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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父母的家，光是听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正因为这几个字触及了潜意识里的一个真相。 ——莉迪亚·弗莱姆 张爱玲去世后，各方反应的热烈程度，真是大出我意料之外！心想管理她的遗物，责任可不轻，面前摆着的这些信件手稿和衣物，不小心给什么人拿去，又会大做文章，这样我的罪过，可洗也洗不清了。我特别谨慎，按照遗嘱，把所有东西，全部寄给宋淇夫妇，不得有所遗漏。 ——林式同 上面这两段话算作本文的题记或开头的话吧。确确实实，莉迪亚·弗莱姆和林式同教我如何思考和如何处理人生里“仅此一次”的事情，尽管本文的事情根本没资格跟人家两位相提并论。 去年读到一本极其特殊的书《我如何清空父母的家》，作者是一位比利时人，莉迪亚·弗莱姆。一百页的小书，貌不惊人，却饱含诸如“走过丧亲之痛”“母系遗产”“清空作用”“在死亡的阶梯上”“孤苦伶仃之物”“太少和太多”这样哲理的思考和与之相配的上等的文字（没有哭天抢地般的情绪奔涌）。 我不知道书里的这些话，到了我们作者笔下会写成什么样，——“当我们的祖父母和父母都相继去世后，我们的背后就再也没有靠山了，我们会觉得后面凉飕飕的，因为少掉了两层屏障。”——“曾经看着我们诞生的人，会在我们的眼前死亡；我们的孕育者，最后将由我们来埋葬。”——“我反对遗产制度，赞成赠与的方式。每个人都应该立遗嘱：哪些东西要给人，要给谁，白纸黑字讲清楚。”——“我心里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他们屋里的东西，我该怎么处理？我真的有选择的自由吗？法律把一个仍属于他们的世界，完全地交给了我。” 这本书的深刻在于作者的父母有过“战争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惨痛经历，这使我在模仿人家的书名时万分地自惭形秽，虽然“清空岳父母的家”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岳父母曾经有过“战争与因打仗而儿女夭折”的惨痛经历，这种经历确实又给了我足够的底气。 岳父母是山西平遥人，土生土长，而且是邻居，窑洞挨着窑洞。岳父1925年生人，岳母1926年生人。岳父2013年11月19日病故，岳母2020年5月20日病故。现合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应手续都是我操办的，骨灰存放证也在我手里。合葬时我选了岳父母1947年的一张合影，不是常见的那种夫妻合影，而是一张小桌两人分坐两边各捧一本书作读书状。每次去八宝山公墓，我喜欢留意不相干墓主的生卒年（岁数奇大和岁数奇小都引起我慨叹人生之无常）。在我的十几次游走于墓碑中，没有见到过和岳父母合照相似的老革命合照。 岳父母养育一男三女，老大是男孩，我娶的是二闺女。四个孩子均相貌出众，男孩浓眉大眼，一表人才，17岁入伍（海军），后来任驻某国大使参赞。三个女孩如张爱玲《琉璃瓦》所云，“果然，姚先生大大小小七个女儿。一个比一个美。说也奇怪，社会上流行着古典型的美，姚太太生下的小姐便是鹅蛋脸。鹅蛋脸过了时，俏丽的瓜子脸取而代之，姚太太新添的孩子便是瓜子脸。西方人对于大眼睛，长睫毛的崇拜传入中土，姚太太便用忠实流利的译笔照样给翻制了一下，毫不走样”。 岳母聊天时曾说过，解放战争时她生过一个男孩，特漂亮，敌人追得紧带着孩子工作不方便，就托付给老乡家了，太平后再去找，孩子已死了。岳母说的时候一点儿也没伤心的情绪，我问她，她干脆地说那时候革命顾不了那么多。就在我这些日子搜集材料准备此文之际，和小姨子闲聊，她告诉我一个惊人的事情。 