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文襄祠这个地名，如今你在长沙市地图上是找不到了，知道它的老班子人也都走得七七八八。可一百多年前它在长沙却是一处名胜，清代名将左宗棠的祠堂乃尔。一九三八年的长沙文夕大火将它夷为平地，抗战胜利后得以重建，它的后半部分是后来的长沙市工人文化宫，前半部分则变成一条小巷，名之曰左文襄祠。 一九六〇年我家搬进这条小巷时，它的名字已被改为“群力里”。可那个时候你跟人问路，说群力里好多人都会摇头说不知道，说左文襄祠反而有人恍然大悟地点头：“哦，北门正街上的那条巷子啰。” 左文襄祠看上去颇宽大，其实是条死巷。一共只有九个门院。巷子的尽头是工人文化宫的高墙。据说那地方原是祠堂的后花园。不止一次，有那不知究里的贼人，被人追赶时仓皇逃进我们巷子，结果只好在那堵高墙下束手就擒。 不过左文襄祠即使改了时髦的名字叫作群力里，变成一条此路不通的小巷，名将祠堂的威仪也还犹存。巷子里那九个院门，个个都有堂皇的实木大门。大门上的油漆虽已剥落，厚实沉重的黄铜门环尚在。夜里，迟归的人叩动门环叫门，“哐哐哐——，哐哐哐——”那铜木碰撞的声音，悠长而深远，静夜里听来惊心动魄。有一阵子，我们巷子里一听见这声音就发抖的居民大有人在： “抄家的来了！” 黑暗中我妈这句惊恐万状的低语，好多年以后还常让我从噩梦中惊醒，颤抖不已。曾几何时，我们每次听到那一声紧似一声的撞门声，都觉得是冲着我家来的。一家人立即翻身起坐，面面相觑： “来了？来了！” “不是打我们院子的门，好像是五号。” “不，是二号。” 我们压低声音交换着这样的信息，窥测风向，评估形势，互相安抚。等到终于证实那片喊打喊杀声是在别个院子里震响，大家才松了口气，回到床上。 这一心理固然有失忠厚，但当时我们一点也不为之抱愧。恐惧原是一种最要不得的心态，使人变得自私。 话虽如此说，我总觉得我家在文革中逃过了抄家这一劫，是跟我们住在这么一条不同寻常的巷子有关。若我们仍住在湘春路上那座位于贫民窟边上的红砖房，一定首当其冲，被那班早就对红砖房虎视耽耽的邻居们打砸抢抄了。进驻我们街道的工宣队长是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大妈，我猜她连左宗棠是谁都不知道，可了解了巷子居民的阶级成分之后，她便一针见血地断言：“叫什么群力里，叫牛鬼蛇神巷还差不多。” 原来他们作过了统计，巷子里的无产阶级只有五家，其余的人家多少都跟地富反坏右沾了边。便是那五家无产阶级，后来也查出有一家的男主人作过工贼，另一家的女主人作过妓女。 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好像都沉淀到我们这个小巷了：八号左老师是左宗棠孙女，二号宋娭毑是宋教仁媳妇，七号黄老师是黄兴侄儿，住我家对门、跟我们共享一个堂屋的刘姑，是国民党名将刘兴的长女。她那一脸慈祥的老妈，我们称之为婆婆的，是刘兴的发妻。而刘姑的公爹，也曾官至国民党湖北省主席。有邻若此，我们家自然便小巫见大巫了。 刘兴四九年跟着他的老长官唐生智和平起义，被安排到湖南省文史馆作了一名馆员，并得以保留他的一处宅院。他与他的姨太太（我们叫她姨奶奶）及多名儿女住在那里。每月一次，他由他那位风韵犹存的姨太太搀扶着来看他的发妻，并送来家用钱。 他们三人相会的情景，跟我在小说和电影看到的这一类场景完全挂不上勾。只见那位菩萨面孔的刘家婆婆与那低眉敛气的刘家爷爷一团和气地对坐在一张小方桌边，相敬如宾，一边品尝刘姑煮的红枣莲子羹一边闲话家常；姨奶奶则站在我们堂屋里，抱着刘姑的小孙孙看这位正房大小姐煮食，交流着菜市场南货铺的商品信息。 