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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颛顼，号高阳氏，上古“五帝”之一，华夏部落联盟首领。在正史中记载颛顼是黄帝的孙子，黄帝妻嫘祖，生子二人，长子玄嚣， 次子昌意，昌意生颛顼。而在《山海经》中则记载颛顼是黄帝的曾孙，黄帝妻嫘祖，嫘祖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妻阿女生颛顼。现在广泛被大家接受的是第一种说法，也就是颛顼乃昌意之子。  濮阳地处河南、山东、河北三省交界的黄河之滨，历史悠久，地灵人杰。上古时期，这里是'五帝'之一颛顼及其部族的活动中心，故有'颛顼遗都'和'帝丘'之称。  有关颛顼的传说史书多有记载。相传颛顼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生于若水，实居穷桑，其母女枢因感“瑶光”而生，十岁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初封高阳，后都于帝丘（今濮阳县西南）。在位七十八年，寿九十八岁，号为高阳氏，列为五帝之一，死后葬于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今内黄县三杨庄西）。  内黄县颛顼帝喾陵 《史记.五帝本纪》载：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这说明颛顼是位沉静、博识、有谋略的人。他能根据不同地域条件发展生产，聚集财物，又以观天象，按日月运行而定四时，并制定出各种礼仪制度，来教化人民，按时祭祀祖先和天地鬼神。他命重为南正，专管天地鬼神之事；命黎为火正，专管人间之事。因而颛顼时期，生产较前有很大发展。  一、颛顼遗都——“帝丘”的历史记载 帝丘，古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为颛顼都城。公元前629年，卫成公自楚丘迁都于此。战国时名濮阳，秦置濮阳县。《竹书纪年》载：“元年，帝（颛顼）即位，居濮。”《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卫，颛顼之虚也，故曰帝丘。”《春秋·僖公三十一年》载：“卫迁于帝丘。”杜预注：“帝丘，今东郡濮阳县 ，故帝颛顼之虚，故曰帝丘。”  帝丘古城，位于今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东南部的五星乡高城村的高城遗址，在黄河故道金堤河的南岸。高城之名源于帝颛顼高阳氏，高城原名高阳城。帝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称谓，或曰商丘，或曰濮阳，其先后作为颛顼、阏伯、姒相、昆吾、商侯相土、卫国等的都城以及秦汉时期的东郡治所，时间长达2000多年。  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瓠子（今濮阳西南）决口，洪水向东南冲入大野泽，泛入泗水、淮水，淹及十六郡，灾情严重。汉武帝派汲黯、郑当时率10万人去救灾，但没堵住决口。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下决心堵塞决口，命令汲仁、郭昌主持，动用几万民工参加。这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治水场面。汉武帝亲临黄河岸边指挥堵口工程。他首先举行了祭河仪式，将白马、玉壁沉于河中，并命随臣自将军以下全部搬运柴草参加施工。为了激励治河将士与民夫，汉武帝作歌二首，令万众呼唱，史称《瓠子之歌》。经过几番争斗，终于堵住了瓠子决口。武帝又在河堤上筑宫纪念，取名宣防宫。于是梁、楚之地消除了水患，重新获得安宁。  汉武帝时期的这次黄河瓠子决口之后，帝丘古城被埋入黄河淤泥之中。 二、帝丘古城——高城遗址的发现 高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濮阳县东南部的五星乡高城村南，在黄河故道金堤河的南岸，距离县城约10公里。该遗址发现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1985年发现东西向的夯土墙，2002年发现北城墙和北城墙的东北、西北拐角。2005～2006年，对濮阳县高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钻探，并通过试掘对北墙和南墙进行了局部解剖，出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墟时期、东周时期及汉代的各类遗物。2005年的大规模试掘表明该城面积约916万平方米，城墙保存完好，是一个由龙山时代、商、西周时代和春秋战国、汉几个时代夯筑层叠压的古城址。发掘者认为：“高城遗址可能是春秋时期的卫国都城，在战国时期为濮阳城，这是目前可以确认的历史上最早的濮阳城，它也应是秦代和西汉的东郡治所。”  高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依据考古发掘和钻探可知四面城墙顶部多被4米-5米的唐宋淤沙层所掩盖，城壕和城内的文化层被汉代厚约6米-8米的淤土层所叠压。整个城址平面形状为长方形，保存高度约6米-9米，城墙基础宽约70米，顶部宽约20米-30米，城墙之外有一周护城壕。北墙长约2420米，该墙中部偏东（安寨村西北）内收，形成一个近90度的折角，东墙长约3790米，西墙长度为3986米，南墙长为2361米，南墙破坏比较严重，不少地段在间隔地表7米-8米才见夯土。  考古发掘东周时期城墙的修筑过程中存在祭祀现象，在T2、T3两条探沟内发现在两块夯土的结合部埋有人头骨或整具猪骨，这应是修补城墙时举行祭祀仪式的遗存。