她说她妈最早一个孩子是女孩，那个夭折的男孩是老二。那时候是抗日战争，日本鬼子扫荡，她妈背着女孩（也就1岁吧）逃跑，跑啊跑，等到鬼子没影了，再看孩子，死了。怎么死的，跑着跑着给背着的孩子脖子拧（勒）断了。 她跟我讲她妈最恨日本，曾对她们说你们哪个国家都可以去（旅游）就是不能去日本。还说她妈夭折了两个小孩后不敢跟她爸住在一起了，直到解放后两年（1951年）才敢生孩子（老大其实排行老三呀）。以前我只听岳母讲过前面还有过两个孩子，不知道第一个小孩死得这么惨。如今回想起过去听岳父母讲述陈年往事，总感觉二老有些碎嘴唠叨，做女婿的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现在才明白二老的记忆深处有着沉重的苦难和切肤之痛，所谓“代沟”，这就是。让我现在跟女儿诉说下乡插队如何忍饥受累如何思想苦闷，我才不去说呢，她连《芳华》都看不懂，年代近一点的《老炮儿》还是看不懂。每一代有每一代的沟。 岳父母家清理过两回，第一回是岳父去世之后，谈不上清空，只是岳父的衣物和书籍由我来清理。衣物清理得很彻底，一件不留，很大的一堆上百件，我把小区保洁员叫来帮忙扔了。旧衣服真不如旧书报纸还能卖废品换几个钱，旧衣服里实际上有只上身一两回的新衣服，如呢子大衣我就没见岳父穿过（在老照片里见过）。所有要扔的衣服都仔细翻兜掏口袋，果然翻出一张十元大钞来。岳父除了买点书没有别的嗜好，山西人历来以节俭闻名。岳父买书只花几块十几块的小钱，又不讲究版本，除了十几本含有纪念意义的书，其余被我“清理一空”，好像总共卖废品给了一百多块钱吧。 林式同清理张爱玲遗物时讲到过，“还有在坊间可以买到的，而且从图书馆也借得到的报纸、定期杂志，和通俗侦探小说等等，如果上面没有张爱玲的笔迹，我也没有留下来”（《有缘识得张爱玲》）。考虑到当时的情势，作为张爱玲遗嘱执行人的林式同，做法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如果时间再充裕一些，现在想想，那可是张爱玲读过和触摸过的书报杂志呀，处理了未免可惜。换成戴文采知道了，“我在她（张爱玲）回房之后，半个身子吊挂在蓝漆黑盖大垃圾桶上，用一长枝菩提枝子把张爱玲的全部纸袋子勾了出来，坐在垃圾桶边忘我的读着翻找着”（《华丽缘——我的邻居张爱玲》），必定守在门外如获至宝地照单全收。 莉迪亚·弗莱姆与林式同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取舍，“泛黄的观光指南、不流行的杂志、废弃的电话号码簿……我轻轻松松地将那些落入我掌心的东西，全塞进一个大垃圾袋里”。 忽然想到了自己的“身后事”，那些我奉为至宝的杂志、报纸，女儿一边扔一边还抱怨，老爸怎么攒了这么多破烂玩意儿。 岳母去年病故，这座岳父母一家（人口最多时9口人，岳父的岳父母也住这）居住了65年的老房子这回真的到了清空时刻。岳母的后事是我办的，赶上了疫情诸多不便，各种手续办完之后因为是合葬，岳母骨灰有一个多月无处存放只好放我家了。我这个人一无是处，独有一个优点，不信神不信鬼不封建不迷信。骨灰盒放我床边，装在一个提包里，一次噩梦也没做过。有什么可怕的可忌讳的呢，我家西边不远是大太监李莲英的墓，东边一箭之遥是慈寿寺，明代太监死后都埋那。我不是一直活得好好的吗？还在“明清两坟”包夹之下写出了三十几本书。岳父母合葬的前一天，我整理岳母的骨灰盒，拿出几块骨灰放在一个空茶叶盒里。我原先单位的一个女同事把丈夫的骨灰盒一直放在家里，想念的时候就打开盒子对着亡夫说几句话。女同事的丈夫和我也是一单位的，还是特要好的朋友，他们俩搞对象的时候我还单着呢。 岳父母家所在小区为著名建筑设计师张开济（1912—2006）设计。当年很新潮的小区楼布局，如今已落伍和衰败，却因为是“历史悠久的著名建筑”而被“保护”起来了。岳父母的家现在来说是“两室一厅”，以前说起来就是三间。房子三米三的挑高，明厨明卫，完胜胡同里的低矮平房。