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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正街记忆》市井百图——柴米油盐

 人文武汉 2022-08-27 发布于湖北

“把您家屋里的户口本拿着,到大汇堂里领布票了。”我所在居委会的黄婆婆喊了几遍了。大汇堂也是一间江夏民居的大屋,房没我们大屋多,但堂屋很大,有点祠堂的味道,也是马头高墙、门楼轩昂。街道上每年发各种票证、兑“公债”(原国库券)都在那里。

布票、棉花票等票

街坊们在大汇堂堂屋一张大方桌前领布票,也是一种邻里聚会,是每年一件很热闹的事。各家搬来的一个个小板凳弯弯曲曲地排向大方桌,满满一屋人或站或坐。跃进家住在这里,他妈胡婆婆热心快肠,每次都帮居委会招呼前来领布票的街坊,忙得不亦乐乎。

每年底,各地政府商业部门,都要到街道向居民发放各种票证。居民还要凭“居民购粮证”到粮店领取粮、油等票。以 1955 年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中国老百姓就进入了漫长的“票证时代”。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吃的除了有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鸡鸭蛋票,各种糖类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穿和用的除了布票外,棉花、衬衫、手帕、肥皂、火柴、煤油、煤炭等都要票。基本全部商品都是凭票供应品。

票证五花八门,堪称“世界之最”。户口本和“居民购粮证”,是城镇每个家庭最重要的证件。那年月,城镇居民大部分工资收入都用于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大部分时间是忙填饱肚子。

熟悉的粮票

买米——是家庭生活一月的开始。母亲告诉过我,她每月一“关饷”(发工资)就要到粮店把一个月的米买好,家里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定量供应,凭每家的“购粮证”和粮票购买。我总拎着米袋随父母在西门口的粮店(也称汉阳第四门市部)买米。

先在一个高高的木柜台上买米牌,再到称米处。营业员用一把半圆柱长铲,把米铲到一个绿色铁漏斗状的容器内过秤,磅秤是横向刻度,秤砣在秆尺上滑动。米称好后从下面一个斜接口放出。买米的人用双手抓住米袋口,等米卸完,取一根短麻绳捆好米袋口,即可背走了。

每当接米的那一刻,我总感到十分神圣,有一种仪式感,有一种收获的激动。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抱起米袋扛在肩上,有时米袋重了就请周边大人抽(帮助提上,便于扛)一把。扛到家往米缸倒米,米哗啦啦的入缸声也特别悦耳。再用手把倒入缸里的米抹平整,把米袋翻个面,看看还有没有夹在袋缝中的米粒。

后来,米通过传送通道直接送到绿色铁漏斗中,买米时长铲只用来调节放多放少的增减。有段时间搭“灰面”(小麦粉)又得用长铲装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米价是 1 角 2 分半一斤,也有1角0分8厘一斤的(俗称108的米)。我一人去买时,母亲就会嘱咐一句:“买 1 角 2 分半的啊!”

同屋高伯伯在粮店做事,有时碎米到了,她会告诉邻居们一声。大家就相互转告,“黄婆婆,碎米到了!”“汪大爹,碎米到了!”碎米都是陈年的半头大米粒,一斤粮票可买两斤,当时每家粮食都不够,为了吃饱点,能买到碎米是件很高兴的事。

三年困难时期,每家只有很少的米供应,粮店大多只有高粱、苞谷、大麦、荞麦这些杂粮卖。邻居们想办法做成饼子、馒头、窝头、菜团、发糕,蒸粉子、冲糊糊、搨粑粑、擀面片很多花样。把高粱和苞谷粉子做成彩色斑马样的花色馒头和花卷,很漂亮。把蔬菜或野菜与小麦、杂粮粉和好,蒸一蒸,做成菜团。小伢们都喜欢吃点。

买煤——是用“购煤证”,每家定量也要煤票。煤店有时选陶家巷,有时到东门,有时又选钟家村永丰堤边那家。因为煤店做煤时要掺一些黄泥巴,掺多了的煤就不好烧。有时同屋的伢们刚结伴准备到陶家巷买煤,家长追到门口喊住小伢说:“李伯伯说到东门去买。”同屋李伯伯内行,到哪买煤大家都听他的。

