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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桥 王冬兰 | 清代滇缅边疆练卡的形成、演变及影响

 郁江酒徒 2022-08-31 发布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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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滇缅边疆练卡的形成、演变及影响

王春桥  王冬兰

练卡是清朝在处理滇缅边疆区域性问题中形成的一种军事制度。嘉庆年间,云南大饥荒,景颇频繁下坝抢掠。为防御景颇,清朝设练卡,准备事成裁撤。后因景颇侵扰频繁,朝廷开始筑碉堡,设练卡,募练丁,购练田,置练仓,遂成定制。咸同以后,练卡发生变化,练丁定居耕种练田为生,形成多民族的山村聚落,改变了滇缅边疆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关系,形塑了滇缅边疆多民族共生格局,对滇西边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作者王春桥,1986年生,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王冬兰,1987年生,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邮编650091

练卡是清朝处理滇缅边疆地区问题时形成的一种特殊军事制度。清缅战争以后,东南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原先生活在伊洛瓦底江流域的景颇向东迁徙,到达腾越以西群山之中。嘉庆年间,景颇人口繁盛,加之受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爆发的影响,滇缅一带出现极端气候,引发大饥荒,导致景颇频繁下坝抢掠,清朝为此设置练卡防御。这一军事制度与汛塘哨卡、关卡和卡房不同,是滇缅边疆独有的军事体系,对这一地区多民族和谐共生格局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目前学界尚无专文讨论清代滇缅边疆的练卡问题,偶有提及,甚至有将其与汛塘哨卡、关卡和卡房混淆,更别提清晰阐释。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拟探讨清代滇缅边疆练卡的形成、演变及其影响等问题,不仅厘析练卡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更重视探究练卡形成及演变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而阐述清朝边疆治理体系与边疆民族历史发展之关系,总结清朝在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时的经验教训,以期为国家的边疆治理提供镜鉴。

一、人口、气候与饥荒:景颇迁入滇缅边疆

今天中国境内的景颇族,唐代“寻传”,元明称“峨昌”,清代称“野人”在清代官方文献和私人文献中“野人”“野夷”“野匪”常常交替使用。本文采用景颇族的自称——“景颇”。清初,滇西土司境内已有景颇。但在乾隆清缅战争以后,他们才开始大规模进入并建寨定居在八关九隘以内的群山之中。“野夷昔皆划居八关以外,自乾隆三十四五年以后,始渐迁关内。孳息日众,不可复驱。”“腾越有野人一种,向在八关九隘之外。乾隆年间,进征缅甸,各土司利其转粟,招入关内,迨军务告蒇,野人不愿回归,遂分住各土司山头,猎兽为生。”“从前野夷聚居江外,以江为限。自缅甸军需以后,各土司因其运粮之力,不复遣回境外,听其于附近山头结寨居住。而古勇、盏西二练,神户一关、止那、猛豹隘亦有野夷阑入盘踞。”清缅战争之后,景颇分住滇西各土司山区,以刀耕火种的农业和捕猎为生。

