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兴华、易多明 | 安维峻“陇上铁汉”的形象与晚清清流政治

摘要：安维峻是晚清时期一位忠君爱国、勤政爱民、廉洁奉公、不惧权贵、不畏强权、敢于直言劝谏的英雄式人物，他与清流群体成员不仅有着较为密切的私人交际联系，还在思想观念以及具体作为等方面保持着高度的相似性和一致性。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后，安维峻积极谏言，纠正和惩处了一些地方官员的不当行为，对地方实力派也起到了一定的警示和震慑作用；但是安维峻维护皇权，打击地方实力派的主观目的性太过强烈，有些奏疏内容显得牵强附会，闻风奏事的固有缺陷与耿介直言的谏言风格最终为自己招致了祸端。纵观安维峻的政治生涯，他有着清流的良知、血性和气节，向世人展现了“铁汉”儒者的形象。与此同时，安维峻也与其他大多数清流人士一样，有着思想狭隘、保守甚至迂腐的一面，他对外界新变化知之甚少，晚年言行逐渐逆时代潮流，盲目忠君、一味复古、反对维新变革，渐失昔日刚劲之气。安维峻是晚清清流群体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与许多清流人士在社会经历、贡献、局限性等方面存在大量相似之处，人们对安维峻的固化印象也体现了对清流群体的笼统认知。通过解析安维峻及其清流生涯，可以管窥晚清政局下的清流政治。

关键词：安维峻；铁汉；清流；晚清；《谏垣存稿》；甲午战争

作者：陶兴华，西北师范大学河西走廊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研究员（甘肃兰州 730070）；易多明，西北大学2022级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127）。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7期。

  目次

一、安维峻与后清流群体

二、安维峻的清流生涯

三、从安维峻“陇上铁汉”印象固化过程看晚清清流实际

安维峻（1854−1925），甘肃秦安人，字小陆，号晓峰，一号渭襟，晚年自号柏崖、槃阿道人、陇上逸叟。安维峻是晚清著名谏官，曾因多次大胆弹劾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以及撰写影射慈禧太后干政的《请诛李鸿章疏》而名扬天下，事见《清史稿·安维峻传》、任承允《内阁侍读原福建道监察御史翰林院编修安公晓峰墓志铭》和安世忠《先祖晓峰府君行状》等记载。安维峻天资聪颖，自幼勤学苦读，少年时期即已才华初现，深得地方官员和乡绅名流赏识。光绪元年（1875年），安维峻参加陕甘分闱后第一场恩科考试高中解元，深得左宗棠的赏识，左公声称：“如秦安安维峻者，真第一流人才也！”光绪六年（1880），安维峻考中进士，光绪九年（1883）授翰林院编修。面对晚清社会变局，安维峻立志重振王纲，他认为“惟有建言一途尚可自靖献耳”，同时也可增加收入以贴补家用。于是决定放弃众人眼中的大好前程，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光绪十三年（1887）御史选拔，遂由翰林官转为科道官。成功获选后不久，安维峻旧疾复发，不得不返乡休养，加之又逢母丧，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先大夫促令回京供职”，方才返京补任督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此后“忝厕谏垣一十四月”，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因上奏《请诛李鸿章疏》，文辞激怒慈禧太后而被流放塞外。安维峻担任御史期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所以《谏垣存稿》中的大部分奏疏涉及对甲午战争战况的分析和建议，内容主题比较分散，对晚清朝政的反映不多。但是在《谏垣存稿》中，约有25道奏疏完成于甲午战争爆发前数月，它们“篇篇皆具史鰌之直，字字都有椒山之胆”，直观反映了光绪朝政状况。根据所涉及的朝政事务内容，我们可以将这25道奏疏大体分为行政漏洞类、选才任官类、弹劾官员类和预警类四类，这四类奏疏切实直观地反映了安维峻作为晚清后清流时期重要成员所见的晚清朝政弊病，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安维峻的品行修养、思想认识、志向抱负和践行作为。

学界对于安维峻及其奏疏已经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但是，此前研究多突出了安维峻的忠介耿直及其社会影响，而对其局限与不足之处则较少论及。本文将从不同时期和不同侧面对比分析安维峻其人其事，希冀通过对安维峻的个案分析研究，探究晚清清流人物形象特点及其塑造历程，管窥清流群体与晚清政局的关系。

一、安维峻与后清流群体

晚清时期清议风潮主要发生在光绪年间，以甲申易枢事件为界，前后经历了两次活跃期，被学界分别称为“前清流”和“后清流”。前清流形成于光绪初年，因著名诤臣吴可读“尸谏”迫使清政府作出广开言路姿态而开始兴盛，前清流群体以李鸿藻为首，主要成员还包括张之洞、吴可读、张佩纶、宝廷、陈宝琛、黄体芳等人，甲申易枢后，多数成员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后清流主要活跃于光绪亲政后至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以翁同龢为首，主要成员还包括张謇、文廷式、丁立钧、沈曾植等人。学界多认为安维峻乃后清流群体之一员，他们在社会身份、科场经历、任职领域、思想主张、行为实践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性和一致性，也因此长期保持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一）个人经历的相似性生发自然联系

安维峻与后清流群体最为直接的联系，便是社会身份和经历上的联系。有学者做过统计，晚清清流成员中进士出身的比例极高，且大都是少年得志，较早就在科举道路上取得成功，前清流成员中进士年龄平均为26岁。前清流成员中，陈宝琛20岁中进士，张佩纶23岁中进士……后清流成员中，翁同龢26岁中状元，志锐27岁中进士……安维峻虽受战乱影响，但仍于27岁便中进士，在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方面与许多清流成员非常相似。

