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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的“邂逅” ”邂逅”虽然和“偶遇”都是不期而遇的意思，但给人的感觉文艺味要浓点。比如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渥伦斯基和安娜相遇在火车站，擦肩而过后，渥伦斯基“忽然觉得必须再看她一眼”，因为她可爱的脸上有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他转过身去看她，她也向他回过头来……一场浪漫的“邂逅”。 《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也有不期而遇，结果同样是偷情，西门庆初遇潘金莲，没人用“邂逅”来形容。因为，他们给人的感觉不是浪漫，而是“浪快”。你看看，西门庆被叉杆打一下，正待发作，不想回头看见的是一个美貌妖娆的妇人，“先自酥了半边”，“一双积年招花惹草、惯细风情的贼眼”，盯着潘金莲不放。而潘金莲也不含糊，“在帘下眼巴巴的看不见那人，方才收了帘子”。上来就对上眼了，干柴烈火的节奏。 西门庆和潘金莲这急吼吼的模样，“偶遇”一词都嫌文绉绉了，似乎用“撞上了”更加合适。《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就经常和人“撞上”。 《金瓶梅词话》第十三回：西门庆应邀赴花子虚家吃酒，花子虚老婆李瓶儿站在二门里台基上，“那西门庆三不知正进门，两个撞了个满怀”。又一日，还是在花子虚家吃酒，西门庆下席到外边解手，那李瓶儿正在槅扇外偷看，再一次“两个撞了个满怀”。这一撞，两人当晚就撞上了床。第二十二回：西门庆看上了仆人来旺的媳妇惠莲，一日喝了酒回家，走到仪门首，惠莲正好往外走，“两个撞了满怀”。 常理来说，一个人走路和人撞上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可西门庆偏偏就接二连三地和人撞上了，而相撞之人，不久就和西门庆开始偷情，不由得人不怀疑。其实，西门庆对李瓶儿，那是“留心已久”，对惠莲是“安心早晚要调戏”。这一撞，就撞出机会来了。所以，书上写的是“三不知”，“回避不及”，事实更可能是有心为之。 这似无心又有心的“撞上”，《金瓶梅词话》中还有一处。第二十一回：西门庆和大老婆吴月娘反目，互相不理睬。一天晚上，西门庆从妓院回家，不想正撞见月娘在望空祈祷，保佑西门庆早日有子嗣。人的心理，往往对偷听偷看来的信息深信不疑，蒋干中计是有心理基础的。西门庆当然感动得不得了，立即和月娘重归于好。 对此一节产生质疑的是潘金莲。在为西门庆和月娘和好庆祝的酒宴上，潘金莲就点了一套“佳期重会”的词让丫鬟们唱起来，暗讽月娘是在演戏，就等着西门庆撞上来。同理可以推测，西门庆和潘金莲初见的桥段也许是这样的：被困在家中的潘金莲百无聊赖，忽然看见一高大帅哥走过去，他长什么样呢？……于是，那个叉杆被一阵风刮倒了。 “从来没见过一个这么好的坏人。”在“知乎”上关于西门庆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的帖子下面，有人如此留言。这未必是石破天惊的评语，也是最小众的声音，终究它不能代表主流话语。 估计最不招人待见的事，就是试图去评说西门庆。且不说对他大奸大恶的评价几百年来早已盖棺定论，后来的评论者即使对他固有的形象稍加修正，也都是谨言慎行。毕竟他所有的勾当都可以轻易地冠上恶名而永世不得翻身。 毋庸讳言，西门庆作的恶罄竹难书。但千万不能一叶障目，如果想要真正认识《金瓶梅》，一定要拨云见日，去找书写背后的东西。作者的写作目的肯定不仅仅在于劝诫，这几乎可以成为定论。如果只是为了展示西门庆有多丑恶，那《金瓶梅》就不可能被称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它有更为深刻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没有把西门庆从人堆里摘出来，而是把他放在我们之中，代表众生与欲望博弈。那种面对欲望的贪婪、沉溺、软弱和挣扎，几乎无人可以轻言逃脱。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金瓶梅》，才有可能体察它尽精微致广大的丰富内涵。 绣像本批注者曾经在潘金莲被杀后评道：“不敢生悲，不忍生快。然而心实在恻恻难言也！”这个评论也可以用在西门庆身上，读至他精尽而亡时，难道我们会有终于出了一口恶气的痛快吗？而“恻恻难言”这个词实在是太精彩了，那种无以言表的遗憾和怜悯，真是令人郁闷不已。 在《金瓶梅》里，没有一个人是单面相的，西门庆更是如此。如果把西门庆这个人放在彼时彼地，以历史和人性的眼光去解读，也许会 有不同的结论。虽然“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坏人”的评价稍嫌笼统，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虽然有怜悯，但我也反对动辄便贴上“悲悯情怀”的标签。作为一个作家，在每次写作的时候是不会考虑那么多因素的——不过对作者的意图，倒是可以作各种猜测，其实这种猜测也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之一。试想，《金瓶梅》的作者为什么要把他从武松刀口下搭救出来？他原本稳妥妥地死在《水浒传》里，武松手起刀落，我们看得要多痛快有多痛快，甚至懒得去想他二十年后是不是一条好汉。可作者偏偏让武松放开他，先给他一条生路，然后让他背负着罪愆和邪恶，死在自己的孽障上。如果说此举仅仅是为了找一个恶有恶报的事例来劝诫众人，也未免有点牵强。也有人说，此作是作者发泄愤懑之举。清人张竹坡就持此种观点，说他是借刀杀人。所以后来关于《金瓶梅》是激愤之书和悲悯之书的说法不绝于耳。 在《水浒传》里，西门庆死有余辜，他和潘金莲被分配的角色不过是另一只“吊睛白额大虫”而已，只是为了成就大英雄武松而垫背。而在《金瓶梅》里，他忽然还原成了一个俗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平庸之辈，既不是什么无恶不作的歹徒，也不是没有底线只知宣淫的登徒子。他有自己的追求，也有自己的处世之道——这“道”也难说不是大道——对朋友不吝啬，对女人也不刻毒。敬妻怜子，也时有善行。不欺男霸女，也不强取豪夺。做的大部分也都是本分生意。就西门庆做生意的能耐而言，即使放在现代，也颇有过人之处。 由此看来，作者的意图之深，远没有那么简单和直露，令人颇费思量，他搭救西门庆不是为了让他的死更有戏剧张力和说服力。如果我们细细读来，会发现在移步换形之间，西门庆也暗暗变了容颜。在《水浒传》里，他“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一个奸诈的人”。到了《金瓶梅》词话本里，他摇身一变，成为“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从“奸诈的人”变成“浮浪子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了。宋朝太尉高俅小出身是浮浪子弟，后来的蒋委员长，早年不也是上海滩的浮浪子弟嘛！但还没到此为止，到了绣像本《金瓶梅》里，西门庆彻底翻身，又从“浮浪子弟”变成了一个彻底的高富帅，而且已经有了点儿玉树临风的意思了：“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中，有一个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饶有几贯家资，年纪二十六七。这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他父亲西门达，原走川广贩药材，就在这清河县前开着一个大大的生药铺。现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虽算不得十分富贵，却也是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 开着大大的生药铺，呼奴使婢、骡马成群的殷实人家！这种细微的改动，应该说其一反映了作者对他的态度——也许他在描写一个恶霸的时候，真的喜欢上了他呢！其二，这个改动也为西门庆在今后的故事里辗转腾挪铺排了很大的空间——他对钱财的大度，对朋友的豪爽以及處理事情的认识高度和果敢担当，都不可能是在几年里练就的，那是需要深厚的家学和长久耳濡目染的熏陶作为铺垫的。况且如果没有这个改动，故事的很多安排就没说服力。比如说“热结十兄弟”时，这十个人怎么个排序？