乾隆以前,景颇大都居住在八关九隘以外的江心坡一带。这与中国境内景颇族族源和迁移传说相吻合,亦与唐代樊绰《云南志》记载寻传在丽水节度一带相符。清缅战争前,景颇聚居区未受清朝控制,故景颇未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官方文献中。但清缅战争改变了伊洛瓦底江地区的局势,景颇的社会结构和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清缅战争中,清军大规模进入滇西土司地区,土司承担着清军的粮草、军械等后勤物资的供应和运输。此时景颇正因战争而迁移,为生存而流动,于是土司利用他们运输清朝的军粮物资,将他们“招入关内”,为清军效力,承担劳役,景颇开始大规模进入八关九隘群山中建寨定居。另据1960年调查,滇西一带的景颇族是从江心坡迁移来的。梁河县的景颇族说他们从江心坡迁来已8代,陇川景颇族说他们迁来已9代,他们最先居住在八关之一的铜壁关一带,后来才迁往滇西土司各地。从代际关系看,与史料记载大致吻合。因此,清乾隆年间景颇才开始大规模进入八关九隘以内滇西土司辖境的群山之中。
缅甸成为清朝的属国后,清朝在清缅边境撤军,裁防设汛,各关隘抚夷改由土司选人充任,开关互市,亦未将阑入关内的景颇驱逐出关,清朝任其在关内居住,于是景颇在各土司境内山上结寨而居,生息繁衍。景颇的渐次迁入,改变了滇西土司山区社会权力结构和民族关系,当地崩龙(即今德昂族)等在景颇的挤压下,不断外迁,很多崩龙寨变成了景颇的居所。
景颇迁入初期,他们“垦山度日,不轻下坝,汉民、摆夷俱在平坝耕种,两不相及,历任未尝禁止”。当时,景颇尚能开垦山地,刀耕火种,兼以狩猎为生,他们与居住于坝子以农耕为主的汉人和傣族“两不相及”,双方并未因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乃至对抗,故清朝在当地的土流官员对景颇聚居山上未加干涉。但景颇的迁入,改变了滇缅边疆原有的族群关系和社会结构,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衡机制,埋下了社会动荡和边疆危机的种子。
嘉庆年间,山地和坝区民族“两不相及”的情况发生了转变。在嘉庆以前,自西而南,除神户关外接景颇外,万仞关、巨石关、铜壁关、铁壁关、虎踞关、天马关、汉龙关等七关都接缅界。然至迟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清朝和缅甸蛮暮、木邦土司之间“内隔野夷,缅人不能……越野人而连内界”。景颇占据了滇西土司山区。由于滇西土司不能控制和管束,“数十年,近边地方频遭野匪劫抢之害”。“江内野夷每逢乏食,勾结江外野夷,下山抢夺,日渐恣肆。”“数十年来,呼朋引类而至者,更难以数计。生齿日繁,种类甚众,性既犷悍,又不务耕作,日事抢掠。”加之,滇缅边疆承平已久,清朝在清缅边境的防御力量大大减弱,清朝在当地的土流官员都未干涉和关注景颇迁入八关九隘,随着其在群山之中生息繁衍,人口激增,而山区资源稀缺,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落后,单靠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已无法维系其社会的正常运转。当遇到饥荒之年,景颇食不果腹,便下坝骚扰、抢掠,进而与坝区争夺资源,与坝区民众产生冲突和对抗。
景颇下坝抢夺资源,主要原因是“乏食”,而“乏食”除了“生齿日繁”外,可能还与嘉庆年间的云南大饥荒密切相关。嘉庆二十年(1815)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爆发,导致云南出现了低温冷害的气候,这种气候“首先在高黎贡山以西的腾越、龙陵等地”造成影响,导致“水稻、荞麦等主要农作物的大幅歉收”,由此引发了嘉庆年间的云南大饥荒,而“云南大饥荒的受灾区,主要位于北纬24°以北的地区”。从这次云南大饥荒发生的区域来看,景颇居住的八关九隘一带首当其冲。这一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又遇到夏秋低温的极端气候,致使粮食歉收,连年灾荒,加之人口激增,为了生存,景颇开始频繁下坝抢掠,造成了西南边疆的动荡,危及清朝的边疆和国防安全。

