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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月17日，“天下第一庄”大邱庄，如同进入了“战时状态”。 村民们手拿电棍、钢管、铁棒在村里四处集结；开着油罐车、汽车、拖拉机堵在进村的各个路口；对进出大邱庄的每个人严加盘问…… 而村民此举，竟是为了应对“村外的1000多部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90年代，大邱庄可是我国闻名的“首富村”、“天下第一庄”。 那时我国的“万元户”都很少，大多数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但大邱庄里不仅家家户户小洋楼，电视、冰箱、洗衣机样样齐全，还建了医院、学校，村民们就医、读书全免费，这让全国人民艳羡不已。 可如果时间往回推到70年代，你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嫁女不嫁大邱庄，糠菜能替半年粮”。 那时的大邱庄因为贫穷，满村光棍，让所有人退避三舍。 而大邱庄能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全国首富”，实现“共同富裕”，这与一个人密不可分，那就是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 出生在1930年的禹作敏，是土生土长的大邱庄人，家里世世代代在土地里“刨食儿”，家中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 禹作敏从小就聪明懂事，父母见他是块读书的料，便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让禹作敏进了私塾。 在私塾，老师教的内容禹作敏听一遍就能全部记住，老师说禹作敏是个“神童”，村里人说禹家祖坟上长了灵芝草。  但那个年代，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禹作敏9岁时，他的父亲在一次洪水中被冲走，禹作敏也只有失学回家，四处做小工挣钱，帮着母亲补贴家用。 幸运的是，解放后国家办起了夜校，禹作敏有了再次学习的机会。 但禹作敏当时没有选择考大学，而是在大邱庄的生产队里担任起了会计。 在担任会计期间，头脑灵活又有文化、爱看书、爱琢磨的禹作敏，开始想方设法增加村民的收入。 他会低价买来瞎眼瘸腿的母驴，在生产队繁殖，然后卖掉小驴为生产队换钱； 为了鼓舞群众生产苇子，禹作敏还将原来的分配方式进行了改革。 原本村民生产的苇子要和生产队分账，但禹作敏让村民不必交账给生产队了，除了上交国家的，其余的就归村民个人所有。这样一来，村民增加了收入，生产积极性也就大大提高了。 由于禹作敏大公无私、领导有方，1974年，44岁的禹作敏被党组织任命为大邱庄党支部书记。  禹作敏走马上任，可谓呕心沥血。 为了解决村民的温饱问题，禹作敏每天泡在田间地头，大战盐碱地。 他不仅带领村民将原本坑坑洼洼的土地整修得平平整整，还在田地里修建了独立的排水渠和灌溉渠，同时禹作敏亲自示范，教村民将所有土地进行深耕翻垦。 经过努力，第二年，大邱庄的粮食产量一下子翻了5倍，禹作敏也因此在村民心中树立起了威信。 虽然解决了村民的口粮问题，但禹作敏并不满足，他心里在琢磨着更大的事，他要带领村民彻底脱贫致富。  正在禹作敏想方设法带领村民脱贫的同时，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刘万明。 刘万明曾在天津钢厂上班，他不仅懂得钢厂的生产技术，还对钢厂的销售手段一清二楚。 在和刘万明深谈了几次后，禹作敏便决定要舍弃曾经“以农为纲”的思想，在大邱庄修建轧钢厂。 禹作敏是个雷厉风行的人，说干就干。 没有资金禹作敏就将生产队的砖厂抵押出去，贷款了10万元。 村民们听说禹作敏建厂还缺钱，于是便自发地帮助禹作敏。 1元、2元、5元、10元……，在大家的努力下，禹作敏一共筹集了15万元启动资金。 禹作敏用这15万去天津买来了三台轧钢机，为了省钱，禹作敏还自己动手，修建了简易的厂房。 就这样，在1977年，只有三台轧钢机的钢厂就此诞生了。 谁也没想到，一年后，这三台轧钢机不仅让禹作敏将15万启动资金全部挣了回来，还收获利润30万。  尝到甜头的禹作敏一发不可收拾，他将挣到的钱继续投资出去，带领大邱庄的村民们修建了电器厂、印刷厂、高频制管厂……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大邱庄又紧挨着天津，宽松的外部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禹作敏的正确领导，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大邱庄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些年村民都说，禹作敏是大邱庄人的“福星”，“财神爷”。村民信赖禹作敏也支持禹作敏，不管禹作敏让村民干什么，村民从没有二话。 1989年，禹作敏以“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的身份，参加了春晚，还被国务院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1992年，禹作敏带领村民建起了“百亿工业园”，此时的大邱庄已经是拥有万全、津美、顺美、尧舜四个产业集团的全国“首富村”了。 