即便作者做了上述改动之后，在“众人一齐道：这自然是西门大官人居长”的后面，绣像本批注者还依然不依不饶，觉得他居长缺乏说服力。他问道：“怎见得？”毕竟，如果他是一个破落户子弟，资历跟应伯爵、谢希大他们就差远了。西门庆当他们的老大，怎么能够服众？如果要论年龄排，应伯爵比西门庆还大。但当西门庆推他当老大时，应伯爵立即拒绝了。他说：“爷，可不折杀小人罢了！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么，即使按照应伯爵所言以财富排行，西门庆如果不是殷实人家，花子虚将如何安排？毕竟他才是一个有钱的主儿，西门庆说他“手里肯使一股滥钱”，应伯爵说他“有一个酒碗儿”。所以后来把他排行第四，张竹坡还为此愤愤不平，感叹道：“目中全无子虚！”所以作者这个改动很妙，是非常符合小说的叙事逻辑的。 西门庆的生意无非就是些生药铺、当铺、绒线铺、缎子铺……虽然他也靠航船贩运之便赚取巨额利润，但那恰恰是靠超前的判断力以及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也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东西。资本本不是坏东西，它是中性的，西方的文明也是靠资本的力量浸淫出来的。西门庆的成功，简单说就是靠个人能力和资本推动。他在做生意上几乎从未失过手，虽然多次抄底成功，但也不是没有取舍。有一次花大舅来找他，告诉他说：“门外客人有五百包无锡米，冻了河，紧等要买卖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买下等价钱。”西门庆想都没想便回道：“我平白要他做甚么？冻河还没人要，到开河般来了，越发价钱跌了！” 西门庆的成功虽然有投机钻营和权钱交易的因素，但与他个人的努力也不无关系。他从小失去父母，又无兄弟姐妹和任何亲戚，几乎是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如果把他的成功和他女婿陈敬济的失败放在一起相比较，就高下立现了。女婿陈敬济出身官宦之家，家资甚厚，可以说只要好好干，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什么西门庆的生意件件都成，而陈敬济的件件都败呢？这很能说明西门庆的为人处世之道和经营能力。 所以，理解西门庆一定要把他放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看，脱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评价一个人，难免偏颇。晚明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育，必然带来对个人主义的崇尚，由个人的奋斗和努力而夺取财富成为一股新潮流。《金瓶梅》中全民皆商、无一人务农，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个人力量又造成市民阶层力量的扩大，而各种“异端邪说”冲破思想禁锢的藩篱，对正统思想挑战，导致封建皇权专制再也不能一手遮天，专制权力在社会各个层面都受到金钱的诱惑和冲击，所以金钱拜物教在《金瓶梅》里已经不是奇谈。资本的力量第一次显示出它可以对抗皇权的能力，这种力量如果运用得法，也能够促进社会革命性的进步，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大宪章》。但如果运用不得法，也是一股破坏的力量，它既可以满足一个人的声色犬马或精神享乐，也有可能勾兑司法，让有罪者脱罪和无罪者入狱。 我曾经看到格非老师对西门庆的分析，他说：“西门庆这个形象的新颖之处，不在于他对金钱的积攒和占有，而恰恰在于挥霍，通过挥霍，他在社会、官场、朋友圈和家庭之中建立某些权威……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经济依附关系，而非传统的宗族和道德关系。”这的确是至论！其实往深处说，西门庆能用钱铺路登上仕途，也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一个极大超越。封建制度除了造成人身攀附，其科举制也堵塞了其他晋升道路，造成阶层固化，而且容易使社会永远在治乱循环中止步不前。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如此漫长，这种制度难辞其咎。所以黄仁宇曾经在《万历十五年》中感叹道：“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所以晚明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导致的个人享乐主义的盛行，绝不是一个“道德淪丧，世风颓坏”所能概况的，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然，它也是一种破坏的力量，滋生了产生西门庆之类合适的空气和土壤。 纵观金瓶梅，自始至终无非贯穿两个字：财与色。当然这两个字也可以归结为一个“贪”字。的确，西门庆所有的罪恶都可以总束在一个“贪”字上，作者所做的努力也无非是从宗教救赎的意义上去展开——虽然侯文咏先生认为整个《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神的所在”，但没有神的所在恰恰需要神，这也许是作者的意图之一。从卷首热结十兄弟的玉皇庙，到卷尾孝哥儿幻化的永福寺，很能说明作者的这个态度。 西门庆自商而官、以官促商的利益链条于今尚存。但他对财，也就是对金钱的态度，即使放在现代社会也是极富超前意义的。一方面他认为：“兀（钱）那东西，是好动不好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能理解金钱是靠流通而增值，是晚近以来经济学的精髓。西门庆能懂得以钱生钱的道理，也是他善于扩大再生产而使资产迅速增值的原因。他的经营成功和钱财的迅速积聚，与他的这种认识和持续投资有很大关系。 另外一方面，西门庆也深谙“钱聚人散，钱散人聚”的道理。他之所以在社会上人脉如此之广，得到很多人的认可，这和他对钱财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比如捅破西门庆和潘金莲通奸关系的乔郓哥，只是一个年方十五六岁军户的孩子，而军户在宋明两朝都是像乐户一样的贱民。书中说：“郓哥……家中只有个老爹，年纪高大。那小厮生得乖觉，自来只靠县前这许多酒店里卖些时新果品，时常得西门庆赍发他些盘缠。”即使如某些评论者说的那样，西门庆是伪善，但他能做到对一无用处的下层人还这样宽厚，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作者添此一笔，绝不是随便着墨的。 对于朋友，西门庆从不苛责，而且基本上有求必应，从不拖泥带水。“热结十兄弟”时，其他人凑的份子因为分量不足或者成色不好被吴月娘嘲笑道：“你看这些份子，只有应二的是一钱二分八成银子，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都是些红的黄的，倒像金子一般。咱家也曾没见这银子来，收他的也污个名，不如掠还他罢。”西门庆道：“你也耐烦，丢着罢，咱多的也包补，在乎这些！”还有一次，应伯爵因为家里添丁经济困难来找他诉苦借钱：“哥若肯下顾，二十两银子就够了。我写个符儿在此，费烦的哥多了，不好开口的，也不敢填数儿，随哥尊意便了。”那西门庆也不接他文约（借据），说：“没的扯淡，好朋友家什么符儿？”西门庆二话不说，就给了他五十两银子，还给他找台阶下：“这五十两，你多拿了使去……多的你收着。眼下你二令爱不大了？你可也替她做些鞋脚衣裳，到满月也好看。” 很多论者评论说，西门庆一门心思钻在钱眼里，靠钱满足色欲，是个没有任何感情只有下体的“动物”。这种说法也未必客观。很多人喜欢抓住玳安的这句话不丢：“俺六娘嫁俺爹……该带来了多少带头来？别人不知道，我知道。把银子休说，只光金珠玩好，玉带、绦环、鬏髻、值钱宝石，还不知有多少。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其实玳安这话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西门庆真是为了钱，李瓶儿人已经死了，钱自然都是属于他了，他为何还是如此伤心？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钱字解释不通的。 更有一种评论认为，单靠做生意的小打小闹根本喂不饱西门庆敛财的胃口，所以通过婚姻来谋取大笔的嫁资是西门庆积累资本的主要手段，如果没有他先后骗取富孀孟玉楼、太监侄媳李瓶儿和她们的巨额财产，根本不可能如此发达。