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 一首《诗经·召南》中的民歌,引发了顾颉刚、胡适和俞平伯三位国学大师的笔墨官司:它到底描写了一段什么故事?是贞女拒绝男人的暴凌?还是发生在春日里的美丽恋情?
这是我最近读到的一封令人忍俊不禁的旧信。旧信的作者以及他在信中提到的“您俩”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泰山北斗。 三位贯古通今的国学大师在往还不断的书信里锱铢必较地打起了笔墨官司,而争论的焦点居然是关于一首古诗,关于这首古诗里描写的男女幽会的细节。 这首诗就是《诗经·召南》中的《野有死麕(jūn)》: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该是写到了一场发端于旷野之中的男欢女爱。一个男人企图用“死麕”(也就是“死鹿”)来引诱怀春的女子。而关于女子的回应,诗歌的卒章记下了她的三句话,引得古往今来的学问家们各执一词,聚讼不休。 从汉代的郑玄到宋代的朱熹,古代中国的学者们大多将女子的三句话理解为对男人的严词拒绝。 因为根据《周礼》等书记载的古代婚俗,男女之间的定情与结合都须经过媒氏的穿针引线。没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野合会招来官府的惩罚和舆论的谴责。无论郑玄还是朱熹,都是孔门的后学,都相信《诗三百》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亲手编纂的。 传说孔子删《诗》,意在助教化、正人伦,他老人家又怎会容许一首描写男女野合的淫邪之作滥入《诗经》呢? 大概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吧,郑玄与朱熹不仅笃定女子拒绝了男人的勾引,甚至还推论,像男人这样非礼女性的行为不可能发生在西周的治世,而只会是殷末周初的乱象,换言之,是纣王淫风的余毒。 开篇提到的三位国学大师中,最早站出来向郑玄、朱熹开火的是顾颉刚,他说:
从前我读顾先生的《古史辨自序》,他回忆自己小时候跟私塾先生读《诗经》,是不大开窍的。严师的教训甚至吓得他落下了口吃的毛病。 如此想来,顾先生对塾师惯讲的《毛诗正义》和《诗集传》怕是从一开始就不大信服。一个幼童慑于塾师的严威,虽不敢自由发表他的见解,但长大成人之后,“桀骜不驯”的个性终究还是酝酿出了“离经叛道”的思想。 直指《野有死麕》的卒章描写的是女子对情郎的叮嘱,我想,我们都应该感谢顾先生的勇气。因为他说破的或许正是郑玄、朱熹不敢说破的“皇帝的新衣”。只不过,顾先生的理解方向虽然不误,他对诗句的翻译却将男子形容得猥琐不堪。 我甚至因为他的翻译而产生了恍惚:诗中的女主人翁怕不是王熙凤吧?难道是她在“叮嘱”贾瑞,“你半夜里从后门悄悄地来”? 关于顾先生的这点不妥,他的精神导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显然是看出来了,因此他提议顾先生修改两处细节:
虽然胡先生竭力避免将《野有死麕》的卒章引向某种性的暗示,但是,就算我们承认“无感我帨兮”的“帨”不是女子的佩巾而是门帘,这个训释的调整在事实上仍无助于防止我们产生“干哑事”的非非之想。 更何况,以“帨”为门帘,就连胡先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找不到训诂学上的坚实依据。看到两位朋友有些技穷,俞平伯先生这才说出了开篇的那一段话。对《野有死麕》的卒章,俞先生是这样理解的:
卒章三句绝非一意复说,俞先生的判断该是精审的。只是,三句是否说了三层意思,据我浅薄的见解,恐怕也未必然。 仔细揣摩这三句话的意思,“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似是语序倒装的两句,说的是一层意思。女子的佩巾系在小腹之前。男人急于与她作云雨之欢,慌脚忙手地扯下佩巾,引来了她的娇嗔:“别拉扯我,慢慢儿来嘛!” 如果我这样说,您还不能参透诗人含蓄的暗示,那或许,看看电影《绿椅子》开篇的一段戏能够帮助您重构诗歌里的情境吧。 从《野有死麕》的卒章三句来看,诗人创作之大胆显然大大超越了我们对《诗经》温柔敦厚的固有印象。太史公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这个评价,《野有死麕》洵足以当之。 虽然诗人写到了“无使尨也吠”,但他的用意端在形容女子幽会时的娇羞之态,而不是揭露她和情人的做贼心虚。 因为说到底他们并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要我们对西周的婚俗稍加考据,自然会发现,这场自由婚式的结合是无悖于礼法的。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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