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毓标将军 “红军皖南独立团”始末 刘毓标 皖南独立团成立 根据方志敏同志的指示，“皖南独立团”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柯村成立。开始辖二个营，后来又增编了一个营，共八百多人。一营是侦察营改编的，有二百余人；二营是由宁春生带来的游击总队组成的，有三百多人；三营由一些县区武装编成，有二百余人，每个营辖三个连。熊刚任团长，我任政委。一营营长熊才辉，政委姓张（瑞金 人）；二营营长姓名记不清了，大家叫他乐平佬，政委杨汉生；三营营长宋泉清，政委阙怀仰（这些同志都于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牺牲）。 初期活动 方志敏同志在柯村同我们谈话时，曾明确指示：独立团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开展游击战争，二是进行抗日宣传，三是大力发展白区秘密工作。他说，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展白区秘密工作是两位一体的事，是互相配合的。独立团等于是武装工作队，以武装斗争掩护发展秘密工作。你们有柯村，还有九华山、黄山两座山，以黄山为 中心，游击战争是可以搞起来的。按照方志敏同志的指示，独立团成立初期，主要是以掩护柯村为中心的苏区转为游击区，而在柯村附近活动，并把四十余名已公开身份的党员、干部组织成工作团，随部队行动。当时，还曾去九华山地区等活动。 寻找闽浙赣省委 一九三五年三月王弼、张金载、苏承品等人叛变，皖南特委遭到严重破坏，独立团失去了上级领导。我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王弼的自首书后，即找宁春生商量，召开了太平中心县委会议，会上决定，立即把与皖南特委有联系的交通站转移地方。宁春生提出没有上级领导，时间长了怕掌握不了变化的形势，要去找省委。他还说，派交通有困难，最好由刘毓标和熊刚带一个营去赣东北找省委，另外两个营留下坚持游击战争。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 一九三五年三月下旬，我和熊刚带着独立团二营（宁春生从赣东北带来的部队）从柯村出发，经祁门县，玉山县陇首，在德兴县广田山找到了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我们把柯村地区的情况和方志敏同志对我们的指示以及王弼等叛变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关英告诉我们，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失利，方志敏同志被捕了。主力红军已经转移，苏区也很紧张，省委所在地葛源已被敌人占领。他说，你们赶紧整顿一下，补充一些弹药回皖南去。要按照方志敏的指示，以黄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不要和敌人硬拼，要打击力量薄弱的敌人，掩护干部、群众开展秘密活动。要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不要依赖省委，因为省委的地点不固定，以后我派人去找你们。在广田山我们待了三天，关英给部队讲了话，补充了一些弹药后，就返回皖南了。  坚持皖浙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老战友。左起：朱辉、倪南山、邹志诚、刘毓标、柴荣生、方明、程祥元。 开辟鄣公山根据地 离开广田山原计划返回柯村、黄山地区，当我们经过婺源的莒莙山时，感到这里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处，山高林密交通闭塞，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群众多是作纸工人，开展革命斗争的条件很好。因此，我产生了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念头。第二天出发后，经过鄣公山、石屋坑、田里，在向汪村行军途中休息时，我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和熊刚研究后，决定部队返回石屋坑宿营，在这里开展工作。部队住下后，就有老百姓来接近我们。因此我们决定在这一带开展宣传组织工作，组织农民团、妇女会、儿童团，发展党、团员，建立党支部。 在石屋坑、高舍活动了大约一个星期，我们基本上站住了脚。为了寻找留在柯村的部队和向宁春生等传达省委的指示，我们决定留下一个指导员和一二十人在鄣公山一带继续活动，我和熊刚带部队继续向柯村、黄山一带寻找。我们到了柯村附近，看到柯村驻扎了不少敌人进不去，就在周围寻找。过了十几天，找到了独立团留下的部队。带队的一营张政委向我们汇报说，你们离开柯村五六天，宁春生去处理医院的事情，就和我们分开了。敌人在柯村有正规部队一个团，还有安徽省保安团的部队，在那里残酷镇压群众，国民党天天在搞自首运动，党组织基本上垮了，群众情绪也比较低落。随后我们又在柯村周围转了一个多月，结果没有找到宁春生，连县委的同志也没有找到。敌人发现了我们，发生了几次小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把部队带回鄣公山，集中力量开展那里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我们回到了鄣公山地区。我到石屋坑、高舍看了一下，发现工作开展得很不错，群众发动起来了，敌人也没有来。于是又派了一些部队到附近做群众工作。到五月底，鄣公山、石屋坑、高舍、里庄等地区都建立了党支部，并继续向休宁、婺源、祁门附近地区发展。 鄣公山游击根据地的顺利创建，为皖浙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提供了可靠的依托。一九三五年秋，关英、邵长河（闽浙赣省少共书记）带着四名警卫员来到鄣公山，在里广山的山上找到了我们。从此直至一九三七年红军下山，省委常驻在石屋坑、高舍一带领导边区的游击战争。 一九三五年底，为加强统一领导，打破皖浙赣边区敌人的残酷“围剿”，省委派人去各游击根据地，把分散在各地的负责同志找来开会。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坚持在贵（池）秋（浦）东（流）根据地的王丰庆、江天辉、倪南山等，坚持泾（县）旌（德〉宁（国）宣（城）游击根据地的李步新等，坚持在赣东北根据地的余金德、滕国荣等，相继率部到达鄣公山地区，几支分散坚持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胜利会师。