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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满洲事变（三） 币原外交的复活与佐分利公使之死 田中政友会内阁之后，出现了滨口民政党内阁（一九二九年七月），恢复了币原外交。芳泽公使的后任，内定以驻苏大使佐分利任驻华公使，笔者襄助之。 当时币原外交有两个重大任务：一是对中国问题，二是伦敦海军裁军会议，都是华盛顿会议的延续。前者是币原外交恢复之后，根据华盛顿九国公约与决议的宗旨，将日中关系恢复到正常这一困难的事情，后者是根据华盛顿裁军条约，以规定的主力舰比例五：五：三，来决定如何解决补助舰的比例这一困难的问题。海军问题，是会议召开前的一项紧急事项，币原对之相当重视。 在中国，蒋介石的北伐总算成功（一九二八年六月），不久将孙中山的遗体从北京西山的香山寺移至南京，在紫金山的中山陵举行了盛大奉安典礼。各国借此机会承认南京政府，局势也渐渐安定下来。佐分利公使于刚恢复邦交之时就到中国上任，和当时取得革命成功的国民政府要人交换了意见，并到各地考察之后返国，准备向政府提出重要意见，但当时外务省忙于裁军会议的事，对于中国问题，没有充分地与新公使商议。佐分利公使在东京空费了时间，时时刻刻失去了改变对华政策对中国方面发生心理上影响的好机会。在这时候，佐分利在箱根自杀了。一般人难于了解佐分利自杀的原因，但有识之士已经感到解决对华问题是如何的困难了。 佐分利公使死后，中国问题的重担就落在笔者的肩上了。  全权代理公使 中国的舆论欢迎复活币原外交，因佐分利公使的突然死亡，发生了很大动摇。不少人认为佐分利公使长期逗留东京而后自杀，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没有能实现公使意见的结果。日本提出小幡大使作佐分利公使的后任。小幡大使以前曾负责归还山东的交涉，对币原外交有深刻理解，而中国的报纸以此认为币原外交终于要倒转回田中外交而加以反对。其反对的理由是，小幡大使曾以公使资格驻华多年，曾任大使馆参事追随日置公使，并在大隈内阁与中国交涉二十一条问题时曾采取强硬态度。中国政府因此拒绝同意任命小幡。左倾的国民政府，当时在革命外交的旗帜下，所表示态度相当强硬，一直在恶化对日本的舆论，排日风潮又突然激烈起来。 当时日本已陷入不能派遣正式公使的窘境，币原外相为打开僵局，任命笔者为全权代理公使，负责一切交涉。这种任命是表示暂时不派正式公使。笔者为恢复日中邦交，数年来在南京、上海间富有波澜的外交生活，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期间与南京政府的关系得到改善，笔者继而被任命为正式公使而留任。笔者的工作，当然要扫清田中外交时期的混乱，更要继续北京关税会议以来的币原外交，以期得到结果。  币原外交的全盛时期 自从鸦片战争订立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以来，各国与中国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享有治外法权、固定关税、租界的特权；这种特权又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各国都得到均沾。各国的特权，又因管理海关、义和团议定书中关于驻军、设立租借地的条款而越来越多，使中国几乎处于不能动弹的半殖民地状态。在北京英国公使领导下的各国公使团会议，事实上具有管理中国机关的权威。中国民族的国民运动，是将中国从各国特权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在这时具有强烈的排外色彩，特别在苏联革命之后，由于共产党的挑动，更变得非常有革命性了。 笔者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没有参加过北平的外交团，只留在南京、上海之间，为改善与国民政府的邦交，着手将两国间堆积如山的悬案，加以具体解决。中国方面亦熟知笔者至今处理中国问题持有怎样的态度，欢迎对笔者的任命，给笔者寄以全面的信任。笔者也将精力用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以调节日中利害。首先将关税问题作为最大的问题加以解决，西原借款的债务整理问题也有了眉目（此事得笔者的前任矢田总领事之力很多），并且将要着手进行处理不平等条约的法权问题。日中关系迅速得到改善。蒋介石为重建其军队，排除德国顾问，用日本顾问，从日本招聘了多数的教官。