煤店都是店场一体,实际没见什么店堂和柜台,就是门口一个卖票的,直接到机器边装箱。先只有生产煤球的机器,街上人称“炭圆”(煤球),也把煤店称为“炭圆铺”。后来发明了蜂窝煤,就两种机器同时生产。还生产一种大“炭圆”,是供机关团体食堂大炉子用的。制作也简单,在一块“吐泰”(宽敞)点的场地把煤和好,切成方书本那么大,再用手搓成圆形晾干,也有放在一个很大的筲箕中摇滚成圆形后晾干。

我家里习惯是一次把一个月的煤买完,请送煤工人用三轮车送到家。一般买后,排排队就可送煤了。我们帮助送煤工推着三轮车,把煤推到家门口。送煤工把一箱箱的煤搬到我家放煤处,由我们自己码,他过两天再来收木箱。码蜂窝煤还是有点讲究,地面上用砖头垫一排木板,可防水、通风。一叠蜂窝煤之间要留点空隙,一排之间要错开码,也是为了稳定、通风。

空隙间撒落的破碎煤屑,那是不能浪费的,一段时间会清扫一次,存放在一个篓子里。加点水,用手搓成“小炭圆”用。小伢们蛮喜欢玩这种黑泥巴,当玩具在手上搓得不放手。

记得有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陶家巷煤店门口挤满了购煤的人。人们站在雪地里,焦急地跺着脚,朝手上不停哈着气,眼巴巴望着黑黑的煤场。不知是机器做太慢了,还是天气潮湿煤难干,或是煤源紧张的原因?普通老百姓真难看懂这些背景,只有干着急。

大家也学会了自我调节。那以后,邻居都会多存点煤,实在用不够就找隔壁借几筒,但知道最好少借点,大家都不宽松。加上借时是干了的煤,还时是湿煤也不太好。虽邻居不会说什么,但你自己要知趣,来得去得好一些,这也成了物资紧张年代大家的生活常识。

后来,随着“备战备荒”和“深挖洞、广积粮”最新指示的深入贯彻,大屋每家都多存了些煤,加起来可开家炭圆铺了。而深挖洞时各家在堂屋、院内挖的一些防空洞又藏不了什么人,存煤都不方便。

买柴,也是用柴火票,每个月撕一张。柴火店少一些,显正街一带都到阳新路靠南门河那家买。街坊伢们买柴一般约在礼拜天不上学时,上午一同去。1966 年下半年,街上的青石板路改成了“羊粑粑”(沥青)路。街坊每家基本上都做了辆自制的“弹子车”,用四个弹子滚轴做滑轮,固定在几块木板钉成的车身上,高级点的车前还升起个龙头,可左右转动调整行进方向。大多数车还是只用一条绳子拉。

一群伢们拉着、滑着、掌着、坐着自制弹子车,像一群小燕子向柴火店飞奔,你拉拉我坐坐,你推推我滑滑,争先恐后、欢声笑语,碾得刚改造的沥青马路上“叮叮、哐哐”响,伢们要的就是这个“味”。他们只觉得沥青马路上弹子车好跑,没有人去可惜刚拆掉的青石板路。小伢不懂事,大人也不懂事。那是因为文化停滞所致。

当年柴火店的柴火,都是那种约二尺左右长的树干,我们把它捆好上车,就地返回。伢们就像拉回刚缴获的战利品。三个两个分批把柴火抱回自家。大点伢自己还要劈,那是不能“贪腔”(退缩)的。小点的伢给大人打个下手。每家都有把大斧头,比李逵那把当然小点。平时大人不让小伢们玩那玩意,劈柴火要大人允许,才可舞弄一下板斧了。先把柴火分支劈细点,柴火直立后用斧头将其劈开。然后分段劈短一点,柴火横放,用一根垫起呈三角状,一斧头砍下。这一下最“抖倒狠”(本事)。长时间不劈,再劈时手掌就会打起血泡。

买菜,街坊伢们也是统一行动。平时菜是大人买,要想买尖板眼菜或煨汤的藕时就要靠小伢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深更半夜都不知怎样起得来的?

