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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
1939年川康地区调查即将开始时，营造学社突然意识到，汉阙将是这趟考察的重点，于是他们更改了行程，增加了15个县，一共对13处墓阙进行了田野调查。学社离开西南迁回内陆后，研究成果陆续公开，四川汉阙作为汉代建筑实例，由此进入中国建筑史。详情请见今日[封面故事]。[封面图：1939年12月28日，莫宗江（左）与陈明达（右）在调查渠县赵家村西无名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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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手机报
2022年8月23日
星期二
农历七月廿六 处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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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封面故事：
[在汉阙上寻找汉代建筑线索]
>>临时更改的行程
>>仿木构石质建筑
>>阙的高度公共性
>>从仿木构到神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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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在汉阙上寻找汉代建筑线索]
◎张星云
>>临时更改的行程
梁思成一家1938年1月从湖南长沙到达云南昆明，刘敦桢从湖南老家新宁经广西及越南，在同年3月份也抵达了昆明。在对昆明及大理、丽江等地进行短暂调研后，他们便开始了营造学社筹划已久的川康地区调查。原先他们已经计划好的路线为：先从昆明到重庆、成都，然后往川北绵阳、剑阁等处考察，自剑阁再沿嘉陵江南下，经重庆、贵阳返回云南，拟定1939年8月26日出发。
但出发前一天，梁思成左足脚趾被皮鞋擦破，感染发炎。学社决定，刘敦桢按计划先走，梁思成待伤口痊愈后再坐飞机与他会合。4日刘敦桢到重庆，6日陈明达、莫宗江与他会合，9日梁思成也飞抵重庆。
在重庆待了20多天后，他们去了成都，在此期间他们不断向当地学者了解四川古建筑情况。在重庆他们见了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主任鲍鼎、中央研究院秘书长任鸿隽，在成都他们参观了华西大学博物馆，与李筱园、商承祚、顾颉刚、林名均等人交流。
在收集到更多信息后，刘敦桢为他们即将开始的这趟考察做了预判，他在日记中写道：“川中古建筑，以汉墓阙占主要地位，盖数量为全国现存汉阙四分之三也。此外，汉崖墓遍布岷江及嘉陵江流域，其数难以算计。而隋、唐摩崖石刻亦复不少。故汉阙、崖墓、石刻三者，为此行之主要对象。”于是他们果断调整了考察计划，扩大考察范围，增加了雅安、芦山、峨眉、乐山等15个县，比原计划行程增加了四分之一，事后也证明，他们此趟考察的很多汉代遗存实际上都分布在增加的区域中。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冯棣就认为，这些预判和临时更改的行程，体现出学社根据地域遗存不同而调整调查对象的工作方法。此前学社一直是“两条腿走路”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研读建筑文献，调查建筑实例，但木构建筑最早只能追到唐，那唐代以前的建筑怎么研究？于是他们改变了七七事变前在华北以地面木构研究为主体的调查思路，将西南考察的关注落在了汉阙、崖墓等石质建筑遗存上，其中的形制和仿木结构，就成了最接近汉代建筑的参考资料。
