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栏 思想前沿 【关键词】E.M.福斯特 传统 现代 连接 文化 英国性 01 福斯特对英国性的问题十分关注，他提到英国的文化是民族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塑造了英国人的国民性，他这样说道：“它（英国文化）是民族性的：它自然来自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来自我们看待过去事情的方式。……英国人对自由的热爱、英国的乡村、英国人的拘谨和伪善、英国人的异想天开、我们温和的理想主义和良好的理性，都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当然不完美但却可能是不寻常的东西。”[6]此时的福斯特是从乐观的角度去审视英国的国民性。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英国国内经济的高度发展，英国的国民性发生了改变。福斯特清醒地意识到英国性中负面因素的增加。福斯特在《英国人性格琐谈》中提到，“英国人的性格主要是英国中产阶级的性格”[7]3。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中产阶级一直是英国社会中的主导力量。工业革命使他们获得了财富，1832年的《改革法案》又使他们获得了政治权利。他们与英帝国的崛起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除了具有所有国家中产阶级的诚实、谨慎、诚信高效的普遍特征之外，他们也显露出突出的缺陷，那就是“缺乏想象力和虚伪”[7]3。福斯特认为，追求商业利益的公学教育体制塑造了具有“发达的身体，发达的头脑和不发达的心灵”[7]5的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虽然凭借强健的体魄和精明的头脑，英国中产阶级在世界建造了庞大的商业帝国，但是他们“不发达的心灵”使他们困难重重。20世纪初，英帝国不断衰落，整个英国社会处于“可怕的混乱之中”[8]55，维多利亚时期平静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变得支离破碎。英帝国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 针对这一挑战，人们提出了重建英国文化的主张。因此，20世纪初在伦敦乃至全英国都出现了大兴实业的热潮，到处建造和改造建筑。这一热潮仍然遵循功利主义原则。边沁在1789年发表的《道德与立法原则》中提出政府行为或个人行为的效用主要看这种行为是否会给大多数人或个人带来幸福，如果能够增加幸福，就是善的，如果减少幸福，给人带来痛苦，就是恶的。[9]边沁的功利主义立足于个人主义，主张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利益的最好评判者。在功利主义思想支配下，当时任何政治原则和政策的确立均以是否对人有用作为准则。到了20世纪初期，功利主义仍然盛行，所以人们大量投资，促进实业的发展，希望通过这一手段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 作为个人主义者，福斯特对这一文化重建是欢迎的，他认识到这一重建必将会给带有惰性的英国传统带来变革，因为这意味着物质的进步，会给人的生活带来舒适与惬意，是对人的幸福的促进；另一方面，这一进步也是个人能量得到释放的结果，是个人主义的胜利。但是，福斯特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一样，也看到了功利主义思想的局限性。穆勒曾经指出，边沁的理论强调的是要保护“社会的物质利益”，但是忽略了这些手段是否会对国民性产生有害的影响，同时也忽略了人对荣誉感、个人尊严、对美的热爱、对艺术的追求等精神方面的需求，因此“它对社会的精神利益毫无用处”[10]。福斯特同穆勒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认为，要实现文化重建的目标，单纯物质上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人的心灵入手，从根本上对英国性加以重构。福斯特指出：“除非你有一个健全的心态，一个正确的心理，否则你不能建设或重建任何持久的东西。”[11]44-48在福斯特看来，文明唯一健全的基础是“健全的精神状态”[11]44，即“发达的心灵”，是具有想象力、富有激情、善于感知的完美的人的状态。所以他提出要将现代性与旧道德连接起来，目的就是要弥补英国国民性中精神方面的不足。这一理念既是小说《霍华德庄园》的主题，也是福斯特提供的英国文化重建的具体方案。福斯特对此做过这样的解释：“如果我们要成功地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我们必须设法把新经济和旧道德结合起来。”[8]57所谓现代，指的就是实业经济，而旧道德指的则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温和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一“连接”理念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妥协，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变革，是温和方式下的道德的重建。 