半夜两三点钟左右,伢们就开始相互叫醒,声音也不敢太大,“小四快起来唦!都等倒你代(在)。”伢们到齐后,就拎着篮子、筲箕乘着夜色,一溜小跑到显正街菜场站队。抢头队是个目标,抢头队就可挑到好藕,买到藕就可煨一铫子(江罐)藕汤,因此,半夜起来站队买菜主要是为了能买到藕。为了能喝到藕汤,所以小伢们一个比一个起得早。

队有四五条,所以头队也有四五个。抢不到头队,排在前面也可以,伢们都有经验了,只要起来了都会买到藕。“就味”(为他人着想)的伢们,还会用砖头帮还没爬起来的伙伴站个队。这就有点“裹筋”(纠结)了,一般由大点的伢摆平,大家才“服周”(服气)。

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去熬夜,特别是凌晨四五点钟,容易“参瞌睡”(打瞌睡),大家就边站队边玩开了。几个人“凑角”(拉人凑数),就地找几块小石头,在地上画个棋盘“井字棋”就可开始下了;随身带几张洋画、撇撇(卡片牌)拿出来就开打了;滴扣子也方便。有时天太冷,伢们两只脚冷得左右直跳。大家挤在一块玩“挤油干”“拱擂子”,也瞅到菜场守夜值班的师傅处“搭镶边”(沾光)烤烤火。怎么也要熬到 6 点半开秤。

菜场的营业员们,都穿着蓝灰色的大围兜,提着杆秤,抱着装钱的木盒,有时还揉着眼睛,打着哈欠陆续进来。伢们就知道要开秤了,一手提起篮子,一手把钱拽得紧紧的,前胸贴后背,赶紧一个贴一个排好队。“我们这是一队”,“这里是二队”……“排好!排好!”营业员总会强打起精神,整整队形再开秤。

开秤的时候,各家大人会来接应一下,如煨汤还要买排骨、脊骨、筒子骨或髈,这些也需排队,每天就那多,卖完得第二天再来。肉案子就在旁边,一刀刀肉用大铁钩高高挂在一根粗木杆上。

“把您家的这刀肉割一点,把您的猪肝割一点,把您家的髈拿一只。”顾客开口了。

营业员割好肉、猪肝,拿好髈,收了钱后“一把连”(一起)往顾客篮子里一放,也要紧不慢“不让档”(不掉价)的回应:“这是您家的肉,这是您家的肝,这是您家的髈。”两边都不吃亏,公平买卖。买肉不是常有的事,因为每月每人只有五两猪肉的计划。那年代日子过得的确不太宽松,菜买完收场子,也总见一些人把残菜叶子拾起,说是喂鸡子鸭子,有些好点的自己也留着吃了。

打油,要到西大街副食店,那是周边最大的副食品商店。也是凭票供应,每人一月半斤。油柜台开始是用一种油斗打油,一个长提杆,下面连个圆柱体斗。大的1斤,小的半斤。棉油、豆油、菜油是标配品种,大麻油、小麻油要贵一些。小麻油还要凭一种特供票才能打。后来发明了一种打油机,就可把油直接从桶里抽出接到油瓶。有时西大副食缺货了,就跑到棉花街口的东门,或陶家巷的万茂副食打油。

家里的油瓶子是反复用的,大多数是留下的废酒瓶和汽水瓶。酱油、醋和散酒也是这样打。哪个屋里的伢能打酱油了,是长大了的一个标志。大人就会自豪地说:“我屋里伢能打酱油了。”所以打油、打酱油是伢们“带常”(经常)做的事。其实打酱油也培养小伢一种稳重气质,油瓶子很滑,拿到手上很容易“卖”(摔)了。小伢或者一手握瓶身,一手托瓶底。油打好就不能在路上打野了,要马上回家。