刘姑没我妈这么害怕抄家，当我们一家瑟缩在屋子里窥测窗外阶级斗争动向时，她大大咧咧站到堂屋门口看热闹，并不时将最新情况向躺在屋里的她老妈报导： “他们进了八号……在喊口号……在打门……喔哟，有个人上了屋顶……” 我也想出门去看看热闹，但被我妈死死拉住。 “怕什么，”我挣扎着仍要出去，“连刘姑都不怕。” “刘姑她当然不怕了，”我妈道，“官要作得大，事要犯得恶，最倒霉的总是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 巷子里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我妈这话有几分道理。左家宋家黄家都还没被抄家，先就被抄得惊天动地还出了人命的，反而是六号门院那名风烛残年的疯子胡奶奶。 我们惊悉：这个一年四季弯腰驼背捡垃圾的孤寡老婆婆，竟然是个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她儿子跟蒋介石逃去了台湾。她自己每天捡破烂其实是在收集情报。在她家霉烂的地板下面，还真的挖出了一根金条！而胡奶奶也因为对抗革命小将而被殴打致死。一夜阶级斗争的腥风苦雨过后，我们战战兢兢去六号打探虚实。尸体已然不见，只见胡奶奶那间小房间里被挖开了一个大洞，地板上，院子里，到处是暗黑的血渍。 不过刘姑家终于也在劫难逃。来抄家的不是刘爷爷所在的省文史馆，也不是街道上的革命造反组织，是她大儿子（我们叫聋子哥哥的）所在的区办工厂造反派。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和平的一次抄家。一群戴红袖章的男女与接待他们的聋子哥哥坐在堂屋里，在亲切友好的气氛里商讨着抄家事宜。 这回连我妈都敢走出房门看热闹了。聋子哥哥笑容可掬，跟平时一样，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含笑点头，他幼时得过脑膜炎，落下了耳聋的残疾；领头的那名臂佩红袖章身挎忠字袋的中年女子也面带笑容，对刘姑解释般地道： “我们也是没得办法，有人检举阿刘他爷爷是个反动大军官，家里连碗筷都是金的。我们只好来看下子啰。伯母您老人家放心，阿刘人好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看一看就走。” 他们是如此的文明，而刘姑又是如此的礼让。先是要请他们吃芝麻豆子茶，他们不肯，刘姑就喊聋子哥哥去城门口的和记米粉店端粉。她一边将一口大锅和一张五块钱大票子塞给儿子，一边诚恳地游说那帮抄家者： “和记的米粉全长沙第一你们是晓得的。真的好吃咧！连光头粉都是喷香的！” “莫客气莫客气！” 女领队边推托着边拉住聋子哥哥，向她那班人马一声呼喝，急急撤了，这才没有把一场抄家事件演变成一次友谊会餐。 不过刘姑的话倒一点也不夸张，我后来浪迹天涯，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却再没吃过和记米粉店那么好吃的米粉了。越南河粉、香港河粉，好是好吃，可跟我们街上的和记米粉哪儿能比呀！即使盖浇是上好的牛腩，加上生菜，放了日清麻油，也吃不出和记米粉那种喷喷香的味道。 其实我最享受的还不是米粉本身，而是站在和记粉店厨房里观看米粉制作的过程。买外卖者都被允许进入厨房，围在那个大案板旁现场直观。只见那位“神气碌荡”（我妈给他下的评语）的老师傅把酱油、香醋、麻油、细盐、葱花、香菜末、酸菜末、剁辣椒这些配料一一甩到我们摆放到案板上的大小锅盆里，再放上一大勺骨头汤把这些调料冲开，最后才把米粉从大锅里捞放到里面。