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后头山唐墓出土釉陶俑群初探——兼论毛氏家族墓的性质

2016年，南京市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本建设，对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后头山进行了全面勘探，共发现墓葬等遗迹28处，其中在后头山南坡发现了一处唐代毛氏家族墓地。墓地清理出三座单室砖墓（编号M10~M12），墓内均随葬有成套的釉陶俑及各类模型明器，为本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1]。以往这类器物常见于初唐两京地区，在江南地区极为罕见。这三座唐墓出土的釉陶俑群种类齐全、形制统一，在南京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初唐的随葬器物、丧葬制度及南北方的物质交流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拟对南京后头山毛氏家族墓出土的釉陶俑群进行初步探讨。

一　后头山唐墓釉陶俑群的种类及制作工艺

后头山M10~M12均遭不同程度的盗扰，随葬器物保存状况欠佳，釉陶俑出土时大多已碎裂，位置亦多受到扰动。M10墓室铺砖大面积被毁坏，墓中随葬的釉陶俑群与墓室残砖混杂，堆积于甬道内，原始位置已无从知晓。M10甬道堆积的最下方是一合石灰岩墓志，保存状况不佳，志文只字不存。M11、M12随葬的釉陶俑群分布于墓室东部，其位置均发生不同程度的位移。M11随葬的釉陶镇墓俑分置于甬道口两侧，其位置应未受到扰动，这种做法与同时期的北方唐墓较一致。

这三座墓出土的釉陶俑群种类较多，包括镇墓兽、镇墓武士俑、甲骑具装俑、骑马笼冠俑、骑马风帽俑、骑马女俑、文吏俑、风帽俑、男女侍俑、胡人俑、侏儒俑、蹲坐女俑、鞍马、轭马、骆驼、牛车以及各类家畜动物及模型明器等，按性质可分为四类，即镇墓类俑、仪仗类俑、侍役类俑及动物与模型明器（表一）。

据表一，M10~M12这四类釉陶器物均有出土，M11与M12随葬釉陶俑群的种类与组合较为接近；M10出土釉陶俑群的种类略少于M11、M12，模型明器仅出土釉陶车厢、仓各1件，但M10仪仗类俑的种类较M11、M12更齐全。整体来看，后头山唐墓出土的釉陶俑群几乎涵盖了同时期中原两京地区高等级墓葬随葬俑的所有种类，形制亦无差别，但后头山唐墓出土的釉陶俑群质地和工艺较为特殊。

后头山唐墓出土的釉陶俑群均以白色瓷土为胎，胎质疏松，外施铅釉，釉色偏青偏黄，釉面较薄，表面有细小冰裂纹开片，少数釉陶俑残留有涂朱的痕迹。这批器物整体保存状况欠佳，釉面多有脱落。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江南气候湿润，地下水源丰富，土壤相对潮湿，不利于随葬器物保存；二是釉陶俑自身的工艺问题。

小林仁认为这类釉陶俑的制作工艺与唐三彩类似，先高温素烧成瓷胎，再施釉低温烧制[2]。李浪涛指出，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贴金釉陶俑，先以瓷土作胎，焙烧至1100℃成为素胎，施铅釉，然后入窑以氧化焰烧至800℃，冷却后再经过敷彩贴金而成[3]。以这种工艺制作的釉陶俑主要发现于初唐两京地区的高等级墓葬。关中地区出土釉陶俑的烧制温度较高，如郑仁泰墓出土釉陶俑的素烧温度能达到1100℃，其胎质致密坚实，胎釉结合程度较好，部分釉陶俑通体敷彩贴金，颜色绚丽。洛阳地区出土的釉陶俑烧制温度较低，其胎质略松软，釉面多施红彩。就制作工艺而言，南京后头山唐墓出土的釉陶俑群与洛阳地区的同类器物更为接近。

