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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从基督教的“炼狱”说起。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天堂、地狱、炼狱等等，无非都是骗人的把戏。谁耐烦了解其中的区别。可是，“炼狱”在基督教里有特殊的意义，也有很大争论——甚至争得你死我活。并且，“炼狱”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有很深的联系，和太平天国也有很大关系。所以，这里必须说说。 按照早期基督教的说法，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就升天了。从那以后，基督徒就期盼耶稣再次降临人世间。到那时，就该末日审判了。在末日审判中，基督徒上天堂，异教徒和坏人则下地狱。 显然，这种期盼是一种特别紧张的心态，非常扣人心弦，能激发出人们最强烈的情感。这种“末日”心态，符合当时基督徒被迫害、被压制的现实状况——被压迫的人渴望解放，期盼正义得到伸张、邪恶得到惩处。 后来，基督教、基督徒在欧洲的地位变了，他们成了“执政党”。基督教成了国教，天主教会执掌大权，连国王都不敢得罪他们。地位变了，心态也就跟着变了。 天主教会宣布，他们就是地上的天国，信徒们不用上天堂，在主的教堂里就可以感受到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存在。同时，作为掌权者，教会当然乐于“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于是，教会提出了“炼狱”的新概念。 原来，只有天堂和地狱。基督徒上天堂，异教徒、不信者下地狱，没有什么炼狱。后来，新设了“炼狱”。“未信而死”的人不用害怕，他们死后不再直接下地狱了，而是先去炼狱。他们可以在炼狱里洗净自己的罪恶，然后照样可以上天堂。 不仅“未信而死”的人自己可以死后在炼狱里努力，他留在世上的家人还可以帮忙，帮忙的办法就是花钱买“赎罪券”。“赎罪券”买得越多，死者在炼狱里的“打怪升级”就越快，也就越快上天堂。 当然，教会也就挣钱更多。 
“赎罪券”是欧洲宗教改革的焦点之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都极力攻击天主教会的“赎罪券”。他们认为，死后上天堂和下地狱，只应取决于那人生前是否信仰上帝。炼狱什么的，太邪恶了！ 马丁路德专门写了本书——《炼净之火的废除》，驳斥炼狱说。加尔文更是言辞激烈地抨击炼狱，他说：炼净之火是魔鬼撒旦的虚构产物，是对基督的可怕亵渎。 宗教改革者，也就是新教徒，坚决要求恢复严格的“末日论”——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信基督者上天堂，不信者下地狱。恢复严格的“末日论”，也就是在恢复早期基督教时的那种期盼耶稣再次降临的紧张心态。 有趣的是，这种紧张心态，显然和新教兴起时被压迫、亟待解放的现实地位直接相关。新教（Protestantism）的词根就是“反抗者”“抗议者”（Protest）。这和基督教早期的情况很类似。 更有趣的是，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也成了“执政党”，成了掌权者，而不再是Protest。这是，新教内部渐渐发生了类似天主教会的变化，虽然还没到发行“赎罪券”的程度，但也不再那么咄咄逼人、锋芒毕露了，而是越来越热衷于“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 看来规律是共同的。处于被压迫、被抑制、边缘化的信徒，容易接受更纯洁、更强调信仰纯粹的教义。而等到昔日的被压迫者成了掌权者，就会变得慈祥温和，不再那么强调纯粹。而这时，就会有新一代“被压迫、被抑制、边缘化”的教派兴起。他们主张回到起点，保持纯洁，恢复最初的教义。宗教的原教旨运动就是这样一波波先后兴起的。 果然，新教后来的变化，激怒了新一代的Protest。17-18世纪，和19世纪，欧美基督教国家先后出现了两次“大觉醒运动”，或许可以称之为“新新教”。 
两次遍及欧美基督教国家的“大觉醒运动”，影响极为深远。因为缺乏宗教传统和宗教体验，我们中国人对“大觉醒运动”几乎视而不见。即使那些了解欧美近现代史的人，往往也知之甚少，或者认为那只是教会内部的事情，和现实政治没多大关系。其实，很有理由认为，美国独立的宗教背景就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而美国人独特的“天命观”，也是大觉醒运动的产物。 对我们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太平天国实际上是19世纪基督教全球性“大觉醒运动”的组成部分。这才是太平天国内在的真相。 
19世纪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深受“大觉醒运动”的影响。“大觉醒运动”的核心，就是强调“末日论”，认为人生前的信仰，直接决定他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如此一来，如果不能让人在活着的时候皈依基督教，他们死后就必然下地狱。 因此，传教士不仅要传教，而且使命极为紧迫。他们必须抢在末日审判到来以前，“拯救”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也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们看来，此事事关重大，直接关乎亿万中国人死后的命运。 这是19世纪以后的来华传教士，和早期传教士的根本不同。早期传教士主要来自正统天主教，并没有这种紧迫感。他们可以心平气和和中国士大夫们互动和来往，向中国传授近代科学知识。传教之事，不妨从长计议。 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则要急切得多。这种急切心情和西方列强的强大实力结合起来，是晚清教案频发、中西围绕宗教问题冲突激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影响洪秀全，向洪秀全传教的传教士，把“大觉醒运动”的“末日论”观念传给了洪秀全。尽管这些传教士不承认太平天国是基督教，但传教士们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洪秀全接受到了什么。 如前所述，从天主教到新教，从新教到“大觉醒运动”的变化，共同之处在于，呼应了被压迫、亟待解放的人们的紧张期盼心态。在这种心态之下，世界是高度二元对立的，黑白分明，正邪不两立；有信仰的人，渴望斗争敢于斗争，通过斗争寻求解放。 显然，太平天国正是这种情况。在清朝统治下，他们是被压迫、被欺凌的人，他们的信仰被斥为邪教，遭到官府和士大夫的无情打压乃至残酷镇压。他们必须奋起反抗，把“清妖”斩尽杀绝，让其他人都皈依基督教，建立起他们的人间天堂。 而且，因为掌握了强大的军队，太平天国的传教力度比西方传教士们可大多了。他们实际上复制了早期基督教“仗剑传教”“集体皈依”的做法。也正因此，太平天国在中国南方的传教，和基督教在欧洲和美洲的传教不相上下，甚至速度更快、范围更大。几千万中国人已经成了基督徒，并且接受系统的基督教教育。 占领南京以后，洪秀全的主要工作就是编订教义，撰写宗教著作，并用这些“教材”教育太平天国地域中的民众。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两三代人，说不定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太平天国运动和中国以往历次农民起义截然不同。 太平天国和历次农民起义的截然不同到底是什么，下篇继续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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