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它的艺术远远比我们所见到的成熟。在东魏北齐时期邺城、晋阳墓葬出土的铅釉器上，我们看到了胡汉之间、南北之间、中西之间诸多文化因素的融合与创新，那是隋唐时期陶瓷高峰的前奏……
过去学者在讨论汉唐之间陶瓷发展时，主要侧重于南方青瓷，对北方地区陶瓷的关注较少，北朝陶瓷甚至曾一度被视为中国陶瓷史上的 “黑暗时代”。随着一批优秀学者的不断探索，以及近几十年来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北朝陶瓷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逐渐被人们重视。
北朝陶瓷中东魏北齐时期的铅釉器尤其引人瞩目。自东汉时期开始中原地区就流行使用铅釉陶来作为明器陪葬，至魏晋十六国，虽然墓葬中依然有铅釉陶出现，但数量已经很少。北朝后期铅釉器的生产复兴，墓中出土的高品质铅釉器在造型、装饰、工艺方面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图 1〕 。我们在惊叹东魏北齐时期铅釉器艺术高度的同时，对它们在墓葬中的情况也产生了新的思考。通常认为墓葬出土器物的多寡、精细程度与墓葬的规模大小及墓主等级的高低成正比，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假定墓葬器物有等级差异，那么反映这种差异的方式是什么——器物的精美程度、数量的多少以及材质、组合、种类？但是陪葬器物具体的差异及其反映的关系我们并不清楚。对墓葬材料的梳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器物在当时丧葬文化中的意义。邺城和晋阳 （今山西太原） 两地是东魏北齐时期并重的政治中心，《北齐书》记载高氏皇帝频繁往返于邺城和晋阳之间 ：“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1〕 目前发现的东魏北齐墓葬以这两地最为集中，而且多属贵族、官吏的高等级墓葬，较好地体现了东魏北齐时期的丧葬制度，对研究这一时期墓葬文化及历史有一定的意义〔2〕 。本文即通过梳理两地东魏北齐墓葬出土的铅釉器，还原铅釉器在当时丧葬文化中的使用情况，并讨论铅釉器在东魏北齐时期的作用和意义。早期研究中，当然也包括现在部分研究，面临着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 “瓷” 和 “釉陶” 的定义。矢部良明《北朝陶磁の研究》〔3〕 和谢明良《魏晋十六国北朝墓出土陶瓷试探》〔4〕 两篇文章中使用的很多早期考古报告，图版不甚清晰，发掘者的描述也不够准确，导致许多铅釉器被误认为瓷器。如范粹墓出土的白釉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 “白瓷”，现在看来属于铅釉器的可能性更大 〔5〕 。最近的考古报告也有将铅釉器定为瓷器的例子 〔6〕 ，这些都表明对 “瓷” 和 “铅釉器” 进行较为严格的划分是十分必要的。对于 “瓷” 的定义我们都比较清楚，然而北朝时期是北方瓷器的初创期，与南方至迟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成熟青瓷不同，北方瓷器较南方瓷器发展则较为缓慢。虽受南方青瓷的影响，但北方也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山东淄博寨里窑〔7〕 、河北内丘邢窑 〔8〕 、河南巩义白河窑〔9〕 、河南安阳相州窑 〔10〕 等窑址的年代均可上溯至北朝晚期，其产品多为高温青瓷 〔11〕 ，不过目前北方高温青瓷的发展脉络并不十分清晰。北朝时期墓葬，特别是邺城、晋阳两地的东魏北齐墓葬出土的陶瓷器中，占多数的是胎体近乎为瓷胎、低温烧成、施以铅釉的器物 〔图 2〕 。这里笔者采用日本学者小林仁的定义，即把这些瓷胎铅釉器和传统的铅釉陶统称为铅釉器 〔12〕 。这两种类别的器物一脉相承，差别主要在胎质和烧造温度，其造型、装饰都是共通的。
探讨东魏北齐时期的铅釉器，首先要正确区分考古报告中的瓷器和铅釉器。很多学者都指出，由于以往考古工作者往往疏忽辨识高温青瓷与低温铅釉，在考古报告中会统称为 “瓷器”，加之早期的报告缺少彩色图版，更对研究该时期的铅釉器带来较大的困扰。前人在区分高温青瓷和低温铅釉上已经做出了大量努力 〔13〕 ，笔者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自己的认知，对东魏北齐时期墓葬出土的铅釉器进行了梳理，材质依然不明的则依照原始报告的命名。徐显秀墓、娄睿墓、厍狄业墓等都出土了装饰繁复、带有贴塑的灯、尊、鸡首壶等，也有素面的盘、碗、盒等伴出，这些构成了北齐晋阳地区墓葬铅釉器的基本组合，与邺城地区出土以素面为主的器物不同，体现了晋阳的特色。这可能与晋阳地区的窑业生产有关，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晋阳地区生产铅釉器的窑场，但从出土的这批铅釉器来看，釉色、造型和装饰都很接近，推测可能在太原地区有专门生产这类铅釉器的窑场。