国民军统一了中国南北，日本政府和军部都已和国民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使国内外人们都感觉到日中两国关系开始走上了轨道。各国也有很多渐渐仿照日本的做法，币原外交的全盛时期得到了暂时实现，可惜这个时期未能长久继续下去。 英国对华新政策 英国是最保守又是最进步的国家。英国在华有许多权益，是最有势力的国家，英国公使事实上是北京外交团的首脑。但是，国民革命终于在中国取得成功，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日本公使开始在华中活动。自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以来，在华中设立公使馆的国家增多，以致北平公使团完全变成没有对象的外交机关，各国因此不得不对新形势加以深刻的考虑了。 英国为建立适应中国新事态的体系决定了新政策。这是采纳了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柏拉德的草案，由保守党内阁的外相张伯伦于一九二九年发表圣诞备忘录方式宣布的新政策。英国根据这个新政策，改变过去的保守政策，承认国民政府，接受中国的要求，实行改订不平等条约，并具体商议将租界及其它权利交还中国的问题。这是英国洞察中国民族运动而决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是蓝普森。英国新政策的内容是和日本当时推行的对华政策完全一致的。美国以及其它欧洲各国，也同英国同一步调。因之，英国在对华政策上，常常保持着领导的地位。 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一旦确立了政策，就要彻底照这方针去实行，这表明英国政权行政机构的完善性，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在日本，虽然尽力制定了好的方针，但因政府机关的不统一，军部恣意干涉，政党不理解外交，没有舆论健全的支持，使币原外交一点也不能超越某种限度向前发展。民政党内阁由于已经受到反对党与军部的压迫，越来越损失政治力量，致使币原外交受到日本国内不断抬头的国粹论者的牵制，实行得非常不彻底。在这期间，英美和中国方面交涉迅速进展，修订不平等条约已有了眉目。若是这样，中国很容易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 中国想利用同英美交涉来促进同日本的交涉，但和英美交涉已经进到这样的程度，对于踌躇不定的日本方面交涉，已经没有重视的必要了。  中国的革命外交 日本过去屡次和中国方面交涉，都把困难的满洲问题摆在最后，不提有关满洲的问题，先就中国本土改订不平等条约交涉，以此力图全面改善日中关系，在改善后的气氛中按顺序来解决困难的满洲问题。 北京关税会议自然消失之后，中国政府趁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潮，提出革命外交，宣布条约已届满期者一律无效，所以将已满期的与比利时条约首先废除。日本对于改订将要满期的日中通商条约的交涉，丝毫也没有异议，当时已在北京进行改订条约的预备交涉，芳泽公使与顾维钧外交部长之间已开始谈判。其后笔者也和国民政府之间进行谈判。日本方面对条约之改订，先以公正的态度向中国方面表示，以此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前提条件。 中国方面尽管也充分理解日本的意向，但因英美方面和中国的交涉进行得非常顺利，致使其欲加速实行恢复国权政策。 外交部长王正廷是左倾军阀冯玉祥系统的人，是蒋介石旁系的能干的外交家。他看到大势已对中国有利，便发表了他的对中国革命外交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第一期是关税自主和收回海关，第二期是收回法权，第三期是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第四第五期是收回内河及沿海航行权、铁路以及其它权利。这个所谓革命外交的进度表，其宗旨是在极短的期间内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收回一切利权，和各国的交涉如不能在预定期间内解决，中国将单方面废除条约并断然收回一切利权。王部长的革命外交全貌详细地刊登在报纸上。笔者鉴于以上形势，一方面向政府提出警告，以满洲问题为中心的日中关系遇到了危险，另方面决意回国向币原外相陈述意见。在此之前，为确知中国当局的意向，在南京到官邸拜访了王外交部长，这是一九三一年满洲事变发生前半年的事。 