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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垦报》创办于密山铁道兵农垦局，发展于虎林，中止于虎林。虎林是《农垦报》的终点，也是《东北农垦报》的起点。  《农垦报》筹建于1956年6月。同年9月，由王震部长亲笔题写《农垦报》报头。1957年10月26日，《农垦报》试版发行，编辑部在密山北大营。由王震部长亲笔撰写发刊词，重排期号。1958年7月1日，《合江农垦报》在佳木斯出版发行。1958年8月1日，试刊一年的《农垦报》正式发行。1963年，牡丹江农垦局的《农垦报》和合江农垦局的《合江农垦报》两报合并，在佳木斯改为《东北农垦报》。1969年，沈阳军区黑龙江改为《兵团战士报》，1975年更名为《屯垦戍边报》，1978年改为《农垦报》，1992年改为《农垦日报》，2009年8月28日又改为《北大荒日报》。  《农垦报》创建前夕，铁道兵农垦局党委拟定了四个报名，写在一张纸，派印刷厂厂长费元相亲自到北京请王震部长审批并请王部长书写报头。王震立即提笔写下“农垦报“三个字。1957年10月26日，试版第一期《农垦报》就用这个名字。 《农垦报》编辑部在虎林时，在现在的一道街原银行两层楼西，是一栋青砖青瓦的西式平房，和《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并排列左。大约现在金源家电对面，原药材公司这一块。  农垦报原编辑部就在这所二层楼的左侧。 编辑部进门间是采通室，主任高绍光,是从铁道兵政治部宣传部转业来，负责管理驻场记者。任秀梅负责登记收发，记者有赵安昌、粟公魁、高洪、王岚等人，1959年，从摘帽右派中又调去了原监督察部监察通讯编辑舒新起，铁道兵报总编辑王学俭，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会的杨吉昆，人民出版社编辑高恒，中国青年报记者沧昌，交通部人民航运编辑苏铭等。后又调入罗宗贤、麦罗刚、杨锡九等。编辑室有张振华（笔名平青，八十年代我曾在北大荒文艺编辑部见过他并听过他的课）为副刊编辑，程仁韶（平青爱人）编三版，张剑英编二版，亿平搞美术。摄影记者郭沫水和记者芦永祥，都是原铁道兵报记者。总编夏威夷，是转业的大尉军官，编辑室主任李立华，是从海军报社转业的大尉军官。在这个小平房里，他俩各占一个小间卧室兼办公室。  农垦报老报人左起史方、平青、郑加真、丁继松、窦强、郭力。 有位叫赵安昌的通联员，是从济南军区图书馆转业来的图书员，此君是位党员，也可能是党小组长或支部委员。别看他行政职务是通联工作员，管来稿登记等事务性工作，但在政治生活中，他不亚于政治委员。各种政治学习和批斗会，都由他主持。他原则性很高，斗争性很强。 报社在这栋房子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报社搬到农垦局办公楼二楼，平房仍被报社使用，做为接待基层报道员的场所。 1958年9月，王震到垦区视察，他把报社全体同志召集到他的办公室，谈到报纸的宣传报道，他说：“你们《农垦报》我每期都看，总的来说，办的不错，但有时宣传也有片面性。比如突出报道农业生产是对的，但对林牧副渔就照顾的不够了。因为我们垦区要坚持'以农为主，全面发展’的方针，只报道农业怎么能行呢？比如现在正是打鱼旺季，就应把打鱼及时报道出去，推动全垦区打鱼生产的发展。” 按照王震指示，报社很快组织了一个“打渔专版“，全面反映当时全垦区的打鱼大好形势。王震看到后，再次把总编夏威夷和全体人员召集到一起，表扬了“打鱼专版”…… 一次校对错误，险些让原少校总编的王学俭再次惹来祸事。 1961年春天，农垦报一版刊登了一篇世界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会谈的公报（好像也叫“莫斯科宣言”），这当然是一篇重要文章。王学俭把其中对国际形势总评述的的话，摘要放在报头右边小框内（俗称报眼）这句话是：当前国际形势是两大社会阵营的矛盾和斗争。可是在一版的正文中，搞成当前国际形势是两大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和斗争。多了主义两字，这就让人理解为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和斗争。这显然是检字排版工人，由于习惯作用，在社会二字后面，习惯性地加上主义二字，当时谁也没有发现。报纸发下一个多月后，有个农场的宣传科发现这个错误，反映到了报社。 报社决定收回这期报纸。王学俭这个责任编辑，当然脱不了责任。和王学俭一同校对的张振华（平青），只检讨一次就过关了。他说那天半夜校对时，他又饥又困，迷迷糊糊，没有发现这个错误。而王学俭，不知因为他是摘帽右派还是什么原因，在报社社务会议上，多次检讨，承认是责任事故，但是通不过，说他态度不老实，一定要从思想上检查错误。 在一个多月的检讨交待中，王学俭被停止了编辑工作，边参加种地劳动，边写检查。在一次会上，主持会议的赵安昌明确提出：你必须从你的思想上检查修正主义现点。 王学俭说：国际上两大阵营的矛盾和斗争学说，这是一个普通常识。我早就知道。报眼中我摘编的内容是正确的，而正文是错误的，就说明我不是有意搞错的，是校对中的疏忽。