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 《山西晚报》：您一方面认为，青铜及铸造技术、小麦及种植技术、牛羊马及其驯养技术和车辆及其制造技术的传入，为夏商带来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说西亚中亚的政治文明没有对华夏文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难道生产力的发展不会作用于经济政治制度？或者，从中亚西亚到东亚的这条通道上，仅仅是物质的交流？ 李琳之：如果你观察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就会发现，外来文明对本体文明产生实质性影响，往往是在旧政体摇摇欲坠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新的文明去刺激它，取代它。商代夏，周代商，也算是外来文明取代了本体文明。但夏、商、周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商原是夏的属国，周又是商的属国，他们之间的替代就相当于父子之间的政权交接，本质上都是华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如果我们放眼观察，华夏传统文化早在9000年前河南舞阳贾湖文化，也就是文献所说的伏羲时代就开始酝酿产生了，到夏代已经经过了五千年的蹉跎岁月，华夏传统文明模式已经铸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截然不同的外来文明都很难对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中国文化能够延续九千年，华夏文明能够绵延五千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传统，那种对每个中国人而言都沦骨浃髓的传统。当然，华夏文明的开放性也是不能忽视的一点，但这种开放仅限于非主流方面，涉及意识形态方面，那是通通的不要。譬如两汉之际传到中国的佛学，虽然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但也是在中国人将它改造为中国人自己的东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后，才影响了中国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佛学影响了中国，而是中国改造了佛学。 中国历史长河中，外来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对中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就只有民国推翻清王朝这个阶段。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清王朝在世界文明大潮中裹步不前，沦为列强欺辱的对象，国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大批青年精英远赴海外留学，接受了更为先进的西方文明，成立了中西文明结合的同盟会和国民党组织，进而才有了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壮举。 《山西晚报》：您认为夏商周三朝同属华夏文明，后一个王朝建立在前一个王朝的基础上，但比如说商朝的崇巫重商和周朝的崇祖重农，这样文化特色有根本性的不同。那么他们在哪一点上体现文化延续性，考古上有什么证据？ 李琳之：巫文化盛行的确是商朝的一个鲜明的特色，这同商人祖先契最初活动于偏远的今河北省南部有一定关系。契时代的商族已经有了职业巫师阶层，而契就是那个集族权、神权和世俗权力于一身的大巫师。契时创造的河北龙山文化涧沟类型中，曾经出土了不少卜骨，表明那个时候的先商人已经普遍信仰占卜决疑的原始宗教，这成为后来商人用兽骨和龟卜问卦风尚的源头。  涧沟遗址出土的人头盖骨 商人也重视经商，这同商人早先处于游牧业和农业接壤地带有关。先商第七任首领王亥率领族人迁至殷地，即今安阳一带，在部落农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大力驯养牛、马，并开始使用牛车作为运输工具，促进了贸易的发展，有效缓解了农牧产品过剩问题。王亥开创了商业贸易的先河， 这成为“商人”一词的肇始。商朝建立以后，还是一如既往地重视商业贸易。这种贸易已不仅仅是以物易物的物物交换，更多地采取了以贝作为中介的货物交易。晚商时的货贝已经具备了货币的四个职能，即价值尺度职能、支付职能、流通手段职能和储藏职能。  妇好墓出土的货贝 但由此说商朝崇巫重商不完全准确，商朝也崇祖重农。商人提倡报效祖先恩德，因此特别重视对祖宗的祭祀。从甲骨文可以发现，商人祭祖有着各种纷繁复杂的仪式，既有对直系先王的合祭，还有对所有继位先王的周祭。在商代的祀谱中，商人是把先商公上甲微以后的先王作为“有史”来对待的。这种祀谱实际上就是 后来所谓的“世系”“谱系”的原型。 周人继承了商人的祭祖文化，也在一定程度继承了巫文化。在陕西周原甲骨文中，就不仅发现了周王室祭祀祖先的卜辞，还发现了四例周文王祭祀殷商先祖的卜辞。因为周文王不仅是商王的臣子，还是商王帝乙之妹的丈夫，所以，在帝乙死亡之后，他就在周原特意为帝乙以及太甲和武丁等商先王修建了庙宇。甲骨文作为卜辞，本身就是巫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人对巫文化进行人性化改革是在周武王去世、周公摄政以后。但也仅仅是改革，并不是取缔，其仍然继承并延续了商人巫文化中“天”“神”信仰等思想。 商人也重视农业。农业在商朝，尤其是在晚商时期获得了极大发展，最直接表现就是殷墟二期400万平方米城邑的崛起，并在随后相继发展到 2400万平方米、3600万平方米，另外，还有以青铜器冶铸为代表的手工业的规模和精细化发展，特别是商贸业的繁荣，这些都需要有充足的剩余粮食做保证的。  