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讲堂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话剧演出艺术（上）

在中国话剧艺术开拓起步时，不可或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新剧。革命新剧伴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发展和壮大。其最初组织是工农剧社，“是工人、农民、红军、苏维埃职员等研究革命戏剧的组织，以发展戏剧战线上的文化革命斗争，帮助苏维埃战争的艺术运动为宗旨”，这些成员是既拿枪又拿笔、既战斗又歌舞、既勇于献身又遵守革命纪律的战士，他们起步于革命需要的宣传舞台，从歌唱跳舞开始，抒发革命豪情，革命战争需要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需要以什么形式演出就以什么形式演出，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各个战壕，与官兵们同呼吸共患难，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显示新社会的光明，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无条件地帮助部队完成了文化建设的工作。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认为：苏区的革命新剧，帮助了亿万大众从沉睡2000年中觉醒过来，意识到了自己在社会上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作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直到没有疑问；有的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作主”而斗争，为共产党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

工农剧社编创的革命新剧最大贡献就是塑造了舞台的新形象——工农兵的典型形象，将演剧变成一种观众参与度极高的大众化、普遍化的剧场艺术。在中国话剧艺术迈向1949年的进程中，这个方向始终引领根据地演剧运动，并孕育了1942年5月23日至31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观点，这是正确对待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的指导与方向，是创建革命根据地演剧革命特征的一次划时代的总结与展望。从此，根据地话剧运动更加清醒、更加主动地沿着这个坐标，配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号角，完成了一场场“敌我较量”的“反转”，讴歌了一件件英雄的事迹，为中国话剧演出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艺术篇章。

如今，我们站在建党百年的这一伟大历史节点上，非常有必要重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演剧运动，重拾那些个从实际斗争中塑造出来的舞台形象剪影，因为，在中国话剧艺术的历史进程中，根据地演剧始终是一束别样绚烂的鲜花，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沃土，最终将人民气质、人民风范展现在遍地开花的中国舞台上。

红军第一军团战士剧社在黎川三都镇上演《庐山之雪》

一 、工农红军苏区根据地革命新剧完成演剧的大众化普遍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演剧活动从苏区开始。在当时井冈山、湘赣、海陆丰的苏区根据地，红军部队的演剧宣传运动统一自称为“革命新剧”。其第一次演出浪潮自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始，至1936年底红军长征后会师陕甘宁边区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治标准：宣传革命思想，提高军民觉悟；艺术标准：追求本土表现形式，铺陈地域文化特点；组织标准：启动快，规模大，影响广。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这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中国共产党迅速制定的战略方针是“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而利用新的宣传方式——革命新剧，成为贯彻党的战略方针的快速而直接有效的工具。其目的一是进行自我教育宣传。红军中的军人，大多是年轻力壮的善良农夫。他们因缺乏教育，知识浅薄，当兵打仗的目的很单纯，对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很淡薄。二是揭露反动派罪行，打倒土豪劣绅，号召土地革命。三是宣传红军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928年，红四方面军设立了宣传队。规定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均需派五人担任宣传工作，这五个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五人分为两组。三人一组为演剧队，工作范围包括：教唱歌曲——从山歌小调到“红军纪律歌”再到“国际歌”；说快板——有以小故事的方式进行的化妆宣讲，也有以时事、事实编成的活报；两人一组为文字宣传组，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统统都要写满红军的标语，如“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消灭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等。

“活报”是抓住最新、最现实的重要时事和问题，融讽刺、滑稽动作为一体的样式。最初的“活报”是由两三个人，每人几句话完成的，目的是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讲道理，受到根据地军民的欢迎。有影响的“活报”有《老祖母念金刚经》（1927年8月2日演出于南昌军民联欢的大会上），说明靠念金刚经不能挽救全家人的生死的道理；《打土豪》（主要演出地点在井冈山的大小五井）的雏形是：扮演土豪的演员头戴丝绸帽，身穿锦缎袍，胸挂串串铜钱，叮当响着走上场来自报家门：“我是土豪，家里有田地，放了若干债，日子过得快乐幸福。”接着是扮演农民的上场，他穿着打着块块补丁的破烂衣服，面黄肌瘦；最后是扮演红军的上场，揭露土豪恶霸的罪行，绑起土豪去游行。后来，该“活报”定型为：第一场表现土豪吃喝玩乐，作威作福，大叫收租、放高利贷；第二场表现农民组织了农会，控诉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拿起梭镖、大刀去抓土豪。就这样，一部有特定情节和人物的“活报”完成。

长征前夕，战士剧社部分成员合影

192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在决议的第四部分特别用四千字强调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其中提到：“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要工作”“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决议规定：“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成立宣传队，受最上一级政治委员或政治部领导，宣传员扩大到16人，经费“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从此，化装宣传工作被强化。据1930年的《红色中华》披露：红军“对于提倡新剧，非常热烈”“各部队中都开始组织随军剧社”“经常练习与排演新剧”，此举“增进了红色战士的活泼精神与愉快情绪，提高了作战的勇气，特别是，增加了红色战士政治上的阶级觉悟”。

1930年5月1日的《劳动》报这样写道：“工农群众正式创立了红军，因此红军成为革命民众歌颂的武力。” 根据地“农民无代价地得到了自己的土地；工人增加了数倍的工资，得到了八小时工作制，得到了一切周密的劳动保护，女工、童工得到了特别的优待。”从1927年8月1日成立红军，到1930年，根据地已经扩大到湖北、广西、江西、福建的大部分，湖南、广东、河南、安徽的一部分，红军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壮大，不是武器好，不是特别的魔法，“简单一句话，因为他们本身都是工人农民，因为他们站在工农利益上奋斗，所以他们到处有千百万工农群众拥护。” 这些最初加入工农红军的有矿工、铁路工、兵工厂工人、印刷厂工人，逃难的农民和根据地的农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前过着没有土地、没有收入的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加入红军首先是要过自己不交税、不交租的有土地的生活，然后他们要识字、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明白作战的目的——“杀死地主和军阀的走狗！杀死屠杀工农的帝国主义者！为受苦受难的大众而战的信念”。

红二方面军儿童剧团演出“陆海空联合作战”

红军的群体形象被认定为：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红军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红军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红军必须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是红军神圣的任务，红军是以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为奋斗的目标。

从此，红军群体形象如何用演剧的方式达到家喻户晓，成为宣传队的主要任务。1931年，根据地聚集了第一批有文化、艺术修养的新剧工作者，包括沙可夫、李伯钊、胡底、钱壮飞、赵品三等人的骨干力量，他们或从苏联学成而归，或从上海辗转而来，既有革命思想又有宣传经验，将根据地的活报变成了活报剧，将更多的情节编成了新剧。（未完待续）

*张殷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于《新剧本》杂志2021年第四期“剧讲堂”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