王外长回答日本公使笔者的询问，确认报纸上所发表的内容，不但收回外国利权，且包括满洲，并说明中国方面对于旅大的租借权与南满铁路的经营也都将按照公布的顺序准备收回。笔者当时非常忧虑，担心过去笔者所费的苦心也许将付诸流水。王外长的这个强力推行的革命外交方案的发表，引起内外舆论的重视，严重地刺激了日本的军部，并对正在进行的币原外交以致命的打击。  满洲的排日风潮 币原外交虽对日本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做出了划时代的改善，但对于处在半独立状态与日本最有关系的满洲，却未能得到改善。 从感情上说，继承张作霖的张学良无论如何也不能象其父那样对日本采取妥协态度。他完全是在英美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当时的顾问端纳是英国人。张的思想是极端排日的。他亲手枪杀亲日派杨宇廷以表明其态度，又参加国民党，撤销满洲半独立的状态，将五色旗降下改悬青天白日旗，树立了公然排日的方针，用很露骨的办法想把日本势力逐出满洲。 在这种形势下，满洲日中间纠纷日益增加，日中双方交涉案件堆积如山。南京中央政府的权威本来没有伸到满洲，但张学良为了发泄对日本方面的不满，以不是站在地方立场所能解决的为借口，拒绝进行交涉。交涉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都不能解决，悬案一直在增加。日本在满洲取得了租借权，在铁路附属地以外也有土地租借权，但因中国官宪的压迫，日本人及长年居住的朝鲜人的租借土地，不用说重新申请，就是维持既有权利也已感到困难。同时也开始了收回满洲铁路的运动。中国方面要自己建设与满铁平行的铁路线，并委托外国（荷兰）公司在葫芦岛进行大规模的筑港，企图使日本经营的铁路及大连商港失去价值。关东军的任务是保护日本权益及日本人与朝鲜人。鉴于这种现象，它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用外交手段解决，已经除了使用武力别无办法了。 日本人口问题与满洲问题 当时，日本人对国家与民族的将来，具有非常的神经质。日本作为一个小岛国，当然耕地狭小，其它的矿物资源也不足。甲午日中战争时期有三千余万人口，其后三千年增加了一倍达到六千万，每年人口增加近百万。如何保养这样众多的人口，这是可以动摇日本国策根基的大问题。在不可能实行海外移民的情况下，日本积极开发朝鲜和台湾，更以在满洲的经济活动来不断地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海外贸易是不可缺少的，但这也得有对象才可以进行。因此，满洲问题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大。日本人的勤奋并不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准，而只是为了生存。 国际联盟否认战争，以维护世界现状作为方针，并根据这个方针实现裁减各国军备。但对应解决的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即经济问题，只有自由主义的空论，而世界实际上又回到以欧洲各国为中心的经济封锁的状态。  移民问题 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在英帝国内部也有增强帝国主义倾向的趋势（一九三二年缔结了渥太华协定）。法国与荷兰这些殖民帝国，为维护本国的利益，只能越来越对外国进行封锁。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极端国家主义的时期，各国的政策完全离开自由贸易的原则已相去太远了，国际联盟的自由经济原则的宗旨已完全被忘记了。日本为保养不断增加的人口，靠用自己汗水劳动来发展对外贸易已经行不通了，只好强逼降低生活水准了。 这个问题尤其对近邻中国有关系。日本对华贸易因中国排日风潮而受到重大打击，而且在中国的日本人的纺织企业也因此受到了相当的妨害。共产党斗士李立三受过莫斯科训练，他以上海为中心煽动学生、工人运动，竭力掀起排日风潮。日本的权益不仅在中国本土，如前所述，在满洲也被置于张学良严厉的压迫之下。中国革命外交在王正廷的主导下，已经在全国发挥作用了。 日本不仅有关东州的租借地，而且在铁路附属地有行政权，还有百万朝鲜人居住在满洲内陆。日本的这些权益，在排日风浪中，在当地加以防卫，当然不是容易的事。而且，日本不仅经济上在中国本土受到排斥，而且在满洲也被驱逐，日本人生活本身已经受到威胁。 