二、“建碉设堡,募练扎卡”:清朝防御下坝


嘉庆年间云南大饥荒使得景颇频繁下坝抢掠,而乾隆三十五年(1770)恢复的负有“弹压野人”之责的正副抚夷已无法抵御景颇,故当地土流官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行动应对这一问题。嘉庆十六年(1811)春,南甸土司境内景颇“下坝,沿边骚扰,边民以焚掠告,腾越总兵李东山、同知高孝植亲往剿办,檄调土司目练协平之”。南甸、干崖、盏达等土司亦“带领练勇,与官兵分路进剿”。嘉庆十七年(1812)五月,云贵总督伯麟奏报平定景颇焚劫一案,朝廷因“边外瘴疠已盛”,下令“不必留兵在彼协缉,其各要隘照常安设兵练,驻扎防范”景颇。七月,因云南边外景颇“乘间抢掠,从前安设土练,俾资防范,嗣经裁彻”,清朝中央同意“伯麟等奏请照额复设防练”,在滇缅边疆“复设土练一千六百名”,“以八百名分防腾越之蛮章山等十处,每名日给银二分”,并令土司“拨给旷土耕种,以资养赡”。这是清朝为防止景颇下坝争夺资源而调整滇缅边疆的防御体系,复设乾隆年间曾设置的土练,并让土司拨给土练田地耕种,为土练提供物质保障。
不久,清朝认为“内陆官兵不能驻扎稽查各土司操练,恐系有名无实,虚糜粮饷”,令云贵总督一年后前往查看土练,“如可无需防范,即奏明裁彻”。清朝复设土练之时,只是权宜之计,并不准备将练卡作为一种制度和政策普遍推行。
正当清朝准备裁撤土练时,下坝焚掠事件却屡屡发生,坝子民众惨遭侵夺,民不聊生,裁撤土练的遂念头束之高阁。嘉庆十八年(1813)冬,腾越边外“自南甸至邦中、沙坝,沿边焚掠”。嘉庆十九年(1814),云贵总督伯麟、云南提督双林派遣腾越镇总兵成文和迤西道嵩禄“由马鹿塘、荆竹岭沿江剿捕,歼厥渠魁,余党悉平”。嘉庆二十年(1815)正月,皇帝下旨奖励有功官兵及带土练随军进剿的土司,抚恤伤亡的弁兵、目练。
这次征讨云贵总督虽以大获全胜上奏,朝廷嘉奖了有功人员,但其实此次清朝派兵剿办时,景颇早已“逃窜一空,当事文武因其险远,不能深入,未经大创”。这是由于景颇所居“皆在酷瘴之乡,恃以为固,霜降以前,不可轻涉。雨水以后,春瘴又兴,山山可潜,路路可窜。兵盛则兽散延喘,兵旋则狼负为奸。大举既虑虚劳,长围又难骤合。顿兵非计,奔命损威”。可见,由于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景颇熟悉当地情形,清朝并未重创景颇,反而致其“日久蹂躏,又渐及内陆”。为此,云南地方官员又提出解决景颇问题的思路,即“剽劫残贼,不可悔谕。但知惕威,不知感德。但可雕剿,不可犁扫。先孤其掌,后殄其渠。歼一惩百,能使知惧”。具体做法是:“责成守土镇臣,假之事权,简兵砺锐,以待猝征。责成守土长吏,宽其筹备,募练选谍,以稔夷情。夙拊淳良,专歼盈贯。又在荣励陇川、干崖诸土司,众效腹心,秉承调度。戎钺之讨既伸,潢蛙之氛自靖。”
当时官员总结经验教训,认为朝廷虽屡次出兵剿办景颇,但景颇所居“山深箐密,未能得手,其势遂渐鸱张,动辄纠众数十累百,纵火焚寨,持械伤人,而厅属十八练,幅员广阔,人民众多,边界袤延不下千余里,皆漫无防范”,故应招募练兵,设练地,同时激励坝区土司听朝廷调度,防御景颇。于是,清朝开始在滇缅边疆“安设土练,添建营汛,以资控驭”。
嘉庆二十年(1815),龙陵厅同知刘继桂开始在龙陵厅境内“安设卡练,招练丁三百名,检练目二名”。嘉庆二十三年(1818),在腾越州邦中地方“改设马鹿、大坝二汛,移拨千总一员,外委二员,兵一百七十名,分扎驻守”,并于马鹿汛适中地方增设二塘,大坝汛适中地方增设四塘。道光初年,为防止景颇滋扰,与临边之大坝汛声势联络,清朝将缅箐汛移驻平山地方,添设栅油房汛,黄连沟等八塘。然而,清朝在腾越厅所设大坝、缅箐、蒲窝、固东四汛,除大坝、蒲窝二汛外,其余“俱在腹地,边长汛少,只能顾其一隅,其余则鞭长莫及也,士民受害几无虚日”。此时,汛塘已无法抵御景颇侵犯和维护边疆稳定。