福斯特的传统与现代连接的理念与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文化思想相辅相成。马修·阿诺德也是一位重要的维多利亚自由主义者，他极力推崇文化的作用，称文化是“对完美的探究和追寻，而美与智，或曰美好与光明，就是文化所追寻的完美之主要品格”[12]36。阿诺德强调的是国家整体文化的发展，是整个英国国民性的塑造。针对英国的文化重建现象，阿诺德对英国自由党人所奉行的随心所欲、各行其是的自由主张提出质疑，认为要想实现个人的完美，必须首先实现国家的完美。阿诺德指出：“文化的概念，或者对完美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如果不是包括我们所有同胞在内的普遍的完美，就不是真正的完美。……只要世界上其他的人不能和我们一样完美，个人的完美就是不可能的。”[13]141在实现幸福和追求完美的过程中，阿诺德更看重的是国家和集体的力量。他对于当时自由党中的实干家单纯强调积极兴业、将实业和人口增长作为国家富强的唯一标准的做法极不认同。他认为这种希伯来式的实干精神远远不够，还需要希腊精神来促进他们的思想。所谓希腊精神其实就是“思”的精神，它是“对可理解的事物的规律不断进行思考的习惯”，它也是关于事物本质的深刻理解力，它是“向完美的迈进——不仅是我们向完美的迈进，而且是整个人类向完美的迈进”[13]144。在阿诺德看来，只有加入了智性思考的实际行动才能体现出其真正切实的好处。阿诺德强调的是希腊文化“思”的传统与希伯来实干精神的完美结合。福斯特的连接思想与阿诺德的这一思想是一致的。福斯特所强调的“新经济与旧道德”的连接思想就是阿诺德思想的再现和具体化。福斯特指出：“我们要的是新经济与旧道德。我们要的是对身体的规划，而不是对精神的规划。”[8]57福斯特所说的旧道德就是指人对精神的追求，是那种寄托在自然和艺术之中的人心灵的自由与提升。 在文化方面，福斯特与阿诺德的最终目标都是一个，那就是通过文化创造更和谐美好的社会，为人的幸福和完美创造必要的条件。正如阿诺德所说的那样：“追求完美就是追求美好与光明。……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命和思想的闪光时，当整个社会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是一个民族生命中的标志性时代，是文学艺术繁荣发达，天才的创造力流光溢彩的时代。”[12]33-34追求美好与光明，不仅是阿诺德的文化理想，也是福斯特的文化理想。在《霍华德庄园》中，福斯特通过文化与财富的结合实现了阿诺德理想中的“美好与光明”。 02 《霍华德庄园》中突出的一点是福斯特对于财富和创造财富的实业家和实干精神的矛盾态度。小说描写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一种是以威尔科克斯父子为代表的外在的生活。威尔科克斯父子是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他们是精明高效的生意人，富有阳刚之气，追求外在的生活，把精力都用在汽车、桥梁、郊区社区的建设中。对于这对父子，福斯特承认了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认为他们是英国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为创造人们的舒适生活做出了绝对性贡献。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具有难以抹掉的缺点。他们在情感和人际关系方面几乎是空白的，他们对人以及个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无所知。他们非常精明，能够把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能顺利处理各种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把支离破碎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情感和想象力。他们粗俗、残忍，“代表了现代文明中最坏的品质”[14]151。 与这种外在的生活相对的是以玛格丽特姐妹所代表的内在生活。玛格丽特姐妹一家是德裔英国人，生长在传统文化丰富的社会环境中，聪明、敏感，受到良好的教育。她们热爱艺术，受过艺术的熏陶，追求美和真理，讲求良好的私人关系，具有正义感。总而言之,她们代表了现代文明中“最好的品质”[14]。虽然玛格丽特所追求的是内在的生活，但是她充分意识到金钱的作用以及行动的重要意义。小说描写了玛格丽特从思到行动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起始于她对金钱和财富的认识。她和弟弟妹妹都有一定的资产，是他们的父母给他们留下来的遗产，靠着这些遗产的正确投资，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因此玛格丽特认为“金钱是一种教育。比起钱能买到的东西，钱的教育作用更大”[15]153。她认为钱在生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只要你手里有钱，就可以规避生活中的各种风险。“钱能把事情摆平……”[15]70在同姨妈的谈话中，玛格丽特说道：“我开始想到这世界的灵魂是经济，想到最深的深渊，不是缺乏爱，而是缺乏硬币，穷人总是不能接触到那些他们想爱的人，却又很难摆脱那些他们不再爱的人。