阙这种建筑形式，实际上从商周开始就出现在文献中，《诗经》里写“挑兮达兮，在城阙兮”，《史记·商君列传》里面，商鞅“大筑冀阙，营如鲁卫”。阙最初只是瞭望、守卫的木楼，在阶级和国家出现之后，城阙和宫室阙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统治阶级的政权。汉代的城市大多筑有城阙。西汉初期贵族府第开始使用宅阙，建在府第出入口两侧，以显示其地位和身份，并作为大门的标志。到了西汉晚期，为了祭祀的需要，也为了表示对神的敬重，人们仿造皇宫宫阙的形式将其缩小修建于祠庙入口两侧，这就出现了祠庙阙。
墓前建阙的制度也起于西汉，这一时期盛行厚葬之风，希望死者能到达天国享受美好生活，但天国什么样不得而知，人们只能将天国生活想象为皇宫生活，于是在墓前的神道两侧建阙，便出现了墓阙。墓阙制度在西汉时只限于帝王陵墓享有，至东汉盛行时，才有县令、太守等收入2000石以上的官吏可在墓前建阙，并根据墓主身份，分别修建单出阙、二出阙、三出阙，出阙数越多，地位越高。而县令、太守以下的官员墓葬，虽然未可建阙，却将阙的形象或制成明器，或刻在画像砖、画像石棺上，以凸显墓阙是通天之门。
那为何刘敦桢可以做出“川中古建筑，以汉墓阙占主要地位，盖数量为全国现存汉阙四分之三也”这样的预判呢？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尽管汉代全中国都有阙，但中原是黄土覆盖区和黄土冲击区，缺乏石材，多建土木阙，更不易保存，而四川丘陵地区可以就地取材，因此四川石阙更多。此外，尽管石阙原则上更易留存，但改朝换代或经历战争后，也更容易被人拆解充当石材，所以人群活动多的成都平原或者战事频繁的中原地区罕见石阙留存，河南嵩山三阙得以保存，是因为它们是祠庙阙，一般人不敢拆毁。

有意思的是，1936年，学社还在北方时，也曾考察过河南嵩山三阙和山东武梁祠阙，皆为汉代石阙，但刘敦桢记述它们时表现平静，对阙着语也不多，反而用了较多篇幅描述其他相对普通的地面木构。这不仅因为学社当时处于搜寻木构实例建立建筑史研究的阶段，孙华还认为，这是中原石阙与四川石阙存在的差异造成的。中原石阙往往没有斗拱等木构建筑形式，而四川石阙上仿木结构丰富，这也使四川石阙的建筑史价值更高。
冯棣建议我从更大的视野来看营造学社这次临时更改的行程。除了四川省城市外，他们还增加了雅安、芦山等西康省城市——当时西康省刚刚成立才10个月，主要范围是现在的川西地区，包括现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雅安市及西藏东部昌都、林芝等地，这种选择显然已经超越了建筑学视野，而是从更大的国家视野来计划这次调查。
川西地区自古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的交汇之处，是当时汉帝国能够直接控制的最远区域，不仅向西与西藏关系密切，也与西藏的延伸印度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关联，同时还处在成都到云南的南北通道之上，由此形成了多条文化走廊。再往后，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才牢牢纳入中国版图，清朝时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到了民国时，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同样重视，因此于1939年成立西康省。“四川汉阙成了西南地区与中原关系史的最好物证，所以说梁思成、刘敦桢是敏感的，他们可以从这次考察中获得这些信息，他们去川康考察，就是为了将他们此前在中原的古建筑考察成果进行外扩，去考察中原与巴蜀文化的融合。”冯棣分析道。