年少成名的清流成员在任职过程中，主要在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都察院等中央讲官和言官机构供职，比如文廷式任翰林院侍读学士，丁立钧任翰林院编修，志锐曾长期任詹事府詹事……安维峻在科考成功后得入馆选，担任过翰林院编修，40岁重返京师后又担任了督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在京师的任职经历均在讲官和言官系统。由此可见，安维峻在社会经历上与清流成员有着高度一致性，这使得他们有着共同的话语和认知。

安维峻与许多清流成员均有交际往来，且与部分人往来甚为密切，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后清流的核心人物翁同龢。清流成员多以同年、同乡之谊为纽带聚合为群，在建言过程中往往会互通声气，其中后清流年轻一辈成员大都认同翁同龢为座师。翁同龢是安维峻参加庚辰科考时的主考官之一，他们因之建立起了牢固的师生关系，安维峻经常受邀参加翁同龢的家宴聚会。安维峻的奏疏得到了翁同龢的密切关注，在翁同龢日记中被频繁提起，安维峻也时常请教翁同龢，希望老师“裁择”其建议。当安维峻奏疏言辞激怒太后，“诸臣亦力言宜加惩办”之时，朝堂上唯有翁同龢委婉保护道：“以为究系言官，且彼亦称市井之言不足信”。安维峻被流放后，翁同龢仍对其十分关心，当安维峻流放年限将至，光绪帝批示安维峻继续效力军台数年，翁同龢深知光绪帝此举意在保护安维峻，给安维峻解释道：“浅人以为上意从刻，不知尚从宽也。”

除了翁同龢以外，安维峻还与众多后清流成员关系紧密，他们大都与安维峻同属庚辰科进士。在安维峻的同年中，有黄绍箕、丁立钧、志锐、梁鼎芬、沈曾植等清流人物，许多与安维峻往来甚密，其中以志锐和安维峻关系最好，二人之间常有书信往来，且留下了不少互赠诗，安维峻被后世尊称为“陇上铁汉”，便得名于志锐在担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期间刻写后赠予安维峻的印章。

吴可读、李鸿藻、文廷式等人是清流重要成员，安维峻与他们也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吴可读是著名的前清流成员，他通过“尸谏”的方式开启了晚清清议时代潮流。安维峻曾经在兰山书院师从山长吴可读学习，不仅深受其思想影响，还以吴可读谏垣事业的继承者自居。李鸿藻是前清流时期的领袖人物，安维峻与他多次互通书信往来密切。文廷式是甲午战争期间后清流成员上书活动的实际组织者，他常常与安维峻私下商议一些重要奏稿。由此可见，安维峻与清流群体渊源匪浅。

（二）政治态度的一致性促成密切联系

安维峻在对待中枢势力、洋务派、地方实力派这三个晚清政治群体的政治态度，往往与后清流其他成员保持着高度一致性。

1. 中枢势力。

晚清时期，军机处作为核心中枢机构在领导中枢政治势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些军机处成员本身也属于清流群体之一员，清流群体与军机大臣同处政治中心，他们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清流群体的政治态度一方面与中枢势力中的清流领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又对中枢官员的违规行为积极检举，尤其防范中枢成员与疆吏勾结。

已如前述，安维峻与中枢势力的清流领袖翁同龢、李鸿藻往来密切，在一些政事处理上时常听取他们二人的意见。但对于其他中枢成员的违规行为，安维峻依然表现得刚正不阿，除了反复弹劾李鸿章之外，他还弹劾了许多其他中枢成员。内务大臣福锟因管理内监不严而遭到安维峻弹劾，礼部侍郎克们泰因资质平庸不堪大任遭到安维峻弹劾，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孙毓汶因收受疆吏贿赂遭到安维峻弹劾。因甲午战事不利，安维峻对除了清流领袖翁同龢、李鸿藻以外的许多中枢成员都进行了弹劾，这些人中既有庆亲王奕劻、礼亲王世铎等参与政事的皇亲贵族，也有军机大臣额勒和布、张之万、孙毓汶、徐用仪、钱应溥等人，还包括吏部侍郎汪鸣銮、礼部侍郎李文田、通政使司副使顾璜、翰林院侍讲学士陆宝忠等。他们都是中枢要员，安维峻弹劾他们的罪责除了应战不力之外，就是勾结前线疆臣。安维峻之所以敢于弹劾这些中枢权贵，一方面源于他忠介耿直的率真个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清流的群体支持。比如，文廷式与安维峻一起商议拟定奏疏，翁同龢密切关注其弹劾奏折，志锐则与其联合弹劾权贵……在对待中枢势力方面，安维峻与多数清流成员保持着高度一致的政治态度。

2. 洋务派。

洋务派是晚清时期颇为引人注目的政治群体，清流群体对他们有着褒贬不一的认识与评价。清流群体并不完全排斥洋务运动带来的新兴事物，对于洋务派的指责不同于守旧派的全盘否定，而是针对洋务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批判，比如抨击其实际效果不佳，过程当中出现种种腐化现象，斥责洋务派成员对外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等。二者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应该办洋务，而是强调如何办好洋务。在安维峻的奏疏中多次出现对铁甲舰、电报、照相术等新事物的认知，可见安维峻对这些洋务派倡导的事物并不排斥，他甚至还收藏有一些与外洋有关的书籍，比如李于锴就曾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向安维峻借阅《海国图志》，“欲查朝鲜事”。但是，对待洋务派中一些人，安维峻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安维峻认为李鸿章在推行洋务过程中结党营私，因此极力弹劾李鸿章。除此之外，他还弹劾张荫桓所办洋务“见轻于外洋，而见恶于中国”，认为张荫桓崇洋媚外有辱国威，而非真正推行洋务。安维峻也曾请求停止海军衙门报效之途，他认为“海军衙门报效，无益国用，徒长官邪”，“以官为市”的卖官鬻爵现象必然会助长贪腐风气盛行，但是他并不反对洋务派筹建海军的行为。安维峻对待洋务派的态度，与后清流群体其他成员大体一致。