我们富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5]70在玛格丽特看来，金钱可以提供舒适的生活，只有有了钱，人们才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才可以实现自己的精神追求。 所以玛格丽特对于创造金钱和财富的威尔科克斯父子持有比较宽容的态度。她非常欣赏他们的阳刚之气和实干精神，也对他们的乐观主义态度表示赞赏。她对妹妹海伦说：“如果几千年来没有像威尔科克斯这样的人在英格兰实干，那么你我别说坐在这里，活都活不成了。没有他们，便没有火车，没有轮船，把我们这些文化人运来运去，连田野都没有了。只会过着野蛮的生活。不——也许连野蛮的生活都过不上。”[15]213她教训她的弟弟蒂比要像威尔科克斯父子那样去行动，去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只要你需要拯救你的灵魂，拯救你的肉体，就要工作。”[16]133在玛格丽特眼中，威尔科克斯父子代表了英国积极向上的力量，他们创造了帝国，也塑造了英国的民族性。所以玛格丽特感叹道：“一个民族出这种人，就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民族。难怪英国会成了一个帝国呢。”[15]134 吸引玛格丽特的还有威尔科克斯一家的勇气与毅力。玛格丽特认为生活就是战斗，男人和女人都充当不同的角色。但是威尔科克斯一家所扮演的角色则是胜利者的角色。他们认真、高效、有能力，面对各种挑战，他们应付自如。玛格丽特知道这是一种与自己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是充斥着“电报和怒气”[15]124的外在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培育了诸多优良品质，如整洁、决断和服从等。玛格丽特承认，这些优秀品质是英国文明所不可缺少的。玛格丽特也认识到这种外在的生活对个人成长的作用，因为它也能使人的性格得到锻炼，变得坚韧、自信。 虽然与自己的生活不同，但是对于威尔科克斯一家，玛格丽特不但没有看不起，反而有一种尊重和崇拜。对于亨利更是如此。她喜欢和他在一起，虽然他比她大20来岁，但是他仍然生气勃勃，充满了自信和乐观主义精神。玛格丽特不喜欢变动，把20世纪初没完没了的变动看成是英国国民性中的“劣根性的一个参照物”[15]221，但是亨利非常喜欢这种变动，他说：“这表明事物在运动中。对生意没的说。”[15]221他在变动中看到了商机，也看到了事物发展的可能性。 虽然威尔科克斯一家具有实干精神，但是福斯特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马修·阿诺德曾经把英国中产阶级称作“非利士人”，原因是他们过于现实，没有追求美好与光明的理想：“非利士意味着僵硬而乖张地对抗光明与光明之子，而我们的中产阶级岂止不追求美好与光明，相反他们喜欢的就是工具，诸如生意啦，小教堂啦，茶话会啦，墨菲先生的讲演啦等。”[12]69这些琐碎的事情构成了中产阶级枯燥乏味、目光短浅、思想狭隘的生活。福斯特对有实干精神的中产阶级的看法与马修·阿诺德的看法是一致的。在福斯特的笔下，威尔科克斯一家所代表的英国中产阶级几乎成了庸俗、势利、狭隘、缺乏想象的代名词，成了他批判的对象。 但是，福斯特意识到，亨利·威尔科克斯的问题不是完全没有情感，而是这种情感被深藏在内心深处，没有得到很好的释放。亨利向玛格丽特求婚之后只是给了玛格丽特轻轻一吻，然后就匆匆离开，这使玛格丽特意识到，亨利不是没有激情，也不是没有爱，他想爱，但是不敢爱，更确切地说，“他爱。他害怕爱”[15]228。至此，富有洞察力的玛格丽特了解了亨利的所有缺点：“他害怕情感。他对成功过分在乎，对历史却很少在乎。他的同情缺乏诗意，所以算不上真正的同情。”[15]227而且在精神层面上，亨利不如玛格丽特诚实。至此，玛格丽特认识到，她自己所代表的灵魂世界确实优于亨利所代表的世俗世界，但是这种世俗世界是英格兰生气勃勃的真正动力。所以，玛格丽特认为，在当今的条件下，人们要做的不是“把二者对立起来，而是把二者调和起来”[15]124。她要行动起来，要对亨利·威尔科克斯进行改造，“尽管他是熟透的果子，她也能帮他建造彩虹桥，把我们身上的平凡和激情连接起来”[15]212。这种改造的方式就是“连接”。玛格丽特认为，只有通过“连接”，才能实现人的完整，创造完美的生活。客观来讲，福斯特看到了两种生活方式中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威尔科克斯父子不能理解生活，但是他们善于行动，创造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而施莱格尔姐妹虽然富有想象力，但是她们缺少行动。福斯特意识到单纯依靠其中的任意一种力量，英国社会都不能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所以福斯特主张两者的结合。这一思想促成了小说的进一步发展。 03 《霍华德庄园》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的连接思想。小说对互相对照的家庭生活的描写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它揭示的是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语境中文化与物质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小说中，福斯特呈现了爱德华时期英国社会方方面面存在的分离状态，过去与现在、城市与乡村、文化与经济、人与自然等都处于分离状态中。人与人之间更是充满了隔阂，人们生活在分离与碎片之中。