如果仅从结果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从事情发生的过程看，也与事实有悖。西门庆对李瓶儿是见色起意，虽然他知道花子虚有钱，但怎么知道李瓶儿的财产更丰？即使他知道李瓶儿有财产，但他毕竟与花子虚是结拜兄弟，如果花子虚不出事儿，西门庆谋他财产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况且在李瓶儿把资财运进西门庆家之前，连花子虚都不知道她有多少财产。李瓶儿是在花家三兄弟告花子虚之后，请西门庆帮忙，才告诉她自己的资产的：“妇人便往房里开箱子，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教西门庆收去，寻人情上下使用……妇人道：'奴床后边，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提系条脱，值钱珍宝，玩好之物，亦发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里。奴用时取去……这个都是老公公在时，体己交与奴收着的之物，他一字不知。” 至于另一个寡妇孟玉楼，西门庆本不知此人，她是媒婆薛嫂儿介绍给西门庆的。不过这里面有个特别让人忽视的细节，也就是媒婆介绍她的容貌和资财时，即使天花乱坠，西门庆并未表现出多大兴趣。媒婆说：“这位娘子，说起来你老人家也知道，就是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生的长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来就是个灯人儿。风流俊俏，百伶百俐，当家立纪、针指女工、双陆棋子，不消说。”西门庆没有任何表示，但当她说到孟玉楼“又会弹一手好月琴”时，“西门庆听见妇人会弹月琴，便可在他心上，就问薛嫂儿：'既是这等，几时相会看去？” 对于权钱交易，刚刚进入官场的西门庆开始还是有底线的。刘太监的兄弟买了一个庄子，用皇室专用的木料盖房被查获。刘太监亲自拿着一百两银子给西门庆行贿，被他拒绝了。而且他对自己的上司夏龙溪收钱便给人办事颇为轻看。但见多识广的应伯爵并不这样认为，觉得夏龙溪不利用職务之便挣些钱，怎么过日子呢？“哥，你是稀罕这个钱的？夏大人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没有，他不挝些儿，拿甚过日？哥，你自从到任以来，也和他问了几桩事儿？”西门庆颇不以为然：“大小也问了几件公事。别的到也罢了，只吃了他贪滥蹋婪，有事不论青红皂白，得了钱在手里就放了，成甚么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虽是个武职官儿，掌着这刑条，还放些体面才好！” 还有一次，专门通过走门子搞贿赂承揽官府大宗采买项目的揽头李智、黄四，拿到了一万两银子的官府项目，通过应伯爵向西门庆借钱做这笔买卖。西门庆认为，这些人买通官府，以假充真，实在让人不齿，而且“我衙门里搭了事件，还要动他！” 只可惜进入这个腐败透顶的官僚体系，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当他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时，便不顾一切，丝毫也没有礼义廉耻了。苗青一案，西门庆受贿一千七百两白银，私放了苗青。后来等到他在官场上驾轻就熟时，拿钱办事简直就像喝酒吃茶一样轻松了：“西门庆前边陪着乔大户说话，（乔大户）央求他：'扬州盐商王四峰，被安抚使送监在狱中，许银二千两。”当时买一个上好的丫头，也只是四五两银子而已。两千两银子这么重大的事项，西门庆想都没想便首肯了，仅仅修书一封让下人来宝送到东京，交给蔡太师的管家就给办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跑腿的来宝也“赚了盐商王四峰五十两银子” ，可见当时的整个官场已经彻底腐朽了。所以绣像本在应伯爵替夏龙溪拿钱就办事而辩护的这段下面批道：“此一段今日仕途所难，勿以西门庆而薄之。”而又在西门庆拿钱就办事的时候批道：“自路皆然，不足深怪。”那深深的体谅之情，读之让人毛骨悚然。当时官场贪腐，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被社会所认可。所以在此背景之下，责怪西门庆或者任何一个官员，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西门庆的“小气”与“大方” “小气”的西门庆 西门庆一生赚钱无数，在短短几年间，由一个小小的药铺老板，成长为山东数一数二的大财主，家中“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如此多的金钱，西门庆又是怎样花销、享用的呢？ 头一项花销，是维持家庭颇为奢侈的日常生活。媒婆文嫂曾在林太太面前吹嘘西门庆家生活豪奢，用“朝朝寒食，夜夜元宵”来形容。的确，在一般百姓看来，西门庆家天天在过节。 在前面第一辑，我们对西门庆家的餐桌作了介绍，这里再举一个小例子。腊八那天早上，西门庆约应伯爵同去尚推官家送殡。行前，先喝粥： 两个小厮放桌儿，拿粥来吃。就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顿烂———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饨鸡儿，银厢瓯儿，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西门庆陪应伯爵、陈经济吃了，就拿小银钟筛金华酒，每人吃了三杯。（第二十二回） 这一餐“腊八粥”，只不过是早点，连荤带素，便有十几个碟盏。日常饮食之讲究奢侈，由此可以推想。 饮食如此，穿衣更讲究。对西门庆家的服饰穿着，前面多有叙述，这里再举一例。第三十四回，西门庆“拿出两匹尺头来，一匹大红丝、一匹鹦哥绿潞绸，教李瓶儿替官哥裁毛衣衫儿、披袄、背心儿、护顶之类”。潘金莲生气，背后唠叨说：“哪里一个才尿出来多少时儿的孩子，拿整绫缎尺头裁衣裳与他穿？你家就是王十万，使得使不得？” 在重财轻德的社会里，衣食的丰俭，代表着一个人的面子和尊严。李瓶儿改嫁西门庆之前，曾一度嫁给蒋竹山，这让西门庆十分恼火。后来西门庆质问李瓶儿：“我比蒋太医那厮谁强？”李瓶儿答道：“他拿什么来比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说你仗义疏财、敲金击玉、伶牙俐齿、穿罗着锦、行三坐五（形容阔绰、有排场），这等为人上之人；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几百年，还没曾看见哩！他拿什么来比你？”从李瓶儿的回答可知，谁的“吃用”水平高，谁就是居于“三十三天之上”的“人上之人”。这便是当时人的价值观及普遍认识。 除了吃穿之外，生活中的西门庆最肯在女人（尤其是妻妾之外的女人）身上花钱。他先以五十两银子梳拢妓女李桂姐，每月花二十两银子包着她（第十一回）。后来又喜欢上妓女郑爱月，每月送三十两给老鸨作“盘缠”（第六十八回）。西门庆还拿出上百两银子，为姘妇王六儿买宅子。与各种女人厮混时，他一出手常常是二三两银子、成套的衣服。但总的看来，西门庆在这方面的花费还是有限的；跟他日进斗金的收入相比，也只占很少的份额。他从女人身上得的钱，远比为她们花费的多。因此，尽管小说中一再吹嘘他是个“撒漫使钱的汉子”，其实他的手紧得很。 例如对待妻妾，西门庆是相当吝啬的。除了保证较高水平的日常衣食供养之外，他很少为她们花额外的钱。潘金莲是他的“最爱”，他却并没有给潘金莲特别的好处。通观全书，他只是在潘金莲刚进门时，从庙会上买回四两珠子，给潘金莲穿珠子箍儿用。还有一次，因与李瓶儿争胜，潘金莲逼着他花六十两银子买了一张床。而这张床是西门庆家的“固定资产”，潘金莲被逐时，并没能带走。 西门庆的“节俭”还表现在每次出门，身边总带着不多的几两碎银子。而且家财万贯的西门庆，还常常闹到手头没钱的地步。朋友常时节向他借三十几两银子买房，他答应了，却拿不出现银来———他的大部分银钱都用在扩大商业运营上。众多的铺面、货物，占用了大量资金，致使西门庆手头拮据、现金匮乏。西门庆的理念是：金钱是要不断地滚动增值的。他说：“（银钱）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第五十六回） 有学者还注意到，西门庆从不在土地上投资。书中媒婆文嫂向林太太夸说西门庆“田连阡陌”，显然是夸张不实之词。西门庆只买过一块地，是他家坟地隔壁赵寡妇的庄园，目的是扩大他家坟园，多盖几间房，开辟为花园，供玩耍休闲，而非出租耕种。在西门庆这类商人看来，土地占据大量资本，但种地成本高、收效慢，靠天吃饭，没有保证，远不如商业投资获利丰、来钱快。