在各条探沟内发现宽而厚的灰色花夯土，以直径3～4厘米的集束木棍夯筑，夯窝为圜底，包含物多为春秋时期陶片，应属春秋时期夯土。在春秋时期夯土外侧分布的夯土，夯层平直，土质坚硬，夯窝直径约为6厘米，包含大量春秋和战国时期陶片，多为战国时期夯土，也有部分汉代夯土。在城墙外侧及顶部发现大量夹杂较多为汉代瓦片的淤土。由此分析，该城址是在汉代毁于黄河洪水，与“汉武帝时期黄河瓠子决口，帝丘城址被埋入黄河淤泥之中”的记载相一致。  高城遗址，城墙保存完好，是一个由龙山文化、商、西周、春秋战国、汉几个时代夯筑层叠压的古城址。整个城址平面形状为长方形，城墙之外有一周护城壕。根据夯土叠压情况，可知该城在东周之前即开始使用，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豫北地区最大的春秋古城遗址。200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学者20余人通过现场考察和学术论证，一致认为该城址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卫国都城——帝丘所在地。  2013年，卫国故城遗址(高城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卫国故城遗址碑 三、高城遗址——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的早期城址线索 由于地下水位较高，2005年对城墙的解剖仅限于其顶部约2米厚，目前的考古资料还无法确定城址最早的建筑年代。我们可以从已经发掘的夯土结构、夯窝、夯层的差异，以及各类夯土中包含物的不同，大体做出如下判断。北城墙T2中分布于最内侧的黄褐色花夯土，夯层较厚，无夯窝，而且它被外侧所有夯土叠压。夯土内包含有较多龙山文化早期或仰韶文化晚期的陶片，而不见晚于龙山文化的陶片，可初步判断该探方内的夯土时代最早。 北墙长约2420米，在其西北拐角处钻探发现了大量龙山文化陶片，中部T1、T2、T3等探沟在不同时期夯土内出土较多龙山文化陶片，再结合南墙的小面积试掘也出土龙山文化陶片等情况，我们可以认为，这里曾经存在一处面积较大的龙山文化遗址。 出土文物分析： 仰韶文化遗物，主要出土于T2夯6内以及晚于它的夯土层中，多为仰韶文化晚期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并有少量夹蚌褐陶、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纹饰以篮纹为主，其次为附加堆纹、压印花边等，也有少量彩陶。“简报”公布的陶器器形主要有鼎、花边罐、双腹盆、大口罐、壶、器盖等。 龙山文化遗物，主要出土于T1、T2、T3的晚期夯土层内。陶片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并有少量夹蚌褐陶和泥质红陶，多为轮制，胎较薄。纹饰以篮纹为主，其次为绳纹等。简报共公布10件龙山文化时期标本，器形有盆、器盖、杯、罐、瓮、鼎等。 二里头文化遗物，主要出土于T1和T3的晚期夯土层内，陶片较少且极为残碎。以夹砂灰陶为主，胎较厚。纹饰有绳纹、压印花边等。可辨认的器形有罐等。口沿压印花边的作风，的确是二里头文化高领圆腹罐的主要特征，而这里发现的花边口沿则与安阳西蒋村、长垣宜丘以及邯郸薛庄和邢台粮库等遗址出土的花边橄榄形深腹罐更为接近，例如高城编号为0T3夯∶4的花边口沿与薛庄遗址编号为H277∶17的陶罐口沿类似。这种口沿压印花边的深腹罐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中也有发现，但应是受下七垣文化的影响所致。另外平底、深腹的罐与二里头文化中的圜底深腹罐差异较大，而是与大量存在于下七垣文化中的橄榄形深腹罐接近，如0T3夯∶7与濮阳马庄遗址91M采∶7和91M采∶8比较接近（图三，2、4）。据此可以认为这类遗存的性质应属下七垣文化。 殷墟时期遗物，主要出土于T2、T3的东周夯土层中，出土陶片较少，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胎较厚，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可辨器形有鬲和罐等。简报公布了3件鬲的口沿，特征比较一致。因此，从整体上看高城出土的殷墟时期遗物，其年代与安阳殷墟一期早段更为接近。 春秋时期遗物，主要出土于夯层中。陶片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陶色青灰，陶质坚硬。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主要有釜、甑、深腹罐、壶、盆、豆、瓮、板瓦等。简报把这些器物定为春秋时期，但具体处于春秋的哪个时段并没有说明。不过，这里可以根据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分析，可以认为高城遗址春秋时期城墙的年代能精准到春秋中期。 战国时期遗物，主要出土于最外圈的夯土层中，陶片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陶色青灰，陶质坚硬，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主要有罐、壶、盆、豆、瓮、板瓦、筒瓦等。这些陶器也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如编号为T3夯①∶18的陶盆，口沿微微上翘，与新郑郑国祭祀遗址T622③∶1接近，具有战国中期的特点（图六，1、3）；如编号为T3夯①∶14的豆盘变浅，与郑韩故城T659H2058∶10比较接近，也具有战国中期的特点（图六，2、4）。 高城城址城墙的分期： 根据对T2和T3各夯层所陶片的年代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得到这样如下认识。 