清朝增设汛塘,但“腾越厅城四面环列野夷寨落,直通关外,难以计数……沿边周围二千数百里,仅有大坝、蒲窝二汛,边长汛少,野夷恣意肆掠”,“继及近城”,即使调整增设汛塘,“尚不足以资捍御”。于是,道光三年(1823),腾越同知胡启荣等“议仿楚南屯田之法,于沿边建设碉堡屯练防堵。内陆修建护村碉楼,令民自守,以为节费经久之计”。胡启荣等设堡建碉置练田,其目的是“饬边防而制野夷”。同年,他又奏请朝廷拨款购买练田,“设立练谷屯仓”,“以供各卡练丁粮食”。
道光五年(1825)胡启荣建成沿边碉堡,“自古勇隘、美古、尖高山、蛮旦、槟榔江源,沿扼设险七十二卡,置买练田收租,养给练丁,以严防堵”,建“石土木各堡二十四座,石土木各碉五十三座,屯仓四座,鸟机炮五十位,鸟枪四百杆,练田三千四百四十九亩零,士民捐田二百九十八亩零,其岁入租谷六千余石,募屯练六百二十四名,分驻碉堡,议定每屯练一名岁给口粮谷十石”。可见,清朝在腾越厅西境及南甸等土司地区建设堡24座,碉53座,设练卡72卡,置练田3747亩,募练丁624名,在土司山区和腾越厅之间筑起了分隔景颇的防御屏障,靠内的碉堡则让民人捐练自守。临边之地募练扎卡驻守,并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选择不同族群民众分驻防守,譬如小猛竜地“临江有瘴,野人恒由此渡河。驻屯练五十二名。附近有田,募摆夷耕种驻守”,让耐瘴的“摆夷”(傣族)驻守炎热之地,汉人驻守山上扎卡防守,彼此互为犄角。胡启荣“建碉设堡,买置练田,养练守碉”,他建碉堡是与设练卡、置练田同时进行的,这就使得募练扎卡有了军事防御设施,能更有效地抵御景颇的入犯,也通过购置练田等方式为募练扎卡提供物质保障。这些举措使得“两年以来,屯练据以御敌,屡经杀贼,野匪震惧,内陆稍安”。
清朝在滇缅边境大规模建碉堡,设练卡,置练田,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虽然“官多费帑金而不惜,民多派力役而不怨”,但腾越沿边一带多山,山多则岭多,“今有碉堡之地十二三,而野匪便于出抢之岭十七八”,甚至“有直闯之堡而不惧者”。清朝的举措并未完全达到最初目的。
道光七年(1827),由于流传下坝抢劫的景颇惧怕傈僳人,于是署腾越厅广裕奏“请设立河西外围香柏岭设立十五卡,招募傈僳三百七十户分驻,于盐课溢余留半银支给口粮、盐菜,限满听其种地守卡。嗣因山地硗确,不敷口粮”,永昌府奏请“借藩库银二万两置买练田,分给各傈僳口粮,府厅各捐银一万两”。清朝设卡的目的是“防御野匪”。仅道光七年,清朝在南甸等土司境内共安设傈僳370户,随带眷口1117名,分扎15卡。此后,又在“马安山一卡,捐设傈僳二十户;象脑山一卡,捐设傈僳十五户”。此外,还招募傈僳人到芒市安抚使司境内置练守卡。清朝经过数年的经营,练卡人数已达一定规模,且在练卡后面,还有练地的存在,例如腾越周边的18练地。清朝设练扎卡,在景颇村寨与土司辖地之间建立起一道人口屏障,并逐渐形成了许多阻隔景颇的汉、傈僳等民族聚居的村落,“边境肃然者六十余载”。
综上可见,景颇下坝侵扰,清朝最初采取军事手段,发兵征剿,伯麟等官员也提出了征剿的策略并付诸行动,但景颇居“酷瘴之乡”,清朝未能给予致命打击,仍不时下山入坝劫掠,进入南甸、干崖等土司境内侵掠,甚至危及腾冲城。景颇的不断肆掠,严重威胁着清朝西南边疆的稳定。为此,清朝开始转变防御策略,逐步在南甸、干崖等土司境内增设汛塘,但效果并不明显,又打算暂设练卡,事成裁撤,但随着局势的严峻,清朝开始大规模地在滇缅边境地区建碉堡,设练卡,募集汉、傣、傈僳等人众带家眷守卡,购山场和练田,捐资出饷银,防堵景颇,构筑了一套完整的以练卡为主的军事防御体系。至此,清朝在处理滇缅边疆区域性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