因此，西门庆有许多头衔，商人、官僚、恶霸、市侩，唯独不能说他是地主。在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西门庆的经济金融理念是很前卫的。 《金瓶梅》的高明之处在于，作者常能在不经意处，“画”出西门庆商人式的节俭与吝啬来。小说第二十一回，众妾攒钱摆酒，庆贺西门庆与吴月娘合好。西门庆见玳安提着一坛金华酒进来，便问：“金华酒是哪里的？”玳安回答：“是三娘与小的银子买的。”西门庆马上说：“阿呀，家里见放着酒，又去买。”吩咐玳安：“拿钥匙，前边厢房有双料茉莉酒，提两坛搀着些这酒吃。”———金华酒是浙江金华地方出产的好酒，明清时人尤为推誉。清人袁枚在其《随园食单》中描述说：“金华酒，有绍兴酒之清，无其涩；有女贞之甜，无其俗。亦以陈者为佳，盖金华一路水清之故也。”西门庆因此酒价昂，故命人拿了价廉的茉莉酒搀着吃。其节俭、吝啬之态，跃然纸上。 第二十三回，西门庆外出回家，听丫鬟玉箫说月娘在前边和大妗子、潘姥姥等吃酒，便问：“吃的是什么酒？”回答说“是金华酒”，西门庆立刻说：“还有年下你应二爹送的那一坛茉莉花酒，打开吃。”并让玉箫马上开坛，自己亲自尝了，送到后面去。 第三十四回，西门庆见李瓶儿桌下放着一坛金华酒，问是哪里来的。李瓶儿说是派小厮买的，西门庆马上说：“阿呀！前头放着酒，你又拿银子买！因前日买酒，我赊了丁蛮子的四十坛河清酒，丢在西厢房内。你要吃时，教小厮拿钥匙取去。” “大方”的西门庆 在对待花钱的问题上，西门庆是个“分裂人”。有时候，他小气得要命，为家人买金华酒等琐事，反复叨念，不厌其烦；还特意赊了便宜的酒，以杜绝饮酒上的奢侈浪费。但有些时刻，他又一掷千金，慷慨大方，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 中国传统文化重农轻商，商人的形象历来不好。“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爱财如命”，成为商人洗刷不去的面上黥文。在宋元话本中，商人形象十个有九个是守财奴、吝啬鬼。《古今小说·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刻画的京城开质库（当铺）的张员外，就是彼时商人的一个标本： 这员外有件毛病：要去那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这个员外平日发下四条大愿：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是个一文不使的真苦人。他还地上拾得一文钱，把来磨做镜儿，捍做磐儿，掐做锯儿，叫声“我儿”，做个嘴儿，放入箧儿。人见他一文不使，起他一个异名，唤做“禁魂张员外”。 一次张员外见伙计把两文钱给了乞丐，就呵斥：“好也，主管！你做什么把两文撇与他？一日两文，千日便两贯！”他不但把钱抢回来，还把乞丐打了一顿———这就是宋元人眼中商人的猥琐形象。 西门庆在吃酒问题上，还显现着“禁魂张”的遗传因素，但在另外的场合，他却显露出“西门大官人”的风度与气派来。小说第十八回，西门庆得知亲家的后台杨戬倒台，自己的名字也上了“黑名单”，赶紧派仆人来保、来旺携重金到京城去寻门路、找关系。 来保先寻到权臣蔡京的儿子蔡攸处，献上一张“白米五百石”的揭帖———在明代官场，那是“白银五百两”的隐语，相当于一张五百两银子的银票。蔡攸于是“热心”地指点来保去找专管此案的“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邦彦，并且主动写了一封介绍信，还派人陪同前往。李邦彦见到人情信以及来保呈上的礼物揭帖，随手把案卷上杨戬亲党西门庆的名字，改成“贾庆”。这两个字的改动，代价是“五百两金银”。 千两银子（相当于现在二十万元）换回一条命，在西门庆来看，是相当划算的买卖。在关键时刻，这个精明的商人一掷千金，是决不吝惜金钱的。此后西门庆便搭上蔡京这个靠山，又先后两次给蔡京送寿礼。第一次是在第二十七回，由来保、吴典恩押送礼物，送的是“四座一尺高的四阳捧寿的银人，两把金寿字壶，两副玉桃杯，两套杭州织造的蟒衣。还有南京的绸缎、羊羔美酒”。蔡京的观感是：“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盒。” 蔡京十分欢喜，当场就填写了三份官诰：一份任命西门庆为“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一份任命押送礼物的吴典恩做清河县驿丞，一份任命来保为山东郓王府校尉。这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在当场兑现，并无拖欠。 第二次送寿礼，是在第五十五回，由西门庆亲自押送，共二十扛礼物。有一张礼单写得分明： 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汉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其余花素尺头共四十匹；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颗。又体己黄金二百两。这张礼单可能有所夸张，然而小说家这样写，目的是强调：西门庆不同于旧式商人，他不是靠一味俭省发迹的。在明代商品经济崛起的大潮中，只有敢于做“政治投资”的商人，方能前程无限。此番贺寿，蔡太师非常高兴，过生日那天，特意只留西门庆一个人吃酒，这是很高的荣誉，也印证了西门庆这个外省商人在蔡太师眼中的地位。 有学者指出，在封建社会内部，永远不会自发地生成资本主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社会财富，理论上都是帝王一人的。商人只不过是养在封建围栏里的猪羊，当其肥壮上膘之日，便是遭屠挨宰之时。西门庆富可敌国，但无论他的商铺货物还是豪宅珠宝，仅仅是寄存在他名下而已；只要皇帝或官吏高兴，随时可以攫取。旧时小说、戏曲中常有“破家县令”之说：不要小看了七品芝麻官，一个县令的权势，足以让治下的商家富户倾家荡产。西门庆后来极力与顶头上司、东平巡按宋御史周旋，宋御史也依仗官势，几次“借”西门庆之宅迎送朝廷大僚，实则是猛敲西门庆的竹杠。作为富有的商人，即便有官职在身，仍躲不过上级官员的勒索，除非你的官位足够高，权力足够大。 西门庆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做提刑官之前，他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他还通过亲家陈洪间接投靠权臣杨戬。他知道，有了权贵的笼罩，口袋里的钱才是安全的。杨戬的倒台令他手足无措，却也给了他重新选择靠山的机会。他不惜工本巴结上权势更大的蔡太师；他深知，要想站得稳、赚得多，就必须把一部分利润分给统治者。因此在预备礼物时，他挥金如土、魄力十足。西门庆一生做过多笔投资，送到蔡京府上的这一笔，是最重要的一笔。后来他仕途通达、官场得意，买卖发达、财源茂盛，都可溯源于此。 小说还生动描绘了权钱交易的每一个细节。如来保等押送寿礼到蔡京府上，单是入门禀报，就很费一番周折： 来保教吴主管押着礼物，他穿上青衣，径向守门官吏唱了个喏。那守门官吏问道：“你是哪里来的？”来保道：“我是山东清河县西门员外家人，来与老爷进献生辰礼物。”官吏骂道：“贼少死野囚军！你那里便兴你东门员外、西门员外，俺老爷当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论三台八位，不论公子王孙，谁敢在老爷府前这等称呼！趁早靠后！”内中有认得来保的，便安抚来保说道：“此是新参的守门官吏，才不多几日，他不认得你，休怪。你要禀见老爷，等我请出翟大叔来。”这来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银子，重一两，递与那人。那人道：“我倒不消。你再添一份，与那两个官吏，休和他一般见识。”来保连忙拿出三包银子来，每人一两，都打发了。那官吏才有些笑容儿，说道：“你既是清河县来的，且略候候，等我领你先见翟管家。老爷才从上清宝宫进了香回来，书房内睡。”良久，请将翟管家出来，穿着凉鞋净袜，青丝绢道袍。来保见了，先磕下头去。翟管家答礼相还，说道：“前者累你。你来与老爷进生辰担礼来了？”来保先递上一封揭帖，脚下人捧着一对南京尺头、三十两白金，说道：“家主西门庆，多上覆翟爹，无物表情，这些薄礼与翟爹赏人……”翟谦道：“此礼我不当受。罢，罢，我且收下。”来保又递上太师寿礼帖儿，看了，还付与来保，吩咐把礼抬进来，到二门里首伺候。（第三十回） 本来是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勾当，如今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人们见怪不怪，视以为常。