1939年10月10日，学社一行人从青城山返回成都，在休整了几天后，18日凌晨5点15分，他们起床赴成都南门车站坐上了长途汽车，开启了历时几个月的调查之旅，第一站便是他们新增加的考察点——西康省的经济、文化、商业中心雅安。正是在雅安，他们遇到了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汉阙——高颐墓阙。
>>仿木构石质建筑
从雅安火车站出来只几百米，我们就到达高颐墓阙。现在这一带高楼林立，是雅安的新区。高颐墓阙坐落在一片200多亩的文化公园中心，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汉阙，子母阙完好，石刻图案清晰，并且墓道、神兽、墓都还在，携带的建筑学信息最多。
虽然我此前从没真正见过汉阙，但对高颐墓阙却又十分熟悉。我们周刊2020年曾做过一期营造学社的封面专题，当时是学社成立90周年纪念，写的是他们七七事变之前的北方古建筑考察，包括佛光寺、独乐寺、应县木塔等。尽管那次没写汉阙，但那期封面专题最后选用的是一张学社1939年考察高颐墓阙的老照片，因为它太好看了。在那张经典的老照片上，高颐墓阙孤零零地矗立在荒野中，背景露出远山的轮廓，高高架起的竹梯只能够到汉阙斗拱层，两名学社成员在测绘时需要爬到梯子顶部，再徒手翻过长长伸出的石檐爬到阙顶。在黑白照片独有的颗粒感效果下，斑驳的阙身散发出一种庄重和威严，两名学社成员穿着西裤和白色衬衫站在阙顶上，显得优雅，但又是那么渺小。
然而当我真正走近高颐墓阙观看它时，却稍微有些失望，它并没有想象中的磅礴气势，甚至有些“矮矮胖胖”的，以至于我一度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些年经过修复而变“矮”了。
雅安博物馆馆长李炳中向我解释说，这其实是典型的视觉误差。他从2003年开始负责这里的保护工作，直到2018年这里还是郊区，被叫作汉碑村，阙址周围都是农民的房屋和田地。经过这么多年的农业生产活动，老照片中的那种地势起伏早被农民种田挖平了。此外为了保护汉阙不受雨水侵害，2013年，一套巨大的玻璃保护棚被架设在汉阙上方，再加上成立新区后，附近高楼林立，汉阙周围的参照物全发生了变化，也就让汉阙显得矮了。
而学社当年是从另一侧的老城过来的，沿公路行8公里才到这里。作为第一批对高颐墓阙进行实地考察的建筑学人，他们更关注汉阙的建筑信息，将石阙结构自上到下分为阙顶、斗拱层、斜出层、介石层、枋子层、阙身、阙基，并认为石阙是通过多块经过雕刻的石头堆砌形成，试图从视觉上塑造一个有内部空间可进入的仿木构形象，以此期待获得比它所模仿的木构原型更为久远的生命。刘敦桢后来在《中国建筑史》中评价道：“高颐阙的形制和雕刻最为精美，是汉代墓阙的典型作品。”
我到了高颐墓阙遗址才发现，核心现场其实只有一亩见方，里面包含两个阙、两只神兽和一块墓碑，但营造学社当年在这里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观察、拍摄和测绘，直到傍晚5点半，天气由晴转雨才离开。

当时他们做了大量测绘稿。“如果去看这些测绘图，会发现当年他们关注的东西，陈明达特意做了细部的图，这也表明他们当时是有更深入的研究意图的。”冯棣分析，在完成这趟川康调查返回云南后，他们很快因为受到战事的影响而搬去李庄，很多研究工作才中断了，梁思成转而去撰写《中国建筑史》，刘敦桢则把他们川康调查的内容以日记的形式梳理出来。“我们现在能看到整个营造学社在西南尤其是那些川康古迹调查的详细过程，全靠刘敦桢记日记的好习惯。历时半年的考察，他可以做到天天记日记，每见一处古建筑，都可以迅速记下来。”