3. 地方实力派。

晚清地方实力派凭借平定叛乱和中兴王朝之功，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结党营私而成尾大不掉之势，导致了晚清时期内轻外重之局面，其中尤以湘淮系为代表。清流群体长期任职言官和讲官系统，作为距离人君最近的士大夫，有着最为自觉的尊王意识，对于疆吏轻视朝廷的行为，他们会采取比人君更加激烈的敌视行为，而其最为有力的武器−清议，一直是地方督抚无比厌恶和惧怕的舆论工具，地位尊崇如曾国藩就有“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之语。同多数清流成员一样，安维峻对待地方实力派官员的态度一向严苛，无论是西北湘军集团成员杨昌浚、陶模，还是淮系的李鸿章、李瀚章、盛宣怀等，但凡有结党营私之事被他知晓，即使向他手书求情，他也绝不留情直言上奏。针对异常天象，他甚至将其出现主要原因归结为“今督、抚权重”。

但是，清流群体对于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并非是绝对的，只要地方大员对内顺从中央，对外主张强硬，这就与清流群体强化中央权威的诉求有了一致性，清流成员也就愿意去支持他们。作为地方实力派，湘系积极御外的态度相较淮系更显明确一些，清流人士对待他们的态度明显温和许多。安维峻与西北湘军集团的左宗棠、董福祥、龙锡庆等人交往密切，对他们多次表示了推崇赞许和倚重之意。安维峻早年颇受左宗棠赏识，初中解元时左宗棠作为会考座师便称赞他“年少能文，器宇沉静，将来可望成一伟人”。此后左宗棠更是对安维峻言传身教，“饮食教诲无所吝”，劝诫安维峻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耳”，做人当“行无愧事，读有用书”。或多或少受私心影响，安维峻对左宗棠推崇备至，在安维峻看来，左宗棠堪称地方官员的楷模。待到安维峻任职科道之时，左宗棠已然亡故近十年，但左氏在其奏疏中依旧作为正面形象反复出现。另外，左宗棠对待沙俄态度强硬，积极收复新疆，早就得到过清流人士的赞扬。作为清流重要成员的安维峻结合私人感情，自然而然就对左宗棠推崇备至了。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安维峻曾经极力向军机处保举谭钟麟、董福祥、龙锡庆等人率军打击日本，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曾为左宗棠西北湘军集团的老部下，“最为左文襄所器重”，乃“久历行阵、身经百战者”，因之也就能够积极对外御敌。

安维峻打击结党营私危害君权者，支持勤政忠君维护君权者，是其对待不同政治势力的基本原则，这与多数清流成员的政治态度存在高度一致性。

（三）思想主张的相似性增进深层联系

除了职场经历的相似性和对待政治团体的态度一致性之外，安维峻和多数清流成员在更深层次的思想主张方面，也存在高度相似性。这种思想主张的相似性集中体现在治国理政、外交态度、教育整顿、价值观、变法观等方面。

在治国理政方面，晚清清流群体治理思想主要体现在重民生、重祖宗之法、重纲常礼教、重灾异警示、重吏治等方面。

后清流的多数成员在价值判断上深受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熏陶和影响，致使民生问题成为他们为官期间极为重视之事。与大多数后清流成员一样，安维峻十分关注民生之事。崇明县俗吏金竹庵与地方官沆瀣一气，滋扰百姓，安维峻为此疾呼道：“该门丁一日不办，崇明之民一日不得安枕。”陕甘督臣杨昌浚奏请为已故甘肃提督周达武建立专祠，安维峻上书极力反对，主要原因就是周达武为官期间未经调查核实便派兵枉杀无辜良民四百余人，造成河西高台县的民生疾苦。可以说，晚清清流“民心至重”的基调贯穿于安维峻许多奏疏当中。安维峻尤喜以祖宗之先例规劝光绪帝，天降异象之时便“恭读世宗宪皇帝圣训”，希望皇帝“以世宗之心为心，即以世宗之政为政”。面对中官日益猖獗的状况，安维峻又搬出顺治帝敕谕的“严禁中官铁牌”。当馆选过滥之时，安维峻便质疑这种情况“何不闻有于祖宗之朝？”晚清清流常常援引灾异来立论规劝皇帝，貌似荒诞实际却十分有效，因为灾异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充当着合理的政治监督工具，晚清清流们也正是借助灾异的警示作用，使得自己的奏疏风格凌厉无比。在《请因变修省疏》中，安维峻借助月食异象频繁出现，大胆指出了当时出现的督抚权重、民间疾苦、会匪猖獗、军备废弛、保举泛滥等一系列朝政乱象问题，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清政府所面临的内部危机。在安维峻的众多奏疏中，吏治通常都是一个核心话题。在安维峻看来，用人问题乃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他强烈呼吁皇帝“于用人之际，慎宜加慎”。