笔者作为驻华公使对当时形态深表忧虑，认为要防止日中关系急速恶化，应在中国本土问题上让步，以解决满洲问题，因而尽力对日中冲突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笔者向政府郑重提出，应向国际联盟说明纠纷的情况，并明确表示日本的立场，尤其日本应迅速树立彻底的总括性的对华政策。总之，笔者相信，对于中国问题，日本内政外交正是应发挥强大的政治力的时候。一九三一年四月初，笔者返回东京，向币原外相直接报告一切情况，并补充说明上述的意见。 滨口首相被暗杀（一九三一年四月）之后，接着是若槻为首的内阁。当时前首相在执政末期表现出的征兆，已证实他无意站在大的治理立场来实行政策，这使笔者感到非常失望。笔者提出的具体方案之一是，如租界，先将价值较小的苏州、杭州租界从速归返中国，以表明日本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但连此主张也因不易得到枢密院的同意而被政府退回。有的阁僚以笔者的态度过于同情中国方面而向笔者提出警告，这使币原外相陷于困难的境地。日本的国粹主义，不仅充满军队，而且弥漫到反对党和枢密院。围绕伦敦海军条约问题，军部确立统帅权的主张成功了，而政府历尽艰辛才批准了条约，但由于已受到右翼势力的压迫，故丧失了政治力量。日本政界还在玩弄暗杀的手段。当然，币原外交使外交走上正道是无可怀疑的，但它对与日本存亡有关的满洲问题却没有拿出使国民能接受的方案。政府在国家危急之秋，缺乏积极的指导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这是悲剧的序幕，也是日本自由主义破产的一大原因。这样的形势在发展，满洲问题从内外看都急待解决，而没有政治力的政府却束手无策，一方面对形势的发展感到忧虑，一方面又在袖手旁观。  满洲事变爆发 从国内局势上看，笔者所提出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东京采纳。 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日本已面临国际危机。如人力不能防止的话，也至少应该尽力缩小危机。也就是在当地一旦发生任何不测事件，日本政府需要在对内对外上有一个坚定的立场，并做好处理的准备。当然，政府与军部为了统制国内防止不轨，应极力避免日中关系的恶化，另一方要敲响警钟，应该全力使世界理解日本的公正态度。当前中国革命外交情况已经清楚，而日本政府还是缺少对策，已经很明显日中关系要走到死胡同。既然走到死胡同，从外交上考虑，除以“坚实的安排”作为方针外没有别的道路。所谓“坚实”，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在外交上日本的地位能得到世界上的理解。笔者以“坚实的安排”的口号，在失望之余，复由东京返回任所，但仍决心努力挽回颓势。 在满洲不断发生具有危险的事件，如压迫朝鲜人的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被暗杀事件等。张学良对日本的态度是强硬的而带侮辱性的。笔者为根本挽回在满洲的两国关系恶化，和当时南京政府的中枢人物财政部长宋子文协议，寻找缓和满洲紧张局势的方法。当时宋子文和笔者进行密切的联络，协力改善日中关系，商议同赴满洲，亲自调查当地情形，找出解决的办法。宋部长的意见是途中顺便去北平，劝说在北平的张学良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再赴大连和前外务大臣现任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伯爵进行商谈，并制订有关满洲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案。 笔者将这个意见上报日本政府，经许可预备和宋子文在九月二十日从上海乘船北上。船位已准备好，但终于没有来得及实行。满洲事变突然于九月十八日在奉天爆发了。当时笔者仍不灰心继续交涉，准备同宋子文一起到满洲，使事变能局部化，以期达到解决的目的，但在等候日本政府训令期间，事态如燎原之火迅速扩大，故没有办法可取。中国将比事变向国际联盟提诉，终于到了无从采取外交措施的余地了。 在满洲事变爆发时。笔者向日本政府发出的电报的一节如下： 一、此次军部的行动，基于所谓统帅权独立的观念如此无视政府，煞费苦心所做的外交努力有一朝被破坏之感。为国家将来计，不胜悲痛之至。既然如此，希望政府应从速禁止军部之独断专行，依照国家之意志，停止军部不负责之不利宣传，更应表明旗帜，确立政府的指导…… 二、国民政府方面知此次事变之严重，照例采取军事上不抵抗主义，而进行军事行动以外所有之对抗手段。当然，在党政一致领导之下，过去受过训练之排日机关正在开始活动。