我这一路是对照着刘敦桢的《川、康古建筑调査日记》，重走他们调查汉阙的路。相比七七事变之前他们在北方古建筑考察时所做的记录，刘敦桢在四川的日记读上去给人感觉相对简略。但冯棣不同意我的这种感受：“调查对象不同，比如他们写木构建筑的时候为什么写得多？因为木构建筑规模、体量大，天王殿、大雄宝殿、毗卢殿、观音殿，他都得描述，而且他们那些年通过大量考察积累下了经验，对木构建筑太熟悉了，遇到一处古建筑就开始断它，先考察前廊、斗拱、阑额，再看构件形态和搭接关系，他们都已经轻车熟路。对于石质建筑遗存，他们虽然说得很简略，但是充满了激情，且包涵的信息量很大，学术疑问也很多，留下了很多线头。”
梁思成观察阙的重檐顶，并感叹鹰衔带状脊饰“尚属初见”。刘敦桢则观察阙檐口下的放射状分布椽，并关注其转角处所刻角神，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来研究此阙者，多仅自美术观点着眼，不知阙上之柱、枋、斗拱皆有一定比例，可供结构研究之参考。”刘敦桢认为仿木构件之间有着比例连带关系，怀疑汉阙中尺度稳定的“枋”，即是宋代木构建筑“材分”的前身。
对于此前毫无四川汉阙考察经验的学社来说，高颐墓阙成为这趟考察之旅的基石。“值得注意的是，营造学社在面对这些汉阙，观看它、解读它时，用的经验仍是华北考察以及日本古建筑的经验，所以他们其实是用过去的经验在阅读四川的古建筑，等他们在四川的考察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又拿四川第一段的经验来阅读之后遇到的古建筑，他们的阅读方法会随着经验的积累而叠加。”冯棣说。
在考察高颐阙时，他们将它和1936年考察过的河南嵩山三阙进行了对比，之后，高颐阙又成为新的对比标准，此后他们遇到的阙，都会被用来与高颐阙的形式和保存状态作比较。这种经验叠加在继续，后来他们考察崖墓，也与汉阙研究产生了交集，他们发现由于崖墓前没有空间立墓阙，于是汉代工匠们换了一种方式，在墓室两侧墙壁刻上阙，以表示这里是进入天国的大门。
我们运气不错，坐车从雅安走318国道去芦山时天气晴朗，如果赶上下雨，这条路会被封上。雅安自古以多雨著称，当年学社一行就是赶上了雨，用了12小时才抵达芦山。在汉代和现代，这里都是比雅安发达得多的城市，但在1939年，“芦山地瘠民贫，视雅安犹甚。且经两度战火，创痍尚未恢复。壁上红军所书标语，虽经涂抹，犹隐约可见也”。刘敦桢在日记里写道。
很遗憾他们在芦山没有找到樊敏阙，只看到了樊敏碑。实际上樊敏阙早在宋代就已经坍塌，碎片和阙基被逐渐埋没。直到1957年，当地农民才发现了阙石碎片，后被修复重新立起，遗憾的是斗拱部分基本全部缺失，如今我们看到的樊敏阙斗拱层、斜出层、枋子层都是用没有雕刻的原石补上的，显得光秃秃的。虽然学社当时没有看到这座阙，但后人对这座阙的研究，最终打开了一种解释四川汉阙发展流变的可能性，当然这是后话。
刘敦桢他们回到雅安，不日启程前往夹江，再去乐山寻找崖墓。

图1：绵阳平阳府君阙就在108国道旁
>>阙的高度公共性
1939年11月底，学社离开广汉前往绵阳，在绵阳，留了单独一天时间去考察平阳府君阙。他们先出绵阳东门，渡涪江，再向东北走了三公里，过仙人桥，就看到阙了，矗立在川陕公路路边。孙华教授就是绵阳人，他向我回忆说，在80年代那座仙人桥还在，它本是古蜀道的一处驿站，汉阙是冲着桥的，两者的关系非常明确。后来桥拆了，古蜀道被川藏108国道取代，阙与河之间又建起了博物馆，使得现在的人再去看汉阙时会对它的朝向产生疑惑。
“似不及高颐阙保存之佳，然雕刻技术有川中其他汉阙之非及者。”刘敦桢在日记中这样评价平阳府君阙。当时他还注意到，尽管斗拱、枋皆为四川汉阙常制，但阙身上有后人增刻的佛龛造像，通过题记确认，为南朝萧梁时期所刻，“乃希世珍也”。梁思成也留意到这一点，并表示这应该是四川境内最早的佛教造像遗存。虽然随着后人不断有考古新发现，这一论断早已被推翻，但由此可见学社对汉阙调查细致入微，不放过任何信息。