光是看着那种红是红绿是绿白是白的颜色就让人流口水了，更别说还可以自助加放他家的自制辣椒。 辣椒有三种，油辣椒、白辣椒和刴辣椒，它们在案板上摆成一溜，随你放。 我总是每种都加上一点，然后赶紧盖上锅盖，端起来就往家里飞奔，要最大程度地保住锅里的浓浓香味呀！ 寒冷的冬夜，一家人围在火炉旁，一人一小碗米粉，埋头在香喷喷的热气里，外面那个正在发疯的世界似乎也不那么恐怖了。 不止一次，我在梦中迷失在一条小巷，那巷子细小曲折，两边的房子皆是东倒西歪的棚户，我在其中左冲右突着眼看就要走出去了，一抬头，却又是一溜棚屋挡在眼前。终于，我绝望了，正待大叫出声，有个人飘然出现，幽幽问道：“去哪里？” “紫东园。”我冲口而出。 这时我便醒了，焕然起坐，口中喃喃：“真怪！” 是呀，为什么不是我家所在的群力里而是紫东园呢？ 我家附近的那些巷子，无论从名气上看，还是从长短大小来看，紫东园都排不上号：西园、西园北里、红墙巷、湘春巷、长春巷……每条巷子都有文化有历史，可为何令我梦魂牵绕的却是名不见经传的紫东园呢？ 近日，无意中看到一篇谈饥饿年代大兴食堂的文章，才似有所悟，是的哦，我刚到长沙的那一年，我们的食堂就在紫东园。而我等凡夫俗子最难忘的记忆，不是大都与吃有关吗？ 那是在一九六〇年，大跃进正在风头上，吃食堂之风刮遍全国，别说农村了，长沙城里也号召家家户户吃食堂。说是号召，其实跟所有的运动一样，容不得个人意愿，皆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大街小巷都成立了食堂，想不加入也不行，因为粮本上的定量基本都要上交仓堂，人们都集中到食堂吃饭，自以为提早进入共产主义了。 我们巷子不知是因为太小，还是因为找不到作炊事员的合格人选，便与巷子斜对面的紫东园合办一个食堂，地点设在紫东园。 记得那是一个阴暗潮湿的宅院。有个大堂屋。大概因常年不见阳光，脏兮兮的泥地上总是滑溜溜的。里面放了两三张方桌，却没有凳子。这地方显然容不下二十多个院子数百号人吃饭。所以大多由各家派人来打了饭菜回家吃，长沙话叫作“端饭”。 如此，每逢快到吃饭时间，巷子里就会响起“端饭去喔！”的呼叫，于是各家的端饭使者——基本是孩子——便从各个院门呼啸而出。在那饥饿的年代，这真是一天里最欢欣鼓舞的时刻，大家端着、捧着、提着各式打饭菜工具，朝着紫东园奔腾雀跃而去。 我便是那支端饭大军里的一员。紫东园食堂时期，我们还刚来长沙，寄居在三舅家，两家人加在一起有七个人吃饭，派出的端饭使者总得二人以上。可是不管几人总有我的份。这一来是因为我向来爱跑腿，二来我有食堂情意结。这大概与小时候在北京父亲机关里的食堂体验有关。那是在一九五六至五七年，我们住在机关外面的宿舍，平时都在家里吃饭，只有到机关看电影的晚上，父亲才会带我们去食堂。 隔了这么久的岁月，我仍然记得吃食堂那天的欢天喜地情景，吃的是什么早已忘记了，回想起来，其实我最享受的不是吃食，而是站在那一大块饭菜牌前目不暇给的兴奋。 “想吃什么？”平时高高在上的父亲这时变得不耻下问了，念及我不识字，还体贴地念出那些饭食菜肴名：花卷、肉包、菜包、糖三角、烙饼、䓤油饼、油饼⋯⋯印象中我这辈子吃过的所有美食都曾在那时被父亲一一念出，单是这份亲情已令我受宠若惊，更别说这么多美食当前，且可让我自由选择了。 紫东园食堂的饭菜牌自然不能与之相比。事实上，它只是一块长宽不过两尺的小黑板，不用看，我们也大抵知道上面写的什么。饭食总不外乎稀饭干饭，搞不好还只有红薯。份量也没得选，每人都按定量吃。菜则一汤两菜，大多是清汤寡水的酸菜汤，有点蛋花漂在里面的日子便是节日。菜呢都是素菜。