殷墟 崇祖重农是商周文明共同的特征，也是华夏古代文明贯穿始终的一个明显特色。它体现了商周之间，其实也是华夏文明各朝代之间的延续性。除此以外，在龙文化、青铜礼仪文化、德政文化等方面，也都体现出了明确的的继承和发展轨迹。 《山西晚报》：商代夏，周代商，是否都是边缘地区的（落后）文明战胜（侵略）了中心地区的（先进）文明？就像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 李琳之：是的。先进文明一旦成为正统就会逐渐走向封闭，拒绝接受新生事物，这成为它继续发展的包袱，窒息着它生命的活力。而落后文明能够轻松上阵，吸取一切有益于自己发展的东西，这样会使自己不断成长壮大。两种文明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此消彼长，后者替代前者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事实上，商汤掀起灭夏战争狂潮时，商国方圆不过70里；周国在进行牧野之战前夕，总人口才有六七万，而商王朝人口接近100万。所以，重要的不是表面上的强大和先进，而是从骨子里的迸发出的那种生命的活力和精神。用很哲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新事物必定战胜旧事物，即使新事物很弱小，旧事物很庞大，因为前者代表的是希望和未来，后者代表的是腐朽和没落。 《山西晚报》：您认为，夏商时期，今天山西属于王朝边缘地带，而在之前的尧舜时代，陶寺还是王都。几百年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陶寺遗址背靠崇山 李琳之：具体分析起来很复杂，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山西，尤其是晋南特殊的“表里山河”地容地貌和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西边、南边是吕梁山和黄河，东边是太行山，北边是雁门山、恒山等。而晋南又包夹在灵霍大峡谷、太行山、中条山与吕梁山铜墙铁壁似的围裹中，造成了一个大封闭区中的小封闭区。双重的封闭，加上黄河、汾河、浍河等水系的氤氲滋润以及四季分明的温带气候，农业文明萌芽阶段所需要的一切客观自然条件奇迹般地聚结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同时，因为晋南地处黄土高原东南端，相比于脚下的河北、河南大平原，它几乎遭受不到任何洪涝灾害的威胁。世界上任何一种新型文明的诞生都需要外来文化刺激、碰撞和打压才能够冲破旧势力的封锁、围剿，破土而出。晋南所处地理位置恰恰符合了古代新生文明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再加上这个地区又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各种文化在此碰撞、交流，就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文明要素的酝酿和诞生。 这样的地形地貌有利于身处其中的社会、政治组织休养生息、成长壮大，但不利于他们控制外部世界，所以在乱世，山西就是藩镇割据的天然堡垒，如陶寺遗址时期的尧舜古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民国时期的山西等。但是当身处其中的政权想有更大的作为时，它就必须跳出山西，另行寻找更具有战略发展意义的政治、文化中心，如隋末的李渊李世民父子。 具体到大禹建立夏朝也是这种情况，因为作为尧舜政权的陶寺古国，当年也只是无数古国、部落中的一个，它所拥有的势力范围也仅限于临汾盆地。而夏朝是中国大一统的开始，具有了王国的性质。它要控制的是天下，而不是晋南或山西那个狭长的区域。（未完待续） 附注1： 《山西晚报》：近日，李琳之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由研究出版社出版，作为《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后的第三部书，作者补上了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1046年“中国”孕育、诞生和初步发展的这段特殊时期的最后一环。和其他两本书一样，作者也是通过对考古证据的梳理和神话传说、文献资料的互相印证，生动地讲述了上古中国的故事。不同的是，从商朝开始，中国渐渐进入信史时代，金文、甲骨文证明了《史记》的真实性，而其他遗址、遗物的众多考古发现，会让人觉得，那是一段可以触摸、可以接近的历史。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作者主要运用考古学成果和众多专家学者对甲骨文、金文释读所取得的成就，以全新的视野和角度对这个阶段近800年的历史，结合文献，做了独立的阐释，既有继承，也有对历史文献的纠错和发展，为读者描述了一幅气势宏伟、波澜壮阔而又客观真实的历史画卷。 该书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百道网等6-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第四期好书榜等推荐榜单。 附注2： “琳之说史”：2022年8月18日，《山西晚报》第14版整版刊发了记者李遇对李琳之的访谈《必须用文字证明夏朝的存在，是个伪命题》，由于篇幅所限，删去了原来稿件的部分内容，“琳之说史”将分为三期，原文刊出，以飨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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