孙华1981年曾被分配至绵阳文化馆工作，同年就参与了平阳府君阙的测绘工作。随后十几年里他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四川汉阙的论文。1988年，平阳府君阙经过修复，原先埋于地下的阙身下半部分完全裸露出来，孙华借此机会再次进行了测绘，并发表了一篇专门研究阙身上南朝造像的论文。孙华认为，到了南朝时，汉阙的原本功能已经消失，南朝梁人将汉阙看作一座大的造像石碑的碑体，他们将阙身上的汉代题记铲平后刻下造像，其中不仅有佛龛，也有道教造像，是我国南方地区最早的佛、道混合造像遗迹。
为何两个时代的人会争夺这块阙身，接连在阙身上刻下自己的印记？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耿朔认为，这需要留意平阳府君阙和绵阳的地理位置。实际上从汉代开始绵阳成为重要城市，就是因为平阳府君阙旁边的古蜀道金牛道，这条大道连接中原与成都，如果从关中沿此道一路向南，需要先翻越秦岭，经汉中、广元、剑门关、梓潼，再到绵阳，实际上绵阳就成了成都平原的北大门，因此历史地位重要，身处交通干线旁，自然才能有施展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耿朔是研究汉唐考古的学者，也专门研究过魏晋墓葬制度。他告诉我，墓葬首先具备私人性，因此通常埋于地下，不希望被别人发现，但在中国古代一旦出现了地面上的墓葬建筑，那它就具有了公众性，需要在醒目的地方进行彰显。汉阙是汉代裸露于地表上的大型墓葬建筑单体，那么在古蜀道旁就是立汉阙的理想位置。
东汉政府显然注意到了当时汉王朝边疆地区四川汉夷杂处的情况，于是将具有高度公共性和政治宣传功用的汉阙墓葬制度植入西南地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丧葬是一种盖棺定论的行为，具有强烈的永久性，而在阙上为墓主所刻写的铭文是中央政府系统下的官位名称，可见其政治宣传功用。比如东汉雅安人高颐，字贯方，通过举孝廉学优从政，历任阴平都尉、武阳令、益州太守等官职，并在益州太守任上去世，后人将其带回老家雅安下葬并立阙，高颐墓阙西阙的阙铭就是：“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贯方。”绵阳平阳府君阙原刻“汉平杨府君叔神道”铭文，学者们通过考证认为，墓主应该就是做过巴西太守的平阳侯李福，老家在绵阳三台县。
这种宣传功用也可以用来解释汉阙仿木构结构空隙上出现的种类繁多的汉代画像内容。最典型的车骑出行图、献俘图、献礼图和舞乐百戏图，都是反映墓主生前社会地位和仕宦生活的题材，比如车骑出行图会刻画车前骑从“伍佰八人”，是严格按照《续汉书·舆服志》中记载的汉代礼仪制度设计的。汉夷混合还表现在，四川汉阙上除了仕宦生活画像外，还刻有大量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山海经》神话传说，比如西王母、日月神、九尾狐、三足乌等，一些学者由此认为，汉阙上的神话画像其实代表的是人死后看到的，并以此推断舞乐百戏图其实也是天国景象，而车骑出行图则描绘的是送葬的过程。
但耿朔注意到，汉阙上还刻画了很多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比如“高祖斩蛇”“董永侍父”“荆轲刺秦”“季札挂剑”，它们显然不代表墓主的个人喜好，因为这些题材同样出现在了东汉山东画像石上，这正说明汉帝国宣传功用的力度。耿朔说：“你可以想象，比如荆轲刺秦的题材，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与四川都离得很远，且当时识字率很低，这说明这些故事已经成为当时汉帝国的基本价值观，比如荆轲刺秦代表着义，董永侍父代表着孝。通过具有高度公共性的汉阙，汉政府将这些价值观传到汉帝国的天涯海角。”并且越是在边疆，口号式的宣传力度越大，越要彰显文化本文，尤其是对边疆交通干线上的节点性城市，比如绵阳、雅安。因此尽管四川汉阙上附加了很多地域性的装饰，但本质上代表的依然是华夏等级制和丧葬观念。