追查我的责任事故，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但这个错误不是因为我的修正主义观点造成的。我没有修正主义观点。 有一天，王学俭正在报社旁边那块报社集体种的地里劳动。原铁道兵后勤部副部长，因为历史问题，被贬到农垦局当处长的杨超如同志看到王学俭。他说：王学俭，你怎么天天在这里劳动，怎么不上班办公呢？ 王学俭说：“杨处长呀！我又出事啦！我编报时，校对中出了错。人家要打我个修正主义。我不承认，事情还设结束呢。” 杨超如同志说：“你不必害怕，我去找刘伯增书记谈谈，离开报社吧。”这位老红军、是位热心肠的长者。他虽然是遭贬来北大荒的。可是农垦局的诸位领导都是铁道兵转来的，都了解和尊重他。他马上去了刘伯增书记办公室。 不久，刘伯增书记就给夏威夷总编打来电话：“你马上叫王学俭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夏总编派人把王学俭找到他的办公室问他：“你怎么识认伯增书记？”王学俭说：“都是铁道兵政治部的，他是青年部长、我是铁道兵报总编，宿舍住对面屋。”到刘伯增同志办公室，汇报了因报纸校对出错，报社一定要打自己为修正主义的情况。刘书记听后马上给报社夏总编打电话：“王学俭的问题，你们不要上纲那么高。没校对出一个错字，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下有印刷厂的校对员、上有你们报社领导把关。当时大家都没看出来。他过去接触实际少，犯了错误，叫他到畜牧处，跟着张元培下场调研接触实际吧。” 就这样，刘伯增书记在王学俭危难中，拯救了他。  王学俭（后排左一）1972年在兴隆屯插队时 在王学俭出事之前，报社曾经批判处理了两个人。一个人叫解永恩，因他的三青团问题，被开除党籍，送8511农场劳动。文革后，平反恢复了党籍。一个叫王觉，整他的思想问题，也被开除党籍、送到东方红林场劳动，后因心脏病突发去逝了。 因为以上几个事情，也因为“政治挂帅”抓得紧的大环境，一些受过处分有问题的专业编辑心有余悸，怕因审稿不慎或校对出差错、用词不准确等惹来祸事，很多从北京国家级报纸和军队报纸转来的编辑、记者，不愿再从事易惹麻烦的编写工作，很多人调走或主动要求去从事其他工作了。这个时候，《农垦报》出现了一种尴尬的现象，既人才济济，又青黄不接。一段时间采编人员短缺，消息上不来，报纸经常出现等米下锅的现象。 为了改变这一现象，《农垦报》决定每一个农场设一驻场记者。贴近基层，提高新闻时效性。 当时各农场都有驻场记者，还发记者证。填证日期是1959年9月，比报社在编记者多印“驻场”两个字。驻场记者持证，可以参加场内各种会议，上场内任何一个单位采访。850农场罗国仕，后是张惟。853的杨荣秋， 855农场是赖洪锦，856农场是周智维，858农场是尤大权，859农场是林哨…… 这些驻场记者，虽然是兼职写作，但工作热情很高，进步也很快，很多人后来在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1963年，农垦报撤离虎林，到佳木斯市和合江农垦报合并为《东北农垦报》。 文革期间，《农垦报》的编辑很多也受到冲击。平青被下放到虎林县的850农场24队劳动。后来调到四师师部连珠山，任宣传科新闻报道组长。在四师宣传科工作九年，抓出了一支素质过硬的通讯员队伍，四师通讯报导全兵团多年第一。 我知道《农垦报》，是参加工作之后的事情。 当时的农垦企业，每个单位都要订阅《农垦报》，我们车间也有一份。但当时对报纸社论或通讯报道等不感兴趣，只是看看副刊的小说、散文等。所以，对《农垦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对这张报纸感兴趣，应是1992年之后。这个时候，我已经调进工厂当秘书，还负责对外宣传报道。而《农垦报》也在这一年改为《农垦日报》，它是垦区机关报，上级宣传部门要求各单位有上稿任务。这个时候，就要经常研究报纸。《农垦日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专业报纸，对于工业体裁的稿件，上稿不是很容易。如何写出新意，如何让编辑认可你的稿件，是当时我非常关注的问题。从九十年代初，我每年都能在《农垦日报》上稿十几篇。虽然不高，但在管局局直工业单位中，我还是上稿多的。自1997年开始，连续多年获得《农垦日报》百强通讯员称号。  牡丹江农垦局一直对新闻宣传非常重视，宣传部都配备能力强的新闻干事和新闻科长抓这项工作。 我记得九十年代初，新闻科长是854农场调到管局的吴德众，后来是肖毅，再后来韩传忠短期干了几天，然后是王炳江、焦咏梅……管局每年还要举办新闻报道员培训班，请《农垦日报》编辑讲课。我就曾在管局大厦和密山八五七宾馆，参加过几期新闻报道员培训班。这一段时间，农垦牡丹江管局的新闻队伍是很强的。856农场的朝传忠、857农场的焦咏梅、兴凯湖农场的赵修彬，854农场的白承远和赵海燕、858农场先是蔡军，后是宋丽雪和杨华，855农场的刘金玉和王立春，庆丰农场的程东江和穆静微，8510农场的齐长春和王书勤，8511农场的于洪奎，海林农场的左秋岚，云山农场的陈富健走后是邹怀芳、雷春翔，电厂的崔晓岩，水泥厂的王军等，都是上稿率相当高的报道员。韩传忠、焦咏梅、王书勤、陈富健等还连续多年获报社十佳通讯员称号。 我搞新闻报道，有点“不务正业”。我的本职工作是搞文秘和行政工作，单位有专门管新闻报道的部门。但专搞宣传的政工科每年上不了几篇稿，而我却无心插柳柳成荫，每年上稿都大大高于他们，搞得他们有点尴尬。