也正是吏治的腐败，让西门庆领悟了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并从中获取了最大利益。 ■西门庆：为何“肤浅”的人更易成功 作家格非曾这样谈西门庆的“经济型”人格：“《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相反，他身上有很多孩子气的任性，洋洋自喜乃至天真。不论是朋友之间的酒食征逐，还是在家中与妻妾相处，乃至在院中与妓女们周旋，西门庆都可以说是一个极其肤浅的人。” “肤浅”这个评价，着实令人吃惊。 一方面，西门庆相当成功。他出场时已无父母兄弟，也无亲眷故旧，更无任何社会脉络，财富积累几乎全凭自己一双手。西门庆临死前吩咐遗产事项时，其财富已达十万余两—要知道明朝七品官一年的官俸也就四五百两，西门庆之财是一个七品官员年俸的两百余倍。如果再考虑到他挥霍无度、撒泼使钱、不喜积蓄的习惯，他的赚钱能力不可谓不强。 另一方面，西门庆憎恶美德，蔑视法律，深谙官商勾结之道，其“强奸了姮娥，各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的价值理念不可谓不振聋发聩。此人之道行，如何是“肤浅”二字可衡度？ 不过，看整本《金瓶梅》中，他与李桂姐、吴银儿、应伯爵、吴典恩之流的精明人打交道，其肤浅和愚痴又被衬托得极其醒目。 比如，西门庆因儿女亲家陈氏而遭遇大祸，命悬一线，被吓得魂飞魄散，每日将大门紧闭;后来，幸好打点得当，逢凶化吉，他才“渐渐出来走动了”，这时，他在大街上碰见了应伯爵和谢希大两人。这两人都是西门庆的“十兄弟”，平时得了他无数好处，但在他罹祸的两个月里，两人一次也没去探望过，尴尬中，应伯爵假装没事人儿似的问：“你忙什么啊，娶了嫂子没啊，也不请兄弟喝酒啊……”而西门庆也老老实实地回答：“陈家出了点事，有点忙……” 西门庆并没有吸取教训，丝毫不以为忤，应伯爵向西门庆借20两银子，西门庆就给50两;常峙节想买套价值35两的房子，西门庆就给50两，让他多开间小店铺。当然，这种恩情是肯定不会有好报的，西门庆一死，应伯爵便教人赖了西门家四五百两银子，自己投奔张二官去了。 西门庆受骗何止一遭。李三、黄四由应伯爵当中间人向西门庆借款，西门庆借了1500两给他们;他们赚钱后还了约1000两，又诱骗西门庆再追加500两投资。另一方面，应伯爵又教他们“香里头多放些木头，蜡里头多掺些柏油”“借着他（西门庆）的名声，才好行事”。 西门庆几乎可以说是处处受蒙骗，时时被愚弄，而且不长记性。被骗之后，对方稍加安抚，他便立即芥蒂全消，主动投入下一场骗局。 西门庆的伙计和家丁们，几乎全是白眼狼。韩道国听说西门庆已死，便发卖了西门庆的部分货物，拐1000两银子回家。来保也偷了西门庆800两货物，装上大车运回家。来旺要拐走西门庆的小妾孙雪蛾，玳安成了西门府大当家，平安儿偷东西、再诬告主母偷情……西门庆身边若有一两个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不足为奇，一窝都寡情薄义，西门庆的言传身教功不可没。 作为一个近乎白手起家的商人，西门庆靠着自己的经商本领让钱生钱，又四处行贿和结交，就能当上提刑千户，可以想象出他对官场的揣测把握、对潜规则的谙熟、对人心幽微之处的洞察，不可谓不透彻。书中写他对蔡状元的讨好，对夏、刘两个太监的奉承，对生意和数字开了天眼般的敏锐，无一不证明，西门庆从商、从政的天分之高。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在生活中却总是显得很蠢。 这种性格的形成，显然与时代有关。只有在明代那种社会环境中，因为城市生活结构发生的剧变，他这样的商人才有可能应运而生。城市商业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了拜金主义与纵欲主义流行，正是所谓的“一了此心，则市金可攫，处子可搂”，一切都肆无忌惮、直露、赤裸。不过，越是这样的社会，礼法就越在某些地方固执地停留。 比如，从西门庆拜望蔡太师、宴请六黄太尉中可看出，上下级官员间的应酬，等级森严，极端烦琐;妻、妾、婢之间也宗法俨然、礼数周全，凛然不可侵犯，月娘甚至有权力把当初的姐妹都卖掉。 而且，明代也是最强调女性贞节的朝代：《宋史》里记载的节烈女不过55人，《元史》几十年就达到187人，《明史》所发现的竟不下万人。不过，越强调道德的时代，越是道德全面崩坏的时代，所以此时涌现了大量《三言两拍》这样的世情小说。《金瓶梅》本身更是最轻蔑的道德炸弹，炸得贞节观和道德观魂飞魄散，无所遁形。 明代也是个“法治社会”。明初还建立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相互制衡的法律机构，制定了《大诰》，大力推进普法运动，甚至通晓《大诰》或《大明律》的罪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减刑;《大明律》中还有专门的法律来防止刑讯逼供。可《金瓶梅》里，由西门庆为首，动辄就用榔头把犯人打得“胫骨皆碎，杀猪似也喊叫”;哪里发现了凶杀案，官府就把旁边的僧人或百姓全抓起来，先打20大板，拷得口供。苗青杀主一案本是凌迟大罪，西门庆却收了1000两银子摆平了;蒋竹山被殴打陷害，地方保甲抓了一干人等，夏提刑首先就把蒋竹山打30大板，因为他“一看就像个赖债的”。然而对西门庆而言，多少官司、多少参劾都在财物的运营转送间，灰飞烟灭。 這么一想就不难理解了。《金瓶梅》就是一个鼓吹禁欲的纵欲时代，一个无法无天的法治时代，新的社会共识，比如商业社会、契约社会还未形成，旧的价值观已溃烂。最聪明的、拥有最多财富和社会资源的一群人，对时代做出的应激反应，必然也是自相矛盾的。 一方面，他们在这种失序的社会里闷声发大财，礼崩乐坏、律法松弛成为他们积累财富的绝佳机会，不少商人还通过行贿成为主持“公道”的官员。而初具商业社会雏形的时代，又创造了大量财富可供剥夺。这就是一个黄金时代，专门留给“精明人”。 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鼓吹出一个“守礼”“守法”的基本面，因为必须保持等级，提倡道德，才能凸显有钱有权有势者的优势，已褫夺的财富才可能安然地装在他们的口袋里。当然，他们知道这种“礼”和“法”自己是不必守的。只是，世界上的聪明人不只是西门庆们，许多小人物也懂得像蟑螂一样顽强地在各种缝隙中存活，在乱世里尽可能地捞一票。 西门庆当真不知道打秋风的应伯爵、常峙节、妓院里的李桂姐等是什么人吗？不，他知道，只是他更知道自己没资格要求别人讲义气、讲道德。他了解自己有多无耻，所以把对别人的要求和标准也放得很低，不计较应伯爵的背叛和李桂姐的三心二意。即便他们骗了他，他也觉得是小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门庆性格中有“真”的一面。正如某些商界大佬明知自己被某专家骗了，仍然夸专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样，西门庆的心理也不难猜想：我够牛，他们即便骗我，也不过是我身上的九牛一毛，老子骗得起，老子乐意！ 所以在我们普通人眼里，被骗与其说是伤自尊，不如说是伤金钱，在这些权势者眼中却根本不值一提：他们并不在乎有没有被骗，钱对他们来说只是个数字，他们要的就是像西门庆那样被应伯爵和诸多媳妇、婆子们众星拱月般的吹捧。 是的，在《金瓶梅》那个名不副实、精神分裂的互害社会里，思考和良知都是累赘;只有没心没肺地随波逐流、全面俗化，才有可能从那种游戏规则里分得最后一杯羹。 ■西门庆与贾琏的形象之比较 一、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是现代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指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家庭，它是人来到这个世界最初落脚的地方，是人生的起点。在两部小说的时代背景中，我们也可以把它对应为封建大家族，即贾府和西门家。它们是人物成长的隐含背景，对人物性格中许多因素的最终定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点在贾琏的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贾琏生于有“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之称的贾府，这决定了他一出生便拥有贵族公子的阶级地位，他也必然要经历贵族子弟的培养程序，沾染贵族子弟的习气。