难得有肉菜时，不仅比素菜费得多，且要收肉票，一个月才能吃一两次。 可即算如此，也有可供猜测的余地。比如单是萝卜就有多种可能，是炒萝卜还是炖萝卜呢？切丝还是切片？放了豆豉还是没放豆豉？凡此种种，都是小伙伴们一路热议的话题。 而到了食堂当谜底揭晓，少不了又是一番口舌。若是出乎意料之外，竟是清水煮萝卜，里面一粒油星子也看不到。大家就各种牢骚咒骂，当然都是针对厨师，因为掌握了集体财产的人就会多吃多占已成大家心目中固定观念。 “多吃多占”，这是我们那套话语体系的俗语，是我们那种公有制与生俱来的癌肿，由于人人都觉得自己被“公家”亏待，便都抓住任何机会占“公家”便宜。后来我在香港，每逢听见香港朋友不齿于“大陆人”的种种缺公德行为，便不由得要为之辩护：“不是我们大陆人特别恶劣，任何人在那种制度下都会变成那样。” 不过紫东园食堂的掌门人还是有点良心的，清水萝卜之外，有时竟会亮出一锅骨头萝卜汤，大家见到，就别提有多么喜出望外了，尽管不是人人买得起，但能闻到点肉香味也是好的呀！ 许多年之后，当我读到一些记录那个饥饿年代的文字，才知道我们真是幸运的一群。虽然总是处于饥肠辘辘状态，总归每餐都能吃到粮食。 我们一家人则属幸运中之幸运。这都归功于我妈的高瞻远瞩。她好像预见到了后来会发生大饥荒，跟别人家的妈不同，从小她就一再告诫我们“君子尝食味，小人胀死不知足”、“不要吃得太多，把胃胀大了就缩不回来。” 她的原意也许是防止我们好吃，认为好吃与懒做总联在一起，是最要不得的品性。谁知歪打正着，造就了我们都食量偏小。在那饥饿年代，这简直成了人人羡慕的特异功能。别人家每月定量都不够吃，我家则每月定量都绰绰有余，还能去支持别人。这让我妈成了巷子里人缘最好的人之一。 所以我对紫东园食堂的饭食没什么意见，让我受不了的是那些清汤寡水的菜，“猪饲料！”我曾气愤地一言以蔽之。 回想起来，紫东园食堂只有一样菜令我念念难忘，那就是豆豉辣椒。我想，我无辣不欢的饮食习惯，大概就是起自于此吧？ 在大兴安岭时，家中原只有父亲一人是吃辣的，我妈炒菜常给他另外装出加了辣的一小碟，我试过之后发现比无辣的好吃得多，就算烂冻白菜加了辣也变得可以下咽了，便渐渐加入父亲的阵营，让家中吃辣与不吃辣的力量对比变成2：3。父亲的特供也有了我的份。 可是到了长沙后，没了父亲，这对比变成1：3，我成了绝对少数派。且我妈认为吃辣没营养又上火，跟烟酒一样是一种有害无益的饮食嗜好。家中炒菜便再无加辣的特供。即便吃食堂也要照顾大多数，尽量捡不辣的菜买。 然而豆豉辣椒却是例外。份量小且便宜，一份只要一分钱。而我只要有了这一小碟豆豉辣椒，就再不用吃别的菜，二两饭风卷残云便下了肚。所以我可以自作主张买一份，并成为我独享的一道美食。 直到现在我还时不时自制这道小菜。它的原材料既少，作法也简单，只需豆豉、红辣椒末、油和盐即可。作法是放油少许，把豆豉加辣椒末放锅里炒出香辣味后起锅，再起油锅烧到出烟，放盐，将这油盐浇到炒好的豆豉辣椒里去。一阵吱吱声之中，香气四溢，久久不散。就别说吃到嘴里的美味了。 可是紫东园食堂时期除了辣椒末以外，油、豆豉、盐皆属计划物质，要凭票供应。尤其是油，每人每月最多二两。所以紫东园食堂的豆豉辣椒往往是红锅的，一粒油星也看不到。可即使这样的豆豉辣椒也不常有，有也“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不幸湖南人嗜辣者十之八九，食堂里与我有此同好者占绝对多数，豆豉辣椒总是供不应求。记得那时一群端饭的小伙伴走到紫东园巷子口总要吸吸鼻子，一闻到有豆豉辣椒的香味，便拍起手来同声一呼：“有豆豉辣椒，冲呀！”遂争先恐后朝食堂奔去。