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爷爷是清末的举人，由于善广交人缘，后到民国,便也某得一县的类似参事员之类的要职，在当时也是腰间别枪、穿街骑马而过的人物。公公的父亲是他爷爷的独子，他爷爷对这个独子自然是下了不少功夫培养，学的是中医学，靠着祖上积累下来的资本与人脉，年纪轻轻就开着医馆坐诊，县城里还经营着布匹粮油生意。这样的家庭对当时的社会来说也算是有钱的人家吧。公公的母亲，是他爹唯一的一个老婆，是个裹着小脚的千金小姐。以前的人讲究门当户对，公公的外祖父家在当地也算是家境殷实的大户。公公有三个舅舅，一个小姨。他的二舅还是一个顶尖的科技人才，参加过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举办的全国首属高等文官考试初试及复试考试，成绩均列教育行政人员考试全国榜首，二舅当时就读的大学是民国时期的南开大学。公公的母亲生了他七兄弟，但在后面那非常时期，七兄弟后来只剩公公他这一个长子。公公的性格也许是因了他母亲的影响，谦谦君子，话语轻柔，却唯独少了父辈那种大男子主义的英雄气概。1938年，公公的爷爷迫于连年政务上的压力，加之也上了岁数，身体慢慢走向下坡路，于1940年因病去世。后来由公公的爹独自挑起家中大梁，由于连年战争，社会动荡不安，国名党政府节节败退，公公家县城里的布匹粮油店开始一一被关门停业，家道慢慢中落。1950年2月17日光泽解放，全县开展土地改革，“土改”稍微读过历史的人就知道，“土改”就是消灭地主阶级，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结束封建土地改革，当时公公家被划分为地主，自然被在“消灭”范围之内。土改，在历史书中写的云淡风轻，而现实中，公公一家却经历着充满血雨腥风的岁月，由于公公他的父亲未及时上缴田产，被队里五花大绑拉上街游行，家中也遭受到彻底的搜刮。那时候穷人里也有鱼龙混杂，一些无赖，竟是最会作整一些人的方法，他们总是怀疑公公的爹还有好东西藏着没交公，便用辣椒末加酸醋往他爹鼻子里灌等各种手段逼迫，那时民间专用的各种刑法我这里就不一一明举了。公公的爹在那非常的岁月里受尽折磨，最终没有捱住，撇下他的妻子与七个孩子撒手而去。
当时最小的一个才两三岁，因受不住“牛头马面”的恐吓，一场感冒发烧就生生地把一个孩子的生命夺走，公公原本还在读师范大学，后也因迫于当时社会的压力，大学没读完便被迫辍学。当他从学校回到家中，父子俩已是天人永隔，家中只剩他娘带着五个年幼的弟弟，他们被从大堂里赶出来，搬到临时搭起来的茅草屋里生活。“土改”结束，在后面的那几年漫长的苦日子里，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合作社、大跃进、“文革”，应接不暇，土地分了又收，收了又分，一会儿按工分吃大锅饭，一会儿全民齐挨饿，除了公公，后面六个小的最终都没逃过饥寒病痛的苦难折磨一一没了。而他们的母亲也没有熬过“文革”那67年的困苦时期；由于饥寒交迫，那年的春季，公公的母亲、一个小脚女人，度着慢极了的步子，一步一步艰难的爬到后山采竹笋，她是想着用竹笋就着刚长出嫩芽的“米珠”拿来一起熬粥，填饱那已经好几天没吃一顿饭的空腹，可是她老人家哪里知道，竹笋与野生“米珠”搭配饮食，会导致消化不良腹胀而亡，多么悲苦的岁月，曾经的深闺小姐却被岁月侵蚀成那般模样，死得凄惶可怜。
由于有地主阶级成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他们的生活远远比普通人更艰难许多。母亲走后，这个家就剩公公一个人，而他外祖父家由于也被划分为“地主”，家中同样遭受到清洗，他的外祖父，祖母因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而双双跳河而亡。公公能独自坚强一个人撑过那些孤苦的日子，幸亏有那些比他大比他懂世事的表兄表姐们的帮扶，外祖父家虽经历“土改”的那些磨难，所幸的是外祖父这边的家族人丁兴旺，还有兄弟姐妹能相互抱团取暖。公公的两个舅舅在解放后，先后带着他们各自的家人移民去了美国，只有大舅留在了老家，而那唯一的一个小姨在解放前被远嫁到上饶。当父母、兄弟相续离开公公的那些日子，公公对生活几乎接近绝望，对未来也充满恐惧。