三、“荷戈守隘”到“聚族而居”:练卡的性质、演变及其影响


嘉庆年间的云南大饥荒使得清朝在边疆治理过程中,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导向,在滇缅边境筑碉堡,设练卡,募练兵,购练田,置练仓,增练地,纲维布置,环列兵练。到道光年间,形成了野寨、关隘、练卡、碉堡、汛塘、土司、练地的圈层社会、政治、军事地理空间。在景颇下坝侵扰的各重要山隘关口,清朝都筑碉堡,置练卡,招募练丁扎卡,防御景颇。练卡以内是土司,在土司辖地或与土司接壤地方,清朝又设练制屯兵,增加一道防御。这种层层推进的戍防,为的是维护土司辖地的稳定和确保府州县不受景颇的侵袭和冲击。坝子与山地民众因练卡的存在彼此之间形成了你我有别的界限。这种界限既是地理和生态的,又是政治、军事、族群的,进而塑造了府州—练地—土司—练卡—景颇村寨层层分布的疆界形态。虽然碉堡练卡并未能完全防御景颇下坝抢掠,但所募屯练守卡者,多是举家前往驻守,在景颇村寨与土司和腾越厅之间形成了许多练卡村寨,构建了一条人为的藩篱,改变了当地的族群构成和社会结构。
练卡的这种分布格局在光绪《腾越厅志》“地舆志”“舆图”中被清晰地呈现:南甸、干崖等土司外分布的是乾隆以来逐步设立的茂福、杉木笼、马鹿塘、蛮东等汛,汛外是练卡、碉堡、关隘。练卡、碉堡、关隘之间有河西、古永、明朗、盏西、蒲窝、清水、绮罗、和顺等练地连接,练卡、碉堡、关隘外则是景颇村寨,景颇村寨大都分布在八关九隘等地的群山之中。光绪《腾越厅志》所反映的练卡分布格局,与光绪二十年(1894)英国人调查滇缅边境土司辖地的汉人和景颇分布界线大致吻合,他们认为“划分这两个族群的界线是太平江源头到盏达的主流或西边的支流”,“这条界线的北部和东部是汉人居住,南部和西部是克钦居住”。这条界线恰好横穿盏西土司境内,西部山上居住的是景颇和傈僳,东部山上居住的是汉人和傈僳。
练卡最初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清朝设立练卡后,招募汉、傣、傈僳等族练兵,购置山场、练田。练田靠近练卡的,则供各卡练丁垦种;练田远离练卡的,则招佃征租,各卡练丁按月支银;无练田的练卡,各卡练丁则由清朝捐资给饷,“以养家室”。此外,朝廷还设“练谷屯仓”“免其差役”,练卡兵丁和家属无须承担差役,全方位提供后勤保障,练田也是让其“永远屯种”,不纳赋税,守卡练丁只需屯种养家,“永远荷戈守隘”。
当然,练卡不仅是“荷戈守隘”,防御景颇,而且因晚清以降,朝廷“兵不如练,民练不如夷练”,故练卡还是清朝征剿云南各地叛乱的重要力量。道光二十六年(1846),云州“民乱”,云贵总督李星沅认为“本地之练不如夷练”,故调腾越等处左大雄土练和傈僳练到云州平乱,取得大捷。道光三十年(1850),盏西熊家山一带景颇“猖獗滋事,下坝抢掠汉夷”,清朝又派左大雄带练兵前往征讨,平定景颇。
咸同以后,练卡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其军事功能逐渐消失,最终变成了村寨,各卡练丁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耕种“练田”的民夷。咸丰六年(1856),云南发生了回民事变,腾越厅受到波及,境内“兵事蔓延,卡规废弛”,“碉堡倾圯殆尽”,“迤西南绝官吏之迹者十有余年,故致边备废弛,关隘沦没”。滇西回民事变后,清朝在滇缅边境的军事布防基本瓦解,防御景颇的军事体系——练卡已不复存在。