大邱庄的产值从10万元猛增至41亿元。 在大邱庄里，不仅有宽阔整洁的广场，整齐有序的厂房，还有专门的商业街，商业街上，店铺林立，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村民们曾经居住的茅草房已经变成了一栋栋小洋楼，不仅如此，村里还专门修建了医院和学校，村民们就医和上学可以全免费。 在90年代初，大邱庄的居民人均收入为16260元，是当时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全村只有4000多村民，却拥有16辆奔驰，100多辆进口轿车。  可以说大邱庄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路上，已经甩了全国人民几十条街。 但是，在繁华的背后，村民们也渐渐感觉到了巨大的危机。 而这个危机，就来自禹作敏。  大邱庄的产业虽然属于集体所有，但是毫无疑问，禹作敏是这个集体的“老大”。 在大邱庄，无论大小事务，都是禹作敏一个人说了算，随着大邱庄的产业一天天庞大起来，禹作敏也越来越膨胀，甚至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 俗话说：“权力越大，滥用起来就越危险。” 曾经的禹作敏一心为民，是全村最后一个搬离土坯房的人，但是渐渐地，禹作敏不仅住上了全村最豪华的别墅，开着全村最豪华的轿车，而且出入有8名保镖护送，全身上下名牌加身…… 据说，香港的某位记者来采访禹作敏时，这样问他：“听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 禹作敏笑着说：“我去了土，就是皇帝。”  在禹作敏看来，大邱庄能成为“全国首富村”，那绝对是自己领导有方，所以一切都是他应得的。 为了彰显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禹作敏还在村里私设公堂，对犯了错的村民严加盘问，俨然一副“土皇帝”的模样。 如果说一开始村民们是自愿服从禹作敏的领导，那么现在就是不得不服从禹作敏的领导了。 1990年，禹作敏听说自己的侄女被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欺负了，便不分青红皂白让人将刘金会暴打了一顿，然后把刘金会的厂长给撤了。 随后，禹作敏和亲友还觉得不解气，在禹作敏的示意下，他的堂弟余作相等人又把刘金会的父亲刘玉田叫到大街上，一顿拳打脚踢，没想到余作相等人竟硬生生将刘玉田打死了。 闹出人命后，禹作敏企图贿赂执法机关，让余作相等人免于法律的制裁。 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终执法机关还是依法将涉案的7人全部抓捕归案。  这件事本来是司法机关依法办事，但是禹作敏却觉得司法机关“不给面子”，随后，禹作敏便在大邱庄搞起了对抗司法的活动。 他不仅组织村民联名抗议、游行示威，还将刘玉田的家人从大邱庄的企业里全部赶了出来。 走投无路的刘家三个儿子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大邱庄，去其他地方另谋出路，而刘玉田的女儿，因为没有离开大邱庄，竟然被禹作敏派人，非法管制了3年之久。 除了对村里人严加管束，禹作敏对从外界来到大邱庄的人也毫不客气。 一次，北京一所干部学校的老师带着27名学员到大邱庄参观，有学员在百货商店买东西的时候询问了一下商品的价格、货源等问题，便被不耐烦的商场经理破口大骂，拳脚相加。 闻讯而来的禹作敏不仅不主持公道，还威胁逼迫老师和学员们写下口供，承认损坏货物、殴打店员。 当老师和学员们不妥协时，便遭到了禹作敏的拘禁和殴打。 在大邱庄，禹作敏的一言一行都凌驾于法律之上，村民都说，大邱庄里只有禹作敏的“指示”，没有法律。 禹作敏是大邱庄的“大庄主”，而他的儿子禹绍政则是大邱庄的“少庄主”。没有人敢惹这家人。 禹作敏在大邱庄成了名副其实的“独裁者”、“土皇帝”。 禹作敏在大邱庄越来越无法无天，殊不知灭亡也悄悄地来了。 而导致禹作敏灭亡的，便是危福合死亡事件。 那是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总经理李凤政因病去世，在清查时，竟然有数千万资金下落不明。 禹作敏得知后勃然大怒，竟敢有人在他眼皮底下“钻空子”，这还了得？ 禹作敏一边安排厚葬李凤政，一边将原来的华大集团撤销，让津美、津海、尧舜、万全四个集团公司接手华大，并对华大公司进行全面审查。 在审查时，禹作敏成立了由禹作敏的儿子禹绍政、治保主任周克文、总公司秘书石家明为主的“审讯小组”，审讯小组的成员还有刘云章、陈相岐、刘绍升等人。 如果“审讯”是配合执法机关依法进行，也就罢了。 可惜，禹作敏太嚣张，他不仅没有将事情报告给执法机关，“审讯小组”还在总经理办公室设下了“公堂”，他们找来皮鞭、电棍等，对有嫌疑的人严加拷问，刑讯逼供。 一位叫田宜正的61岁老者被怀疑上，禹绍政等人不顾严寒，在光天化日下将老者的衣服扒光，对田宜正进行了一番羞辱和毒打，老者实在无法忍受，便按照禹绍政等人的指示，承认了自己的“罪名”。 之后，不解气的众人还将田宜正关押起来，时间长达14天。 从11月底到12月中旬，短短半个月时间，华大公司就有十几名员工像田宜正一样被非法审讯、殴打和关押。 