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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梦华录》引爆全网追剧热潮，它不仅讲好了三姐妹 “东京漂”的创业历程，亦让我们窥见北宋女性的婚姻生活，尤其是离婚后的出路。 这部剧中，孙三娘被休、宋引章和离、男主顾千帆的母亲顾氏归宗生活。最近，我又刚好读到了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所著《中国古代女性婚姻家庭》，想要聊聊宋代离婚女性的生活。  《梦华录》剧照 宋代离婚主要方式有三种，分别是七出、和离和义绝。所谓“七出”，“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 说到休妻，宋代最著名的莫过于大诗人陆游的家庭悲剧了。陆游与唐婉两情相悦，但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唐婉，二人被迫离婚。情路如此坎坷，唐婉年纪轻轻便香消玉殒。 宋律又规定了三种情况不能休弃妻子，即“三不去”，“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取无所归”。但如果妻子有淫泆或恶疾行为，即使符合“三不去”原则，丈夫也可以休妻。 “和离”，是指夫妻关系不和谐，双方协议离婚。义绝”是一种强制离婚方式，《宋刑统》中有“义绝谓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及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母奸，及欲害夫者，虽会赦皆为义绝。妻虽未入门，亦从此令”。如果夫妻间出现上述行为，法律会强制离婚。 妇女离婚后，与前夫家断绝关系，但是暂时无法立即转嫁他人，因此会回到娘家生活，称之为“归宗”。比如，范镇之女曾嫁给吴安诗，离婚后回归父亲家，直至死亡。 还有因所嫁非人，娘家劝解离婚的情况，如赵鼎臣堂姐武氏丈夫不仅相貌丑陋，还触犯律法，使其娘家蒙羞，因此娘家人都主张离婚，但武氏不肯，邻里乡人并不赞同她的做饭，评价说，“拒母之命不可以为孝，私夫之爱不可以为义，甘身困辱则非智，屈意于苟贱则无勇。古所谓妇人之仁者，盖近是邪”。 可见，宋代社会并不以正当理由的离婚为耻。 尽管宋代妇女在离婚时一般会分得一部分财产，但大部分只带回自己的嫁妆，只有少部分人会分得夫家的一些财产，经济上很难达到独立。为了保障归宗女在父母离世后的生活，宋代政府颁布了一些归宗女遗产继承的法律。 不过，就大多数离婚妇女而言，归宗并非长久之计，出于自身生活或者经济原因，她们一般会选择再嫁。需要提醒的是，宋代社会还是比较重视归宗女地位和权益的，她们改嫁时仍然能获得奁产陪嫁，本家并不会因为曾经给过其嫁妆，就不再给改嫁的归宗女陪嫁。 赵凤喈在《民法亲属编》中说：“自宋代起，社会颇有离婚之风习” 。宋代社会对离婚妇女再嫁也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上至皇室宗亲，下至庶民百姓，都存在大量妇女改嫁的情况。 《夷坚志》中记载的宋代妇女再嫁的事就有61例，其中再嫁者55人，三嫁者6人。甚至还出现皇帝娶离婚妇女和宫中妃嫔出宫再嫁的现象。 仁宗时的曹皇后、真宗时的刘皇后均是再嫁妇人。刘皇后就是《梦华录》中皇后的原型，“刘氏始嫁蜀人龚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张旻时给事王宫，言于王，得召入，遂有宠”，后来被封为皇后，不仅真宗在位期间助其处理政务，更在新帝登基后垂帘听政长达十一年，是宋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女性。 宋光宗“有张贵妃，亦舊待东宫，次婕妤符氏，后出嫁于民间”。皇帝作为治阶层最高统治者都不介意娶离婚妇女，人民可想而知。  影视剧中的宋章献明肃皇后形象 士大夫阶层妇女再嫁的情况当然更多。 范仲淹的母亲谢氏曾改嫁朱家，范仲淹的儿子纯祐早亡，由他主持将儿媳嫁给自己的弟子王陶。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不成大器、精神失常，儿媳庞氏生活非常痛苦，王安石担心儿媳与王雱离异名声受损，便代她择婿令嫁。 岳飞之妻在岳飞参军期间，嫁给韩世忠军中下属。韩世忠想要岳飞再将刘氏娶回，岳飞拒不答应，只给刘氏三百千钱。 如果妻子对丈夫不满，感情疏远，也可以提出离婚。 如宋仁宗时，外戚吴氏将女儿接回娘家，与夫家脱离关系。