如断绝经济往来还好，但连在朝鲜事件时也未动摇的全国学生运动受到了最大的刺激，反日感情之恶化有甚于所谓二十一条时期，今后将更趋恶化。照目前情况，在满洲以外的各地，不能预料什么时候有不幸事件的发生。关于此点，尤望海军自重，请政府充分留意。万一日军推进至北满，则将与俄国发生冲突，事态更趋严重。 三、国民政府政策是迅速解决内乱（迅速地认真同广东方面的妥协终于实现了），以统一的力量，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将此次事件诉之国际联盟（由于最近宋子文的联络，同国联关系已变密切）及主张非战条约的美国，用全副内外宣传力，强制促日本军撤退，尽可能与归还山东时一样。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同日本国缔结有关今后满洲问题的适当的协定，还有为这个目的进行谈判时，国民政府也不会参加。因此，应该认识到此次事件能使日中两国处于断绝邦交状态。长此放任，由于国民政府方面的策动，日本将受到世界舆论指责。（根据远东国际法庭记录） 明治以来，日本逐步形成的国际信誉是极高的。日本的国际地位一旦被破坏，日本的国际信誉也将一落千丈，这种情况是负责外交的人士所难忍受的。 事变的扩大与地方化 尽管三月事件失败了，但军队中的中坚分子及上层仍在积极进行对国家的革新运动。关东军参谋与陆军省军务局永田军事课长等商量，秘密地将旅顺要塞炮移至奉天驻屯军的兵营；并积极宣传大川周明等要求对满洲问题采取积极行动的方案。土肥原大佐用了数日旅行中国各地，关东军昼夜不停举行激烈的演习，为保护日本在满洲的正当权益，军部早已下了决心，在不得已时采取自卫手段。 外务省看到这种不稳形势，极为注意形势的发展。驻奉天林总领事奉政府的训令，调查满洲危险的形势，并详细报告政府请其注意。币原外相接到报告后，将报告交给陆相要求妥善处理。南次郎陆相派遣建川少将去满洲，劝说关东军自重。建川直接领悟天皇意旨，使关东军勿做越轨行动，但旅行途中因访朝鲜军司令部，抵奉天时已较预定日程为迟。关东军幕僚正在饭馆里招待建川的时候，发生了柳条沟铁路爆炸，张学良的北大营兵营已受岛本大队的攻击，日本兵营的大炮已经向北大营开炮，满洲事变爆发了。 林总领事及森岛代领事将事件真相逐一电告政府。两人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冒生命危险四处奔走。森岛领事往访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大佐，说明有用外交解决事件的希望，请军部中止行动，这时同座的花谷少佐（樱会会员）激昂地拔出长剑，对森岛领事威胁道：“再干涉统帅权，不能置之不理。”军人已经傲慢自大了。森岛领事得到既然行动起来任何人不得干涉的回答，只好回去。这时，关东军事实上在石原次席参谋的领导之下，开始全力突进了。 日本政府对炸死张作霖的当事人不能进行处分，更没有什么力量来对待军部。统帅权的独立已在政治上得到确认，连枢密院也充满支持军部的浓厚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军部已经达到完全独立的地步。而且，军队内部形成了下克上的风气，关东军从军中央部脱离，变成事实上独立的状态。反对共产党的国粹运动主张统帅权独立，反对裁军及明征国体，主张建设国防国家及革新国家。在此期间，现役及预备役的陆海军人运动，由于与一部分政友会党员及军部的结合，完全变成了政治运动。 若槻内阁虽用尽方法以防止事件扩大，但政府已不掌握日本军。当局还是认为最终军队也能追随政府政策，这是一种迂腐的想法。事实上，关东军无视政府的意向，北进至齐齐哈尔、哈尔滨，逐马占山至黑龙江，南进至锦州，终于成功地将张学良军队驱出满洲的最后据点。当时关东军威胁政府，如不支持军部，反而阻止军部行动，关东军将从日本独立，自己统治满洲。因此，若槻内阁只好从预算中支付军部越轨行动的费用。 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土肥原大佐，与板垣参谋等协议后，到了天津劝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并将其带到满洲，接着拥戴他，先推他为执政，后拥他做皇帝，急忙建立满洲国。驻欧美各国的日本使节，手持若槻内阁的满洲事变地方化的训电，反复向该任国政府说明。在不明真相的欧美当局看起来，这好像为军事行动制造烟幕的极为虚伪性的举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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