>>从仿木构到神话故事

在所有营造学社考察的四川墓阙当中，达州渠县石阙是路程最曲折的。从成都和重庆都没有高铁到渠县，只有空调车，最后为了方便，我们从绵阳看完平阳府君阙，直接租了辆车开过去，一路向东，3个半小时后，便进入了川东狭长的山川谷地。渠县依渠江而建，分为老城和新区，不过这里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渠县城坝遗址保护和利用中心主任张世东带着我们穿过城区，继续往北，按照营造学社当年的路线到达渠县30公里外的土溪镇，这里才是渠县汉阙主要集中地。
学社成员当年离开绵阳后，先考察了剑阁，再从广元沿嘉陵江到阆中，1939年的12月24日晚，学社成员到达渠县。第二天他们先去调查了县城当地的文庙，随后县长来访。现渠县宕渠文学院副院长戴连渠曾在当地档案馆工作过，专门整理过民国时期当地的档案，从中可以看出，在营造学社到达渠县之前，四川省政府就已经向渠县县政府下发过“通关文书”，要求县政府配合学社的古建筑调查工作。于是12月25日晚，县长带着《县志》来见刘敦桢和梁思成。根据六处阙的具体位置，他们设计了一套周密的计划，用四天时间完成考察和往返。
26日他们一天都在路上，从渠县到达土溪镇。27日他们一口气考察了六处汉阙：蒲家湾无铭阙、沈府君阙、王家坪无铭阙、冯焕阙、赵家村西阙、赵家村东阙。其中沈府君阙是全国仅存的双阙，而冯焕阙特别之处是以45度的斜枋向外伸出代替角神。刘敦桢对冯焕阙给予很高评价：“诸阙中以冯焕阙之比例、雕饰最为无懈可击。色伽兰氏《中国西部考古记》中，称此阙为渠县诸阙之代表作，颇为中肯。”
我一路上看了这么多阙，但当我站在冯焕阙前时，依然内心震撼，它虽然比高颐墓阙、平阳府君阙“瘦”一点，但极为挺拔、精神，并且相比其他阙，冯焕阙最为朴素，本分地还原木结构的石阙，椽子、斗拱、枋、立柱，每一层都老老实实地连接在一起，给人一种高大的纪念性建筑才有的殷实感。
而当年学社成员在考察完六处汉阙后，28日，再次从土溪镇出发对冯焕阙等进行了测绘。事后证明，学社考察中进行的判断都是正确的，他们在调查报告中着重笔墨的高颐墓阙、平阳府君阙、沈府君阙、冯焕阙，均于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过当我沿着学社当年的足迹走完了这六个阙之后，立马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如今看来这么偏远的渠县是四川境内汉阙遗存最多的地区，以至这里被后人称为“汉阙之乡”？
实际上刘敦桢在当时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在考察完六阙回到渠县后，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论及崖峰场与土溪场间汉阙如此众多，疑古賨国及宕渠郡必在其附近。如有机缘，当再度来渠作详细考察也。……窃意研究渠县汉阙以前，宜先阐明当地之史地沿革，则一切文物设施，不难迎刃而解矣。”
直到2018年，刘敦桢这段极具前瞻性的预判才从后来研究者那里得到了印证。土溪镇旁的城坝遗址被发掘，出土了带有“宕渠”两字的瓦当，直接证实了宕渠县治所就在这里。按照历史记载，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便有了人类活动；殷商时期賨人在城坝建立了賨国都城；秦灭巴蜀后这里被纳入秦的版图，设立宕渠县；到了汉代时，这里已经发展成为整个川东的政治文化中心，管辖范围达5万平方公里，涵盖达州、巴中、云山、大竹、广安、南充等地；直到552年县城才从土溪搬到了渠县。