福斯特看到了这种分离，所以他希望用爱与宽容将人们连接起来，将传统与现代连接起来。“连接”是贯穿整篇小说的深刻主题，也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小说通过玛格丽特这一知识分子与实干家亨利·威尔科克斯的婚姻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连接。 知识分子是英国中产阶级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与普通民众有所区别。但是在英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给人一种负面的联想。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经指出：“直到20世纪中叶，英文中的知识分子、知识主义和知识阶层都用于负面含义。这种用法显然依然存在。”[16]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一词已经具有中性的含义，甚至是正面的含义，指一些专门从事与知识相关的工作的人。但是知识分子与专家或专业人士有所区别，专家或专业人士兴趣狭窄，而知识分子兴趣广泛，他们往往是“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直接生产者”[16]，而不单纯是知识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凯里（John Carey）在《知识分子与群众：文学知识阶层中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17]一书中研究了知识分子对大众社会的兴起所持的态度。比如，吉辛（George Gissing, 1857—1903年，英国小说家）和威尔斯（H.G.Wells, 1866—1946年，英国科幻小说家）等，他们对大众文化、郊区习俗和中产阶级品位并不认同；相反，他们强调一种自然的贵族气质、怀念美好的往日时光和高级文化。同吉辛和威尔斯一样，福斯特也强调高级文化。他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同时他也十分看重知识分子。福斯特看重知识分子的原因就是他们所具有的人文和艺术的气质。他认为知识分子对文化和艺术的内在追求使他们更了解人的本质，更理解人的自然需求。在福斯特眼中，知识分子要比科学家更能触及人性，因为虽然科学家看起来似乎可以叱咤风云，把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受政府的支配，因此他们与普通民众隔离开来，致使他们在感情上与普通人相分离。而知识分子相对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他们是萨义德所说的“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18]。在这种情况下，福斯特希望通过知识分子来改变英国社会中过于追求外在生活的现状。福斯特主张应该弘扬艺术，因为艺术自身能够创造一种秩序，与黑暗的现实相抗衡，“这种活动能够把人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使他与野兽区别开来，我们必须继续实践它、尊重它，直到我们度过今天的黑暗时期”[8]60。 小说以霍华德庄园的继承问题展开。霍华德庄园是威尔科克斯太太的个人财产，是她的父母传给她的一处老宅。这个庄园位于伦敦郊区与乡村的连接地带，带有一个花园，花园里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和花草，环境非常优美，空气清新。这座老宅实际上是一个象征，“霍华德庄园总是故事的背景。它是一个在上百次的新情况中不断重复的柔和的副歌。这所房子本身就是英格兰一切事物的象征，新老兼备，既一成不变，又在不断变化。它连接着两个完全相反的观点”[19]。对于这个老宅，威尔科克斯父子只是把它看作是一处房产，一个可以变成钱的物件。但是对于威尔科克斯太太来说，这座住宅则代表了她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是带给她各种美好回忆的“家”，是她心灵中最神圣的地方。这个住宅也是英格兰传统的象征，带有英格兰社会发展的历史记忆，象征着过去所有美好的、平静的生活方式。所以，威尔科克斯太太在寻找一位合适的继承人。最后，威尔科克斯太太选定了玛格丽特。施莱格尔姐妹是在一次旅行中认识威尔科克斯一家的。威尔科克斯太太与玛格丽特建立了友谊。玛格丽特的文化气质吸引了威尔科克斯太太，威尔科克斯太太相信玛格丽特就是这座精神庄园的最合适的继承人。威尔科克斯太太的遗嘱自然引起了威尔科克斯父子的不满，他们并没有告知玛格丽特这一遗嘱。后来，玛格丽特与亨利·威尔科克斯结了婚，自然而然成了霍华德庄园的主人，由此霍华德的传统精神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所以，霍华德庄园以连接的符号而存在，这一象征意象的设置表达了福斯特对美好过去生活的怀恋，也表达了建构更美好生活的期望。 威尔科克斯太太之所以相信玛格丽特是霍华德庄园最好的继承人，主要原因是威尔科克斯太太具有“内在的智慧”[20]282，她在玛格丽特身上看到了别人所没有的善解人意的特点。玛格丽特是英国20世纪初的新女性，她对婚姻和家庭乃至社会都有独到的见解，是一个理性多于感性的人，她所关心的是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学者H.A.史密斯认为，在一个人身上可以同时具有两种声音：这两种声音可以是本能与智慧、文化与自然、理性与宗教洞察力。