后来，有时我上稿时，就带着他们的名字，要不专职管新闻的上不了稿，面子上也不好看。当然，这些人和我关系都不错，不存在嫉妒怨恨这些问题。 当时的企业工会，为鼓励向外投稿宣传企业，对每一篇上稿的文章，无论字数多少，都奖励五元钱。要知道，当时我的一个月工资也就一百多元，五元钱差不多是我一天的工资。对于当时经济拮据的我来说，也是不小的诱惑。 这一段时间，也是我儿子非常开心的时候。凡十元以下的稿费，那时我都让我儿子去邮局取并留给他自己使用，做为上学路费和午餐费。 《农垦报》在虎林的日子是短暂的，但对虎林县及周边的农场影响是深远的。很多人经过在《农垦报》的历练，在后来的文学创作或宣传工作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罗国仕在担任850农场驻场记者的时，就非常注意收集当地群众流传的抗日故事，潜心文学创作。1961年，罗国仕调到虎林县宝东中学任教，在这里结识了同在宝东中学任教的知名剧作家沈默君。在沈默君的帮助下，两人以罗国仕原创小说为基础，合作编写电影《自有后来人》，后在《电影文学》上发表。后又被改编为著名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广受人民群众的喜爱。1978年他与《鹤岗日报》编辑刘迪华合作写出了历史长篇小说《黑水魂》，这部小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小说的素材仍然取之于罗国仕在北大荒多年的文学积累。改革开放以来，罗国仕先后调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安徽省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和罗国仕共同创作《自有后来人》的著名编剧沈默君，从850农场右派队先调到宝东中学任教，后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到哈尔滨搞创作，又被调到长影工作。文革前夕，沈默君被莫须有的罪名 “两开”（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一保留”（保留公职），连降了9级，同时被驱逐出长春电影制片厂，流放到安徽省贫困的枞阳县接受劳动改造 。2009年8月20日上午，沈默君因脑溢血抢救无效，在合肥逝世，享年86岁。 罗国仕和沈默君，都是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他们在逆境中没有消沉，在虎林创作的电影《自有后来人》剧本，即是他们在特殊环境下坚韧不拨创作的成果，也是虎林文学史上具有丰碑意义的一个作品。 接替罗国仕任850农场驻场记者的张惟，从农场调走后，先后任福建省文联委员，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长篇小说《中国，走出古田山凹》、《中央苏区演义》、《血色黎明》，散文集《卢沟桥畔》、《雁行集》、《张惟散文》等，电影《血与火的洗礼》，电视剧《大地的儿女》、《闽西大暴动》等。《闽西大暴动》获福建省庆祝建党70周年作品二等奖，《中央苏区演义》获福建省第九届优秀文学奖。2015年5月13日因病在岩去世，享年83周岁。  张惟 853农场驻场记者杨荣秋，在写新闻的同时，坚持文学创作。诗歌《夺土地》1959年9月发表于《中国青年报》，散文、特写集《雁窝鸟》1962年3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报告文学《北大荒与大寨场》1978年6月由农业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纪实文学《天街异彩》（合作）2000年1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1979年1月起任黑龙江省农垦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主编。 更多的人，虽然在文学创作上没有那么高的成绩，但在新闻报道中，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如当时的很多新闻科长，现在都担任农场级的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职，或在宣传部长、广播电视局局长等中层管理岗位。如王炳江、肖毅、左秋岚、邹怀芳、赵海燕、程东江、于本河、刘金玉、白承远、齐长春、韩传忠等。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通过给《农垦日报》等报纸写报道而改变了个人命运，由工人走上了管理岗位。牡丹江管局的新闻报道，从六七十年代平青任新闻科长到后来的继任者，通过持续努力，培养了大批宣传人才，使牡丹江农管局的新闻报道，多年在全总局名列前茅。 这当中，农垦报在虎林三年打下的基础，以及持续不断的培养新人的体制，是保持管局新闻队伍朝气蓬勃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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