二　后头山唐墓釉陶俑群的来源

初唐，釉陶俑流行于两京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中，小林仁、徐斐宏对此已经展开了论述。小林仁认为两京地区的釉陶俑产地与巩义或巩义一带的窑口有密切关系，但就制作工艺而言，釉陶俑是沿袭了东魏北齐以来烧造低温铅釉的制作技术，并且指出安阳张盛墓出土的白瓷俑与初唐釉陶俑之间存在密切关系[4]。徐斐宏在小林仁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初唐洛阳地区流行的釉陶俑应当承袭自隋代安阳地区的相关产品[5]。关于两京地区釉陶俑的来源，本文在此不做深究，但对后头山唐墓釉陶俑来源的探讨需要与两京地区的同类型器物进行对比。

目前，西安地区出土釉陶俑的墓葬数量不多，均为昭陵陪葬墓，其中包括贞观十四年（640年）杨温墓、贞观十七年（643年）长乐公主墓、显庆二年（657年）张士贵墓、麟德元年（664年）郑仁泰墓[6]。洛阳地区出土釉陶俑的墓葬大多沿黄河与洛河分布，巩义[7]、偃师[8]、洛阳[9]、孟津[10]、三门峡[11]等地的初唐墓葬中均有发现。长安与洛阳两地虽均有釉陶俑出土，但俑群的整体特征尚有一定差异，需要将南京后头山唐墓出土的釉陶俑群与两地出土釉陶俑群按照镇墓类俑、仪仗类俑、侍役类俑及动物与模型明器的分类进行对比研究。

1.镇墓类俑

后头山唐墓出土的镇墓类俑由镇墓兽和镇墓武士俑组成，其中镇墓兽2件（人面、兽面各一）、镇墓武士俑2件。以M11出土的镇墓类俑为例，镇墓兽与镇墓武士俑分置墓室南壁甬道口东西两侧，左右相对而立。镇墓兽造型朴素，面部未出现夸张态势（图一∶1），镇墓武士俑造型逐渐脱离隋以来呆滞迟钝的状态，两者的形制特征符合初唐镇墓俑的特点。西安地区出土釉陶镇墓类俑有两种风格：其一为贞观十七年长乐公主墓出土，镇墓兽高约28.5厘米，镇墓武士俑高约40厘米，通体施青釉，釉面有冰裂纹开片，局部残留红彩，俑身底足有岩座（图一∶3、4）；其二为郑仁泰、张士贵墓出土的镇墓兽与镇墓武士俑，体形高大，高度均在60厘米以上，釉面之上通体彩绘贴金，纹饰繁复，颜色绚丽（图一∶5、6）。洛阳地区出土的镇墓兽（图一∶2）与镇墓武士俑，白胎，通体施青黄釉，整体造型几乎与后头山唐墓出土的镇墓俑完全一致。

图一 初唐墓葬出土釉陶镇墓类俑 1.后头山M11出土人面镇墓兽 2.偃师崔大义妻李夫人墓出土人面镇墓兽 3.长乐公主墓出土人面镇墓兽 4.长乐公主墓出土镇墓武士俑 5.郑仁泰墓出土人面镇墓兽 6.张士贵墓出土镇墓武士俑

2.仪仗类俑、侍役类俑

后头山唐墓出土的仪仗类俑可分为骑马俑与立俑两类，骑马俑包括甲骑具装俑、骑马笼冠俑、骑马风帽俑、骑马女俑，立俑包括文吏俑、风帽俑；侍役类俑包括男侍俑、女侍俑、胡人俑、侏儒俑、蹲坐女俑（图二）。这两类俑几乎都能在洛阳地区的唐墓中找到相同器物。以洛州刺史贾敦颐墓、偃师崔大义妻李夫人墓、三门峡商务中学M9为例，出土的骑马风帽俑、骑马笼冠俑、骑马女俑、文吏俑、风帽俑、男侍俑、女侍俑、胡人俑、侏儒俑、蹲坐女俑与南京后头山唐墓出土的同类釉陶俑几无二致（图三）。西安地区唐墓出土的釉陶仪仗类俑和侍役类俑种类繁多，如骑马武士俑、骑马宦官俑、骑马胡人俑、骑马文官俑、宦官立俑、男装女俑等（图四∶1、3~5），这些釉陶俑目前只在昭陵陪葬墓中发现，仅很少一部分与后头山唐墓出土的釉陶俑造型接近（图四∶2、6），但这些相似的釉陶俑也通体敷彩贴金，具有极高的装饰性与艺术性，其他地区出土的釉陶俑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图二 后头山唐墓出土釉陶仪仗类、侍役类俑（部分）　