宋哲宗时，张元弼娶表妹陈氏为妻，陈氏容貌秀美，元弼不仅外貌丑陋，而且嗜书如命，更会因为读书忘记吃饭和睡觉，陈氏对此十分不满，于是提出离婚。 宋代妇女离婚后，所生子女多留在前夫家中，极少出现携带子女再嫁的情况。不过，她们与子女的关系除不具有主婚权外，仍享有其他一切权利。 在政治上，宋代妇女再嫁他人后依然可因儿子而获得恩荫与封赐。 在经济上，改嫁妇女也是子女尽孝的对象，有些儿子成人后还会将母亲接回家中奉养。如贾似道的母亲胡氏曾经三嫁，仍被封为齐秦国夫人，且“当景定、咸淳间，屡入禁中，隆国至同寝处，恩宠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赐秘器及冰脑各五百两，赙银绢四千两疋，命中使护葬，帅漕供费，凡两辍朝，赐谥柔正，又赐功德寺及田六千亩，可谓盛极矣”。隆国黄夫人是度宗的生母，也是一位再嫁妇人。可见，再嫁妇人也可因儿子获得恩赐，甚至享有极高的地位。 宋代人很重视亲情，子女对待改嫁的母亲不仅要生前奉养，去世后还需要安葬，并按照礼仪守丧。法律对此做出了规定，《庆元条法事类》，“诸为嫡继慈、养母改嫁或归宗及长子之丧，给假并同齐衰期”。《宋刑统》也规定了服丧的具体时间，“谓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月内心丧”。 宋代的士大夫群体，对于妇女再嫁比较宽容，尤其对于夫死后妇女生活贫困以及无故被休弃而再嫁之女，一般持肯定、同情态度。 司马光虽然论及，“妻者，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忠臣不事二主，贞女不事二夫”，将女子守节与忠君放在相同的高度。但他说到，“夫妇以义合,义绝则离之”，夫妻之间如果没有了“义”，分开也是不错的选择。 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颐也默许侄媳妇改嫁，还称赞其父程珦操办外甥女再嫁是关爱晚辈的慈善行为。而且他也赞同不应该对被出的妻子恶语中伤，令其顺利改嫁的行为。 总体而言，宋代妇女的贞洁观念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般浓厚。这与当时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风气较为开放息息相关，传统婚姻当中“重阀阅”的思想逐渐被“重利轻义”所替代，男女婚姻不顾门户，而以家庭资财为标准。 司马光对这种现象批评道，“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妆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因此，婚姻论财为离婚妇女再嫁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拥有大量的钱财，是离婚妇女顺利再嫁的重要保障，也促使人们争相竞娶。 宋代社会不仅对妇女再嫁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而且一些法律条文不同程度上维护着这项权力。 比如，针对宗室女子，英宗治平中下诏，“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官以上，即许为婚姻”，虽然对宗室女子再嫁做出了限制，但在法律上允许了她们再嫁。神宗元丰元年诏令，“宗室袒免以上女与夫离而再嫁，其后夫已有官者，转一官”。这不仅放宽了宗室女的再嫁条件，甚至以升官的许诺“诱惑”官员迎娶再嫁宗室女子。 针对平民女子，为了保障她们的生活，法律上也做出了表示。如《名公书判清明集》有 “已成婚而移乡编管者，其妻愿离者，听。夫出外三年不归者，亦听改嫁”的记载，即在丈夫因犯罪被发往其他地区时，女子为维持生计，法律允许其提出离婚改嫁。 宋代虽然是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但社会风气比较开放，未将离婚视作耻辱，妇女再嫁的环境比较轻松。离婚妇女在法律和财产继承上均有一定地位。但不可忽视的是，宋代的贞洁观念正在强化，尤其是伴随程朱理学发展并占据社会主导思想后，对妇女再嫁的批评声逐渐增多，哪怕是丈夫不愿自己身死后妻子再嫁者也在增多。 不论是在宋代还是现代，从一而终均非必然的选择，但婚姻并非游戏，理应珍惜、珍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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