虽然滇缅边境“经咸同兵燹,旧制全失”,但这种新的疆界形态格局并未改变,各卡练丁也并未突然消失或撤离练卡,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清朝边疆军事防御体系的瓦解,曾经募练扎卡的人已在地化,守卡练丁由军转民,各练卡形成了守卡人聚族而居的村寨。光绪二十年(1894)南甸土司山上“居住的主要是汉人,没有克钦”。
道光年间设立的春花地、香柏岭等傈僳驻守的练卡,至今仍是傈僳族聚居的村寨,地名仍叫“春花地”“香柏河”等。这些练卡村寨,有的直接就叫练寨、卡子。德宏芒市中山乡的“木城坡”,据说就是派守那里的傈僳人筑木栅营盘得名。另据陇川傈僳族老人回忆,其祖上是被清朝从腾冲派来南甸土司境内(今天梁河)守卡子;现在盈江县苏典傈僳族乡与卡场等地,陇川的千家寨、大场、弄贤,芒市的木城坡、向北河、杨家场等,清代都是边远要隘,都曾是傈僳族驻守的练卡。现在这些地方大都是傈僳族聚居或傈僳族与景颇族、汉族等民族杂居的村寨。光绪二十一年(1895),英国人戴维斯从昔董到腾越厅途经今苏典傈僳族乡的勐戛(Mong ka),当时勐戛有四五个村落,有7080户汉族或傈僳族居住。可见,光绪年间苏典的勐戛已是汉族和傈僳族聚居的村落。
民国时期,清朝为练丁购置的练田还存在,只是其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些练田由腾冲政府直接征收田赋,不再像清代由各卡练丁自己耕种且无须缴纳赋税。民国时期,盏西蛮冷寨的练田就是清朝募练扎卡时购置,后世代相传演变而来的。这些练田的田赋一律由腾冲政府直接征收。相较于土司辖地的其他田产,其赋税是比较低的,这从民国时期盏西小关的练田赋税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小关有练田37.7箩,产量是1888.8箩,交纳田赋368.5箩,大约占总产量的19%。

此外,练卡军事功能消失后,练田的耕种者也不再享受清代设立练卡之初的特殊待遇,他们也需要承担差役和摊派。例如,1947年盏西遮坎乡乡长李祖科就以借派子弹为名,对耕种练田的农民每户摊派5个半开。他到昆明一次,也要向每户农民摊派6个半开。守卡练丁的后代成了纳赋税、服差役的公民。在土司地区,练田也成了耕种的民众不受土司或抚夷而受民国政府直接统治的标志。

四、结 语

练卡是清朝在边疆治理过程中,以处理滇缅边疆区域性问题为导向而形成的一种边疆治理模式,是清朝建立的一套特殊的军事制度。练卡由复杂多样的人群和地域集合而成,是山地民族、坝区民族以及国家三者互动的结果,亦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清朝创建练卡,在滇缅边疆构筑了一道阻止山地民族向内流动的藩篱,被练卡隔离的人群不是主动逃避国家统治,而是被清朝主动隔离,是国家设计和作用的结果。咸同以后,练卡的军事功能逐渐消失,练卡变成了各民族聚族而居的村落和地理单元,滇缅边境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关系发生改变。此后,山地、坝子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日渐频繁,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当今滇西边疆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格局。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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