我妻聊天时回忆，她单位领导家访后对她说：“你们家房子那么大，你们家的钱都花不完吧！”想想过去，这位领导说的话多朴实又多可笑。想想现在，我清理的两室一厅和莉迪亚·弗莱姆父母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独栋楼房，简直是蚂蚁对大象。 我们的房子进了门即一览无余，有个小后院也属于私搭乱建，由于是一层，前面也围上了聊胜于无的栅栏。近年来因为私家车多了起来，停车位成了大问题，楼上及左右近邻觊觎岳父母家前后院，谋算个停车之处。岳父母不便出面拒绝老街坊，恶人当然由我义不容辞地来做。击败邻居图谋之日，岳父已病危在医院，未及亲见被安然无恙保护下来的前后院。当初岳父母原本住三楼，因姥姥姥爷上下楼不方便调换到一楼。那年月民风尚淳朴，邻里尚和睦，哪里会想到几十年后要由女婿来解决“既要保住前后院，又不能跟邻居撕破脸吵架”（岳父指令）。 一览无余的三间房，清理起来一点难度也没有，家具和日用品尤其容易决定保留还是扔弃，清理的原则和方法待会儿慢慢说。先来说说张爱玲的房子和莉迪亚·弗莱姆父母的房子。 张爱玲在天津和上海住过的房子，均奇迹般地保留下来了，成为张迷打卡之地。张爱玲在美国的后半生尤其是赖雅去世之后的三十来年，居无定所，不买房，在哪个城市都是租房。写一句难听却是事实的话——“张爱玲死于出租房”！林式同说：“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中午十二点多，我回家正想再看当天还没看完的报纸，十二点三十分，张爱玲的公寓经理，租房时见过的那位伊朗房东的女儿，突然打电话来说：'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林式同说：“在清理张爱玲的房间之前，我曾顾虑到那是女士的寝室，有些东西清理起来可能不太方便，于是我请了在台湾教过的女学生朱谜来帮忙，她在图书馆做事，心很细，一定会胜任的。”从林式同接下来的描述里，我判断张爱玲租的只是一间房（含必不可少的厨房和浴室），也许是两间，林式同还说，“贮衣室是东西摆得最多的地方，……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就是她从来不用箱子，什么都是临时现货，一搬家能丢的就丢了”。洋人洋房讲究“起居室”“贮衣室”，咱比不了。岳父母家有个半平方米的壁橱（贮衣柜）在卧室里，占了卫生间半平方米，卫生间用起来非常逼仄，就这么凑合了一辈子。国人现在明白过来了，重视卫生间和厨房的装修，装修时家家都先拆了大而无当的壁橱。 林式同用两天时间清空了张爱玲最后的租屋，“幸亏朱谜来帮忙，而且带了她的父亲来照相，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把房间打扫一净，在九月十八日交还房东”。林式同是警察和殡仪馆之外唯一见过张爱玲遗体的人，而除了林式同之外，警察、殡仪馆和房东未对张爱玲之死公开发表过一言一语。警察照常出警，殡仪馆照常营业，房东照常出租房。我好奇，房东会对新房客透露点什么，房东不会那么傻吧。林式同清空房子之后将张爱玲遗物转寄给远在香港的宋淇夫妇。 张爱玲选中非亲非故的林式同为遗嘱执行人，真是料事（后事）如神，张爱玲看人真准。 莉迪亚·弗莱姆父母就这么一个女儿，因此不存在什么像咱这里的房产之争。《我如何清空父母的家》讲了所有父母遗物的处理方法，就是没有讲房子如何处置，清空了是卖掉还是出租，不会是作者自己去住吧。 书里有十几处写到房子，第26页：“一间屋子从地下室一直到阁楼，能装进多少东西？”先不说“一间屋子”的表述跟咱这的“一间屋子”的意思好像对不上茬口。这栋房子的结构应该是标配的洋房：地下室、一楼、二楼、阁楼。有没有三楼，不得而知。第31页：“一次处理掉一个房间？哪一间？有哪个房间比较不会让人想起往事吗？”“从厨房，客厅还是饭厅开始收拾？”第39页：“在地窖里，我发现那无辜得像新生儿般藏在最后的，是我出生时用的奶瓶！”