质疑仍在继续，它不仅局限于柏拉图及其同行们所在的精英知识分子象牙塔内。色诺芬是一位简单得多的人，他在现实中寻找完美统治者的影子，而不是企图在人类社会这座实验室里检验自己的理论。对色诺芬和其他像他那样的人而言，导致希腊城邦长期陷入瘫痪的政治不稳定性其实早已有解决的方案，其存在的历史几乎跟城邦本身同样悠久。尽管王政制度始终处于休眠状态，但北方和东方最强大的邻国马其顿和波斯就是君主制。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许多希腊城邦也被独裁者统治着，其中有一部分人即便尚未有王室头衔，但也早已具备了王家的外部特征。

色诺芬创作了《居鲁士的教育》，这是一部对波斯帝国缔造者居鲁士的赞歌。色诺芬将其作为一种探索王政优点的方法。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的居鲁士或许早已仙逝，但色诺芬显然认为他的个人品质有其同时代的价值和历史关联性。根据色诺芬的说法，居鲁士更像是人民的仆人而非暴君。他不依靠军权或神权来统治，而是仰赖自身的善举和美德。依色诺芬所述，理想的统治者“带头贯彻国家指派的任务，而且服从命令听指挥。他不以自身喜好为行事准则，唯法律马首是瞻”。色诺芬的另一部著作是关于其好友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的，其中也涵盖了诸如体恤黎民、乐善好施、鞠躬尽瘁等类似主题。

家庭的成员觉得他格外慷慨，身边的伙伴认为他亲密非常。凡是衷心服务的人，他铭刻于心；凡是遭受不公的人，他拔刀相助；对于凡是并肩作战而身犯险境者，他是仅次于诸神的救星。

时代的确业已变迁，虽然波斯战争仅过去一个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只结束了几十年，但如今我们居然发现一位雅典人正从宿敌波斯和斯巴达身上寻找理想的领导模式。过去宝贵的半个世纪里充斥着政治冲突和自我毁灭，经历了这段岁月之后，独裁政治——其君主足够开明，得以满足全国的各种需求——的确定性看起来比那些更能凸显民意的政府的不安全性要好。

统治希腊城邦的寡头政权和民主政权看来都几乎没有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吸取什么教训，战争和冲突仍旧在希腊各地蔓延。民主派和寡头们均不假思索地设法将非希腊的强大邻国拉入自己的冲突之内，而事实上此举往往只会延长这场虚耗的纷争，而不是缩短它。况且这些希腊城邦长期不和，谁都想在敌人面前设法占得优势，而今他们又有了另一个除波斯之外的异国势力可以找来帮忙。

希腊北部边界地区的马其顿王国传统上更像是城邦的受害者而非侵略者，其广袤的森林是雅典舰队所需木材的现成资源，因而长期以来始终是帝国觊觎的目标。至于马其顿人究竟有多少希腊成分，这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争议性问题，而希腊人则会根据自身与该王国的当前政治关系来调整他们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公元前5世纪中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因醉心于希腊文化而赢得了“希腊友人”的称号，亦被称为“希腊爱慕者”。他甚至还在德尔斐和奥林匹亚举办的希腊运动比赛中赢得过几次胜利。我们知道，马其顿的语言属于希腊方言，而其王室成员也常常需要接受希腊文学和艺术的严格教育。然而不管马其顿人变得多么有文化、有修养，他们在许多希腊人眼里始终与北方蛮夷相差无几。对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即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有一位雅典演说家在政治上对其公开怀有敌意，他肆无忌惮地说：

他非但不是希腊人、跟希腊无关，而且甚至不是一位有资格被冠以赞许的蛮族。此人只不过是一个无耻的麻烦制造者，他来自马其顿，而那个地方直到今天仍然连一个为人正派的奴隶也买不到。

就连“希腊爱慕者”亚历山大一世也不得不在证明他的希腊身份之后方可参加竞技比赛。

然而，那些将马其顿算作粗鄙蛮夷之国的人却回避着一个令人不悦的事实，即马其顿也属于希腊的一部分。它并非雅典式的希腊，或斯巴达、阿尔戈斯和科林斯那样的希腊，而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希腊，早已存在于北方土地上并延续至此。进入公元前4世纪的马其顿犹如退回到那个尚未出现由公民领导城邦的希腊，就好像复归了荷马史诗所描述的部落式武士社会。尽管希腊的文学、艺术和建筑早已传播到了马其顿，但古典希腊至关重要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在马其顿占据统治地位。这并不是一个属于政客和演说家的文明，而是铁面独裁者的天地。无比高尚的公民权概念还不如族群的忠诚以及部落间的交易来得重要。城邦对于马其顿来说是一个陌生事物，这个王国由几个强大的部落组成，受一位国君统治，但常常并不稳定。国王身边围绕着侍卫，而人们在对他进行评价的时候，军事上的勇猛跟政治上的敏锐同等重要。马其顿人擅长打猎、骑马和搏斗，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军队受王权控制，同时也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象征。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伟人主义”的文化。

