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请使用冒号、双引号”，这则投稿通知为何引发争议？

在接受采访时，《小说月刊》杂志社编辑部、发行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很多作者写稿都不加双引号，杂志社这边改稿子改不过来了，给编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我们这边实行校对三校制度，不加双引号会让校对很为难，也影响效率，所以发了上述通知。”

然而，对于不少文学创作者来说，一家文学刊物明令规定对话必须要加冒号、双引号，着实令人匪夷所思，奇幻作家骑桶人就表示“瞠目结舌了好久”。作家那多也认为：“如果认同文学是艺术的一个门类，那么艺术只需要划一条底线，而不应划定规则。标点符号显然不属于底线。”

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现代小说早已突破了冒号、引号划定的边界。至少从意识流小说开始，现代作家就开始尝试模糊叙述者的声音与人物话语，如伍尔夫“那种娓娓谈心的文体，是和她的意识流技巧默契配合的，作品中的对话有时不加引号，宛如人物无声的思索”。至于《尤利西斯》中的一段内心独白，更是长达40多页没有用一个标点符号。

作家于晓威分析了普鲁斯特、罗伯-格里耶、海明威、萨拉马戈等作家如何使用冒号、引号，发现“同样一个作家，对待作品的人物对话是否使用冒号引号，绝不仅仅是出于某种书写习惯，而是为了特殊文本形式与叙述语境来服务。”

而当代中国作家中不喜欢用冒号、引号的比比皆是，最有名的当属苏童。在一次采访中，苏童就表示：“可能从《妻妾成群》开始，我放弃了好多我认为不必要的标点符号，包括冒号、人说话时的引号。”除了认为这两个符号很难看，“像虫子一样”之外，他也认为小说应该有能力表现这个人的说话状态，不依靠标点符号。

在新生代作家中，班宇新作《逍遥游》前三篇小说的对话没有一个引号，双雪涛《聋哑时代》人物对话只用冒号标识而不用引号。路内今年的新作《关于告别的一切》中，人物对话虽然都加了引号，却从不使用冒号。

至于当下最热门的新书，“将'碎嘴’发挥到了极致”的《起初·纪年》，简直难以想象冒号、引号一应俱全是何种灾难性的阅读体验。与“经常喷满一页纸不带停的”王朔新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细碎短句“嘈嘈切切错杂弹”的《繁花》，如果严守标点符号规则根本不可能写出来。

经常阅读现代文学的读者，不会大惊小怪于作者“标点符号不规范”，因为日常语言规范不适用于文学创作。对于不常阅读文学作品的人来说，《小说月刊》引发的“误会”情有可原。然而，借机发挥的媒体文学素养之匮乏依然令人诧异。

《小说月刊》如此规定，可能是为了强调自己通俗文学而非严肃文学的定位。骑桶人就回顾了八十年代以来不同类型杂志在标点符号上的不同——“纯文学杂志上的小说，更流行不加引号，而类型小说杂志，比如《今古传奇》下的各杂志，以及《故事会》《龙门阵》《科幻世界》《知音》《读者》等等，则是要加双引号的。”主要是因为它们各自面对的读者群体不同。

和许多人一样，骑桶人理所当然地把《小说月刊》当成了一本纯文学刊物。实际上，《小说月刊》不同于《小说月报》，定位是“以趣、情、奇、讽、绝、妙、味为选稿方针，打造具有才情的小小说刊物”。而小小说不同于短篇小说，更类似于通俗小故事，为了照顾到普通读者的接受度，似乎编辑的要求可以理解。

然而，无论是《小小说选刊》还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小小说年选》中，对话不加冒号、引号的作品都所在皆是。即便是小小说作者，也未尝没有一颗严肃文学的心。而《小说月刊》的编辑主动捆绑作者的手脚，则未免太小看如今的读者了。

苏童在上述采访中，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们以前古典小说没有双引号，古典的话本哪有说话时的双引号？没有。”当然，古典小说在出版时自然要加上现代标点。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到2019年，人民文学版《三国演义》的每次修订，都要根据当时的习惯和用法，对于句读和标点进行大量改动，“目的是使全书读起来更加流畅”。

然而，在叙述学家赵毅衡眼中，“目前加标点的古代白话小说或文言小说，失诸过密过严，可以不标成直接引语的，都被标成了直接引语式。”而他所举的例子正是《三国演义》。

赵毅衡的详细论证可以参见《当说者被说的时候》《苦恼的叙述者》两部著作，兹举其中一例，出自《三国演义》第九十九回：

却说司马懿引兵布成阵势，只待蜀兵乱动，一齐攻之。忽见张郃、戴陵狼狈而来，告曰：“孔明先如此提防，因此大败而归。” 

赵毅衡认为“如此”这样的用词，明显是叙述语境的介入造成的省略，不可能是原话实录。在他看来，现代式标点加诸于传统小说，虽然读起来方便了，却时常歪曲了原文的叙述方式。

当然，出于对叙述方式的天然敏感，赵毅衡可能对于《三国演义》的编校者求之过苛。不过，以现代标点加诸于古典小说，的确需要慎之又慎、细心揣摩。

在人民文学多次修订的权威版本之外，也未尝不可以有一些放开冒号、引号束缚的新版本，说不定古典小说的“现代性”会豁然显露，给今天的创作者以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