第67页：“衣柜、衣橱、更衣间，无一处不是满溢出来的衣物。”第88页：“形形色色的时代，就在阁楼深处和家中地窖里杂处着。” 人家的房子是立体的，有故事有历史。我从小就憧憬楼房，院子的东南方向有一座三层的红砖楼，二楼两扇窗户是我童年的梦想。从小就憧憬阁楼，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里李侠深更半夜蹑手蹑脚爬上阁楼发电报，后来我知道那是上海的亭子间。看过许多外国电影，经常有在房子里枪战打斗的场面，最近看的一部是《猛虎之家》，整个打斗剧情都是在一栋三层楼私宅里闪展腾挪完成，好看极了。人家那种房子里哪哪都能藏个人，而且并非特意设计的暗道机关。抄一段去年的日记：“夜里在手机上看电影《长夜危机》，乡村医生一家与受伤劫匪斗智斗勇的故事。特别喜欢这种大房子大院子里的搏斗，在我们这里连身都转不开的两居室怎么搏斗，束手就擒罢了。” 岳母离世之后，这个房子才算到了最后彻底清理的时候。我这个人干什么都不大灵光，唯独对“清理”颇具能力，这种能力可能来自我干过“库管”的经历。我挺适合干小时工的，多么脏乱的家多么杂乱无序的库房，我马上能判断出从哪里下手。我的经验是“先整齐，后整洁”。岳父母的衣物被褥全部倒贴钱请收废品的拉走，倒贴钱不是真给现金，他们看中哪些东西能卖钱，用这些东西抵。家具收废品的不收，也是用抵的方法请他们帮忙拉走，这种简单粗暴的清理谁都会吧。比较难以取舍的是那些崭新的甚至没有开封的日用品，还有岳母只睡了几天的护理床、一次没用过的轮椅、治疗仪等挺贵的东西。 我倒是没遇到莉迪亚·弗莱姆写的那种情况——“我不愿意用不具名或抛售的方式来清空父母的家，所以我一直没叫那些人来家里做清仓估价。我指的就是那些张牙舞爪的豺狼虎豹，人家才办完丧事，他们便见猎心喜地送来假惺惺的慰问，顺便建议你在最脆弱的时候对他们打开大门”。岳父母家太普通太渺小了，收废品收破烂的天天在小区转悠，谁家阔谁家穷他们门儿清。清空房子并非清空所有记忆，总要留下些“形而下”的东西。什么东西要保留我心里有数，至少我余生会保留它们。 一边清空杂物一边选择留下什么，也许每家每户都会这么做。照片和照相册要留下吧，来往通信要留下吧，日记本要留下吧，个人证件要留下吧，个人填写的履历表要留下吧，还有毕业证、成绩册、参军证、党员证、奖状什么的。这些东西并不多，两个纸箱就装下了。岳父对我说过：“小谢，我作的这些诗等我走后你给整理整理装订成册。”这件事我未照办，岳父草书写得挺好，可是诗写得太浅。 不管我自以为多么了解岳父母的过去，与二老聊过无数次闲天，都无法比读二老的日记及干部登记表来得更真切更深入。先从干部登记表说起吧，谁也不敢在填表时有所隐瞒吧。1949年10月1日岳父参加了开国大典，这个光荣经历以后被柴米油盐养家糊口诸多生活纷扰所吞噬。50岁时岳父即因病退休，此后四十来年一直与病相伴相斗，想想就不胜其烦。 岳父1963年（或更早）的一份“干部登记表”有如下内容。 家庭出身中农。 原有文化程度私塾八年，现有文化程度人大函授工业经济班毕业。 一九四二年十月在平遥，尹烈梁成介绍入党。 一九四二年一月在平遥参加工会工作。 土改前后家庭经济情况：我参加革命前只有我和父亲两人，父亲是煤窑工人，有山地十六亩，自己种，一九四一年父亲在煤窑上砸死，我出来参加了工作，故不好好种地而荒了，有的给了村里的人和岳父种。 亲属中只有个姑母，老农民，其他社会关系没有。 爱人郭某某共产党员，有小孩四个，三个在上小学，一个在家。 岳父郭某某，岳母马某某都是老农民，老家无人养活，现跟我在一起住，帮助看孩子做饭。 一九三九年参加儿童团，一九四一年参加青救会。 听岳父讲他3岁时就没了妈，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16岁父亲死于煤窑（我们那煤窑不大，一般是春冬下窑，秋夏耕地，即是半工半农情况）。