从此，鄣公山根据地成为皖浙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心。 改编为“红军皖浙赣独立团” 一九三六年四月，为了统一和加强党的领导，闽浙赣省委在鄣公山召开了扩大会议。详细分析研究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作出了一些重大决定：第一，将闽浙赣省委改为皖浙赣省委，并改组了省委。关英仍为书记，滕国荣、余金德、唐在刚、王丰庆、李步新、刘毓标、邵长河、赵礼生、何英、余熙庆等为委员。第二，确定了省 委的工作总方针，即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大力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积极发动与组织群众，发展党的秘密组织，巩固与扩大以鄣公山为中心的皖浙赣边区游击根据地。第三，调整党的领导机构，将皖浙赣边30余县游击区重新划分为五个特委：赣东北特委、皖赣特委、上浙皖特委、下浙皖特委、开婺休（后改为浙皖）特委。第四，以红军皖南独立团为基础，改编为红军皖浙赣独立团。会议还就边区党的建设、武装力量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政策上的转变，作了相应的具体规定。 省委扩大会议结束不久，在水岚山（距鄣公山西南约12公里），召开了“红军皖浙赣独立团”改编大会。关英宣布了独立团的干部名单并讲了话。部队作了一些调整，原来皖南独立团的部队编为一、二营，各游击根据地来的游击队编为第三营，共约八百人。团、营干部除邵长河兼任政治处主任外，其余基本没有变。 皖浙赣独立团成立后，省委给我们明确的行动方针是：积极行动，开展鄣公山根据地以外的游击活动，适时打击主要敌人（指四十六旅和一些保安团），随时随地宣传组织群众，筹集开展工作的经费。 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与指挥下，皖浙赣独立团自成立至一九三七年初，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行动，曾向黄山、九华山、青阳、泾县、宁国、宣城、昌化、开化、休宁、婺源等地游击。其中打了一些大仗、胜仗，如两次攻克开化城，奔袭昌化城（今为浙江临安县昌化镇），月岭（今属婺源县沱川乡）伏击战，平鼻岭（今属休宁县）伏击战，休宁西乡伏击战等都获得了胜利，缴获了敌人的大批枪支、弹药、电台等物资，捣毁了敌人数十处区公所和数十座碉堡。到一九三六年底，独立团已发展至千余人。 由于独立团几次战斗的胜利，部队的士气高涨，根据地人民群情振奋，敌人的保安团闻风丧胆，不敢出来骚扰，敌主力四十六旅也不敢轻举妄动。各地党组织和赤卫队、农会、贫农团、妇女会等，有很大发展，并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推动了皖浙赣边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  1938年2月皖浙赣边红军改编为新四军时在江西浮梁瑶里合影。前排左二起：江天辉、李步新、刘毓标、王丰庆。 遭受挫折到下山整编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下旬，打下昌化县城后，我从报纸上和审讯俘虏中，得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回到鄣公山向关英汇报后，省委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召开会议，详细分析研究了当前形势。会议一致认为，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侯，必须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只有及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才能在新的形势下开展新的斗争，否则将会迷失 方向，政治上犯大错误。会议决定，一面立即设法寻找党中央，一面继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展党的组织。关英估计坚持在浙南根据地的粟裕、刘英部可能与中央有联系，就决定由我和熊刚各带一个连，分两路去找粟裕的部队联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就背信弃义，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消灭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南方八省红军部队。皖浙赣边区遭到了国民党军约10个师和皖浙赣三省保安团最后也是最残酷的“围剿”。我和熊刚带的部队自一九三七年二月初分别从鄣公山出发，向浙南行动。我带的部队于二月底到达衢县白马镇附近，因情况不明，摸到敌人的窝里（白马地区驻了国民党的一个师），遭到国民党军的层层阻击，一路苦战。最后部队打光了，我在姜孟坑（今属衢县玳堰乡）受伤被俘。熊刚带的部队也损失大部，只带了二三十人回鄣公山。留在根据地的部队也受到了较大损失，余部在杨汉生、阙怀仰等同志率领下，分散坚持斗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经陈铁君（粟裕部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与国民党谈判交涉，我获释出狱。九月在舍会山（属浮梁瑶里乡）找到王丰庆、李步新、江天辉等同志。当时独立团余部仅剩百余人。十二月上旬陈毅同志来到舍会山，指示部队集中下山整编。一九三八年二月独立团余部与边区其它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共三百余人，由舍会山开赴浮梁瑶里，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同月，赴歙县岩寺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三营。熊刚任营长。我调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任总务科长。从此，这支经受了三年游击战争严酷斗争考验的队伍，告别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奔赴抗日前线。（选自《刘毓标纪念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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