街坊四毛有次打油不小心,把半瓶油摔碎在街上,赶紧拾起半截瓶底子,用大一点的碎瓶玻璃把油一点点刮进半截瓶底,手被碎玻璃扎得血直流,血一同刮进那剩油中。四毛生怕油流失掉了,注意力在油上,那流血的手却被忽略了,可见那个年代油的甘贵。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是家庭最头痛的事。父母不知从哪里搞到南门河(鹦鹉湖)一块地种麦子。麦子熟了,一个“礼拜天”(星期天),父母带着我,拿着镰刀、剪子和麻绳去收割。我拿剪子剪,剪得满手血泡。麦芒把脸、脖子和手扎得通红。一家人抱回割下的麦子放在大门口晒了几天,又把麦粒打下来,借个簸箕,不停翻动,吹去麦杂屑,再拎到西门口一家碾坊碾成“灰面”(小麦粉)。碾出的灰面不像粮店买的那么白、那么细,黄灰中带有麸皮成分。做出的馒头、花卷不松软,但筋道,更尝到一种自己劳动成果的香甜。父母把还冒着热气的馒头和花卷装满一筲箕给左邻右舍分享。

刚参加工作,我也体验了一下计划经济时代蔬菜的供应渠道,知道了菜场的菜是怎么来的。

快过年了,公司的马师傅约我去乡里买藕,年前菜场的藕就开始按户定量计划供应了,哪还有藕卖?我借了辆自行车,拿个大麻袋和绳子随他前行。穿十里铺,过三眼桥,从老汉沙公路右拐,走了很长一段田埂子路,到蔡甸境内一块藕塘。挖藕的农民悄悄给我们的麻袋装藕,把麻袋装满为止。我知道了农民挖的藕是由生产队统一收的,市蔬菜公司向生产队采购,分到各区蔬菜公司,又分到各菜场。那年头,农民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是不能自己卖的,所以他们有时在交生产队前偷偷卖点。不!应该是有我们这些偷偷的买主,农民才有卖的对象,都是供不应求惹的祸。

藕买到了,运回家可是个难事,沿路口都有当地生产队和市蔬菜公司的检查站(岗)。不过,藕用麻袋包裹得严严实实,还是可以“打马虎眼”(不说出真相)混过检查站的。我们绕过十里铺那个大检查站,从郭茨口弯到汉水边,当时江汉二桥(现改称知音桥)正在施工,郭茨口到处是工地,我们推着自行车艰难颠簸前行,然后穿过汉水铁桥,从江汉一桥上来到钟家村。

马师傅一路还讲到,三年困难时期也是这样,不能买农民的东西,那是破坏统购统销政策犯错误的事。公司一位李师傅住东门河,从湖南人的船上,买了两个白萝卜,一大早提前上班悄悄塞到他和另一位要好的同事手中,他们把李师傅两个萝卜的恩情记了一生,总说李师傅“够味”(够意思)。我把买回的藕也送点最要好的伙伴,只感到是参加工作了,要为家里和朋友做点事。

这时,弟弟建伟也正下放在监利农村。一年辛辛苦苦挣的全部工分,换来共 10 斤猪肉、排骨及两条鱼和三斤糍粑,过年前搭厂里货车背回家。

藕和排骨各经历这么一段苦涩的旅行,同到铞子里,让我们家过年桌上有了一碗热腾腾的藕汤。

资料链接:

【居民购粮证】1954年1月起,为减少粮票流通量,方便居民群众购粮需要,武汉市粮食局开始对居民和集体用粮单位印发《市镇粮食供应证》,简称“购粮证”。居民购粮证则是其中一种,起先,居民凭购粮证供应,供应数量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15公斤(15千克),以后有所调整。1955年起按9类人口以不同定量进行供应,最高为特重体力每人每月50市斤(25千克),最低为3岁以下小孩每人每月7市斤(3.5千克),此后多次调整定量。1993年1月起武汉市粮油价格全面开放,粮油不再实行计划供应,除军粮供应外,其他购粮证退出历史舞台。

【蜂窝煤】晚清时期,煤炭开始走进汉阳居民家庭,起初均使用柴煤,后民用煤炉使用成型煤(圆球形、饼形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阳区在居民中推广蜂窝煤。蜂窝煤具有着火快、燃烧火苗高、燃烧时间长、能充分燃烧、冒烟少、节能环保等优点。20世纪70年代后蜂窝煤成为居民主要家用燃料。20世纪90年代后期,居民家庭基本普及液化气,居民用蜂窝煤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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