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贾琏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从书中第六十六回尤氏姐妹和兴儿的对话里可以看出，兴儿答复尤三姐宝玉的情况时说了一句：“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此处的“他”是宝玉，而“二爷”正是贾琏，可见贾琏虽无大才，也并不是缺少教养之人，与西门庆这种市井恶霸有着本质的不同。从消极的方面来说，成日与各个家族的纨绔子弟厮混在一起，也使享乐主义成为了贾琏生活的主色调，日日斗酒观花、吃喝嫖赌，无所不至。虽然书中没有明写过他是这个大环境的主使者，但他亦不能超脱于外，他的“朋友圈”中最亲近的人——族兄贾珍，比贾琏还要放荡无度，做出有违人伦之事，但因为远离贾母的视线，“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有人敢来管他”。贾珍父子每有不上台面的享乐总要捎上贾琏，和尤二姐的亲事也是他们牵线搭桥之作。 西门庆的原生家庭远不如贾琏，只能算是市井中的上层。西门庆的父亲是个药材商，在县城开了一个不大的生药铺，“家中呼奴使蟀，骡马成群，虽不算十分富贵，却也是清河县中的一个殷实人家”。西门庆没有兄弟，是家中独子，因此父母对他百般爱惜，缺乏管教，导致他“不甚读书，终日闯游浪荡”，还学会了许多纨绔子弟的技能，“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出身富贵给了西门庆和贾琏一样成为纨绔子弟的物质条件，而他之所以比贾琏更加放纵自己、更加没有底线，是因为他的父母早逝，直接解除了人伦关系对他的束缚，让他成为了唯我独尊的一家之主。相比之下，贾琏在家中就要谨慎得多，因为他随时可能受到来自贾母和父亲贾赦的双重管教，包括体罚。 除了人格方面的影响，一个人从他的原生家庭最直接继承而来的就是外貌。西门庆和贾琏的外貌都很出色，这成为了他们能够成功勾搭妇女的重要砝码。《金瓶梅》中第二回通过潘金莲的视角正面描写了西门庆的长相，“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纪，生得十分博浪，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玲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腿上勒着西扇玄色桃丝护膝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而在《紅楼梦》中，贾琏的外貌没有详细的正面描写，但通过一些细节我们还是能够推测出他相貌不俗。第四十六回贾赦要收鸳鸯入房被拒绝，发怒说道：“'自古嫦娥爱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约他恋着少爷们，多半是看上了宝玉，只怕也有贾琏。”虽然鸳鸯对贾琏并无那种意思，但贾赦的推测侧面证明了贾琏的样貌对于青春少女是有吸引力的。 二、后天发展 1.个人能力 《金瓶梅》一书不仅揭露了西门庆及其众妻妾荒淫无度的家庭败落，也描绘了西门庆从市井到官场的发迹变泰的过程。他原本出生在一个破落户财主家庭，到第一次出场时，已经成为了一个“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全县人人惧怕的西门大郎了。而根据计算，到第七十九回他临死前，他的资本达到了“八万七千七百四十两”，另外还有四处房屋：本宅、本宅对门、狮子街以及祖茔，总资产达到十万之巨。事实上，西门庆 从未停止过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努力，他凭着个人的计谋、财产和权力，投机取巧、夤缘钻营，最终完成了由“西门大郎”到“西门大官人”再到“西门大老爷”的阶级逆袭。作为一个敏锐的商人，西门庆做每件事都会挖掘出其中的经济利益，迎娶孟玉楼和李瓶儿进门便给他带来了巨额陪嫁，他的亲家陈洪转移到他家的“许多箱笼床帐家伙”也被他尽数侵吞。当上了提刑官之后，他为贪图一千两银子的贿赂放走杀人犯苗青，又私了孙文相打死人命的官司，得到贿银一百两。他还发放高利贷，借给替官府采办香蜡料的李智、黄四一千五百两银子，每月五分行利。然而，单纯的“富”并不能让西门庆满足，他继续追求着“贵”，在进入官场后有意识地向官僚集团靠拢，整日应酬交往，附庸风雅，极力模仿那些文绉绉的交际用语和举止爱好来求得官僚集团的认同。从结果来看，他的努力获得了不错的收效。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时候，对贾琏的情况做了一个总体的介绍，“这位琏爷身上现捐的是个同知，也是不肯读书，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的，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爷家住着，帮着料理些家务”。由于上一代的贾政、贾敬、贾赦都不过问家中事务，荣国府实际上的主事就是贾琏夫妻，一内一外负责整个家族的日常开销。贾府的消费模式是典型的贵族式消费，讲究体面和排场，要求规格符合大家族的身份。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为了元妃省亲修建大观园，囊括天上人间诸景，银子花得“淌海水似的”。在富贵乡中生活惯了的老爷小姐们只顾花钱，却没一个操心如何挣钱，以至到了这一代终于露出颓势。冷子兴就批评道，“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负责理家的贾琏也是个只会享受的少爷，“油锅里的钱还要找出来花”；既没有正当的生财之道，也不像西门庆那样善于钻营谋划，反而在周转不开的时候找鸳鸯借贾母的私房钱，尚且不如会拿银子放贷生钱的王熙凤。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贾琏和贾家的这一代男性主子们对贾府最终的败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起点来说，贾琏要远高于西门庆，但在个人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使得西门庆步步高升、实现了人生价值的飞跃，而贾琏只能高开低走，最终以完全的衰败收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在明清时期的社会变革中，新兴商人阶级对传统封建贵族的地位冲击。 2.道德水平 前文我们已经分析过，原生家庭对于贾琏和西门庆人格的塑造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道德观的形成。贾琏的道德水平和他的个人能力一样平庸，他既达不到圣人的高度，也绝非大奸大恶之徒。正义、善良这样的词放在他的身上过于理想，但他的言行举止也时刻显示着自己做人的底线，勉强对得起“诗礼簪缨之族”的教育质量。贾琏难得的几次人性闪光都是和他人对比产生的，首先就是他的妻子王熙凤。在《红楼梦》第四十四回王熙凤的生日宴上，贾琏在房里和鲍二媳妇偷情，被王熙凤撞了个正着大闹了一场。当贾母解决了贾琏和凤姐的纠纷时，传来了鲍二媳妇吊死的消息，凤姐不仅拒绝赔偿还威胁要跟鲍二打官司，贾琏却偷偷许了二百两发送，找人帮着办丧事，又给鲍二些银两，安慰他说“另日再挑个好媳妇给你”，妥善解决了此事。第七十二回来旺媳妇找凤姐给儿子说亲要娶彩霞，凤姐只一味顾着脸面恃强揽事，还拉着贾琏给人家做媒。贾琏得知旺儿的小儿子“吃酒赌钱，无所不至”之后，不愿见彩霞被糟蹋，吩咐林之孝“且给他一顿棍，锁起来，再问他老子娘”。 其次是他的父亲贾赦。贾赦看中了石呆子的扇子让贾琏给弄来，但贾琏不愿因为一把扇子害人性命，顶撞贾赦说“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因而遭了贾赦一顿打；而贾赦为了得到鸳鸯使出强迫威胁的手段，贾琏也是做不出来的。由此可见，与凤姐和贾赦相比，贾琏的道德水平要高出一筹，不愿因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伤害他人。 而西门庆的手段则要比贾琏狠辣得多，小到作奸犯科，大到图财害命，只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几乎没有他做不出来的事情。作为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和恶霸，他的心中根本没有任何的道德约束。