1.骑马风帽俑 2.骑马女俑 3.文吏俑 4.风帽俑 5、6.女侍俑 7.侏儒俑

图三 洛阳地区唐墓出土釉陶俑

1.贾敦颐墓出土骑马风帽俑 2.崔大义妻李夫人墓出土骑马女俑 3.商务中学M9出土文吏俑 4.商务中学M9出土风帽俑 5.崔大义妻李夫人墓出土女侍俑 6.商务中学M9出土女侍俑 7.商务中学M9出土侏儒俑

图四 昭陵郑仁泰墓出土釉陶俑

1.骑马武士俑 2.骑马乐俑 3.骑马宦官俑 4.男装女俑 5.宦官立俑 6.文官俑

值得一提的是，后头山M10出土了一件釉陶甲骑具装俑。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12]。甲骑具装即骑手、战马皆披甲的重骑兵。此种俑在十六国至北朝晚期大量出现，入唐以后逐渐式微。据目前已发表的资料，后头山M10出土的釉陶甲骑具装俑是釉陶同类型器物的首次发现。

3.动物及模型明器类俑

后头山唐墓出土的动物及模型明器类俑主要有三类：一是墓主日常出行所用的牛车、鞍马、骆驼等出行载具；二是庄园生活所需的各类家禽及仓、井、灶、碓、厕等模型明器；三是体现墓主情趣的文房用具及茶器，如辟雍砚、子母盘等。据目前已发表的资料，釉陶质的家禽动物及模型明器类俑在西安地区出土数量较少，并且其表面敷彩贴金，装饰华丽。而洛阳地区有很多与后头山唐墓相同的器物，如三门峡印染厂M130出土的釉陶鞍马、骆驼，三门峡商务中学M9出土的釉陶猪、狗、仓，这些器物的形制、质地均与后头山唐墓出土的同类器一致。

综上所述，西安地区的釉陶俑群等级高，种类多，体量大，制作工艺复杂，通体敷彩贴金，极具装饰性与艺术性。洛阳地区釉陶俑群的等级明显低于西安地区，在俑群的种类、数量、制作工艺方面都有明显的差距。通过将南京后头山唐墓出土的釉陶俑与两京地区相对比，可以发现后头山唐墓出土釉陶俑群的形制、组合、制作工艺均与洛阳地区釉陶俑群高度相似。由此可见，后头山毛氏家族墓随葬的釉陶俑群应当源自洛阳地区。

三　后头山毛氏家族墓的性质

后头山唐墓的形制与随葬器物带有典型的两京地区特征，与江南初唐墓葬有明显不同。由于后头山M10、M11出土的墓志因风化只字不存，无法从中获取相关信息，故仅能通过墓葬的整体情况进行初步推测。

根据后头山三座唐墓的考古发掘情况，能够获知以下信息。第一，M10~M12均为带斜坡墓道的弧方形单室砖墓，规模、形制相近，用砖相同，是同时期建造的墓葬，且这三座墓周边未发现其他唐代墓葬，表明这处墓地延续时间很短。第二，从墓葬分布来看，三座墓的间距不过数米，M10、M11在北，左右并列，M12位于M11东南，这表明三座墓的主人关系亲密，且辈分可能不同。第三，M11西壁直棂假窗两侧砌筑有两块铭文砖，其中一块铭文为“贞观十九年八月廿日，奉为毛明府造砖，有五千五百口，便特造五千口砖取”，可知M11墓主被称为“明府”，此称在唐代为县令尊称。第四，釉陶俑与粉彩陶俑相比，成本高，制作工艺复杂，但细腻的胎体与晶莹剔透的釉面也使其具备更好的装饰性与艺术性，且从目前出土有釉陶俑的墓葬来看，釉陶俑是一种等级较高的随葬器物，并非普通的士族官吏能够承受。