此时的大邱庄表面上还是那个人人羡慕的“首富村”，殊不知村民们时时刻刻生活在惊慌恐惧之中，他们听着从总经理办公室里传出来的殴打喊叫声，夜不能寐。 禹作敏此时已经不再是大邱庄的党委书记了，他俨然就是大邱庄的“黑社会老大”。 12月13日，在审讯持续了半个多月后，26岁的危福合进入了禹绍政等人的视线。 危福合原本不是大邱庄人，他1990年从河北来到大邱庄打工，92年年初开始负责大华公司的基础建设，但是禹绍政等人怀疑他在这个过程中贪污公款。 像对待其他嫌疑人一样，仅仅是怀疑，他们就对危福合拳打脚踢。 危福合年轻气盛，不懂得低头，负责审讯危福合的刘云章、陈相岐等人便用皮鞭抽，电棍打，一直打到危福合瘫在地上，无法动弹。 但是刘云章等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休息两分钟后，又继续打。 这场对危福合的“暴力审讯”一直持续了7个小时，在危福合身上留下了380多处伤口，最终危福合被刘云章等人活活打死了。 看见死了人，刘云章等慌了，他们赶紧将事情报告给了禹绍政。 此时禹绍政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赶紧去找禹作敏商量对策。 得知消息的禹作敏在沉思片刻后，便有了主意。 禹作敏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公安局的电话。电话里禹作敏说，大邱庄死了个人，“你们是不是来一下”。 随后，禹作敏对刘云章等人进行了一番叮嘱和安排…… 于是，等公安干警到大邱庄后，他们听到了这样的话：刘绍升、刘云章、李振彪、陈相岐四人在负责审讯危福合的经济问题，下午的时候，刘云章等三人去外面吃饭，只剩下李振彪一个人看守着危福合，这时，突然从外面冲进来一群人，他们以为危福合是个贪污犯，便不分青红皂白将危福合打死了。 由于李振彪是刚来大邱庄的保安，他不认识那些群众，所以究竟是谁把危福合打死了，他也不知道。 禹作敏以为这样的说辞天衣无缝，却不知道公安干警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当公安干警在案发现场没有发现群众的脚印，只发现了刘云章等人的脚印时，禹作敏知道事情瞒不住，便索性将前来办案的6名公安干警扣押了起来。 直到13小时后，天津市市长聂璧初得知消息，亲自干预，禹作敏才将办案民警放出。 而此时，禹作敏已经安排刘云章等四人潜逃在外了。 公安人员没有抓到刘云章等人，便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但是人海茫茫，一时间并没有找到刘云章等人的踪迹。 没几天，禹作敏以为风声已经过去了，便悄悄安排潜逃在外的刘云章等4人回大邱庄过年。 回来后，禹作敏将4人窝藏在大邱庄的一间民房里，长达70多天。 2月17日，公安机关收到消息，准备进村将4人缉捕归案。 谁知，此时禹作敏竟然下令，大邱庄全部企业停工停产，到村口集结。 禹作敏鼓动村民说“上面派来了1000多部队”，要铲平大邱庄，破坏大邱庄的经济成果。 不知情的村民在禹作敏的指示下，开着装满了汽油的油罐车，以及挖掘机、大卡车等堵在进村的各个路口，拿着铁棍、钢棒等工具在村里四处集结，随时准备应对进村的“部队”，保卫大邱庄。 但事实上，村外仅仅有400位公安干警，他们只是来依法捉拿刘云章等通缉犯的。 这样的暴力抗法直到天津市政法委直接干预，禹作敏才勉强让20位干警进村搜查，但此时，禹作敏早已将刘云章等人藏得严严实实了。 之后，禹作敏又安排刘云章等人到包头、山东、浙江、广东等地隐藏。 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1993年3月，刘绍升、陈相岐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之后刘云章、李振彪迫于压力，主动投案自首。 经过对刘云章等人的审讯，公安机关掌握了危福合被害的证据，先后对参与危福合案的18人进行了抓捕。 1993年4月15日，公安机关以“天津市新上任的书记要找禹作敏谈话”为由，将禹作敏请到天津市俱乐部，并将其抓获。 最终，禹作敏以窝藏罪、妨害公务罪、非法拘禁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1997年10月2日，禹作敏在监狱里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曾经不可一世的大邱庄“土皇帝”，走完了他辉煌而又悲哀的一生。 禹作敏虽然去世了，却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 毫无疑问，禹作敏是聪明的，而且在改革开放中，他是有功的。 禹作敏将一个人人吃不饱穿不暖的大邱庄，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变成了全国“首富村”，这是很不容易的。 禹作敏也曾一心为民，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但是当大邱庄一点点富起来以后，禹作敏就开始飘飘然了，私欲也开始逐步膨胀起来。 禹作敏以大邱庄的“土皇帝”自居，躺在功劳簿上洋洋自得，最终被欲望和野心拉入地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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