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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通商口岸以来，厦埠乞丐就名声远播。英人施美夫在其《五口通商城市游记》（1847年出版）一书中记述道：厦门的乞丐根据一套帮规体系招纳，在帮的乞丐都得受帮规的制约，他们也间接地认同国法。乞丐国王，即帮主，由众乞丐正式选举产生。每年年初，乞丐们挨家挨户拜访，确定每户每月捐赠数目，这样住家就可避免乞丐上门乞讨的麻烦，不用再听到讨饭棍敲打地面的嗒嗒声。每月出五六百文钱，住家门上就贴上红纸条，在一个坛子或是花瓶的形状里写上三副“大吉大利”的字样。这张红纸条贴在门柱上，作为免讨的标志。每年年初重新认捐。若有乞丐不顾这纸赦免令，入店乞讨，店主可以抓住他，当场痛打一顿。乞丐国王将一部分钱上交地方官员，分出一部分基金用来供养帮内弟子，然后设法把剩下部分留作己用，变成富人。乞丐们衣衫槛楼，长发凌乱，饥不择食。我曾看见一个乞丐经过一家糖果店，偷偷地将一块糕点攥在于心，然后藏进袖子。店里的一个合伙人看见了，跑出去追小偷，一把揪住小偷的头发，逼他从袖子里把那块糕点拿出来，然后动用私刑，痛打他一顿，才放他走。围观的人群在一旁鼓掌鼓励，店主感到心情舒畅，而偷糕点的乞丐也满不在乎。这种私刑体制在中国司空见惯，因为诉诸正常法律费用昂贵，而且还得贿赂法官。[1]乞丐强讨恶索，到处皆然。而厦门居民之被乞丐欺凌勒诈，较之他处为尤甚。俗例，凡有红白事，必先与丐头言明，视家计之贫富，为出资之多寡。另给若干便在门前分给外来乞丐，始得行所无事，否则不堪其扰。前年有某甲误殴一丐，两月后该丐病危，由众丐抬至甲家门首。逾时毙命，藉尸讹诈洋银百数十元。以后乞丐之凶讨强索，更甚于前。人皆不堪其扰。近来人家做小生日或小孩弥月（满月），丐头亦必勒索钱文。如不破悭囊（钱袋），即招乞丐数十百人，烂头肿腿，脓血满身，一拥而入，汹汹坐索，非每人给以青蚨（铜钱）五六翼不去。居民无如之何。加以呵斥，即诈死图诈。[2]厦门的乞丐，声势很是凶焰，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苦难阶级。他们要钱都是硬要的，不然，他们就要用种种的恶毒方法来报复你，所以都不得不勉强顺从他们的强求。有名张纪的，本地人，因为在乡干了犯法的勾当，被乡人挖去双目。这时他才只有18岁，专恃行乞度日。因为他擅于交结，所以集了208人行拜仪式。他自居首领，横行于各码头间，凡有船只到厦门来，一律须收码头钱。多则数千文，少则几百文，否则货物不许起卸上岸。这时张纪的势力和地位，已经很厉害了。他把全市的乞丐，都严密组织起来，人数约十百余人，分成六团，每团设一团首，管辖一团内所有乞丐。同时小乞丐对于团首的命令，也是绝对的服从，而他自己自命为总领，统辖一团所有的乞丐。厦市人民，对于乞丐都生畏惧心，所以丐头的收入颇丰。因此，张纪便由乞丐而流氓而富翁了。他把他所有敲诈来的钱，一面放出高利贷，一面在他的故乡广置田宅，炫耀乡里，以雪昔日双目被挖之仇。至于他的部下，当然亦各拥巨资了。后来他又变更乞丐的组织，把从前的六团，改编成七十二营，自己为营首。每营设一营首，以统辖之。最后他觉得部下虽经分为七十二营，但都是东分西散的，于是他又作进一步的计划，在厦门的适中地点，建筑一座乞丐营。营之正厅供一王爷，同时称其厅曰“状元殿”。