墓葬的营建是家族性的集体行为，墓葬的规模、随葬器物的内容与数量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后头山三座唐墓是目前南京地区发现的等级最高、随葬器物最丰富的初唐墓葬，墓葬营建的背后反映出毛氏家族对财力、人力、物力的凝聚。从此处墓地延续时间短、周围未发现相关联墓葬，并结合这三座墓的布局、形制、随葬器物特征，推测后头山毛氏家族墓为迁葬墓的可能性最大。问题是，后头山这三座墓的形制与随葬器物为何带有两京地区墓葬的鲜明特征？这种特殊的现象，亦见于辽宁朝阳地区的初唐墓葬。

朝阳地区的初唐墓葬中也有釉陶俑群出土，如郝氏家族M1和M3[13]、蔡须达墓[14]、杨和墓[15]。现将这几座墓葬的部分信息列表如下（表二）。

由表二可知，朝阳地区初唐墓出土釉陶俑群的种类、组合与南京后头山毛氏家族墓出土的釉陶器相似。两地釉陶俑群的造型与制作工艺也近乎相同，都应产自洛阳一带（图五）。这批墓葬营建的年代前后相差不过数年，且墓葬形制与规模也基本相同，均为弧方形单室砖墓，明显带有两京墓葬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朝阳与南京两地墓葬的建造过程中均保留有本地墓葬的风格，朝阳地区郝氏M1和M3、蔡须达墓、杨和墓中的阶梯墓道及棺床后置（图六）的做法是朝阳地区墓葬的特征，南京后头山唐墓中的砖砌排水道、直棂假窗、模印砖也具备南方墓葬的传统因素。从这一点来说，两地弧方形砖墓是使用两京地区的工匠技术建造的，但墓葬营建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本地特征。南京、朝阳分处南北两地，同时期出现了与两京地区墓葬形制、随葬器物大致相同的墓葬，应怎样进一步认识这一现象呢？

图五 朝阳地区唐墓出土釉陶俑

1.郝氏M1出土兽面镇墓兽 2.郝氏M1出土武士俑 3.郝氏M1出土文吏俑 4.郝氏M1出土女侍俑 5.蔡须达墓出土骑马俑 6.杨和墓出土风帽俑 7.杨和墓出土男侍俑

图六 朝阳蔡须达墓墓室

朝阳地区发现的隋唐墓葬，墓室形状主要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其中方形墓主要流行于隋末唐初，圆形墓则在高宗、武周时期流行，并取代了方形墓[16]。圆形墓与方形墓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沈睿文在《北朝隋唐圆形墓研究述评》一文中对多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与述评，其指出在以往的研究中，张洪波、方殿春、谢宝富等学者认为唐代圆形墓由方形墓逐渐演变而来，但圆形墓的出现早在隋代以前，两者间并不存在演进的关系[17]。从逻辑上而言，方形墓与圆形墓建筑结构存在很大的差别，圆形墓完全没有必要从方形墓演变而来。朝阳地区的方形墓在隋末唐初集中出现，必然是受到了某种因素的影响。李梅田首先指出，青齐地区被北魏占据之前，青齐崔氏与南朝的联系十分紧密，加上地域临近、士族固有的华夏正朔心理等因素，青齐崔氏墓葬有可能吸收借鉴了南朝流行的椭圆形砖墓的形制[18]。倪润安进一步认为圆形砖墓在清河崔氏乌水房集中出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乌水房崔氏与刘宋、北魏政权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整体提升家族地位，彻底告别平齐民的俘虏身份，以重新树立起门阀士族的新形象[19]。李梅田、倪润安对于圆形砖墓渊源的探究，为理解朝阳地区圆形墓与方形墓的出现提供了新的思路。

