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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有关洛阳二里头的前世今生

 禅艺惜霜 2022-08-31 发布于河南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有关洛阳二里头前世今生

李少咏

这里是最早的中国。
这里是最早的村庄。
最早的中国就在最早的村庄,最早的村庄就是最早的中国
她的名字,叫二里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有她的正式名字,叫作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翟村镇二里头村。
法国学者保罗·维达尔·德拉·布拉斯告诉我们:每个区域都是一枚反映本地区民族的徽章。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厚厚的《二里头村志》,就是这样一枚徽章的文字和图片融为一体的形象化的文化徽章。
众所周知也许只有极少数心怀鬼胎的所谓媒体专家例外洛阳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座可以号称国色天香的千年帝都。是世界四大圣城之一,华夏第一王都,有着6000年文明史,是我国历史上唯一被命名为“神都”(神州大地之首都)的城市。是我国建都时间最早,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建都跨度最大的千年帝都。
位于伊洛盆地中东部的偃师,人文荟萃,名家辈出,传统历史文化根深叶茂,博大精深,泽润神州,远播寰宇。是一方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魅力的历史文化伊甸园。而偃师翟镇镇的二里头村,则是最早的中国。
2016年,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亲自提议并确定在二里头村附近兴建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文化工程,从二里头村走出来的德高望重的文化学者和新闻学家王子厚先生,便凭借着异常敏锐的政治与文化嗅觉,找到了一个为华夏第一村建志立传的文化契机,联系组织了同样从二里头村走出去的党政企医教各界退休的老同志,和村里一批老干部老同志一起,竖起了编簒《二里头村志》的大旗。十九大的东风吹来,《二里头村志》也开始了紧张的谋划与编簒。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让华夏第一村的村志以最美丽的姿态来到了我们面前。
二里头村志》,是一部融历史、文化、社会风情和美丽梦想为一体的精粹制作。
如果说一个地方的人民和人民赖以生活的物质条件是这个地方的存在之根本的话,那么这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则是它的血脉和精神动力源泉之所在。
最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的不少学者对于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兴趣不断增强,他们把研究那些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看作一条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风情和地理景观意义的有效途径。由此引发出一门新学科的出现,那就是人文地理学或者叫文化地理学。这是由人文地理学抑或文化地理学的内在特质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地理景观的含义是无法用简单的数据来表达的,由数据描绘出的地理总是缺少那种由人亲身感受而浸润出来的丰富内涵,因此,通过与地理有关的文化产品的型塑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地理之间的充满感染力和艺术激情的关系,就成为了人们一个很好的选择。
作为历史文化结晶的文化产品,一经面世,就会自然地具有某种内在的文化地理学属性,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文化产品的世界是由它所表现出来的位置和背景、场所与边界、视野与地平线等所组成的,由此可以向我们提供一份对于了解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地理文化知识极有帮助的精神大餐。我们因而可以借助文化著作了解那些原本只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地方,或者领略这些著作描绘过的地方的极具特色的文化魅力。那些充满想象的描述足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一个地方的独特的风情和文化特色。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一个地方的文化著作中所描绘的生活和人文景观,是一种超越了简单事实的真实,而且,这种真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或者说起码是包含了比日常生活所能够体现的更多的真实的。
描写和记述一个地方的文化著作是阐释这个地方的所有美好的最有效的思想文化载体,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最为形象化的艺术见证。正如英国学者斯瑞夫特所指出的:“描写地区体验的文化意义以及写地区意义的文化体验均是文化生成和消亡过程中的一部分。它们并不因作者的意图开始或停止,不寄居在文章中,不局限于作品的创作和推广,也不因读者的类型和特性而开始或结束,它们是所有这一切或更多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们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空间被赋予意义的时刻。”
人是文化造就的动物,而身份是人对自己与某一种文化的关系的确认。对身份的认同,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在任何人群中的人们,比如说工人、农民、市民,都会有这样的心理需求,在主要以知识分子生活和体验为艺术表现的文本中,身份认同问题可能会更加突显。因为知识分子对人生的体验,会有更多的文化因素的渗入,对自身的归属和对文化的认同感更易于被他本人所意识到,在心理空间中更易于留下痕迹。对于文化表达来说,也是更为丰厚的资源。同时,身份认同是一个语境式的问题。