厅的四周，环建14座房屋，每座分做6幢。每幢建房子3间，里面的房子也堂皇富丽。张纪就住在这“状元殿”中，养尊处优，先后娶了18个妻妾，真可谓“乞丐皇帝”了。当时每年的六月十八日，定为“状元殿”中的王爷诞辰之日。那日也就是乞丐们大庆之日。所以那天乞丐并不出外面干敲诈。除去做佛事和酒席之外，夜里还举行一个“赛曲会”，由各营中挑选出代表二人，分别上前唱曲，由评判员评判唱的优劣，而一一决定名次，分别赠奖。所以这会和平常的唱歌竞赛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张纪后来直活到80多岁才生病死去。可是他死后，他子孙就把他白手做成的家产，在很短的时间中，统统化为乌有，18个妻妾，在他的死后，也各自卷逃而去。这大概也就是他一生作恶的报应。[3]这“乞丐皇帝”，还有一名叫“纪攀”，同安后麝人氏。纪氏发家，始于“二百零八猛”；势力壮大后，在厦城十八保中分设“六团”，各以“团首”统辖之。后来的“六团”，又细化成“七十二营”，也各有“营首”。厦人乞丐聚居处称为“乞丐营”，大概源之于此。丐帮扰民，惯用手法即给店家“派单”。逢年过节，店家须向丐首捐款。丐首再据钱款，分贴“外江”“流徒”“葫芦”各单于店户门首。店家有了其中之一，就有了“免扰金牌”。否则视为“抗捐”，便招惹来不断侵扰：彼辈之对付“抗捐”者，有“文武抵制法”。文法，用一丐肩（扛着）一虫头酱脚、已将入木之瘫丐，置君门前。可使君家臭气四溢，路人掩鼻。君乃不得不屈服矣。武法，用破罐备贮“人造自来黄”，如战舰下水礼时名媛掷瓶方式，向君家门内掷进，必使君家木樨香气，三日不散。更有一法，则于君家“喜溢高堂”之日，潜于午夜，赠送“过山轿”（亡魂轿）一台，置于门前，必令老少错愕，终日不快。[4]纪攀死时，正逢清民交替。此后，虽时局多变，但丐帮不变，并有壮大之势。厦门华侨富商多，而乞儿也特别多。乞丐之种类大概可分外籍、本地籍两种。外籍者，多江北、凤阳一带流丐。此辈皆子母成群，麕集于海后一带，偶或给予一二铜片，则此去彼来，最讨人厌。其数约五百余人。本地籍者，有乞丐头，分疆别界，各有范围，亦如各大姓之占有码头渡头者焉。盖凡有庆喜之家，乞儿头必持炮烛往贺，择肥而噬。既偿所欲，则以红纸盖有葫芦者贴门外，谓之“葫芦单”，他丐见之，遂不敢再来。是辈亦有五六百人（根据乞丐头的报吿)。尚有一种在似丐非丐之间，街头巷尾亦时见之，即所谓“洋装先生帮帮忙”之类也。[5]丐帮的存在，极度妨害城市治安与卫生，其鹄面鸠形、鹑衣百结，更是有碍市容市貌。最是天寒时节，街头巷尾“路毙”者，多与此辈有关。历届官府，无不想除之而后快。然除之不行，便选“收容”。民国初时有“养济院”，官方批准，个人承包，每月能向商户收取“养济捐”，好大肥缺一块。民三年（1914）养济院败，商会接收救济，改名“普济院”，除收容乞丐游民之外，也收贫民、散兵，乃至小贼窃犯等。民五年（1916）警局接手普济院，改名“博济院”，安址于深田内“皇帝殿”。民十九年（1930），博济院迁至厦港碧山岩下的巡检司署旧址。然而丐儿们驿动的心，绝非博济院所能束缚得住。1933年4月，全市单月路毙人数达106人：本市四月份路毙者，据地方法院检察处逐日检验调查，共106名，其中女性2名。……查本市之路毙者多为贫病交加无处可归之贫民，饥则乞食，夜则露宿，十字街头固彼等之逆旅也。或患病，即唯有“听天由命”等死而已。同善医院虽曰同善堂设立，入院手续须有保认，如彼贫民何人肯保认？