综上可知，安维峻的治国理政思想与清流群体有着显而易见的一致性。

在外交态度方面，清流们一贯坚持强硬主张。晚清但凡遇到中外冲突之时，清流们必定是主战的一方，这在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于是，轻言战端便成为清流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一大特点。安维峻在中日战争初现端倪时，便力主“自强之策，莫如决战！”而安维峻提出对日宣战的7月19日，挑起战端的日本方面其实方才下定决心对中国开战，其对外态度之强硬于此可见一斑。

大多数清流人士都亲身经历了潜心求学和参加科考之路，能够深切地体会到教育对于个人成长和国家选才的重要性，同时也对晚清教育之弊政有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整顿学校、整顿科场和整顿入仕制度这三大教育整顿思想。在选才任官方面，安维峻前后上了6道奏疏，所表达的思想与多数清流成员的教育整顿主张几乎完全一致。其中《举人不得捐请疏》和《请慎重馆选疏》涉及整顿科举选官，《请疏通拔贡知县班次片》涉及整顿拔贡选官，《请停海军衙门报效疏》涉及整顿捐纳入仕，这4道奏疏主要是为了整顿入仕制度，而《科场防弊片》和《请申明严禁冒籍旧例片》则事关整顿科场纪律。

在价值观方面，清流成员往往将儒家纲常礼教定作为人处世标准，注重修身，严于律己。安维峻平素严格要求自己，“崇朴实，尚践履，不喜为博辨，尤严义利之分”。安维峻工作原则性极强，如遇不合规范之行为，即使同僚请托也不留情面，依然秉公上报。安维峻为官清正廉洁，遭遇流放惩处即将离京之时，学生那桐特意前往住所探望老师，眼见安维峻生活“穷苦可怜”，唏嘘不已。

从变法观来看，清流在西学冲击下的晚清政治变革中，一心忠君爱国，其主张的变革思想完全出于维系清王朝的统治。不可否认，清流群体的观念比较保守，但是他们并非如守旧派那样顽固不化。清流们明白只有变革才能改变现状，很少干涉具体洋务活动，涉及具体洋务的奏疏据统计仅占这一时期奏疏总量的百分之四左右。同时，清流对伴随洋务派的崛起而导致的地方离心倾向加剧和日渐腐败的地方吏治状况忧心忡忡。所以，清流群体的变革思想显得复杂矛盾，一方面支持有益之变革，另一方面又担心出现不利于加强中央权威的情况。所以，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后清流希望洋务派效法西方技术以进行渐变，以便实现其富国强兵的理想；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断弹劾品行不端、结党营私的洋务人士。从安维峻来说，他对于洋务派推行的电报、轮船、海军等新事物并不排斥，但对于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张荫桓等人却不断加以弹劾，这便是后清流变法观念的直观体现。

二、安维峻的清流生涯

安维峻在个人经历、人际关系、思想主张和行为实践等各方面均与清流（尤其是后清流）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他无疑是后清流群体的重要成员之一，并长期坚守和奉行着清流基本思想路线和行为准则。担任御史期间，安维峻积极谏言，匡正时弊，努力打击结党营私，与中央有离心倾向的地方实力派；在被罢官以后，继续担当传统士大夫和理学大师的社会责任，著书立说，聚徒讲学，传播儒学，在清流历来重视的学校教育方面发挥光和热，受到时人敬重和后人景仰。但是，安维峻毕竟是清流旧儒，同多数清流人士一样，他的清流生涯在思想认识、处事方式、视野格局等方面依然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

（一）安维峻的主要贡献与积极影响

作为后清流一员的安维峻，与其他清流成员一道频繁上书，意图帮助刚刚亲政数年的光绪帝再创清帝国伟业。虽然安维峻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围绕兵事的相关谏言，并未生发实际成效；但是，甲午战前所上25道奏疏至少产生了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1. 督促清廷匡正各方弊政。

后清流想要再现清朝盛世辉煌，就必须修正已出现的弊政，安维峻的奏疏便反映了后清流想要革除清廷各方面弊政的意愿。安维峻所上奏疏的处理结果，在《谏垣存稿》《清实录》《光绪朝东华录》《光绪朝宫中档》等史料中大都有记载，通过对这些材料分析可知，安维峻的前期奏疏受到了高度重视，说明他的谏言反映了社会实际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安维峻前期奏疏的有效性如此之高，取决于其奏疏最大的特点−务实直言。安维峻在走上科举之路时，便已笃信程朱理学，平日“无不恪遵其绳墨，以检点身心”，甚至到了“做字必正楷”的程度。这种端谨务实的性格使得他在京师为官时能够“力绝奔竞纷华之习”，做事踏实认真，所上奏疏的内容风格大都比较务实。安维峻自己乃是科考正途出身，科举自然是他比较熟悉的领域，所以涉及科考的奏疏在安维峻所有奏疏当中所占比重最高，被采纳率也最高，几乎全部得到了认可。而甘肃是安维峻的家乡，他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又是继吴可读之后，时隔二十余年甘肃出现的第二位御史，他为此立志要将家乡“民间之疾苦，官场之弊窦”尽数揭示，“上达天听”。因此，在安维峻所上涉及地方政务的奏疏中，与甘肃有关的政务奏疏占比最大，采纳率也同样颇高。在奏疏中，安维峻努力将他所知晓的一些甘肃弊政尽可能都反映出来，对于不称职的甘肃地方官吏毫不留情地进行弹劾，而对于任职甘肃的一些贤能人士则积极举荐。他的务实特点督促清廷匡正了不少弊政。