我体育课成绩门门运动不及格，只有短跑成绩总在前十名，大概便得益于当年的紫东园历练。 长沙的大街小巷在我的记忆中大都是灰黯阴沉的，唯紫东园闪灼着一点光亮，因为豆豉辣椒。 这究竟说明我的少年时代跟紫东园食堂的菜单一样乏善可陈呢，还是说明人的需求一旦降低到动物的水平有多么可悲？我不知道。 “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每读李白《长干行》的这一句，就会想起我家旁边的那条巷子，西园。 是不是西园当初的命名与李白这句诗有关呢？不得而知。总之我记忆中的西园是全无诗情画意的，偶尔夜半梦回，出现在梦境中的西园要不就阴雨绵绵要不就热浪滚滚，空空的巷道里只有我急急的足音，我走呀走呀，却似乎总在原地踏步，无论如何也走不出那条深渊似的巷道。 我家附近的巷子中，西园是最长的一条。确切地说，它是由两条巷子组成，在西园中间支出了一条别巷，叫作西园北里。其门牌号数比西园少，但如今却比主巷西园更有名。大概是因为旅游商业的需要吧，据说很是发掘出了一些名人故居。 我说“发掘”，是因为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五年，我常在那里奔走时的西园，这些名人都闻所未闻，也许是因为那年头新旧名人都变成了牛鬼蛇神吧？而当时，身为待业青年，对我来说最大的名人就是我们的居委会主任。 那位团团大脸五短身材的大妈住在西园北里一号，每逢她召见我或是我去拜见她，心里的那份诚惶诚恐，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此前和此后，我都从未象当时一样，痛感自己的前途命运操控在一个人的手里。 九十年代我曾在一篇小说里写到我和母亲烈日下去主任家请求工作的往事。那篇小说的题目是《恐怖故事》，恐怖，确乃我忆及当时情景的第一感觉。后来我看了许多回忆大陆历次运动的文章和书籍，才愧感自己孤陋寡闻、承受力太低。 比起书中那些蒙难者，我的西园往事远未达到恐怖级别，甚至可以说是幸运的。不管怎么说我还没被打被关被杀，没饿着没冻着，甚而至于可以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难怪八十年代我去中央统战部上访，那位接待者听我把我家回国三十多年所遭受的迫害一一道来，竟淡然一笑道： “你们家算走运的了，都活着嘛。” 见我一脸惊异，他便给我讲了个其他上访者的故事，那家人死的死疯的疯，硕果仅存的一位也给整成了残疾人。 “人家可是北京和平解放的功臣喔。”这位看上去颇为憨厚的接待干部最后补充道。 所以后来我写作《灰房子》那篇回忆时，“思想觉悟”就有所提高，不仅能够从自己的角度去思量往事，也能从大妈主任的角度思量了。毕竟，她只是那台严酷的专制机器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 可谅解是一回事，接受是一回事，西园在我的记忆中仍然光明不起来。毕竟，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就蹉跎在那些为了图表现找到份工作，没日没夜地挖防空洞、做砖、写大批判稿、承包宣传栏的愚行中了。 七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人也许对上述行径不明所以，这里我不妨一一加以解说。 挖防空洞：六十年代末中苏在珍宝岛打了一仗之后，毛泽东发出全民备战（当时叫战备，以示我们是给苏修侵略的一方）的指示，其中有“深挖洞”之词。全国顿时兴起挖防空洞热潮。