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是领导马其顿实现辉煌崛起的国王，他的统治时期为自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36年，其间这个国家从偏远的荒蛮之邦变为了地区性霸主。在此过程中，腓力二世将希腊重新凝聚了起来，使之成为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可怕帝国。他作为国王的第一步棋就是重建马其顿军队，他到全国各地发表慷慨激昂、鼓舞士气的集会演讲，激励军队和人民团结成一股绳，并从“上马其顿地区”和“下马其顿地区”征募士兵。所谓“上马其顿地区”类似于欧洲15世纪那种贵族封地，是山地小国王和小王子们的世界，仅有片片松林与山涧清风而已。这就是“北方”，位于“橄榄线”之外，远离希腊那个“市民与重装步兵”的世界。不过谈到战争的残酷现实，马其顿人则确实迈入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辉煌时代。腓力本人为重装步兵引入了长达6米的萨里沙长矛，从而彻底革新了他们的战斗模式。据一位目击者称，步兵方阵（另一项马其顿发明）全体配备长矛之后，嗖嗖地挥舞之时就犹如大豪猪的刚毛一般。

马其顿长期饱受希腊城邦干涉内政之苦，其中做得最明显的就是底比斯和雅典。然而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的时候，马其顿变得强大而且团结起来，它的影响力开始遍及北部希腊。腓力的军队运用诸如步兵密集方阵这些全新的战术，横扫多支希腊军队，向世人证明他们是不可抵挡的力量。希腊人喜欢邀请更强大的外国力量来对付自己的敌人，而腓力则从中极大地受益。马其顿国王非常精明，懂得如何将“分而治之”的好牌打出最佳的效果。在公元前355年至公元前346年之间，第三次神圣战争在以底比斯为首的希腊城邦联盟和来自希腊中部的佛西斯人之间打响。冲突的焦点是佛西斯人拒绝支付一笔可能在圣土范围内种植庄稼的巨额赔偿。此项处罚是由德尔斐近邻同盟强加给他们的。这是一个自古有之的委员小组，由不同的希腊城邦组成，负责照看、保护最著名的阿波罗神殿以及履行其他职责。佛西斯人将这种惩戒性的罚款正确地解读为底比斯迫害行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他们还做出了反应，洗劫了神谕圣殿，擅自将神灵的巨额财富用于战争行动。此时腓力应邀前来相助，但等到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意识到他们闯下了何等大祸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到公元前346年，腓力已将北部希腊、伊利里亚、色雷斯和伊庇鲁斯的大片土地都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有的国家则与其结盟。不仅如此，他还征服了希腊北部资源富饶的塞萨利地区。此时的马其顿异常强大，以至于雅典人和其他希腊人都对其束手无策，只得加入马其顿的联盟。腓力已然粉墨登场。

有些观察家察觉出了腓力对城邦自治权及其政治体制所形成的威胁。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年至公元前322年）曾警告大家不要对那位北方国王采取任何缓和局势的行为，而且还主张应当抵抗北方“蛮夷”，哪怕这意味着要与东方的“蛮夷”——波斯结成同盟。在狄摩西尼看来，“自我感觉太良好”、“居安不思危”的心理状态才是公民同胞们面临的最大威胁。

大伙暂且想象一下，当这个朝廷建立起来之时，你们每个人都会归家，或急切或悠闲，心情想必并不沉重，不会左顾右盼，也不关心会遇上朋友还是敌人，巨人还是矮子，强者还是弱者，毫不顾虑任何类型的邂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们心里明白，而且因为信任国家而非常确信，统统认为没有人会抓捕、虐待或毒打自己。

狄摩西尼企图告诫雅典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以最大胆直率的方式将腓力的威胁坦白道出。

亲爱的公民同胞们，你们首先要明白，腓力已经向我国宣战了，他已撕毁了和平协议。腓力敌视整个雅典及其领土，要与我们对抗到底——请允许我斗胆多说一句，他是在与雅典的诸神开战。（愿诸神将腓力从地球上抹去！）此时此刻他正在拼命策划反对的东西不是别物，正是我国的体制。腓力一心想要推翻它，除此之外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令他如此关注了。