朝阳，古称营州，自北朝以来一直是中原王朝在东北边疆的军事、贸易重镇。杨隋代周后，营州刺史高保宁引突厥围攻北平，平乱后，隋朝在营州设总管府，治龙城，开皇十八年（598年）改为柳城。618年，唐朝建立，设营州总管府领辽、燕二州，领柳城一县，此时朝阳被罗艺割据自立，武德三年（620年）罗艺才奉表归国。此后营州的战略地位不断加强，唐玄宗曾言：“我国家顷有营州，兹为虏障，此北戎不敢窥觇，东藩由其辑睦者久矣。”[20]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灭亡后，“营州都督薛万淑遣契丹酋长贪没折说谕东北诸夷，奚、霫、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21]，营州也成为统筹东北诸族的重要据点，并在此后唐与高句丽长达24年的对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咸亨元年（670年）之后，唐王朝对营州逐渐失去了掌控。调露元年（679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叛唐，聚众数十万，叛军迅速波及营州地区[22]。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李尽忠与孙万荣叛唐之后，营州陷落，唐王朝一度失去了对营州的掌控。唐中宗即位后，营州都督府移治幽州渔阳，唐王朝对营州的经略彻底失败。

北朝晚期朝阳地区带台阶墓道的方形积石墓较为流行，杨隋代周后，这种形制的墓葬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弧方形的砖室墓。吴炎亮认为弧方形砖墓的形制继承了当地北朝墓葬的传统，但也有变化之处，建筑材料由石头改为砖，可能受到了中原地区唐墓的影响[23]。据不完全统计，朝阳地区方形纪年墓流行时间在隋末唐初（600~670年前后），圆形纪年墓的流行时间主要在670年之后。唐代的丧葬制度是支撑现实社会秩序、维护国家政权的重要制度，丧葬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丧葬活动往往表达出浓厚的政治意图。其实不难发现，朝阳地区方形墓、圆形墓的流行时间与隋唐中央政府经略营州的时间是吻合的。隋末唐初，营州与两京地区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的接近，反映出伴随政治影响力而来的丧葬礼制对地方的影响，在670年之后，随着唐朝对营州影响力的减弱，方形墓逐渐消失，圆形墓渐渐流行开来，这种情况也体现出逐渐脱离唐朝掌控的东北诸族率先通过墓葬形制来表达自身对政治、地域的认同。这一点在隋唐时期并非没有先例，潼关税村废太子杨勇墓，其墓葬形制为长斜坡墓道带天井的圆形砖室墓，与关中传统的墓葬形制不符，沈睿文认为这种情况恰好反映出废太子勇生前向往北齐礼制、与山东人士交往、相互拥趸的政治立场[24]。

隋灭陈后，南京作为六朝故都，其局势一直起伏不定。开皇十年（590年），也就是隋平陈一年后，江南豪族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叛，“婺州人汪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懀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25]，又“江南人李稜等聚众为乱，大者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杀害长吏”[26]。虽然这场叛乱很快被平定，但一直到隋仁寿年间，文帝还在江东增设杭州总管府，以加强江南的军事力量。隋末，南京为义军首领杜伏威占据。武德二年（619年），杜伏威遣使来降唐，武德五年（622年）入朝为质，但是唐朝取得江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却要晚至武德七年（624年）平复杜伏威旧部辅公祏叛乱之后。隋末唐初，南京属于政治军事的敏感地带，其局势维系着整个江淮地区的安稳。太宗即位后，于贞观五年（631年）二月二十一日，以国公礼反并诏葬杜伏威，使别将戴士文监护丧事，这一举措无疑体现出对江南豪族的安抚。就整体状况而言，南京与朝阳地区有诸多相似之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南京后头山毛氏家族墓没有延续六朝以来的丧葬传统，而是参照“两京模式”来营建墓葬，很可能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发掘了唐濮王李泰墓、妃阎婉墓、长子李欣墓、次子李徽墓[27]。这四座墓葬均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弧方形砖室墓，墓室四壁及顶部绘有壁画，墓葬整体形制与南方唐墓差异很大，明显带有中原墓葬的特征。李泰系唐太宗次子，太宗生前便将其发放郧乡，死后亦不许其奔丧，李泰仅在太宗逝后三年便薨于郧乡。李泰死后，就地安葬于郧乡马檀山，事后也未获准归葬帝陵。李泰妃阎婉与长子李欣客死异乡，后由李欣子李峤将其二人迁葬回郧乡，李泰次子李徽无事而终，死于均州郧乡。李泰家族墓是唐王室墓葬中的罕见之例，但又合乎情理，究其原因是唐贞观年间储君之争的历史产物[28]。李泰家族墓地处湖北郧县，其家族墓地的墓葬形制、墓室壁画的特征皆为两京地区高等级墓葬的风格，墓葬规格、随葬器物数量与李泰等人的身份地位相匹配，符合唐代的丧葬观念与礼仪制度，虽然其整体面貌与南方唐墓有很大差异，但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治因素下两京地区的墓葬形制对地方丧葬活动的影响。

