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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权力的更替总结篇(西汉篇):集权制

 历史的精神世界 2022-08-24 发布于北京

作者 戈大只 彭小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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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国家,以公元前221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公元前221年以前为早期国家,公元前221年以后为帝制国家。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结束了几百年的分封制,让人们领略到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汉初吸取秦亡的教训,建立集权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双轨制。

但从汉高祖刘邦消灭异姓诸侯王,到汉文帝、汉景帝一脉相承的削藩政策,最后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连同同姓诸侯王也消灭。

西汉最高权力更替的特点,皇权越来越来集中,中央政府越来越庞大,集权特色越来越明显。



西汉建立集权制并非一蹴而就,通过五代君王的努力,历经近百年时间,才最终完成分封制向集权制的转变。

(一)汉高祖双轨制

西汉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但没有完全拒绝秦朝的政治遗产,部分继承了秦朝的集权制。

西汉初期之所以实行集权制与郡县制并行的双轨制,要原因在于前期的政治妥协。

楚汉争霸阶段,刘邦为了争取韩信、彭越等具有一定军事实力的诸侯王,不得不许诺分蛋糕,分封是政治妥协的产物。

建国之后,随着西汉中央政府实力的加强,政治妥协很快打破。

随后六年里,刘邦南征北伐,讨伐异姓诸侯王,通过六年时间,基本解决异姓诸侯王问题。

刘邦消灭异姓诸侯王,这是西汉第一次加强中央集权,刘氏皇族不再与异姓诸侯王分天下,建立了家天下的权力继承规则。 


(二)汉文帝削藩 

刘邦死后,吕后夺权,西汉政权经历十多年的混乱,最终代王刘恒被功臣集权扶上位。

汉文帝初登帝位,没有雄厚的政治基础,地方诸侯王势力日益骄横,不断挑战中央的权威。

汉文帝的弟弟刘长,在封国内擅自颁布法令,不遵循中央的官制,私自任免丞相,不断挑战汉文帝的底线。

面对诸侯王的挑战,汉文帝没有着急削藩,而是耐心培育自己的政治势力,静待时机。

直到汉文帝十六年,齐王去世而没有子嗣继位,汉文帝抓住机会,将最大的齐国一分为六,趁机削弱了齐国势力。

汉文帝的削藩,润物细无声,通过高明的政治手段,削弱了几个最大诸侯国的势力,没有造成流血斗争。


(三)七国之乱

虽然汉文帝削弱了齐王、淮南王、济北王等诸侯王的势力,但汉文帝削藩只是打击典型,没有改变根本的政治制度层面。

早在汉文帝时期,晁错就建议汉文帝采取强硬的削藩政策,汉文帝虽然欣赏,但一直没有采纳,但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政策。

汉景帝登基,采用了晁错的建议,采取强硬的削藩政策,从势力最大的诸侯王吴王刘濞开始动刀。

吴王刘濞已经酝酿多年,汉景帝无故削藩,师出无名,老谋深算的刘濞趁机联络其他刘氏宗亲,最终爆发“吴楚七国之乱”,汉室江山,危在旦夕。

最终依靠周勃之子周亚夫的武力镇压,七国之乱才得以平叛,王朝重回正轨。

汉景帝时期,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汉景帝采取强硬政策,最终爆发流血斗争。


(四)汉武帝推恩令

汉武帝继位,西汉已经建立六十余年,文景之治积累了大量财富,综合国力日盛,中央政府逐渐强大。

汉武帝登基,采用主父偃建议,颁布推恩令,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

推恩令将诸侯国嫡长子继承原则,改为长子、次子、三子共同继承,推恩形成的侯国隶属于郡,由中央直管。

推恩令颁布后,诸侯国的管理半径越分越小,大国不过十余城,小国不过数十里,根本无力对抗中央。

推恩令被誉为史上无解的政策,名义上是施惠,实际上是削藩,堪称阳谋。

从汉高祖削弱异姓诸侯王,到汉文帝-汉景帝削藩,最后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西汉建立集权制并非一蹴而就,通过五代君王的努力,历经近百年,才最终实现政治目标。

从此以后,大一统的时代正式到来,统一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国很早就摒弃了分封制,进入到集权制时代,但欧洲却延续了多年的分封制,或者叫封建制?

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欧洲以地中海气候温带海洋气候为主,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潮湿多雨,不适合农作物耕种。

温带海洋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全年降水平均,适宜牧草生长,适宜发展畜牧业,不适宜发展种植业。

这样的自然环境导致古代欧洲的农业经济不发达,在农业文明阶段,欧洲的生产力远远落后于中国。

国家的形成是生产力过剩的结果,只有能够产生多余的人口、粮食等,才能形成国家,才能支撑高成本的集权制。

在古代欧洲生产力有限的背景下,只能实行弱管理、低成本的分封制,有限的生产力无力支撑庞大的中央政府,因此欧洲一直保持小国寡民的城邦政体。

同时,因为欧洲的农业经济不发达,部分劳动力转移到手工业和工商业,在农业文明时代,欧洲手工业和工商业一直较为发达,古罗马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和工商业文明的综合体。

工商文明的思想是自由、开放、民主,要求尊重市场,要求保护私人财产,要求限制政府干预,这与集权制的思想背道而驰,进一步推动欧洲走向分封制。



大一统中央集权,并且长期稳定存在,是中华帝国的一种独特体制。

不是欧洲特殊,相反是中国特殊,世界上唯一长时间保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体,只有中华帝国。

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是自春秋战国开始萌芽,经过秦朝的试错,到西汉中期基本成型。

中央集权有两个核心因素。

第一是生产力及信息能力的提升,达到农业文明的发达水平,奠定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物理基础。

第二是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纽带,是最适合纯粹农业文明的思想体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型,使得这种高效、集权、专制的政体,可以长期维持。

西汉晚期,农学著作《氾胜之书》面世,说明中华文明在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上,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在近代工业化以前,精耕细作型农业技术,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儒家意识形态体系(杂糅道、佛两家),三者结合,几乎是一种完美的文明生态系统。

直到近代工业化以前,中华帝国的产能,可供养的人口,都远远领先于世界。

唯一的问题是王朝兴衰的客观规律,无法解决。

在封建小农经济框架下,土地兼并的问题无可避免。所以每一个大一统王朝,都受到兴衰规律的困扰,总会经历初创-休养-盛世-衰退-中兴(或有)-衰退-崩溃的历史轮回。

历史上不乏贤君名臣看到问题所在,但任何改革、修补,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只能延缓王朝衰落的进程而已,直到彻底崩盘,以战乱的方式大量消灭人口,平复贫富分化告终。

然后,进入下一轮回。

这种超稳定—超动荡的剧烈两极结构,就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软肋。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软肋,只有生产力进一步突破,这是唯一正解。

近代以来,生产力爆炸式增长,虽然仍然无法避免贫富分化、资本兼并的走势,但社会生存的底线被抬高了。

换言之,虽然我们当下社会贫富分化的程度,不亚于历史上的任何封建王朝,但底层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被改善了,底层老百姓不至于饿死,不需要起来造反。

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之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不是政治体制改变了这一切,而是生产力改变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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