他成日里与一群无赖帮闲为伍，专干欺男霸女之事；进入官场之后，又贪污受贿、颠倒黑白，向上巴结逢迎，对下作威作福，不仅不为百姓做好事，反而把权力完全当成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他的一桩桩风流案都是沾染着人血的官司：为了得到潘金莲，他二人和王婆串通一气毒死武大郎又害武松流放；得知李瓶儿与蒋竹山成亲之后，打走蒋竹山，霸占李瓶儿；看上宋蕙莲后，又在潘金莲的怂恿下对来旺痛下毒手，导致宋蕙莲自缢身亡，并买通衙门害死了他的父亲宋仁。光是为了满足淫欲，西门庆就背上了数条人命，可谓是恶贯满盈，无法无天。此外，西门庆对待女性的态度也极其恶劣。同样是追求色欲，贾琏对待女性非常温柔，也尊重她们的个人意愿，甚至会拿出钱财去讨人欢心；西门庆则要求女性对自己绝对服从，当潘金莲和李瓶儿等背着他与其他男人有染的时候，他甚至动用私刑来树立自己的威严，让她们死心塌地地臣服在自己脚下。 综合各方面的表现，贾琏的道德水准都要高出西门庆一截；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贾琏的“中庸”也呈现出封建贵族子弟的懦弱与保守，而西门庆的“极端”则昭示着商业新贵狂飙突进的巨大力量。 三、情与淫 1.皮肤淫滥 在《红楼梦》的第五回里，警幻为贾宝玉解说“淫”时对两种“淫”做出了区分，“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其中，“意淫”为曹雪芹所推崇，而“皮肤淫滥”则是他大力批判的对象，贾琏就是此类人的主要代表，《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亦属于同类。在追求淫欲的过程中，贾琏和西门庆展现出了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他们风流的对象不一定是美女，贾母就斥责过贾琏“成日家偷鸡摸狗，脏的臭的，都拉了你屋里去”。潘金莲、李瓶儿、尤二姐固然容貌出众，但王六儿、鲍二媳妇等人都姿色平平，却丝毫不影响贾琏和西门庆对她们的喜爱。而且这些女性通常都是已婚少妇，比那些未出阁的少女更加妩媚放荡，容易勾搭上手。其次，贾琏和西门庆为了满足色欲都做出过违反伦理道德之事，贾琏因贪图尤二姐美色，“将现今身上有服，并停妻再娶，严父妒妻种种不妥之处，皆置之度外了”，而且尤二姐之前已经与贾珍、贾蓉有染，秋桐与他搭上关系时还是他父親贾赦的房中人。西门庆为了得到美色不择手段谋财害命的行为更加令人发指。另外，二人除了勾搭妇女，均有同性恋行为，贾琏在巧姐出天花时与凤姐分房而睡，“独寝了两夜，便十分难熬，便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金瓶梅》中更是对西门庆与书童的关系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不论是《红楼梦》隐晦的笔法，还是《金瓶梅》直观的揭露，我们都能看到贾琏和西门庆二人在追求肉体欢愉上的极致，他们看到心仪的女性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脱掉她的衣服。与之相对的精神快乐则是一片空白，他们和自己喜欢的人从来也没有过精神上的交流，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性的疯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本身就非常贫瘠，这种贫瘠无疑又反过来加深了他们对于性欲的饥渴。 2.真情流露 好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所展现的人性不是单一的、片面的，而是丰富的、真实的，正如西门庆和贾琏，他们虽然沉沦在皮肤淫滥的乐趣中，却并没有丧失对女性动“心”的可能，那一瞬间的真情流露成为了他们晦暗人生的一点微光，展现了他们内心世界的复杂与动人之处。 动情的起点当然也是因为欲望的驱使。贾琏在宁国府见到尤二姐，便觉她标致大方，言语温柔，凤姐尚不及她“一零儿”。因贪图二姐美色，贾琏甚至不惜违背礼法娶她过门，“是夜颠鸾倒凤，百般恩爱”，可见肉欲之强。西门庆最初也是看上了李瓶儿的美貌与淫荡，待与其通奸之后，还在潘金莲面前夸赞她“怎的生得白净，身软如棉花，瓜子一般。好风月，又善饮……”，使潘金莲好不嫉妒。 而后来，贾琏和西门庆对尤二姐和李瓶儿就渐渐超过了单纯的色欲需求，萌发了真心的爱意，这是因为二人不仅具有能够征服男性感官的美貌，还有温婉柔顺的性格，而最重要的是，在所有的妻妾丫环中，只有尤二姐和李瓶儿全心倚靠着贾琏和西门庆，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丈夫去爱。在贾琏身边，凤姐凡事掐尖要强，又是个醋缸，平儿虽美却忠于凤姐，让他可望不可即，秋桐的容貌性格更是远远不及。而尤二姐过门后，一直安分守己，对贾琏体贴有加，又不与凤姐争强，受了委屈也不挑唆是非，堪称封建价值观下“贤妻”的典范。李瓶儿在这方面比尤二姐做得还要到位，因为她本身家资丰厚，经常拿出自己的东西分给西门庆的其他妻妾，还关照下人、帮衬亲戚，没有一人说她的不是。更何况，二人一进门，就都怀上了子嗣，这不可不谓是大功一件。如果尤二姐的孩子顺利生下来，母凭子贵动摇凤姐的权威也大有可能。因此，尤二姐和李瓶儿与周围其他的女性是如此不同，她们的美貌和品行都打动了原本无情的浪子之心，致使贾琏爱到将凤姐一笔勾倒，“又将自己积年所有的梯己，一并搬了与二姐收着”；也使争宠不成的潘金莲愤愤不平，“李瓶儿是心上的，奶子（如意儿）是心下的，俺们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数”（第六十七回）。如此一来，也不难理解尤二姐和李瓶儿死的时候，贾琏和西门庆都哭得撕心裂肺的模样，二人的离去相当于挖去了他们本就未发育健全的一颗真心，从此以后，“情”的快乐再无一点希望，他们只能回到那无心无情的欲海中漂泊沉沦了。 一个是平庸无能、被斥为“皮肤淫滥”的纨绔公子，一个是钻营取巧、坏事做绝的官商恶霸，贾琏和西门庆在书中都不是作者正面歌颂的形象，但他们却又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精彩生动之处。他们的人格缺陷既有来自原生家庭的必然性因素，也有其后天发展的自主性因素。他们的“淫”固然为人不耻，他们的“情”却也让人动容。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贾琏”和“西门庆”绝对不会是个例，是时代造就了这样匆匆而来又奔向毁灭的一群人，而他们的悲剧也浓缩了整个社会局势的风云变幻。他们的生命如流星一般划过沧桑历史，他们的形象却被镌刻在传世的名著中实现了永恒流传。 ■论《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商人形象 一、引言 《金瓶梅》不仅写出了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典型商人形象，而且以西门庆为中心，刻画了一个商人与官吏相互交织的人文图景。但实际上《金瓶梅》描绘的是一个以金钱为力量，勾结封建势力，冲击封建枷锁，最后纵欲而亡的新兴商人。 二、资本主义商人特征的集中体现 在我国明朝的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是具有一定自发性的，不仅较少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约束和政府法令的限制，而且我们能够通过历史经验总结出，资本主义的发展要通过长时间的资本主义积累来进行，如在欧洲初期，由最初的三角贸易，获得低廉的劳动力，以供应种植庄园，以此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金瓶梅》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人的发展轨迹也是相似的。西门庆从一家药铺起家，不仅拥有了当铺、绒线铺、段子铺等，而且他其余的大部分财产均与他的配偶有关，如：亲家程宏佳、杨戬中，他们因为生意失败或是摊了官司，为了避免自己的财产损失过多，不得已把财产转移给西门庆，这也成为他另一个财富的来源。而另一方面，凭着 “近来发迹有钱”，在后期进入了封建主义的阵营之后，他便利用手里的权利为自己大开方便之门，以官为商广开财路。如其贿赂蔡御史“他南人的营生，好的是南风，你每休要扭手扭脚的”；“欲进不能、欲退不舍”；先问二妓叫什么名字，又问：“你二人有号没有？”董娇儿道：“小的无名娟妓，那讨号来？”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谦。”“问至再三、韩金钏方说：'小的号玉卿。董娇儿道：'小的贱号薇仙。