后头山唐墓与李泰家族墓有诸多相似之处，其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均体现出两京地区的特征，由于后头山唐墓志文不存，无法对其性质进行准确判断，故只能通过相同墓例略加推测。后头山唐墓是迄今南京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出土随葬器物最为丰富的唐代墓葬，墓地规划整齐有序，随葬的釉陶俑群成组成套，极其罕见。从墓地周边的勘探结果来看，未发现相关联墓葬，说明后头山毛氏家族墓延续时间很短。因此，后头山唐墓是一处具备特殊意义的家族墓地，其出现很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或许反映出初唐南京毛氏家族意图借助丧葬活动向政治中心靠拢的意愿。

注释

[1]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南京雨花台区后头山唐墓发掘简报》，《文物》本期。

[2][日]小林仁《初唐黄釉加彩俑的特质和意义》，《中国巩义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

[3]李浪涛《郑仁泰陶俑概述》，《昭陵博物馆陶俑珍品集I》，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

[4]同[2]。

[5]徐斐宏《洛阳唐初黄釉俑试探——兼论洛阳唐初墓葬文化之渊源》，《中原文物》2019年第2期。

[6]上述墓葬出土的釉陶俑资料已结集出版。参见昭陵博物馆《昭陵博物馆陶俑珍品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

[7]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巩义贰仟家4S店唐墓发掘简报》，《东方博物》2017年第4期。

[8]偃师商城博物馆《偃师县沟口头砖厂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5期；赵会军、郭宏涛《河南偃师三座唐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简报中M1为崔大义及妻李夫人合葬墓，M2为崔大义墓，两墓相距仅1米，且M1出土李夫人墓志，故二人应为同茔异穴合葬，M1应为李夫人墓）。

[9]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红山唐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代洛州刺史贾敦颐墓的发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8期。

[1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朝阳送庄唐墓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6期。

[11]三门峡虢国博物馆等《河南三门峡商务区中学9号唐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8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三门峡市印染厂130号唐墓清理简报》，《华夏考古》2016年第2期。

[12]《宋史》卷一四八《仪卫志》，第3470页，中华书局，1985年。

[13]朝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朝阳市哨口营子村唐墓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1期。

[1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朝阳北朝及唐代墓葬》，《文物》1998年第3期。

[1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唐杨和墓出土文物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16]吴炎亮《试析辽宁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的文化因素》，《文物》2013年第6期。

[17]沈睿文《北朝隋唐圆形墓研究述评》，《理论与史学》（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18]李梅田《论南北朝交接地区的墓葬——以陕南、豫南鄂北、山东地区为中心》，《东南文化》2004年第1期。

[19]倪润安《试论北朝圆形石质墓的渊源与形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0]（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九九《置营州都督府制》，第499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

[2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八月甲寅”，第6082页，中华书局，1956年。

[22]《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第2803页，中华书局，1975年。

[23]同[16]。

[24]沈睿文《废太子勇与圆形墓——如何理解考古学中的非地方性知识》，《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25]《隋书》卷二《高祖纪二》，第35页，中华书局，1973年。

[26]《隋书》卷四八《杨素传》，第1284页，中华书局，1973年。

[27]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8期；高仲达《唐嗣濮王李欣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28]全锦云《试论郧县唐李泰家族墓地》，《江汉考古》1986年第3期。

（作者：林泽洋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大海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文物》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