记得有一次，公公的一个表姐偷偷资助给他几个银元，因住的地方是生产队里安排的暂时落脚处，屋子里简陋，狭窄，银元没地方放，公公便把银元放在睡觉的枕头底下。公公为人又老实忠厚，在那样非同的岁月对外人也没起过提防之心，过了些天，再需要用钱时，才发觉放在枕头底下的银元早已不知何时被人偷了。那日已经有二十四五岁的公公，是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嚎啕大哭，哭自己的命，哭人世的险恶，更是哭枉费了他表姐的一份良苦用心，那以后公公才知道人间也有伪善！由于有地主成分，公公年近30岁还没成家。直到我婆婆的到来，才开启了我公公后半辈有儿有女的生活。婆婆是跟她叔叔从湖南老家逃荒来到我们这儿，当时婆婆还没满14岁，因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无家可归，不得以才赖着跟她叔叔逃荒至此，只为了有一口饭吃，由于叔叔自己就好几个小孩，再加上婆婆一个，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叔叔根本无力养活她们。
后来婆婆的叔叔遇上我家公公，便把婆婆卖给了我公公做妻子。我家公公对这个比自己小有20来岁的老婆那是无尽的宠爱。1970年至1976年，婆婆接连生下大伯、姑姐、还有我家先生三个孩子，孩子的到来，日子虽然清苦，却也慢慢的有了盼头，虽然公公依然是做为地主的余孽，始终被监视打击着，但公公在那三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公公终于摘掉黑五类帽子，不在是人下人，那时生活渐渐好起来。听先生跟我说，那一日公公是双眼流着泪，对着他的三个孩子说：“我们能有今日的出头日，这要感谢政府，感谢党、感谢邓小平，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平反的日子都不知何时是头啊！”1982全县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当年公公他爹的田地有一部分又兜兜转转分到他手中。那年清明，公公在他爹的墓碑前，摆上一些果盘与酒水，立在父亲的墓前说着许多话，天下着雨，他带着斗笠穿着蓑衣立在雨中许久，那身影在静怡的山中尽显凄凉。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孩子也一天一天大了，公公的手头上开始有了积蓄，想着置办个新房，便把队里的一个闲置的仓库买下来，里外做了一些翻新，那一年他们住上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新房子。房子上下两层，三个孩子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再也不用一家人挤在茅棚里了。摘掉地主帽子，没有身份的束缚，公公又开始搬起他喜爱的书本，拿起毛笔，过起当家作主的主人公生活。转眼到了90年代，公公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大儿子与闺女相续成家生子，老人家便有闲情拿起他的书本与毛笔，偶尔也帮人看看生存八字，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也喜欢找公公帮忙管库，写一些有关红白喜事需要用的对联。闲假时间公公也会找同龄的老人一起下下象棋，生活好了，他的书呆性情又开始显山露水，有时对笔墨书棋太过于沉迷，疏于帮婆婆一起理家务，我那不识字的婆婆便也经常发起唠叨、与公公争吵。婆婆是个苦孩子出身，没有上过学堂，斗大一个字不识，所以她是无法理解公公对书本的那种特殊感情.公公为人谦卑有礼，脾气温和，跟婆婆相伴几十年，一直都是他迁就着婆婆的牛脾气，不与她争不与她吵，那些苦痛的岁月，早已把公公的心磨得没了棱角。2002年，婆婆心脏病复发，老人家享年55岁，当家人发现时，婆婆已经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走得那样匆忙。那一日公公是刚去了后山检查自家林子里的竹笋，婆婆一个人在家中洗衣服的当儿，倒在了自家的院子里。争吵了一辈子的患难夫妻，离别时却是没相互留一句话。公公在婆婆去世以后，日渐苍老了许多，他不再去摸他喜爱的书本与毛笔，身体一日不比一日，在婆婆走后的两年，公公也离开了他的儿女们。公公的这一生，经历了两个不同时代，他明白人都是平凡的，因看透而明白，所以这一生他过成了一个真正平凡的人。如今老家的旧屋，里面的一砖一土，一草一木，还有公公曾经用过的书与笔，都定格在公公在世的模样，我家先生说，让它保留着过去的影子，因为那是他们的根，那里有他们父辈留下来的灵魂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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