H.A.史密斯认为福斯特的本意是玛格丽特身上同时具有两样不同的东西，因此“她有能力在深层次上实现连接”。[20]284这种看法是合理的。威尔科克斯太太是一位具有本能的人物，她与她的庄园以及周围的乡村融合在一起，宛如一个自然的精灵，在绿草和花丛中穿行。她完全是庄园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她对庄园的爱和对自然的爱完全出于本能。她就像一首清新自然的诗，韵味无穷。但是她似乎还不完整，她需要玛格丽特来“使她变得完整，实现她的潜能，把这隐匿的光环变成绚烂的光线”[20]284。玛格丽特知识丰富，但是吸引威尔科克斯太太的是她的想象力，这种文化因素把两个女人联系在一起。威尔科克斯太太在玛格丽特那里找到了一种更深沉的共鸣，一种更牢靠的判断力。玛格丽特的行为满足了威尔科克斯太太的愿望，所以玛格丽特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象征，她把平庸与激情连接了起来，所以她思想的特征可以被归结为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想象的理性”[21]。 为了实现连接，福斯特安排玛格丽特接受了亨利的求婚。她要通过婚姻实现自己连接的使命。当然，玛格丽特的婚姻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玛格丽特的婚姻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宽容，是智者的宽容。在福斯特的心目中，唯一能够承担连接重任的就是“宽容”：“这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健全的精神状态。这是使不同种族、阶级和利益集团能够一起安定下来进行重建工作的唯一力量。”[11]45马修·阿诺德认为宽容是美好之不可或缺的品格，“在完美的文化中，宽容的精神是永不枯竭的，如英国的野蛮人在自我审视中一般都会发现自己并非是那么纯粹的野蛮人，在他的身上也有一点非利士的，甚至是群氓的习气，另外两个阶级的人也会发现同样的情形”[12]73-74。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兼容多种品质。而玛格丽特的宽容则是要创造一种文化，或者说是创造一种完美的人。她所考虑的是英格兰的未来，是整个英国民族的未来；她要创造的是既有实干精神又有文化底蕴的完美的英国人。她希望这个完美的人将引领着英国走向永恒。 《〈霍华德庄园〉：神圣中心》一文的作者约翰·哈迪（J.Hardy）说过：“一个人被他的责任来定义，也用责任来进行自我定义。”[22]福斯特就用《霍华德庄园》一书表明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福斯特强调，一个人要想实现完美，必然要对社会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而反过来整个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推动个人的进步与完善。作为个人主义者，福斯特不忘关注整个英国人的国民性。他在个体中看到的缺点是整个英国人的缺点，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揭示英国国民性中的这些弱点，并努力采取行动去弥补这些缺点，使英国的国民性得到修正和完善。20世纪初的英国正处在扩张开放的时代，现代性的深入使英国的国力大增，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是福斯特认识到，为了使英国的发展处在正确的轨道上，单纯的思和单纯的实干都不能承此重任，必须实现现代与传统的结合才行。所以他的传统与现代连接的理念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最安全的前进方式。《霍华德庄园》中的知识分子玛格丽特就是福斯特思想的代言人，她从单纯的“思”转向实际的“行动”，用婚姻和宽容将自己与具有实干精神的威尔科克斯一家连接在一起，实现了内在生活与外在生活的统一，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连接。可以说，福斯特在小说中的连接尝试是在创设一种“真正的思想，真正的美，真正的美好与光明”[13]。从这个意义上讲，福斯特就是一个怀着极大热情的“文化使者”[13]。
[1]Colmer,John.E.M.Forster:the Personal Voic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5:85. [2]Shannon,Richard,The Crisis of Imperialism 1865—1915,St Albans:Paladin,1976:12-13. [3]Bryce,J.,Modern Democracies[M].2 vols.London:Macmillan,1921,I:156-160. [4]Dodd,Philip,“Englishness and the National Culture”,Englishness:Politics and Culture 1880—1920,2nd ed.,Robert Colls and Philip Dodd,eds.,Bloomsbury Academic,2014,Chapter 1,Epub. [5]Gillie,Christopher,A Preface to Forster,New York：Longman