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赵辉）一百多年前，因为中国国力的积贫积弱，现代科学技术的落后，中国受到了世界列强的长期瓜分与欺凌。于是，中国最早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的传统历史与文化，以寻求强国强民的救国之路，为中国近百年的崛起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顾颉刚，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认为中国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创立了中国“古史辨”学派，成为对中国历史学研究影响深远的历史学者。顾颉刚的“古史辨”学说，其积极意义在于促进了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反思；其负面影响是产生了对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怀疑。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基本上否定了中国文献典籍记载的商王朝之前中国历史的史实性，致使今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基本排除了中国文献典籍历史文献学研究价值，及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指导意义。于是，以遗址考古发掘发现成为当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方式。  以古代遗址考古发现为主导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虽然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在国家已经经济崛起，国家对中华文明探源投入巨大资源的情况下，是什么原因导致近几十年的考古成果，仍无法完全破解中国历史中的许多历史之谜？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仍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王国维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创立了 “二重证据法”，运用地下的材料（考古）与纸上的材料（文献）相量印证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相，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是中国考古学科学发展的基石。但因为顾颉刚的“古史辨”思潮的影响，怀疑中国古代文献的原始真实性，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呈现一种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相互割裂的状态。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被有些历史学者批评为“自言自语”，形成国家耗费巨大资源的上古遗址考古成果无法与中国文献记载的历史相对应的局面，造成中华民族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无法通过考古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是什么根本原因造成了今天中华文明探源的尴尬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对中国文献典籍记载的中国历史原始真实性的怀疑，在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形成一种普遍怀疑古史的思潮；二是以考古学为主导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夏文化研究的重点地区盲目自以为是地定义在二里头考古遗址，以有限的考古遗址为依据，盲人摸象地对二里头遗址进行夏文化研究；三是当前从事夏文化考古人员的基本学术素质与人品素质，存在重大问题，无法承担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导致国家的巨额投资因为个人的严重问题，无法通过考古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  禹会村考古遗址，是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中，除了二里头考古遗址外的另一重大国家考古项目。经测定，遗址距今约4100年左右，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基本相符。这处沉睡了4000余年的遗址被揭开了神秘面纱，给国内国际学术界研究大禹以及夏王朝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使得中国文献记载的“禹会诸侯于涂山”“夏之兴也以涂山”的历史事件，自此有了考古材料的证明。 2020年8月，由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协作，启动了“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2020—2024）。据悉，“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启动至今，洛阳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襄汾陶寺、绛县西吴壁、蚌埠禹会村等6处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均取得了不少考古成果。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在实施“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禹会村遗址聚落考古与研究课题过程中，发现了禹会村遗址—龙山文化城址的外围城垣。可以说，禹会村遗址是“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中，唯一得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证明的夏文化研究考古遗址，是夏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考古遗址。 笔者做为中国夏商周历史文化研究的独立学者，关注到了禹会村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的具体负责人有了偶尔的交流。但交流的结果，不仅让笔者大吃一惊，更是对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考古负责人的学术素养与个人人品佩服的五体投地。现将具体的交流内容展示如下，以飨读者，让你了解一个不同凡响的夏文化研究领域，记录下一段真实的夏文化研究历史：    为了向这位社科院的考古博士多多学习夏文化知识，笔者表现出了最大善意与其交流。但是这位社科院考古所的安徽领队，毫无里头地出言不逊，出口成脏，让人颇为吃惊。终于明白为什么笔者不能成为社科院的考古博士的根本原因了：是因为笔者没有这位社科院考古考古博士几十年的功力，天天吃史！如果能如他一样一日三餐天天吃史，一定也可以成为像他一样臭名远扬、臭名昭著的历史考古博士！ 笔者个人独立从事中国夏商周历史的研究，虽然许多观点与主流学界想冲突，但还是得到了许多读者的认可与肯定。笔者不能保证百分百的学术研究的正确性，但许多观点与结论都是依据中国文献史料得出的，是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即使每位学者各有各的观点看法，也是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研究中的常见现象。但如这位社科院考古博士的卑劣与无耻，实在是难得一遇。笔者赵辉因从事夏商周历史文化研究，曾经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专家赵辉教授求教，北京大学的赵辉教授也简单谦虚地进行了回复。但是这位禹会村遗址的社科院考古负责人，不知是哪根筋出现了问题，自以为是地认定笔者为了研究夏商周历史的“假借别人”改名换姓冒用赵辉教授的名字。真乃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这思维与认知水平，也能从事中国考古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夏文化考古与研究？ 让这位考古博士恼羞成怒，是笔者转载他人的一篇正规学术论文。笔者只是修改了文章标题以适应自媒体的引人入胜，论文内容一字没动。这本是与其个人毫无相关的事情，你要看是你自己的事情，文章的观点你无法接受也是你个人的事情。因此展现你经常吃史的个人饮食习惯，别人也无法阻拦与限制。也从没见你对夏王朝来自埃及的学术观点，表现出丝毫反对意见？为何对反对二里头夏文化的观点如吃史般的浓厚兴趣？如丧考妣似的痛彻心扉？  也许真正让这位夏文化考古研究博士恼羞成怒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把社会公职带偏”了，让主流学界偷梁换柱的二里头夏文化研究无地自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抱歉！证明了笔者的许多夏商周研究结论的正确性，能够让具有独立思维素养的公知认识到一个真实的夏商周历史，一个能经受社会与历史检验的夏商周历史文化。让那些滥竽充数的二里头夏文化研究者与拥足，乱了方寸，退下了虚伪，展现了卑劣与丑恶面目。 通过与这位社科院考古博士的交流，也让我深深地认识到自己能力的不足。夏文化考古研究，不仅需要丰富的学识，也需要高深的武术散打能力，需要经过严格的武术训练方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科院考古领队。否则，在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没有高深的武术造诣，岂能让那些不同学术观点者，望风而逃？对那些不同学术观点意见者，不能做到“看到一次打你一次”的能力，岂能维护二里头夏文化研究的主根主脉？在世界考古学术界，面对人高马大、浑身肌肉的外国考古专家，怎能让他们心服口服，对中国考古不要说三道四？笔者也要认真考虑进行夏商周历史文化研究的风险，否则，不定哪一天成为禹会村国家考古公园的被奠基人，永远埋在禹会村国家考古公园下面，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也是远古文明传承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这位社科院考古博士与安徽省考古领队，来自于唐山，接受过唐山迅雷不及掩耳的雷霆专业训练，笔者真的要认真考虑做一个缩头乌龟，闭口不言，以满足这位社科院考古博士与安徽省考古领队的变态要求。否则，这把老骨头真的要贡献给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了。考古有风险，研究需谨慎！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珍爱生命，远离考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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