去年有个表要我来填，办事员对我说你岳父的父母一栏为什么空着（后一句是你岳母的父母一栏就没空着）？我说岳父3岁就没了娘，他还不记事呢。办事员又问那你岳父的父亲为什么也空着？我说那个时代的农村哪里有什么健全的人事档案，何况又赶上战争年代又是煤矿砸死的，非要填的话只有两行，姓王，死于煤窑事故。岳父在“生平简介”里写道：“我出身贫苦，祖父是铁匠，连个名字也没有，故人称王铁匠。”“我无兄无弟，又无姊妹，全家只我一个独苗。没有母爱，又无父抚，举目无亲，孤单一人。”“父亲死得很突然，当天早晨还一块吃饭，中午即永远不能相见了，因此使我异常悲痛。”老人家怎么会想到80年后因为一张例行公事的表格，人家询问起来我无从回答。 生平简介后，岳父赋诗一首：“回首一生浑似梦，欲究古今雪盈头。如烟往事俱忘却，没为名利老不平！后事应以简为本，行止无愧见马恩。春秋褒贬由众论，踵事增华望后人。” 登记表上有一段话很能说明岳父“认认真真工作，清清白白做人”的人生信条——“据闻档案里有份对我的劝告处分，一九五四年在工地我买的破材料做了两副床板一个小柜，当时找我作检查还可以，不知怎么还来个处分又根本未经本人，若真有此情况，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对应予撤销”。1954年，岳父已经是华北建工处党支部书记，树大招风，花钱买木材做两副床板也算犯了纪律，可见当年小小不言的地方都要注意。可惜这种好玩的历史细节当时都未及与岳父聊聊，聊的尽是粗线条的正史。 再来说说岳母的干部登记表。岳母与岳父是一村的而且窑挨着窑，用现在的话来说“青梅竹马”。参加革命的时间和入党时间也是同一时期，均为1942年和1943年。岳母在登记表里填有：“家有人四口，父亲，母亲，我和妹妹。有土地十二亩，窑两间半，驴子一头，羊五个，从来是依靠父亲种地和母亲纺棉织布维持生活。”岳母闲聊天讲她是小交通，把情报或上级命令搓成小纸条藏在小辫里，敌人不大注意小孩。还讲敌人追来的时候尽量往山上跑，不要钻地洞地窖什么的，熏死无数。前几年跟岳母聊天时，当着她的面给小保姆发工钱，岳母说数钱应该这么数，还说她年轻时在北京银行比赛点钞得了第一名。当时岳母说的话多一半我都当老糊涂来听，及至看了干部登记表这条“1951年5月至1953年5月在北京市人民银行做出纳工作”，才知道老人家的话句句是实话。 岳母说过不止一遍她年轻时能跑能走路能吃苦，哪像你们动辄打车啊喊累啊走不动呀，我一九五几年从宣武门走到动物园，只花了几分钱喝水云云。当时我对岳母的这番话将信将疑，您上宣武门干吗去了？这阵子不是整理岳父母的纸片么，忽然掉出了两张出生证，一张是长子的，一张是长女的。我如获至宝，拿给妻子看，这是你哥你姐的出生证！俺家这位面无表情，只蹦出一个字，噢。我心说，如果由你来清理的话，这些纸片必当弃之如敝屣。 长子出生证书就巴掌那么大，正面“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出生证书”，背面写有出生者名字，出生时间精确到“八时零分”，父母名姓、籍贯及现住址“八区七段大井胡同八号”；长女出生证书纸质明显好多了，大小差不多却是折页的，首页多了“生命统计第四号原始记录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制定”“宣武局第4032号”两行字。第2页有婴儿名字出生年月日（没有精确时间），生于“妇幼保健院”，接生者“孟秀菊”，婴父婴母姓名年龄籍贯。第3页现住址“宣武局王虚观6号”，公章。第4页，做父母的责任：1.婴儿出生后就应该给他种痘以防天花。2.婴儿两个月内就给他注射卡介苗以防痨病。3.婴儿一年内就给他注射白喉、百日咳，或三联（白、百、破）防疫针以防白喉、百日咳和破伤风。4.应该常常带儿童到卫生机关检查身体并接受卫生指导。 出生证里有两条胡同“大井胡同”“王虚观”，我查了手边1950年北京市公安局制定的胡同街巷名称册，这两条胡同均位于宣武门外大街西侧，而且离得不远，也就是说岳父母来北京工作之初居住于此，先住大井胡同后搬到王虚观胡同。