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之战发生在4700年前的庙底沟二期之初，战后黄帝统一黄河流域

文/韩建业

摘要：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在距今4700多年的庙底沟二期之初，突然涌现出许多军事性质突出的石城。同时，在黄土高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的文化格局发生突变。这一系列现象应当是以黄土高原人群为胜利方的大规模战争事件的结果，很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涿鹿之战有关。

本文所说北方是小北方的概念，也就是苏秉琦所说“北方古文化”中的“北方”，比“河套地区”的范围要大一些，具体指陕北、陇东、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北、冀西北地区。北方地区长城沿线在龙山时代有很多石城，著名的如石峁、后城咀、碧村等，而石城最早出现的年代则可早到庙底沟二期之初。

在仰韶晚期向庙底沟二期转变之际，黄土高原大部地区文化仍然连续发展，而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豫中地区的文化面貌则发生了突变。

黄土高原大部地区指的是关中、晋中南、甘肃中东部和陕北地区。除陕北外，其他地区从仰韶中期到仰韶晚期再到仰韶末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稳定连续发展。虽然晋、陕、豫交界区进入仰韶晚期的时间要滞后于周边区域，但从仰韶晚期进入庙底沟二期却步调一致。

关中和晋南豫西在仰韶晚期分别为半坡晚期类型和西王类型，之后都发展为庙底沟二期类型。晋中仰韶晚期为义井类型，后发展为白燕类型。甘肃中东部仰韶晚期为大地湾类型，后发展为常山类型。

以晋南地区为例，瓶、罐、瓮、钵、盆等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陶器前后相承，只是绳纹、彩陶和素面陶减少，横篮纹、附加堆纹越来越流行，常见在深腹盆中腹饰篦点纹者，肩部带鋬的器物减少；仰韶晚期的喇叭口小口尖底瓶至庙底沟二期早段时变得矮胖钝底，卷沿盆减少而无沿盆增加，新出擂钵等；庙底沟二期晚段率先出现陶斝。

陕北地区仰韶中期和仰韶晚期偏早的遗存很少，到仰韶晚期晚段突然增多，很可能存在一个从陇东、关中等地移民至此的过程。陕北仰韶晚期遗存以靖边庙梁早段遗存为代表，可暂称庙梁类型。庙梁类型的陶器和半坡晚期类型、大地湾类型有较多相似之处，但少见半坡晚期类型肩部带双鋬的罐，不见海生不浪类型的小口大鼓腹双耳罐，普通房屋则基本都是前后室白灰面窑洞式建筑，类似房屋还见于陇东的宁县阳坬遗址。

陕北中北部庙底沟二期遗存和内蒙古中南部包头至鄂尔多斯地区同时期文化面貌基本相同，可称仰韶文化阿善三期类型，陶器和庙梁类型一脉相承，普通房屋仍然主要是前后室白灰面窑洞式建筑，出现石墙房屋。

陕北阿善三期类型的遗址数量比仰韶晚期又有大幅度增加，并且在靖边高家沟等地出现了大规模聚落群。从横山杨界沙、靖边五庄果墚、吴堡后寨子峁、神木寨峁、府谷郑则峁等遗址发表陶器看，从绳纹为主逐渐转变为流行横篮纹，常见口沿外箍多周附加堆纹的罐、瓮、缸和上腹素面压光的深腹盆(尊)，有的深腹盆中腹饰篦点纹。从器物来看，可分早、晚两段，早段的胖直腹钝底或底部带退化小纽的喇叭口小口尖底瓶，到晚段变为小口平底罐；早段还有少量双腹器，晚段开始出现可能源于晋南的陶斝。

内蒙古中南部庙底沟二期的阿善三期类型和仰韶晚期的海生不浪类型总体面貌相差甚大。就包头和鄂尔多斯地区来说，阿善三期类型陶器虽然与海生不浪类型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比如阿善三期类型的敛口双耳瓮应该和海生不浪类型的小口大鼓腹双耳罐有承袭关系，两者也都以半地穴式房屋为主，但整体上二者之间缺乏连续演化的中间环节：阿善三期类型流行横篮纹和方格纹，不见彩陶，而海生不浪类型流行绳纹和彩陶；阿善三期类型大部分陶器都和海生不浪类型有显著差异，而与陕北同期遗存面貌基本相同，并且新出现石墙房屋。岱海地区的老虎山第一期至少可以早到阿善三期类型的晚段，陶器主要分两系，即与阿善三期类型基本相同的横篮纹灰陶系和极具地方特色的素面红褐陶系。横篮纹灰陶系肯定来自陕北和鄂尔多斯，而素面红褐陶系则为当地海生不浪类型传统。

先前我们将老虎山第一期定在龙山之初，认为其与当地海生不浪类型之间有着一段“空白”期，但也一直疑惑海生不浪类型因素通过何种方式能传承下来？现在看来，二者之间并不见得存在“空白”期，很可能只是阿善三期类型扩张到岱海地区后，和当地海生不浪类型发生了融合。稍后的园子沟一期前后室白灰面窑洞式建筑，更是直接来源于陕北地区。

黄旗海地区察右前旗庙子沟遗址的灾难现场，一般被认为是瘟疫所致，但也不排除是战争原因，该地区此后文化长期中断。

此外，晋西北地区天峰坪早期遗存属于阿善三期类型，来源自然应该在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而当地仰韶晚期为海生不浪类型遗存，文化突变的情况和准格尔地区一样。