由于一个人可以属于不止一个群体,因此,在特定的语境下(也可以说是在主要矛盾的突显下)他会选择认同某一身份,也就是归属于某一群体成为他的主要指向。换个角度说,就是身份认同可以分为许多种,比如可以有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也可以有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等。
文化身份意识,在相当多的时候是淡化的或者说是潜隐于人们意识深处的。只是在每每遇到巨大的变故,个体的处境有所改变时,这种身份意识才会在不自觉中以或者失落或者痛苦的复杂感受的形式表达出来。
《二里头村志》的编著者们是一群得益于华夏第一都二里头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的久远浸润因而十分聪慧的人,他们也是一个十分幸运的文化群体。他们的幸运建立在一个个博大慈爱的灵魂和由这样一颗灵魂生发出来的保护和弘扬二里头历史文化遗存的旅行上。
很多时候,这样的旅行,犹如轻舟之于时光的洪流,旅行者在与时光之流的不断的相互推拒中,一步步接近了吉本芭娜娜所谓的心间圣所——人类灵魂永恒的居所。也正是在这样的旅行中,他们才能够于不知不觉中,把潜藏在他们心中,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心灵深处的情感记忆,一点一点地重新召唤到我们读者面前,甚而至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还原成一幅幅美丽绝伦的生命风景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旅行者独行甚或苦行的收获,已经远胜于芸芸众生的享乐之旅。
正如徐金星先生所说,《二里头村志》十八章正文和概述、大事记、附录、编簒始末汇合一起,“涵盖了对二里头村一带特有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发掘、内涵、研究及重大价值与意义的阐述,对二里头村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新村建设、农业、工副业、商业、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医疗卫生,以及人口数量、结构迁徙、姓氏家族、人物英才、村风、民俗、语言、逸闻轶事,还有村级党政组织及工作等的记载和介绍,并附上了一些难得一见的照片,对二里头村的前天、昨天和今天作了全面系统的、全景式的展现,内容丰富,材料详实,框架合理,行文流畅,它承载了现今仍住在或寄寓在他城他乡的二里头村乡亲们相当完备的记忆;同时,也给各界广大读者了解认识二里头这座古老村落的前世、今生,提供了一部足资参考的佳作。”“《二里头村志》的编簒者们,在党和国家大力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坚定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给社会贡献了这样一部优秀的村志,一部具有重要借鉴。启示意义的作品。”
“对我而言,风景(城市或乡野)应是可居,而非可访的。”“面对我心仪的风景,我感觉我确曾在那儿,或者,我应当在那儿。”
也许,就是法国那位狡黠聪慧的文化老头罗兰·巴特这两句仿如梦呓一般的独语,给了王子厚先生和他的乡亲同道们一份不啻石破天惊的启示,让他们一下子找到了那枚足以助他们打开最神圣美丽的历史文化宫殿之门的钥匙。他们一瞬间就明白了,人类生命中那些能够感人肺腑的东西或者说因素,那些潜藏在过去时光的记忆当中的事物,对于他们这一群华夏第一村历史文化记忆的打捞与重塑者来说,都是曾经在他们心里切切实实存在过的事物。在那消逝于历史文化长河已经很久远了的时间里,他们只要确认曾经有过那么一些事发生过,那么一些人生活过行动过,那他们就会是最感人、最令人迷醉甚或疯狂的时刻或者影像。他们也不约而同的意识到了,作为一群怀抱一颗赤子之心致力于家乡历史文化探寻与重塑的村志编簒者,他们和二里头历史文化的关系,最好的就是介于倾听者与猎取者之间对抗与妥协的那一种,那是一种优雅或者轻淡的静观,不是猎取,甚至也不再是倾听而是,是一种相遇。
《二里头村志》这部大书告诉我,也告诉很快就能够读到它们的所有朋友们,我们不用担心,这部书中蕴蓄着的诗性的神灵会很快来和我们同住的,只要我们的心预备着接待她,她就能够很快回来,住在我们的心里。
读着这一卷还在悄然发出大片大片的阳光带来的能够直击灵魂的犀利灼热的文字,那一群目光明亮中透出些许忧郁,轻快中裹挟丝丝孤独,铁硬的双肩担负着人类精神的痛楚与希望,阔厚的胸背承载着大地阳光的亲吻与抚摸的写作者,一步步走近我。他们轻快又时而漫溢出一丝丝沉重的步履,渐渐与我灵魂的步履叠印在一起。
199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布罗茨基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曾经说过:“我们是我们的境况: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瞬间;同时,我们是某种不能被降低成那些状态的东西,无论这些状态如何制约我们。”
现代文化地理学常识也告诉我们,一个人文地域的历史资源和文化习俗,是凝聚这方地域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品格,提升这个地区的内外在形象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动力源泉。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德国思想家阿多诺在其对现代艺术史影响巨大的《美学理论》一书中,将精神提升到了人类生命和艺术创造本源一般重要的地位。他指出:“艺术作品的精神是其增值或盈余……精神将艺术作品(物中之物)转化为某种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东西,同时仅凭藉保持其物性的方式,使艺术作品成为精神产品。……精神不只是灌注艺术作品以生气的呼吸,能够唤醒作为显现现象的艺术作品,而且也是艺术作品藉此取得客观化的内在力量。”因此,“如果不显现出精神,或者说没有精神,艺术作品也就不复存在。”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我们拥有的是一样的天空,一样的国土,我们是一样的人。这应该是一个不须论证的问题。形而上的说,我们都一样是龙的传人,也都拥有一样的精神传承。《二里头村志》的编著者和我们,也一样是普通的人。不同之处也许只在于,他们在文化重塑过程中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表现手法反映二里头村源远流长厚重无比的历史文化遗存与发皇扬厉,都或多或少的在写作过程中注入了自己的心灵思索,从而使得自己的作品既具有了精神的凝重,又拥有了生命的活力。就这一意义上看,他们显然是一群人类文化灵魂的优秀探求者。