2. 打击地方实力派。

光绪帝亲政后，后清流群体极力尊崇皇权和维护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权威，试图帮助光绪帝重振朝纲。地方实力派在清末开始崛起并逐渐掌控实权，进而与中央离心倾向日益加剧，他们自然成为后清流群体难以容忍的对象，以义理约束疆臣遂成为清流最为急切的任务。后清流针对的核心人物是地方实力派中淮系领袖李鸿章，过往学界将后清流针对地方实力派的“清议”活动称之为“倒李运动”。实际上，后清流的打击对象远不止李鸿章一人，而是所有与中央有离心倾向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以及与他们有勾结的中央官员，而安维峻则是这场打击地方实力派运动的急先锋。早在甲午战前，安维峻的弹劾奏疏中就已经或直接或间接涉及李鸿章、杨昌浚、陶模、张之洞、李瀚章等地方督抚人物。甲午战争爆发后，安维峻又连续弹劾了淮系将领中的叶志超、丁汝昌、盛宣怀、卫汝贵等人。

从中央对安维峻事涉地方奏疏的最终处理结果来看，的确有一批地方官员受到了严肃的处理，当然对于弹劾李鸿章等握有较大实权的督抚大员的奏疏，要么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最终不了了之，要么流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口头惩戒。总体看来，安维峻多次上书弹劾打击地方实力派，虽然最终效果并不理想，但是毕竟对官员结党营私等腐败行为起到了一定的警示和震慑作用，在整风振纪和统一思想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首先，安维峻通过对于地方实力派的打击，展现了自己及后清流的思想主张，即对内尊君，对外强硬，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算是“尊王攘夷”传统思想的延续。在清王朝内部，安维峻打击地方实力派是因为这支政治势力已然成为导致清王朝中央权威逐渐衰弱的离心力量；在涉外事务中，安维峻一贯坚持清流群体的强硬态度，故而他视一味求和的淮系李鸿章为“无用之总理大臣”，甚至将其比作“当世秦桧”。

其次，安维峻对地方实力派的打击也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比如杨昌浚被交部查议，陶模被加以惩儆，张之洞胞侄张彬保案被撤等。可见只要证据充足，清廷中央也愿意整治敲打一下这些地方实权人物，借以展现中央的权威和控制力。

再次，安维峻对于地方实力派的打击实乃一举两得之举措，一方面对地方实力派产生了一定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又对后清流群体起到了一定的号召和团结作用。安维峻多次弹劾李鸿章，言辞极为激烈，虽大都留中不发，但仍对李鸿章造成了不小的威慑。虽然李鸿章平时威风凛凛，但是面对安维峻“我即参君二十款之安维峻也”的正面呵责时，也不得不唯唯诺诺。李鸿章在给同遭安维峻弹劾的张荫桓写信时，让张荫桓告诫跟随他前往日本的李经方保持低调，只因“疑前安某折弹及之”。而张荫桓在回帖中也感叹道：“此间匿名揭帖纷至，到处皆安某。”由此可见安维峻奏疏对于地方实力派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又可见安维峻的弹劾对其他清流成员也产生了足够的号召力，清流造就清议，而清议反过来又会引领清流。后清流成员常常利用清议的有力武器来约束前线将领，迫使他们在前线奋勇抗敌，不敢轻言放弃。甲午战争后期，清军遇敌辄逃的现象明显减少，这显然与安维峻等清流人物动辄上疏弹劾地方实权人物所产生的警示和震慑作用有关。

（二）闻风奏事与耿介直言导致悲惨结局

虽然安维峻在担任御史期间在匡正时弊、整风振纪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同时也为他本人赢得了美名；但是不可否认，安维峻的谏言本身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以至于他最终落得个被治罪流放的悲惨结局。细绎安维峻谏言风格，我们会发现有两大特点：闻风奏事与耿介直言。

闻风奏事可算是中国古代清议体制中长期存在的一项习惯性弊病，上可追溯至两晋时期。这一约定俗成的习惯允许监察官员不必拥有真凭实据，仅凭传闻便可上书纠劾，即便是严谨务实的安维峻也不能例外。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安维峻所上的一些奏疏中就有闻风奏事的特点。安维峻偏听入京举子不实之言，未经调查了解便直接在《劾广东学政溺职疏》中弹劾广东学政徐琪渎职，但是徐琪实际上还是相当尽职尽责的。徐琪在任期间曾纂有《岭南实事记》一书，书中特别揭示了广东存在的一些科场舞弊事件，他对这些不良行为表达了明确的整治意愿。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安维峻多言兵事，但军事并非其所长，安维峻虽忧心国事，却往往听信流言蜚语，其主张在认识上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奏疏质量也大为下降，他在这期间的奏疏大都因不切实际而未被采纳。比如安维峻风闻日舰已至山海关及大沽口并将直扑京师，便上书弹劾李鸿章防范不力，导致朝中人心惶惶。李鸿章为此不得不发电报解释说：“倭船并未直扑山海关，大沽口更无倭船游弋，安维峻系误听谣言。”甲午战争期间，安维峻多次弹劾李鸿章，越到后期奏疏越发偏离事实，甚至毫无根据地言称李鸿章通敌卖国。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娶了一日本女子，安维峻便将李经方比作严世蕃，以此讽刺李鸿章为严嵩，随后又将李鸿章比作卖宋投金的张邦昌。平心而论，李鸿章虽不免有谋私之嫌，但绝非卖国求荣之辈，就连翁同龢都认为安维峻“见闻不的，多讹传”。随着时间推移，安维峻为打击地方实力派而上奏疏的主观目的性愈发强烈，导致其奏疏的不实性也就越发明显。在甲午年间的“倒李运动”中，这种不规范行为在清流群体中几乎成为一种风潮，安维峻先起，张謇、丁立钧等三十余人继之。安维峻的闻风奏事，为反对者提供了口实和把柄，奏疏“肆口妄言，毫无忌惮”成为安维峻被贬的直接原因。