蔡御史一闻薇仙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怀。”（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这种官商勾结是双向的也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双方之间买卖关系，另一方面是双方之间的压迫，而压迫者往往是一些有官府背景的商人”[1]（P10）。如西门庆的好朋友花子虚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所有财产，甚至自己的妻子也改嫁给西门庆，因此大病一场之后丢掉了性命。在进入了封建社会的阵营后，以金钱的力量作为支撑，也展现出了具有反抗性的“猖狂”。如：“只要尽这家私为善事，就是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我国封建时期的商人具有一种父死子承的封建色彩经营方式，换句话说封建时期的商人在外守住三纲五常，在内却依旧维持着这种封建的君主家长制，而西门庆却打破了这种方式，无所谓三纲五常，更多的是追随自己内心的想法，不受任何人左右。他的婚姻生活夹杂着更多的是商业利益，或是纯粹的自我满足。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是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性质的，这和薄伽丘《十日谈》里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赞美爱情是才华和高尚情操的源泉，谴责禁欲主义，无情暴露和鞭打封建贵族的堕落和腐败，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2]（P36）。 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西门庆对资产增值的重视不仅仅是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润，而是先前所说的为了满足他骄奢淫逸的生活。“并没有投入到资本主义再生产当中去——由此新的生产关系也并没有产生”[3]（P27）。 三、《金瓶梅》中商人形象所产生的原因 从嘉靖末年到隆庆这几年间，一方面为了抵制倭寇造成的混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动乱。中国封建统治者不得已在一定程度上打开国门，而这一系列举动的结果是直接导致了中国纺织业，丝织业，种茶业等工业的繁荣，这些工业成为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温床，也为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也让商人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去表达自己的需求，但是这群商人所依赖的温床和所需的经济基础都深深地扎根于封建主义，而且他们本身也具有一定封建主义者的痕迹，进而用一种人类的原始欲望“性欲”——这种看似低贱的方式来与森严的封建纲常伦理相融合。也正是在这种先天不足的情况下，为后天的畸形埋下了伏笔，这也是书中人物畸形的原因所在。比如西门庆虽然十分的好色但是却也多情如对已经去世的李瓶儿不忍丢舍：“宁可死了我吧，须得厮守着，和他说句话”（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西门庆抱着李瓶儿的尸体失声痛哭。 虽然西门庆在经营上阴险狡诈但是当看见别人落魄时也会伸出援手： 西门庆对常峙节道：“这一包碎银子，是那日东京太师府赏封剩下的十二两，你拿去好杂用。”打开与常峙节看，都是三五钱一块的零碎纹银。（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心学又称王学左派，是在明朝末期流行的一种文学流派。受此文学流派影响的人有很多，如汤显祖是最著名的一个文人，他的至情论主要来源于泰州学派，同时也渗透着佛道的因缘。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王艮的三传弟子。他的著作《近溪子集》提出“制欲非体仁”的观点，肯定了人的多重欲求。李贽也是王学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而其最出名的观点是提出了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主张，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个性解放的色彩，以上观点都是对程朱理学扼杀个人欲望的一种反驳，是对统治阶级枷锁的冲破和对个人正常情理追求的释放，而《金瓶梅》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四、西门庆商人形象塑造的意义 拥有财力的西门庆，它既不是上帝的儿子，也不是皇帝的子民，他就是他自己。无情的现实已经证明，象征着王权的封建君主制逐渐没落，而有着新力量的资产阶级逐渐觉醒。“在西门庆身上一切以我为中心，传统的封建礼教已经淡化表现出了早期新兴商人的特点”[4]（P56）。但是，由于当时资产阶级萌芽商人太过弱小，并没有体现出其应有的力量，而弱小的原因一方面来源于，早期我国的传统观念里有着士、农、工、商的思维枷锁，以及前面所提到的经营模式，不能让资本经济迅猛发展，而到了清朝，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明朝在台湾的势力实行海禁政策，而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本身就有着一种民族的排外性，所以对海岸线实行了长期的封锁。这本身就是对商业的一次致命打击，在封建主义逐渐压迫着这些商人的同时他们的行为也逐渐变得越来越扭曲。这在西门庆的行为方式中得到了体现，他不相信神鬼佛学，认为自己有了妻子，自己得了孩子，无需神明的庇佑。但是当他看见神庙倾颓，也有了“舍财独建的念头”[5]（P53）。而作者在写西门庆的时候也半是诅咒，半是羡慕。显示出作者对这类角色的徘徊不定的心态。如在西门庆死后，作者一会让他投胎去转世成为孝哥尝尽心酸，一会又让他成为富家子弟。在这种双重的打击下，以西门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萌芽崛起时，假如他们受到了压迫而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反抗，那么人物性格的扭曲、堕落已是必然。 《金瓶梅》也是第一次把商人进行全篇布局，不再是以往的用底层人物的悲剧来显示出封建统治者的残忍，而是以一种嘲笑和揭露的态度来面对封建的统治者。西门庆的经营之所以会取得成功，这主要来源于他有道的经营方式，在这种经营方式当中最有特点的是官商勾结。进而这本书不仅表现西门庆这个家庭的悲剧，也揭露了封建专制社会的堕落腐朽，最后的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如西门庆从蔡京手里买来的一纸由朝廷赏赐的“理刑副千户”的圣旨，曾御史弹劾西门庆“贪肆不职”的罪条确凿，但是由于西门庆上下打点了一下，竟然一道圣旨下来，反倒把曾御史弹劾入狱。由此可见，真正与西门庆勾结在一起的不是某位官员，而是整个逐渐没落的封建阶级，而背后的操盘手正是最高的封建统治者，进而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是用封建统治者本身来鞭打封建社会的荒诞。 对于《金瓶梅》这部明朝时期的白话小说，何满子先生曾说：“《金瓶梅》是一部值得研究，但是又很难研究的小说”[6]（P17）有着属于它自己的文学价值，但是由于其在性行为方面的过于暴露的描写致使其所蕴含的文学意义被掩盖，在曹炳建老师的论文《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中封建商人的典型》中曾把西门庆的经营方式与封建主义的商人做了比较，认为“西门庆所破坏的正是封建主义中最符合人民的那一部分，因此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甚至是反社会的”[7]（P147）先抛开人民的那部分，至少对封建主义的伦理冲击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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