1、T2夯6层和T3夯9层都位于夯土城墙的最里层，厚度也基本一致，均包含单纯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期最早阶段的陶片，没有晚期遗物，应为龙山时代早期所筑。T2夯5层和T3夯8层，位置相近，厚度相当，包含有龙山时代早期和中期的陶片，没有更晚的遗物，应为龙山时代中期修筑。 2、T2夯4层和T3的夯6、夯7层位置相近、厚度相当，包含有下七垣文化和龙山时代中期的陶片，却没有更晚的遗物，应为下七垣文化时期修筑。 3、T2夯3层和T3的夯4、夯5层位置相近、厚度相当，其中包含有春秋时期、殷墟早期、龙山时代中期和早期陶片，没有战国时期遗物，应为春秋时期修筑。T2夯2层和T3的夯2、夯3层位置相近、厚度相当，其中发现的陶片很少，仅有少量龙山时代中期陶片。仅从其本身很难断定其年代，在此可以借助其西侧的T1来判断。简报对T1公布的信息非常少，仅公布了一些陶器标本，而且均出自于夯2层中。这些陶片的年代，除1件为龙山时代中期之外，其余均为春秋中期，说明这层夯土的年代也应该是春秋中期。 4、T2夯1层和T3夯1层均位于整个夯土城墙的最外侧，厚度也大致相当，其包含的陶片以战国中期为主，应为战国中期所修筑。其中夹杂的少量战国早期陶片应为夯筑取土时混入的早期遗物。 结论， 从目前公布的考古材料来看，濮阳高城遗址的城墙始建于龙山时代的最早阶段，后经龙山时代中期、下七垣文化时期、春秋中期、战国中期多次修葺继续使用，到战国晚期废弃。高城遗址的发掘，其意义不仅在于发现了卫国的都城，而且发现了始筑于龙山时代最早阶段的城址。其年代略晚于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而早于襄汾陶寺城址，大致相当于“五帝”中的黄帝与尧舜之间，联系到颛顼帝丘在濮阳的传说和历史记载。因此，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高城遗址就是传说中的颛顼遗都——帝丘所在。 四、高城遗址的发现意义 考古调查、钻探表明，高城遗址下深埋的龙山文化遗存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居河济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之首，而在河南、山东地区也仅次于三门峡小交口遗址。在高城遗址周围，还分布有数量众多的龙山文化遗址，如铁丘、马庄、戚城、程庄、文寨等，它们与高城遗址一道构成了濮阳龙山聚落群。 按照许顺湛对聚落规模的层次划分，其结构如下： 特级聚落1处，濮阳县五星乡高城遗址，100多万平方米。 一级聚落1处，濮阳县子岸乡文摘遗址，40万平方米。 二级聚落2处：市区南戚城遗址，15万平方米；濮阳县子岸乡齐劝遗址，10万平方米。 三级聚落37处：均在9万平方米以下。 从聚落规模与层级结构来看，小型聚落（三级聚落）应是一些氏族部落的居地，二级聚落可能是“邑”一级的中心遗址，特级聚落和一级聚落应是古国的国都遗址。要之，濮阳聚落群显示了一个“都、邑、聚”结构齐全的古国或古代酋邦的存在，而高城遗址正是这个古国或古代酋邦的都城。 根据有关文献记载，颛顼的帝丘在濮阳，卫国在春秋时期迁都帝丘。如《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言：“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日三百年。”《汉书·地理志》载：“濮阳本颛顼之墟，故谓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遗址内部还有清代石碑记述该地为颛顼城，解放前这里还有颛顼庙，当地流传下来的地名如城角地、南城头地、东郭集等，经过钻探发现的确是城墙所在之处。因此，前面所引文献记述和传说中的帝丘、卫国都城，应当就是现今所发现的高城遗址。 依据既往考古工作情况，按照考古学中人口概率估算方法，濮阳高城遗址是仰韶文化时期北方唯一可以与南方良渚文化相媲美的特大型聚落中心。濮阳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人类活动的理想地区，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以来，大量人口聚结在这一地区，不断创造出灿烂的文化。由于该城址在汉代一次性毁于黄河洪水，故可以推测城内的汉代街道和建筑，甚至东周时期的城市结构，或许会保存较好，将来对该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将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提供更重要的资料。 2018年，经过从众多申报项目中严格筛选，国家文物局最终确定将濮阳高城遗址纳入“文明中国”项目（中原文明探源工程项目），予以积极支持该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国家文物局考执字[2018]第[174]号考古发掘执照号及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文物局豫财科[2018]93号文件）。“文明中国”项目本年度首次开展，我省仅有两个考古发掘项目入选，濮阳高城遗址就是其中一。 参考资料 《河南濮阳县高城遗址发掘简报》 《颛顼遗都帝丘初探》 《河南濮阳：淤沙下的神秘都城，城下可能还有城》 《魏继印：濮阳高城城墙的分期、年代及相关问题》 《颛顼遗都——濮阳高城遗址考古工作将得到国家210余万元经费资助》 《五帝：世间为何再无神，皆因颛顼分天地》 《速看！濮阳高城遗址即将揭开神秘面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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