其次市公安局虽有博济院之设立，然贫民乞儿仍遍布市上，不愿入院宁沿途求乞。[6]1935年时，战乱纷呈，经济困顿。大批破产农户涌入城市，大批城市失业者流落街头，厦市各类乞丐暴增。市公安局训令下属，将全城乞丐强制驱入博济院，再将外地乞丐遣送回籍。令曰：迩来各处马路乞丐极多，沿途追逐行人求乞，殊属有碍观瞻，亟应予以取缔，以维警誉。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局长遵照，迅将马路上所有乞丐，一律拘送博济院，遣送回籍。嗣后各马路上，如再有发现乞丐，沿途行乞，应以各该分局长是问。务各注意，切切此令云。[7]此时亟待收容的，不仅有乞丐，更有散兵。兵丐同收，博济院瞬时爆满。公安局长王固磐，日前以市上各处马路散兵及乞丐密布，于观瞻、交通俱有妨碍，特饬令各分局派警逮捕，一律解送博济院，候轮遣配回籍。查连日以来，各分局拘送博济院兵丐，为数不下五六百人。现该院已有人满之患，乃请公安局暂缓续捕。该局经于昨日谕令各分局，着对于市上兵丐，暂缓拘捕，俟博济院所收容遣配后，再行续捕云。[8]乞丐可以缓收，散兵则否。这批人身怀巨大杀伤力，因此屡有事故发作，既有单兵抢劫，也有团伙抢食：昨（3）日下午5时许，第八市场口营平路及车加辘等处，发现散兵三四十人，抢夺该处摊卖小贩食物。蔴子贩与龟粿贩两担，被夺净尽。小贩无法追讨，唯有目送之去而已。晚八时，开元路一面包店，又被散兵十余人争夺面包馒头。经该处岗警驰至，该散兵等始分头逃逸。同时，思明南路国兴面包店门口，亦有散兵10余名，将面包笼床倒置地上，相互争取而食。该管警分局据报，派武警到地弹压。然该散兵已饱食面包鼓腹而去矣。[9] 市上近来时有散兵游勇，昨兼局长王固磐，特令第二分局长曾孝植，向益同人商借浮屿避寒所，为收容散兵之用。经益同人同意，由昨日起，收容计达200余名，并由曾氏向商会主席洪鸿儒妥商筹措伙食费，一俟轮便，配回原籍遣散云。[10]然而遣送得去散兵游勇，却抵挡不住游民乞丐进厦的步伐。1937年2月，厦市公安局分函水警大队、禾山特区署，敦请禁止游民乞丐来厦。其令曰：查近日本市游民乞丐，由内陆或外省来厦者，为数不少。徘徊路上，殊碍市容。虽经本府公安局随时拘送游民习艺所收容，但仍源源不断。现该所收容此项游民乞丐，已有四百名左右，倘非从速禁止来厦，殊有人满之患。除分别函令外，相应函请贵队、署查照，即希饬属制止来厦，为荷。[11]同样的禁令，也发给轮船、民船公会，要求各船不得搭载游民乞丐来厦。抗战胜利后的厦市，依然是丐帮活跃的天地。鹭江道一带，更有异样的繁荣：乞丐在这一段地区是特别的多，如果有一艘轮船进口，由船上下来的旅客们，便是他们最好的求乞对象，尤其是女性的旅客，和南洋才回来的侨胞们，最受他们的欢迎。他们一逢到这个机会，便三五成群地分向他们的对象进攻，非至达到目的不止。而且南洋回来的人们，出手都非常阔绰，一下子便是二三千元的赏给他们。也无怪乎特别为他们所热爱了。这样一批一批的跟来跟去，自使旅客们感到应付无术，头痛非常。然而这有什么办法呢？在现在的经济政策的驱策下，各个地方的社会经济高涨，失业者的激增，都使一般比较贫苦者流入乞丐之途。国家的救济，救济不了他们。这会影响到地方的治安，且有关厦门的体面。但大军能有什么好办法拿出来，也只好视若无睹地任他们一直流浪下去！[12]除了专业乞丐外，满街的散兵、游民、难民、难侨，皆是丐帮的后备军。“救济”，因此成为时代主题词。在“救济”的旗帜下，当局先后设置了“救济院”“贫病所”“平民福利院”“感化所”等等。