两张出生证证明岳母“从宣武门走路到动物园”所言不虚。可惜的是未及与岳父母聊聊住胡同感觉。从山西窑洞到北京胡同再住到北京第一批“高档”住宅楼，可谓步步高升。 顺便说一个有趣的故事，收藏家马未都在新书《背影》里写道：“我一直对我的出生十分好奇，……聊天中说我的出生病历可能还在，……很快有了消息，我出生的病历完整，为我接生的是叶惠方大夫，301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已退休多年，长寿健在，……于是我暗自策划，等到我六十岁生日那天，只做一件事，专程去看望叶惠方大夫，感谢她为我接生。这事想想就兴奋，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缘的。”马未都的这个故事要不要讲给我大姨子听听，讲也来不及了，大姨子不是马未都，孟秀菊不是叶惠方。 干部登记表之后最要紧的是岳父母的日记本和记事本，没有年头太早的，多为80年代往后的。80年代去今不远，二老所记之事如在目前。岳母日记很少，零零散散不足100天，记事本有两三本也没有写满过。记得很连续很详细的是患胆结石的全过程，前后有20年直到做了手术才算完。做手术那天我们都去了，不是开膛破肚的开刀而是微创手术，只住了两天医院。给岳母请护工一天50块，岳母舍不得花钱称自己能行不用请人，我们只好哄她称工钱已付了人也带来了。 这个记事本巴掌大，封面有三行字：第一行学习党文件 81,4,27写；第二行记事本91年记；第三行记有关工资增加次数，病情。前面二十来页记所谓学习其实就是抄报纸（《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二十几页之后从1992年9月24日“一件得病事”开始，“第一次92年6月份心口大疼一次，是下午1时半至4时”。接下来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吃的药是硝酸甘油，这一年岳母66岁。记到1996年6月7日是第22次“罪病”（可能是山西方言也可能是岳母写的别字）；6月23日“今天到烟台玩，是从离休下来第一次旅游，还叫写了保证书家人签字才行。……一路顺利未闹病，这保证书写对了”；“6月26日晚老头子给我写了一首词如下，贺香旅游归来：此行开眼更开心，坐机乘轮观海景。生活舒适安排紧，遗憾未到青岛游”。岳母一直照看孙儿难得出北京远游，岳父多病，北京的公园不管远近都去不成，真是挺不容易的。如今二老故去，音容宛在，走笔至此，不禁怆然泪下。 工资是从1992年4月记起，月工资156元加上杂七杂八共到手216元2角（前面还有孤零零一笔1988年12月的，领到手173元5角）。岳母记工资不是每月都记，只有涨工资的月份才记。1992年9月领到手299元1角（内基本工资增加10%）。岳母管家里财政大权，岳父的工资归她管（岳父的工资关系在山西，每月由岳母去山西单位北京代办处去领。后来岳母不良于行，我去领了几年，代办处甚简陋，破平房破院子，屋里黑黢黢还放有水缸呢），故记事本有岳父的工资：1992年255元7角、1993年291元7角、1994年391元7角。岳父在20世纪60年代“干部下放”到山西太原，后来有名额回北京，岳父发扬风格让给别人。高风亮节却后患无穷，不但山西的工资待遇福利没法与北京比，最最麻烦的是医药费报销的手续和程序，自己先垫付后报销，报销钱回来至少半年，因此岳父的工资全部用在医药费周转上了。形成显明对比的是岳母的晚年，单位离家就隔一条马路，待遇好，看病上医院可以打车，报销药费更是二话不说。说实话晚年谁都免不了生重病住医院，这个时候强有力的单位和近距离的医院加上众多的子女（含女婿）太要紧了，对此我有深切之体会。 岳父在家空闲时间比岳母多得多，练练书法呀这是看得见的，日记则是岳父去世之后方能得见。