冀西北地区的张家口贾家营遗址有明确的老虎山文化前期遗存，邓槽沟梁城址也被认为属于老虎山文化，上限有可能早到庙底沟二期。

当地蔚县三关第三期、阳原姜家梁墓地等仰韶晚期遗存则属于雪山一期文化。雪山一期文化和海生不浪类型有很多接近之处，与老虎山文化或者阿善三期类型则有根本性差异。

再放大到北京和冀中地区，曾经也是雪山一期文化的分布区，但庙底沟二期阶段则一片“空白”。

冀南豫北地区庙底沟二期早段以辉县孟庄仰韶文化遗存为代表，流行花边篮纹附加堆纹深腹罐、深腹盆、双腹盆、高领罐、豆、杯、壶等陶器，与晋南庙底沟二期类型偏早阶段遗存面貌接近，尤其是上腹素面、中腹饰篦点纹的篮纹罐在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和晋南都比较常见。这类遗存当然也继承了当地仰韶晚期大司空类型的部分因素，甚至还有秦王寨类型因素，但整体上以来自西部的文化因素占据主体，文化格局也是发生了剧烈变化。

豫中地区庙底沟二期的郑州大河村五期(“龙山文化早期”)遗存，虽然继承了大河村四期的高领罐、杯、壶等，但整体上差异甚大，新出篮纹和绳纹深腹罐、附加堆纹敛口鼎、双腹盆等陶器，显然是接受了来自黄土高原地区的强烈影响。此时，郑州地区聚落数量骤减，双槐树等大型聚落全面衰落，文化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此外，海岱地区庙底沟二期之初当大汶口文化中期向晚期过渡之际，当时发生的主要变化之一就是横篮纹的数量显著增加，也当与来自黄土高原的影响有关。

庙底沟二期之初黄土高原大部地区文化连续发展，而以东地区发生大范围突然性的文化格局巨变，只能与大规模的战争事件相联系，黄土高原一方人群显然是胜利者。

恰在此时，北方地区军事性质突出的石城兴起，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满足黄土高原人群的战争需要，另一方面可能是战后稳定地方的需要。结合文献记载，这场战争很可能对应《逸周书·尝麦》《史记·五帝本纪》等所记载的轩辕黄帝诛杀蚩尤的涿鹿之战。

按《国语·晋语》等的记载，结合徐旭生的考证，可知属于华夏集团的黄帝和炎帝都发源于黄土高原，是两个同源部族首领的称谓，而轩辕黄帝为历代黄帝中最后一统天下者。

徐旭生论证说，炎帝部族发祥于渭河上游，黄帝部族发祥于陇东陕北，后来他们向东迁移的路线是炎帝部族偏南而黄帝部族偏北。沈长云等进一步论证认为，轩辕黄帝的根据地在陕北，而涿鹿很可能就在包括现涿鹿在内的冀西北一带，张家口是从内蒙古中南部进入太行山以东地区的必经之地。庙底沟二期的石城从陕北、内蒙古中南部、晋西北一直到岱海，甚至有可能延伸至张家口地区，并导致包括内蒙古中南部、晋西北、冀西北在内的黄土高原以东地区文化面貌发生巨变或出现文化“空白”，与涿鹿之战发生的地理位置和惨烈程度正相符合。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向晚期的转变，很可能也与涿鹿之战有关。

需要讨论一下涿鹿之战发生的年代，也就是庙底沟二期之初的绝对年代。

庙底沟二期的开端当从西王上层(西王III期)开始，与其同时的还有寨峁一期、小沙湾遗存等，黄土高原各地彩陶已基本不见，普遍流行横篮纹、多周附加堆纹陶器，有底部退化近平的小口尖底瓶等，和仰韶晚期已有较大差别，稍后出现陶斝。

庙底沟二期上限的大致年代(包括出现最早斝的时期)，以往木炭样本测年的结果多在距今4800~4700年(以下均为校正数据)：

陶寺庙底沟二期早段(无斝)的两个木炭样本数据的中心值分别为公元前3103、前2810年，一个兽骨样本数据的中心值为公元前2695年，发掘者判断总体当在公元前2800~前2700年之间；

庙底沟遗址H558(有斝)的一个数据在是公元前2780年左右；

垣曲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有斝)的两个数据的中心值分别约为公元前3000、前2660年；

垣曲丰村“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一个数据中心值是公元前2839年；

武功浒西庄“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的几个数据中心值在距今4965~4745年；

蓝田新街“龙山时代遗存”(有斝)的3个数据中心值在公元前2780~2665年之间；

阿善三期的一个数据中心值是公元前2806年。

近年根据对庙底沟遗址兽骨的新测年，西王村III期的上限被推定在公元前2800年。综合新旧测年，将庙底沟二期开始之年确定在距今4800~4700年之间，应该是大致不差的。传承下来的黄帝纪元元年为公元前2698年，正在这个年代范围之内。

严文明曾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中轩辕黄帝征伐天下、建立政权的记载，推测其年代当在社会趋于复杂化的仰韶文化后期，是很有见地的认识。笔者曾认为涿鹿之战可能和仰韶文化前期庙底沟类型的强力扩张影响有关，现在看来并不能成立，庙底沟类型的扩张更可能对应炎帝部族的发展壮大。黄帝部族的根据地应该在黄土高原或者古雍州，其与冀州、豫州等发生关联当是距今4700多年前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后的结果，之后黄帝部族一定程度上统一了黄河流域。关于黄炎之间的阪泉之战，待以后另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