1949年时，再出“游乞收容所”新招。游乞收容所，挂靠救济院名下，收容街头各类乞食人员：频年内战，社会经济急剧崩溃，无衣无食求乞度活者日众。市府社会科鉴于本市为一通商口岸，外人往来频繁，而市面游乞如此众多，有碍观瞻，故有设组游乞教养所之议，并经市政会议通过。惟以每月所需食米600市担，来源无着，乃签请李市长，准由救济院向外间筹募云。[13]（一）收容人数，暂拟200名为限。按老弱残废50名，妇女40名，儿童30名，壮年80名。（二）收养老弱及残废编为院民。妇女，介绍家庭人事服务及手工艺牧畜等项；儿童，教以识字及常识、简易工艺、课外劳作；壮年，分别教习木工艺、藤工艺及垦荒种植等技能，并编成劳力工作队，以资洗扫本市场，清除交通要隘堆积砖瓦、沟渠泥浆污水，修整路面等杂役。（三）地址，拟以本院感化所原寝室加以设备上下层木架床，以资收容。（四）衣服，暂由本院旧用布袋衣外，再函请华侨遣送站征募衣服，酌量拨赠供应。（五）口粮及副食等费。第一期备足4个月；至第二期由第5个月份起，以下每月可由生产所得利润金拨充，能减少百分之十负担；至第三期第9个月起至12月份截止，可能减轻百分之四十负担；以后足以自给可能。（六）人事拟聘管理员2人，专职教导做人道理，遵守院内秩序，暨环境及个人卫生与工作、考勤等事务。教师1人，负识字及精神训话，正当娱乐；工艺教师1人，教授学识工艺技能等。（七）对游乞在收容期内学习工艺，收获出产物品利润及劳力所得工资，除遵照法令规定福利金，奖给工作出力游乞，以资鼓励外，其余数额全部充作基金。（八）材料资金购置建设等费，按处理时物价预定之。[14]理想很丰满，但区区200床位，对庞大的待救济团体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
[1]（英）施美夫《五口通商城市游记》第28章 拜访厦门高官，北京图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页。 [2]《鹭江谈助》，《申报》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一日（1892年4月7日）。 [3]木易：《擅威作福的厦门乞丐皇帝》，《力报》1938年5月18日。 [4]《普度月，纪厦门乞丐》，《江声报》1935年8月19日。 [5]六奇：《厦门乞丐之统计》，《昌言》1934年5月3日。 [6]《饥则乞食，夜则露宿，病惟等死，去月路毙者百零六人》，《江声报》1933年5月1日。 [7]《各分局奉令驱乞丐入博济院》，《江声报》1935年3月2日。 [8]《散兵乞丐，博济院收容已满，暂止搜捕》，《江声报》1935年3月6日。 [9]《散兵成群，沿街掠食》，《江声报》1935年4月4日。 [10]《公安局收容散兵达二百多名》，《江声报》1935年4月7日。 [11]《禁止游民乞丐来厦由（1937年2月3日）》，《厦门市政府公报》1937年第23期。 [12]《鹭江道上花絮》，《星光日报》1947年5月5日。 [13]《市面游乞众多》，《江声报》1949年3月15日。 [14]《游乞教养所拟收容200名》，《江声报》1949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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