岳父日记，年与年之间、月与月之间、日与日之间断断续续，少有连贯，这和岳父身体状况的时好时坏时轻时重倒是对得上节奏。岳父日记多为三言两语，或记事或记账或记医生医院电话。如1987年3月6日“晓青出国德国”。4月24日“上午到假肢厂换义眼，15元。地址：朝外东大桥白家庄路六号。电话：58.2126”。5月3日“到商场买单人海绵垫一块，25元”。6月6日“买一条多用拐杖，30.4元”。7月9日“6月底给太原去信，退回，故9日又去一信！思绪万千遂写七绝一首（岳父草书难认，只认出后两句：报点药费难上难，诸事多忍勿深想。）”。7月20日又说起报销药费难：“今天中到大雨，为点药费报销冒雨到西直门，结果不收单据……绕个大圈子办了事也好而事还没办成，唉，是拿老百姓……下午挂号到邮局寄出！单据30张，药费474.16元。”9月6日提到我了，“小谢买来地板革铺内室”。9月9日好事接踵，“香说九月份工资转老干处，也就说明她正式离休了。益香离休有感：精勤革命四十五，东拼西凑一百五。离休回家更辛苦，忙忙碌碌了终生。兰兰七日找到一个全托幼儿园而香山慈幼园又同意让去，让明天去报到”。 岳父最后一本日记从2006年4月11日到2011年2月15日，看似二千来天，实际也就记了一百多天，半本都没记完，一半的空页。2011年2月15日的日记仅一行，“急诊住心血管内科”。这是岳父最后的日记。日记本的后面是那几年雇阿姨的登记，每换一个阿姨岳父就让她自己在本子上写姓名和老家住址，岳父则写上来家的日期，如“6月20日上午来”“2012年8月24日来”“10,16上午来”。其实几乎所有阿姨都是我从正规家政公司面试之后雇来的，可是岳父母老脑筋还是要亲自面试登记一番才放心。十多年来我雇阿姨雇出经验来了，阿姨到家先做一顿擀面条试试对不对二老的胃口。要说做饭好脾气好人品好讲究干净卫生的阿姨，那得数去年给岳母送终的小祁阿姨，我甚至跟她开玩笑，我以后老了病了也雇你吧，可惜那时候你也超龄了。 岳父母家大大小小十几本相册如今全在我这珍藏着，还有不计其数的底片（现在极少用底片来洗照片了）。有些照片保留着岳父母房子最初的样子，那个年代的衣裳，那个年代的家具，那个年代的一家人，那个年代的标语。照片的年头越早越珍贵，有那么十来张吧，从岳父母的面貌推断是1946年至1947年前后拍照的。有明确时间的是那张“革大一部三支二组全体毕业留影1950,11,15”，清一色男生，有岳父没有岳母。有3张岳父母照片，照片上没有日期，背面有一行字“七千人大会”，可知是1962年，岳父母身着标准呢质干部服出席大会。 天安门及颐和园，香山、北海等公园的留影，哪个家庭都会拿出不少，我的几位中学同学却拿不出几张来，其原因来自父母的遭遇。岳父母全家人游公园的照片并不多，十几张吧，且多集中于50年代，几张岳母的父母带外孙外孙女于天安门的照片尤为宝贵。姥爷我没见过，老人一直和女儿女婿过，20世纪70年代初因担心北京不准土葬执意回老家等死。姥姥我见过，待我极好，现在想来也许是“爱屋及乌”吧，因为姥姥最疼爱二外孙女，冬天早上起床棉衣给在暖气上焐暖了，牙膏给挤在牙刷上，馒头给烤得四面焦黄串一根筷子上学路上吃。 还有一些是岳父母晚年和老战友老同事的照片，其中的往事我知道一点。如谁谁谁年轻时貌美如花追求者众，其中一位男士爱意尤切，奈何名花有主，不收心也得收心。几十年后名花丧夫，男士仍有意于她，名花亦有意，奈何男士老妻老而弥坚横亘难逾，好梦难圆。我最初见到名花时她五十出头，她常来岳父母家串门。前几年岳父住医院，有一天走廊里一位老者踽踽独行，忘了是谁告诉我那就是“男士”，我特地多看了几眼男士背影，心里冒出一种莫名的同情，因为我知道名花几年前去世了。世上一部分人不是含冤也不是含恨，而是带着难以诉说的情愫结束了一生。 清空了岳父母的房子，却清空不了共同生活40年的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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