狄摩西尼耸人听闻的斥责说明他时刻关心腓力对雅典所构成的威胁，不过这种所作所为也凸显了他自己的孤陋寡闻，他跟那些同胞一样落伍。狄摩西尼和诋毁者们共有的问题是他们错误理解了雅典对腓力的重要性。雅典并非无足轻重的，它仍是希腊最强大的城邦之一，但已经与公元前5世纪的巅峰期相去甚远。作为一名雅典人，狄摩西尼根本无法想象他的城市居然不在腓力治国大略的核心范围之内。雅典正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坐吃山空，其他所有人对此都心知肚明，唯独雅典人自己还蒙在鼓里。

腓力二世并不受城邦狭隘的思想观念及其僵化的意识形态所牵累，他完全能够持一种更广阔且灵活的世界观，而这种实用主义则意味着他愿意接受任何一种政府形式，只要它对马其顿有利就行。腓力也明白，极端的民主制使雅典再也无法当机立断地果断行事。雅典将领只担任十人小组中的一个，任期仅为一年，而且还很容易受到政治干预的影响。鉴于此事实，据说腓力曾有过这样的讽刺评价：“恭喜雅典人每年都能发掘出十个将军，我到现在才找到一个。”

城邦的狭隘心理意味着几大主要的希腊城邦均普遍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居然不是腓力优先考虑的事务。与此同时，诸城邦也没有看透腓力其实在利用他们自我膨胀的优越感。不过一旦腓力被“请”进希腊，那么他就不准备离开了。在统御希腊的第二阶段“战役”里，他将会运用相同的策略，而这一次则是将自己与“泛希腊主义”这个古希腊的伟大“圣杯”[3]相提并论。

在希腊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再度向本地区的共同敌人波斯发动一场大讨伐才能终结这纠缠了一个多世纪的灾难性混战。这种想法的声势日益高涨，雅典政治家伊苏克拉底就站在这场泛希腊复兴运动的前沿，他和其他一些人花费了40年时间呼吁希腊竞争各方携起手来发动一场史上首次明确针对“东方”的“十字军东征”。然而在胜任此役的有力人选当中，无论是斯巴达的阿格西劳斯，还是斐赖的亚历山大，或是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接受这一挑战，于是伊苏克拉底便转而求助下一位次优人选——腓力。伊苏克拉底认为腓力正是强力推动泛希腊主义未竟事业的合适人选（而且其希腊成分尚也足够）。腓力和他的马其顿王国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从北方的乡巴佬变成希腊世界的主宰。希腊人虽早已明白他们的问题何在，但完全不知道应当如何去解决它。这是一个天大的悖论，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城邦这个让希腊人伟大的事物却也害得他们虚弱分化。唯有一位在城邦内部没有利害冲突并且始终置身事外的蛮族“国王”才能将他们团结起来。

可是腓力本人的算盘永远不会跟伊苏克拉底同步。腓力是一位自豪的马其顿国王，他真正的兴趣在于利用泛希腊主义来巩固自身在希腊及其之外地区的政治权力。希腊人或许认为他们比腓力高明得多，但事实上是腓力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公元前338年，腓力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完胜雅典和底比斯联军，令人感到不祥的是，唯有在兵戎相见之后，马其顿主导的泛希腊同盟才形成。雅典市民害怕腓力前来围城，然而他并没有那么做，腓力未采取进一步摧毁希腊的行动。因为这没有必要，战争已经证明了任何抵抗马其顿铁蹄的行为都是徒劳的。现在腓力要用联盟的方式来征服希腊，而不是再舞刀弄枪了。翌年，腓力创立了科林斯同盟。这是一个不包括斯巴达的希腊城邦联盟，其潜在目标是发动一场针对波斯的联合战争。该联盟同时也保证成员国的和平、自由和自治权——尽管在现实中这是由马其顿的军事力量来兑现的。联盟成员在“地峡运动会”的举办地宣誓，公元前481年各大城邦曾经在这个地方立誓反抗波斯国王薛西斯。科林斯同盟虽为一个明显的和平象征，但事实上它仅仅是马其顿控制希腊的一种手段而已，类似于提洛同盟的模式。泛希腊梦想演变成了服务于马其顿统治的特洛伊木马。然而腓力还未来得及发起任何针对波斯的远征就在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了。凶犯并不是挥舞匕首的民主派人士，也不属于为自由而奋起抗争的寡头，那人只是一名心怀私怨的马其顿精神病患。由此可见希腊城邦已经沦落到了何等虚弱无力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