与四川达州另一处考古遗址罗家坝所代表的早期巴文化不同，城坝遗址由于时期稍晚，更能展现巴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过程，出土的文物包括竹简、竹编、青铜器，乃至专门冶铁的区域。按照《华阳国志》记载，宕渠在当时甚至有专门负责冶铁的“铁官”，足以说明此城的规模，以及手工业和工业的发达程度。城坝遗址保护和利用中心主任张世东带我去了渠县汉阙博物馆的库房，整个库房堆满了纹饰各异的汉砖，他告诉我，这一地区估计大概有50万块汉砖，当年他们筹建汉阙博物馆时，从农民手里21块钱一块收来了一大批，现在都存在库房里。
而与城坝遗址隔河相望的六座汉阙，显然在汉代就相当于城市郊区的高档墓葬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里汉阙如此之多。此外宕渠县在东汉还被称为“太守之乡”，这里走出过很多太守，芦山樊敏阙的墓主樊敏也在这里做过官。学者们通过研究得知，樊敏曾在东汉的边境新郡——永昌郡任永昌长史，还担任过宕渠县令。这一经历除了能解释樊敏阙身有哀牢少数民族中传说龙生十子的雕刻之外，还能说明樊敏应曾经看到过渠县的冯焕阙、沈府君阙和蒲家湾无铭阙，并影响到了樊敏阙的设计。樊敏建安八年（203）去世，建安十年（205）在芦山入葬，4年后，高颐去世，在离芦山30多公里外的雅安入葬，而高颐阙对樊敏阙的样式借鉴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猜想似乎在2000年获得了更多物证支持。芦山县姜城遗址发掘出土了一块赵仪碑，上面记载一位名叫刘盛的石工，曾从渠县到芦山，很可能正是他，将渠县汉阙的技艺和样式风格带到了芦山和雅安。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冯棣通过这一线索，整理出了汉阙在西南100多年里的样式发展脉络，并为这些汉阙做了大致分期：从早期四川汉阙渠县冯焕阙较为忠实的仿木构，到渠县沈府君阙仿木构信息与神话画像并重，再到芦山樊敏阙、雅安高颐墓阙和绵阳平阳府君阙，仿木构被不断弱化，更加突出神话内容。在后面这三阙中，斗拱层下移了，原本在木构中因结构关系而不可分隔的斗拱层和屋顶，在这里被自然脱开，斜出层出现，使得阙身可以更自由地展现地方神话等纪念性画像。
至于参加了那趟川康调查的营造学社成员，在考察结束后，先后发表研究成果，梁思成在他的《中国建筑史》、刘敦桢在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陈明达在他的《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中，都曾致力于将他们在四川考察的汉代石质建筑纳入中国建筑史体系。孙华教授认为，虽然他们几人术业有专攻，甚至在写作时并不属于同一机构，但由于是一同前往调查的，因此研究结果和观点也相对接近。如今80多年过去了，有些结论在他看来需要商榷。
陈明达曾根据高颐墓阙复原出了汉代木构建筑的图纸。但孙华认为，汉阙是特殊建筑，是经过抽象的，并且只表现了建筑的外部空间，对于研究屋顶样式、柱上做法、斗拱样式等局部结构有用，但整体形态与木构实例有差异。
此外刘敦桢与陈明达都曾判断，渠县三座无名阙为晋阙，孙华后来通过类型学的类比方法以及文献研究发表论文，认为它们应是东汉末期至蜀汉时期的石阙。因为尽管东汉崇尚厚葬，但在三国时期，随着战争带来的持续冲击，大量墓葬被盗掘，百姓逃亡，家族流散，与此同时佛教进入中国，对注重厚葬的儒家传统带来了冲击。魏国首先革除厚葬积习，曹操是薄葬的重要倡导者，由此丧葬重心从地下转为地上，人们开始更加注重服丧。西晋统一蜀汉后，司马炎下诏书反对厚葬、取缔墓阙，由此汉阙的传统在两晋时期终止，直到南朝刘宋和萧梁时期才开始恢复在都城建立城阙和宫阙，此后，唯帝王陵才有墓阙，汉代的墓阙传统就此终止。
（参考资料：《中国汉阙全集》，张孜江主编；《高颐墓阙的结论》，冯棣著）■（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