别的地方是由谁出钱出力来挖我不清楚，我们街道是由各居委会组织居民义务劳动。我们待业青年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挖洞之主要劳动力。 做砖：由挖洞衍生而来。造防空洞人力物力既是全由老百姓承担，所用砖头自然亦跟大跃进之土法炼钢一样，土法做砖。长沙话叫扮砖。各家各户都派有交砖定额。有那实在无力完成指标的老弱病残人家，主任就把其定额指派给我们待业青年完成。 写大批判稿：这一行径比较好解释，它与如今网络上的“伍毛”写手的行径类似，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舞文弄墨摇旗吶喊矣。只是当时我们都是“自干五”。我不知道其他“自干五”的动机为何，我自己是因前途命运被人绑架了不得已而为之。这当然不能成为我为自己行为开脱的理由，但我为之是遭到了报应的。后来我以写作为生时，花了很大功夫才渐渐摆脱那种革命大批判文风。 宣传栏：这大概不用解释。因为不久前我去中国大陆，仍可在机关学校工厂墙上见到这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墙报。 如此这般，一九七五年我终于在一好友帮助下找到一份工之后，就再也不去西园了，就像我再也不去砚瓦池、茅亭子、新开铺和如意街等等我曾在那里挣扎求存的长沙街巷。唉，一生中住得最久的地方就是长沙，不堪回首的记忆最多的地方，也是长沙。 前年回长沙，几位老友不约而同对我道：“你应当去西园看看，修得几多漂亮了呢！” 经不住她们的游说，就去了。果不其然，西园面目全非了。原先的弯曲巷道被拉直，原先参差不齐的院墙也修成一样高，刷成一样的颜色，大大小小式样不一的宅门全部整成了一种样式。西园北里更是喧宾夺主，变成公馆一条巷，每个宅院都俨如旧时大户人家，一律青砖灰瓦白墙油漆木门，门口还张挂着大红灯笼。我看了不由得笑道：“张艺谋的徒弟遍天下喔！” 真的，像这种所谓民国老巷式景点我在中国大陆至少看过了五处。 同来的朋友有那毫无幽默感的，说得好听点，特别认真严肃的，听我如此说，便觉得应尽一点导游的责任，解说道：“跟《大红灯笼高高挂》那个院子还是有不同的，我们这里的大院好多都是文化名人故居咧！” 老友建平也在场，她是当年跟我一道在西园作过待业青年的，拥有一些与我相近的共同记忆，她指指不远处一面墙壁道：“那就是我们那年搞宣传栏的地方。记得啵，搞得还蛮轰动呢。办事处干部都来参观了，听说连李老师都被他们叫来看了，还点头说字写得还可以。”又指指前面一个宅院道，“那就是李老师的故居，如至今他老人家也成了大名人咧！” 她说的李老师便是书法家和篆刻家李立，被他点评的是我们宣传栏的美术字。嘻嘻，那都是在下我的手笔哦。记得当时我还问了一句：“他讲还可以的是哪种字体？隶书还是魏碑？”口气中不无得色。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那时哪里知道他是大书法家，只知道他在中学教美术，字写得蛮好。 我问建平：“那唐主任家那个院子呢？也变了名人故居？” “那倒没有，”建平道，指指拐角处一个院门，“吶，就是那个院子。莫看外面装修得那样漂亮，里面倒没怎么变。要不要进去看看？” 我忙摇头又摆手：“不要不要！” 脚下早不由分说径自向那巷外的马路一溜烟逃去，好像生怕走慢了一步就会被人抓回头，回到那个拼命走也走不出去的恐怖时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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