依据传统，言官闻风奏事并无大错，尚不至于被治罪流放，但是安维峻耿介直言的性格和奏疏风格却最终激怒了最高统治者，这应该是导致他被流放的根本原因。安维峻性格耿直，对于所见所闻不公之事必欲为之伸张正义，为了维护皇权他不惮得罪其他任何权贵，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基层小吏，随时都有可能被列入他的弹劾名单。安维峻性格过于耿直，但是缺少与敌斗争所必备的一些智慧和谋略。尽管在弹劾得罪权贵的道路上屡次碰壁，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继续进行弹劾，直至最后将矛头对准了慈禧太后。安维峻在《请诛李鸿章疏》中指出李鸿章与李莲英勾结主和，并暗示这是出于慈禧太后授意。晚清时期，皇权虚空，太后专权，这本是朝野上下心知肚明的事实，而安维峻却非要以正式上书直言的方式将其直接捅破。安维峻缺乏谋略的耿直，害得其他后清流成员在此后的朝局中日益陷入被动和边缘化的境地；而地方实力派则进一步向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靠拢，自光绪帝亲政以来逐渐形成的帝党与后党之间的短期脆弱平衡局面也再次被打破。

（三）“陇上铁汉”毕竟是清流旧儒

安维峻秉承儒家纲常礼教理念，因直言敢谏而以“陇上铁汉”的形象名扬天下，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他的一些奏疏的确存在问题。安维峻常将道听途说之消息反映在正式奏疏之中，这种倾向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表现得越发明显。实际上，有识之士早就发现了安维峻闻风奏事这一问题。时人孙宝瑄在看到安维峻的《请诛李鸿章疏》时，便斥责安维峻“语多市井无稽之谈，肤浅已极”。清亡前夕，安维峻曾一度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来他的一位学生观其奏疏，也指出其文“语多牵强附会”，这位学生随之感叹当时“朝臣风气之锢塞，国民对外意识之暗陋”。虽然世界格局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动，但是安维峻依旧怀有极强的“天朝上国”优越感，声称“亘古此天地即亘古此伦常”，始终未意识到中西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清流中有部分人深受刺激，翁同龢、丁立钧等人开始转向维新，沈曾植等人甚至在维新失败后继续支持宪政改革。但是，后清流群体多数成员的思想观念依然保守落后，甚至因为洋务运动的失败而对“西法”彻底失去信心，因为受传统儒学思想的束缚，他们无法接受和适应时代大变局。此后，维新派活跃时期，安维峻强烈反对维新改革，被谭嗣同批为“圣人所谓'硁硁然者’”的小人。东南互保时期，安维峻极力维护清廷皇室权威，为此怒骂东南互保诸督抚曰：“弃君父不救，而袒庇仇雠，是天下督抚先叛朝廷也。”在担任南安书院主讲期间，安维峻“恪守程朱说，不敢稍有出入”。当得知袁世凯奏停科举的消息之后，表现出“意殊愤不谓然”的态度。安维峻极力反对超越器物之变的思想变革，他率先提出毁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在听闻新政采用新学制的消息后，毅然辞去书院教职，归隐乡里。由于安维峻的保守思想非常符合清廷皇室贵族的需要，摄政王载沣同意残余清流赵炳麟的意见，起用安维峻担任顾问，用以制衡和打击袁世凯势力，维护皇室统治权威。辛亥革命爆发后，安维峻在陕甘一带积极奔走抵抗共和，失败后留下“枣骝有力无可施，忍使雄心老枥下”的诗句，自此以清廷遗老自居。袁世凯提倡尊孔复古期间，安维峻出任了孔教会甘肃分会会长。丁巳年张勋复辟之时，安维峻积极支持复辟，被授为弼德院顾问大臣。晚年的安维峻虽不问世事，但一直以清室遗民自居，自号“槃阿道人”，便是取《诗经》“考槃在阿，硕士之薖”句意，借以表达其忠于清王朝，不与新政权合作的隐士情怀。

安维峻作为一名经历了科考正途的清流旧儒，庙堂之上是传统官僚士大夫，庙堂之外又是享誉关陇的理学大师。《清史稿·安维峻传》载:“维峻崇朴实，尚践履，不喜为博辨，尤严义利之分。归后退隐柏崖，杜门著书，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每谈及世变，辄忧形于色，卒抑郁以终。”安维峻退出政坛以后，依然以传承儒学，从事文教事业为己任。光绪二十五年（1899），安维峻获释回乡，先是在陇西南安书院（甘肃省陇西师范学校前身）担任主讲，随后又在家乡秦安办私塾，在此期间，安维峻作为关陇区域理学大师，以积极传播程朱理学为己任，时人白遇道赞许安维峻使得“关陇正学一脉有所维系”。安维峻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而广泛，他的教育理念被甘肃省陇西师范学校长期立为校训，有学者甚至将其赞誉为关陇理学最后的大师。光绪三十四年（1908），安维峻受聘担任《甘肃新通志》总纂官，由他负责编修成书的《甘肃新通志》对于甘肃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意义重大。安维峻于宣统二年（1910）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编写了《四书讲义》共4卷。宣统三年（1911）九月，安维峻辞职归乡，继续从事耕读著述工作，整理刊刻了《谏垣存稿》4卷、《望云山房文集》3卷、《望云山房诗集》3卷、《望云山房馆课赋》2 卷、《望云山房馆课诗》3 卷等诗文汇编集。

