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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之一百零八：当代新教的神学与传教2 (2)传教重心的战略转变
基督教新教是一种积极传教的宗教，然而近代社会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其传教活动尽管传播了现代文明、特别是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但也大都与殖民主义扩张有着这样那样的密切联系。基督教新教传教活动的这种功过混杂的历史特殊性，不仅使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也使深受殖民主义创伤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对基督教新教的传教活动怀以十分矛盾的情感。
当代基督教新教的信徒构成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第三世界中的新教徒虽然不足其人口的7 ％，但绝对数字已达到2.8 亿，多于西方的2.7 亿信徒。其中非洲的信徒最多，达到1.44亿人，占非洲人口的21％；亚洲1.13亿人，占其人口的3.8％；拉丁美洲为2212万人，占其人口的5 ％。
在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的斗争过程中，亚非拉人民既要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也要在精神上与文化上摆脱西方的奴役。即使在基督教会内部，尽管亚非拉地区的民族教会及其信徒依然执著自己的信仰，但他们自办教会和独立传教的要求也很强烈，1971年全非基督教协进会(AACC）主席、东非长老会总书记约翰.加图所作的" 传教士，返回老家去" 的讲演，就十分激烈地表达了第三世界基督徒的心愿。 
传教重心的战略转变首先表现在传教人员构成、即传教主体的变化。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采取了断然措施，中国、朝鲜等国于50年代，缅甸、苏丹等国于60年代均令外国传教士全部离境回国；印度、尼泊尔、孟加拉等国虽没有下" 逐客令" ，但却对传教士严加限制与监视。据《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1982年牛津版）统计，1980年世界上共有25个国家外国传教士入境传教，24个国家实行半封锁，另有18个国家采取严厉措施限制传教士，总计为67个国家，涉及31亿人口。
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亚洲基督教自立、自强的传教活动在70年代前后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1968年25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1100名代表共聚新加坡，举行南亚太平洋福音代表大会并提出" 基督靠亚洲人赢得亚洲" 的口号；1973年首届亚洲教会协商会议在汉城召开，1975年亚洲宣教协会又于汉城成立。70年代前后亚洲8 个国家和地区的53个机构共派出1300名传教士，80年代又增长了1 倍。
亚洲基督教的大部分传教团体具有历史短(现有的30个较著名的传教组织中有22个是60年代才成立的）、经验少、规模小的特点，其活动领域虽然在国内外各占一半，但传教对象基本上是本国的民众或移居他乡的侨民。
亚洲各传教团体在域外的传教活动很少从事福利慈善事业，而主要是宣讲福音或开展文化交流。尽管如此，由于传教人员与宣教对象有着共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传教的效果比较显著。在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亚洲投入大量精力、物力历经百年努力，1900年全亚洲只有250 万信徒，占当时亚洲近9 亿多人口的0.026；但在当代亚洲教会的自立自传进程中，信徒人数持续增长，1977年仅韩国新教信徒就增加百万之众，1975年亚洲基督教徒为1 亿人，1989年增长为1.13亿人，在某些民族(如印尼的米纳哈撒人）中基督徒的比例已达到90％。
传教重点的战略转变还表现在反对种族歧视、争取黑人的神职权利方面。当代西方传教士在非洲早已丧失一统天下的局面，虽然在不同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很不平衡，也有所反复，但总的趋势是西方传教士在日趋减少：
美国联合长老会：209 人(1966）99人(1973）
联合循道会：1300人(1970）885 人(1975）
英国国教差会：443 人(1960）189 人(1976）
直到50年代，许多西方差会仍在非洲推行" 上帝仅挑选白人当主教" 的政策，然而随着非洲独立国家和黑人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非洲人对西方人蔑视非洲文化传统的种族优越感越来越不满，他们纷纷脱离洋教会" 另创具有非洲民族特色" 的独立教会，1948年时非洲仅有独立教会800 个，但到1967年时已增长为6000个。非洲黑人教会及传教机构争取独立自主权利的斗争表现在各个方面，在神学方面出现了旨在反对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的黑人神学；在神职人员方面许多教会的牧师非洲化，70年代每年有200 多位黑人接受圣职，1975年仅南部非洲圣公会教区就有3700名黑人牧师；在仪式内容方面程度不同地吸收非洲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如在宗教仪式中伴有民间舞蹈和音乐，甚至包括某些具有治病或驱邪功能的巫术。
黑人基督徒、黑人牧师与黑人神学家民族意识及其自我意识的增长，促使基督新教加快其日益非洲化的进程，而基督教非洲化的结果使之变得与非洲传统文化更为亲近、更易于黑人民众理解和接受，这反过来又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加速了非洲基督教化的进程。至70年代末期，中、南部非洲的基督徒人口已远远超过穆斯林，其中刚果为99％，中非为90％，扎伊尔为86％，在近20年中整个非洲基督新教的信徒增加了6000多万，平均每年增加300 万以上。
传教重心的战略转移还表现在将个人得救与社会改良结合起来，这一点在拉丁美洲表现得特别显著。拉丁美洲的绝大部分人口为天主教徒，基督教虽然在拉美已有几百年的传教史，但到1900年时全拉美共有基督教信徒20万人，此后50年间增加了80万人，即在1950年时达到100 万人。然而到1989年时却猛增为2300万人，其增长速度为约每10年翻一番。
当代拉丁美洲基督教迅速发展的原因除了美国各新教教会派出大量传教士(共约1 万人常年从事传教工作）、并资助大量金钱外，最主要的是因为采取了与当地国情相结合的方针，一是明确提出了" 面向穷人，立足穷人" 的口号，传教士与当地民众共同游行反对独裁统治，投身识字扫盲教育、植树造林，积极参与土地改革和消除贫困等运动，着力在印第安人中传教并在乡村和边陲兴办医院、学校和广播电台，从而使社会各界、特别是下层民众在社会福音运动中认识并接受宗教福音。二是全面实现教会的" 拉美化" ，决策过程逐渐由拉美人来处理，拉美牧师及传教分支机构享有高度自治权，外来差会在确定预算、公共关系、人员及财产交接等问题上尊重拉美人的意见等，变过去的主仆关系为伙伴关系。
在拉美基督教中，发展最快的是五旬节派，其信徒人数占基督教徒的三分之二。拉美地区的五旬节派始终强调本色化和自力更生，不依赖外国差会和外国资金，如拥有300 万信众的巴西神召会，其3000名工作人员和9000名神职人员均为本国人，只有20名外国传教士协助工作。他们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充分利用" 世俗见证" 方式，让俗人参与主持圣礼和见证，加强了圣职人员同俗人、信徒与信徒之间的感情联系。同时，教会开展了多种服务活动，大量吸收民族音乐、舞蹈等形式，并施行民间传统的神秘疗法鼓吹祈祷的神奇治病效应，在缺医少药地区，此法颇受欢迎。教会的民族化，带来了新教的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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