Inc.,1983:50. [6]Forster,E.M.,“Culture and Freedom”,Two Cheers for Democracy,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51:31-35. [7]Forster,E.M.,“Notes on the English Character”,Abinger Harvest,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Publishers,1964:3-15. [8]Forster,E.M.,“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Two Cheers for Democracy,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51:55-60. [9]Bentham,Jeremy,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Kitchener:Batoche Books,2000:14. [10]Mill,J.S.,“Bentham”,Utilitarianism and on Liberty: including Mill’s 'Essay on Bentham’ and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Jeremy Bentham and John Austin,2nd ed.,ed.,Mary Warnock,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3:52-87. [11]Forster,E.M.,“Tolerance”,Two Cheers for Democracy,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51:44-48. [12][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3]Arnold,Matthew,Culture and Anarchy,ed.,Jane Garnet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6. [14]“Unsigned Review”,E.M.Forster:The Critical Heritage,ed.,Philip Gardner,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 [15][英]E.M.福斯特.霍华德庄园[M].苏福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6]Williams,Raymond,Keywords:A Diction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New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17]Carey,John,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Pride and Prejudice among the Literary Linguistic Intelligentsia 1880—1939,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 [18]Said,Edward W.,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Introduction:xvi. [19]Scott-James,R.A.,“The Year’s Best Novel”,E.M.Forster:The Critical Heritage,ed.,Philip Gardner,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135-139,p.136. [20]Smith,H.A.,“Forster’s Humanism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E.M.Forster:Critical Assessment,Vol.4.,ed.,J.H.Stape,Bodmin:MPG Books Ltd.,1990. [21]Arnold,Matthew,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Selected Prose,P.J.Keating,ed.,London:Penguin Books,1970,Introduction,p.20. [22]Hardy,J.E.,“Howards End: The Sacred Center”,Critical Essays on E.M.Forster,ed.,Alan Wilde,Boston:G.K.Hall & Co.,1985:113-121. [本文为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连接·对峙·交融：东西方文化视域下E.M.福斯特研究”（20132233）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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