综上所述，安维峻可算是一位典型的清流人物，他有着清流的良知和自觉，为匡扶晚清弊政殚精竭虑，为谋百姓福祉而四处奔走；他有着清流的血性和气节，不惧权贵，不畏强权，不与晚清浊流同伍，展现了自己的铮铮铁骨；如同众多清流人物一样，他也有着出众的才华，铁肩担道义，妙笔写文章，即使离开政坛，依然能够积极投身文教事业，著书立说，聚徒讲学，传承儒学。但是，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安维峻长期逆时代潮流而行，盲目忠君，一味复古，反对变革，“已无复有昔日刚劲之气”。与许多清流人士一样，安维峻思想有着狭隘、保守和迂腐的一面，他的视野长期局促于京师和甘肃，对外界变化知之甚少，思想过于传统保守，跟不上时代潮流，以至于极度排斥维新变革，“学为忠用”的人生价值理念驱使他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为精神依托，当“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之时，安维峻在精神上早已死去。纵观安维峻的大半生，他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坚持知行合一，坚守和奉行清流思想路线，他因清流而显姓扬名，受人景仰，最终也因清流而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倒退落伍。所以，安维峻虽有“陇上铁汉”的美誉，但毕竟还是清流旧儒。

三、从安维峻“陇上铁汉”印象固化过程

看晚清清流实际

安维峻曾经在匡正晚清社会积弊、传承儒学正统、振兴地方文教等方面做出过一些贡献，但是他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个人主观情感的清流旧儒，受个人成长经历、秉性修养、价值取向和时代环境等条件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之处。然而，后世人们过多地关注甚至夸大了他忠介耿直的一面，以至于“陇上铁汉”的单一形象逐渐深入人心。社会各界在关注以安维峻为代表的清流群体时，通常也是对其光辉灿烂的一面给予了过多赞颂，而对于清流政治实际状态和效果则有所忽视。

（一）安维峻“陇上铁汉”固化印象的形成

安维峻在《请诛李鸿章疏》中严词批评李鸿章“强臣跋扈”，通敌叛国，同时影射慈禧太后长期大权独揽，未曾真正还政光绪帝。安维峻耿介直言虽然招致他被治罪，但他却因此“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为他在朝野上下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共鸣和赞许。以恭亲王奕䜣、帝师翁同龢为首的一批中央大员纷纷设法挽救安维峻，地方大员刘坤一也帮他在太后面前开脱道：“言官措辞过激，意在纳忠，或者借沽直谏之名，断不敢稍涉离间。”为了平息太后盛怒，光绪皇帝不得不将安维峻流放，借以迂回保护安维峻。安维峻离京时，“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场面甚是壮观，送行者们视安维峻为“真御史，奇男子”。癸巳甲午年间的慷慨陈词使得安维峻美名远扬，从此开启了安维峻被英雄化的百年历程。

自甲午战争后，许多人出于对政局的不满，非常赞赏安维峻的勇敢行为，逐渐树立了安维峻的英雄形象。安维峻被放逐以后，广东巡抚马丕瑶借战后举荐人才之机力保“已革御史安维峻”；那桐写信称赞安维峻有“忠君爱国之心”；郑孝胥将安维峻列为当时仅有的两位“言官能鸣者”，还在日记里感叹安维峻直面太后的行为“贤哉”；康门子弟梁启超、陆乃翔、陆敦骙等人纷纷将安维峻被逐视为太后夺权的开端；胡夏瑚在诗歌中称赞安维峻可与南宋弹劾秦桧的胡铨以及明代弹劾严嵩的杨继盛并驾齐驱；掌故家胡思敬列举了当时京官中为数不多的“讲词章兼通政事，志趣卓然不为时俗所污者”，安维峻赫然在列；《官场现形记》作者李伯元在日记中赋予了安维峻“殿上苍鹰”的美称……朝中大员、地方名流、维新人士、掌故家等通过自己的言行，使得安维峻英雄形象在社会中上阶层中逐渐得以推广和确立。

晚清时期，商业性报刊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也与之相适应在中国开始异军突起。但由于政治环境的限制，公众舆论的优势直到民国时期方才得以真正发挥出来。商业性报刊在民国时期大量涌现，为了更好地吸引大众阅读兴趣，许多报刊纷纷邀请文人墨客创作历史演义小说，主旨思想偏重于讽刺和谴责腐败政治。在这些历史演义小说中，晚清时期的清流台谏故事尤受大众欢迎，因为这类故事满足了民众对于现实政治腐朽的抨击心理，安维峻等清流群体成员便是这些作品中常设的英雄人物。民国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向恺然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借大刀王五之口赞颂安维峻道：“我不问弹劾的是谁，也不管应该不应该，只知道满朝廷仅有姓安的一个人敢说话。就是说得罪该万死，我也是佩服他，我也钦敬他。”粤东渔父在《故宫外史》中称赞安维峻“为人忠直，不怕权势”。通过民国时期公众舆论的力量，安维峻直言劝谏的英雄形象在社会中下层群体中得以广泛传播。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界对于后清流群体以及安维峻个人的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清廷贵族志锐盛赞安维峻为“陇上铁汉”的评论得以广泛传播，并且得到了学界普遍认可和采纳，直至今日依然流行。当代围绕后清流群体和安维峻个人展开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安维峻形象的英雄化进程。