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新村建设、农业、工副业、商业、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医疗卫生,姓氏家族、人物英才、村风、民俗、语言、逸闻轶事,所有这些内容,构成了十八章的村志骨架,这样的结构,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八罗汉和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的传说与象征,引导我们进入编簒者们的写作深处,最真切地倾听到了他们展示或者透射出的那一拨灵魂的回声。
那是来自灵魂最深处也最鲜活最柔润的生命的律动、精神的回响,一群也许在日常生活中普普通通很难从人群中把他们区别开来的二里头乡亲,以各自带有自身经历、学养、性格印迹的文字,把这些律动与回响或曲折或直截,或彰明或隐蔽的传达出来,因了它们的质朴与本真,当然能够让阅读者从中获得一些有助于提升自己的精神品位和生活质量的启示与体悟。这样一来,一个个具体的心灵就会于不知不觉中化身为某个不为人知的精灵,悄然进入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灵魂,也以某种同样不为人知的方式,影响以至于制约着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思维直至我们的整个生活,最终实现让人们更像“人”的理想。
斯蒂文斯在其《被乡下人围住的天使》(Angel Surrounded by Paysans)一诗中写到:“我是大地必须的天使/通过我的视野,你们可以重新看见大地”。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整个美国诗歌史以至整个世界文学史上,斯蒂文斯的诗歌中显示出的超群拔俗的想象力都是极其突出的。他在创作过程中“像天使飞翔在想象之中,但他并没有脱离感性的世界,读者可以通过他心灵的视野俯视大地”。正是诗歌中体现出来的这种卓尔不群的想象力,使得斯蒂文斯成为诗歌史上一个永远不老的常青树。
《二里头村志》的编著者们应该也是这片文化热土上生长着的这样一坡常青树,他们和斯蒂文斯一样,把自己的渊深学识、生活体验和丰富的历史文化想象力彻底融汇为一体,为我们,为我们这个时代奉献出了一份精神的大餐。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的商品化时代,一个典型的后平民化时代。在我们的日常现实生活中,我们既是凶手也是英雄神话的创造者。我们一方面有意无意地扼杀着思想的浪漫,另一方面,也在夜以继日地制造着一些世俗的平民化的浪漫。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着类似于天上掉馅饼的成功美梦,并且借一些也许我们喜欢也许十分讨厌的所谓文化人的手或者口,把这种梦想投注到文化艺术的产品营造之中去。于是,有关机会、梦想、欲望、野心、成功(当然也可能是失败)等的叙述,便如洪水漫过以后留下的小水洼里的鱼鳖虾蟹一样,纷纷露出来自己或者美丽无俦或者丑陋不堪的脊背。这一点,显然极大地吻合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们的心理需要。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末路英雄”,同时当然也可以宣称“我和别人不一样”,“我和马丁·路德金一样有一个梦想”,“我的希望永远不会被时代彻底抹去,我的成功就是另一种诗意的向往”。
生活在某一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本质性的东西,将由诞生在那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保持下去,因而,大多数感染力较强的作品,都是以写作者本人诞生的土地或长期定居的土地为背景的。这就是历史文化精神的魅力。王子厚先生和他的同道们,正是这样一群以本人诞生的土地或长期定居的土地为背景的写作者啊。
十九大报告告诉我们,要想使得一个地方的文化艺术兴旺发达,首先必须使这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一个地方的文化艺术的长足发展,反过来又能够极大地促进这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无论作为一个从事历史文化和艺术研究工作的普通知识分子,还是作为一位有思想有责任心的政府领导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应该也有必要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自己积极的努力,从而为这个地方的全面和谐健康的发展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这部厚重的《二里头村志》,无疑会对二里头历史文化的现代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然,它也会让更多的人知道:
洛阳,二里头,是这个世界上,最早的中国,最早的村庄,也是它,让我们认识了最早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伟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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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咏,自号小木匠,逍遥镇人。能熬胡辣汤,会做粗陋的小桌子小板凳。喜欢读书写字,希望以此抗拒生命中的佞戾、虚妄与迷惘,都是半瓶子酱油水准。一生不敢或忘少年时代做木匠学徒时候师傅的一句话:想做一个好木匠,就不能用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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