甘肃秦安是安维峻的出生地，安维峻对家乡感情深厚，家乡人民也对他敬重有加，以家乡出此伟人而深感自豪和骄傲，在塑造安维峻英雄形象方面费心不少。据传早在安维峻被流放之时，秦州士子中便流传着一副赞扬安维峻的对联，其中下联写道：“斥奸获罪，上书成名，鲠臣谁如安御史？”秦安名流丁锡奎曾经致信安维峻，称赞他“声满中外，光增关陇”。安维峻后辈同乡李于锴赋诗《送安晓峰先生出塞》，其中“服到心形何独我，向来肝胆夙相师”一句，深切表达了他对安维峻的由衷仰慕之情。1925年安维峻逝于故里，当地士绅送上的挽联颇多，其中一副将安维峻的才华与屈原、贾谊并列，又将安维峻直言劝谏的行为与明代劾倒严嵩的邹应龙以及清代通过“尸谏”请求广开言路的吴可读相提并论。新中国成立后，秦安县于1966年3月特别成立了“安维峻史料撰写小组”，负责收集整理与安维峻有关的史料，随后展开了对安维峻的专门研究。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于安维峻展开全面深入研究的支持力度。毫无疑问，家乡的推崇和支持自始至终是推动安维峻“陇上铁汉”英雄形象得以树立和传播的重要力量。

在现实政治、民众心理、公共舆论、学术研究、乡土支持等种种因素推动之下，安维峻的“陇上铁汉”光辉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日益固化，人们往往传颂甚至夸大了安维峻的主要贡献与积极影响，忽视了已如前文述及的局限与不足，从而影响了社会各界对安维峻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

（二）清流政治与晚清政局

安维峻在晚清清流群体中颇具代表性，他所言所行的贡献与不足在其他许多清流成员身上往往有共性体现，通过解析人们对安维峻形象的塑造历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各界对整个清流群体的形象认知。清流群体通常给人们留下的固化印象是英明贤能、正直刚毅、忧国忧民、嫉恶如仇，正如《孽海花》中对清流的描述：“朝一个封奏，晚一个密折，闹得鸡犬不宁，烟云缭绕，总算得言路大开，直臣遍地，好一派圣明景象。”然而人们对清流成员的文教贡献、民生成绩等较少关注，至于许多清流成员实际表现出的偏执、狭隘、迂腐、守旧等方面的缺陷与不足更是鲜有提及。这种固化印象认知不利于我们对晚清清流政治作出较为客观、公正、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清流群体在晚清政坛活跃的时间虽然只有二十年，清流政治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清流群体及其政治行为对晚清政局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通过安维峻的清流生涯可以看出，进谏是晚清清流群体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谏言的直接目的是革除弊政，根本目的是重振皇权和维护中央权威。所以清流官员极为重视吏治，努力打击逾矩官吏，重点打击对象是晚清得势的地方实力派官员。清流政治正是在清流群体与中央朝廷、地方政治势力等的互动关系中得以展开和体现出来。从今日视角来看，晚清清流政治利弊兼备。有利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对积弊的匡正，这无疑有助于重视和解决民生问题。清流成员大多出身科举，传统民本思想在他们心目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积极匡正旧弊无疑是重视民生的具体体现。以对于洋务运动的态度为例，清流群体既支持又防范限制。之所以抱支持态度，是希望借此富国强兵，强化中央集权；之所以防范限制，一方面是担心地方实力派进一步坐大，另一方面是因为筹办洋务的确给本就不堪重负的民生造成了巨大负担。相比洋务派，清流群体对民生问题关注得更加具体和全面。因此，不能将清流匡正弊政视作政治斗争的产物，它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清流的良知和自觉，而非时人吴汝纶所批判的“以骂洋务为清流”。清流与地方实力派疆臣同属士大夫群体，但是面对晚清危局，清流群体激昂大义，谋求强化皇权，试图改变现有权力格局；地方疆臣大多虚与委蛇，图谋坐大自保，旨在维持现有统治秩序。对于强化皇权的态度不同，对于治国理政的观念不同，导致了士大夫群体在晚清政局中的分裂对立，思想的碰撞激荡着时局的变革，这也是晚清清流政治一大社会影响。但是，清流政治的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清流群体试图用义理来规范朝政秩序，极力维护皇权和强化中央集权。眼看晚清帝后关系、央地关系、中外关系不平衡状态日益加剧，清流群体的政治行为就会越发偏颇，他们不惜以闻风奏事的方式打击政敌，不惮以冒死进谏的方式展现决心，这种主观目的性明显的偏激行为虽然展现出清流力挽危乱朝局的强烈决心，但是最终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安维峻被革职流放和甲午战败以后，清流成员纷纷遭受打击，清流群体事实解散，清流政治走向式微。翁同龢、李鸿藻、文廷式、沈曾植等部分清流成员逐渐突破旧时视野，开始走向革新之路；以安维峻为代表的更多清流旧儒成员基于传统理学影响走出政坛，投身文化教育事业，坚守他们的执念。此后，旧清流的政治时代宣告结束，新名士的风采慢慢展现，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士阶层参与国政的热情、振兴中华的决心并未停息，故时人称：“清流始旧而继新”。晚清清流政治虽然失败，但是“清流”精神仍在损益革新中得以薪火传承。

〔 本文为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先秦古族古国参与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研究”（2021YB04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