另一方面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更可能与丧葬习俗有关，晋阳地区居住的主要是来自漠北草原和六镇地区的鲜卑或敕勒等游牧民族，这些人经过北朝的动荡逐渐汉化，但自身也会保留较多的 “胡人”因素，所以墓葬形制与北魏平城时期接近，也可能会在陪葬明器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带有 “鲜卑化” 的铅釉器，同时也在铅釉器的装饰上融合了更多的中亚文化。值得留意和思考的是，邺城与晋阳出土的铅釉器交流频繁，徐显秀墓和高润墓都出土了造型相似的烛台和罐，而深腹碗、盘等在两地墓葬中更是常见。特别要指出的是娄睿墓中出土了 1 件带有褐彩和绿彩的白釉盂 〔图 10〕 ，与晋阳地区出土的大量青黄釉铅釉器差别较大，却与邺城地区范粹墓、贾进墓等出土的白釉带彩器物相似 〔图 11〕 ，可能为邺城，那么邺城地区的铅釉器则曾输入晋阳，那么晋阳地区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黄釉铅釉器是否也存在是邺城地区生产的可能性？邺城和晋阳两地的交流的确很多，《北齐书》中常见皇帝经常往返于邺城和晋阳两地的记载，晋阳地区聚集着大量皇室贵族，两地在葬俗上不会有太大差异，墓葬中多以铅釉器作为明器应是当时重要的葬俗。从这个角度来看，排除墓葬受到盗扰破坏的情况，两地铅釉器出现较大差异则可能与墓葬等级有一定关系。
一般而言，墓葬的结构和规模是墓主人生前地位的反映，墓葬出土器物的多少、精美程度、材质也会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成正比。谢明良曾论证南朝时期墓葬出土器物与墓葬等级的关系，通过对墓葬出土堆塑罐、陶座、涂朱陶等器物的分析研究，认为高等级的墓主利用各种墓葬器物来突出、强调自身的卓越，并据此与其他阶级墓主予以区分 〔36〕 。六朝墓葬如此，那么在北朝是否会出现相似的现象，我们能否在墓葬出土器物中筛选出能够反映墓主等级的某种特定且必要的材质、装饰、造型或组合呢？李梅田指出汉代以墓室多少来区别墓主人身份的等级制度，到曹魏西晋时期逐渐发生变化，至北朝时期，墓葬的等级不再注重规模和墓室的数量，而是以墓室设施、随葬品组合、墓室装饰等作为新的等级标准，这套新的等级制度到北齐时期趋于严格 〔37〕 。从邺城、晋阳两地发现的东魏北齐墓葬来看，基本上都为单室墓，甚至连被推测为北齐皇帝高洋的武宁陵都是单室墓，墓葬的规模差别都不大，等级的差别确实有可能表现在墓葬的装饰比如壁画、陪葬品上。本文主要的探讨对象是铅釉器，那么铅釉器是否有反应墓葬等级的作用呢？从邺城、晋阳两地出土器物中可以发现，铅釉器只出现在高等级官员和贵族墓中。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铅釉器主要集中在邺城、晋阳两个政治中心，表明铅釉器主要为东魏北齐核心地带的一类特殊产品。邺城、晋阳之外青齐地区、徐州地区甚至洛阳地区都少有铅釉器的发现。然而铅釉器却出现在河北赞皇北齐赵郡李氏家族墓、山东东魏房悦墓、临淄崔氏家族墓等世家大族墓中，也表明了这类器物的使用阶级相对较高。近年来在河北临漳发现了烧造铅釉器的曹村窑，距离邺城遗址仅 500 米，规模较小，可能为东魏北齐时期的官营窑场 〔38〕 。曹村窑的产品釉色呈青黄，与范粹墓出土的白釉四系罐的釉色、胎质都比较接近。作为东魏北齐烧造铅釉的窑场之一，曹村窑距离政治中心邺城如此之近，反映了铅釉器与当时统治阶层关系的密切，也从侧面印证了铅釉器地位等级较高。前文已论述铅釉器作为陪葬品是反映墓葬等级的一种表现，那么铅釉器具体在墓葬中是以何种方式来体现墓主的阶级性？铅釉器的数量是表征之一。从上述表格中我们看到，娄睿为东安王、徐显秀为武安王、厍狄迴洛为顺阳王、高润为文昭王，以及北齐皇帝高洋 （推测为磁县湾漳大墓的墓主人） ，这些人身份等级很高，他们的墓中出土的铅釉器也比较多：娄睿墓 76 件、徐显秀墓 200 余件、厍狄迴洛墓 34 件、高润墓 13 件、高洋墓 10 件。低一等级的高级官吏的墓葬，如冀州刺史高雅墓 10 件、青州刺史韩裔墓 10 件、凉州刺史范粹墓 14 件、泾州刺史厍狄业墓 8 件、济州刺史房悦墓12 件、赵州刺史崔昂墓 2 件等。虽然这些墓葬大多经历了盗扰，但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铅釉器数量随墓主人级别降低而下降的趋势。然而，也有例外，等级最高的高洋墓出土的铅釉器仅有 10件，而娄睿墓却有 76 件，徐显秀墓铅釉器的数量则高达 200 多件。排除盗扰情况，这个例外或许可以用邺城、晋阳两地葬俗的差异来解释，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待更多的考古材料。铅釉器的类型和组合也是重要的参考标准。磁县湾漳大墓推测为高洋武宁陵，其中出土了 10 件高 20 厘米左右，造型相同的铅釉罐 〔图 12〕 ，这种造型和规格的罐子在当时很多墓葬中都有出土，文昭王高润墓出土了 6 件高 22.5 至25.2 厘米的青黄釉罐，车骑将军贾进墓出土了 4 件高 17 厘米的青黄釉罐，骠骑大将军、赵州刺史尧峻墓出土了 3 件高 23.5 厘米的青黄釉罐，宁远将军、博陵太守赵明度墓出土了 1 件高 20.4 厘米的青白釉罐。以上墓例出土的青黄 （白）釉罐都为铅釉器且器形类似，尺寸也基本相同，笔者推断这种类型的罐子入葬的数量有可能与墓主人的等级相关。然而这种现象在晋阳地区却未出现，目前仅有娄睿墓和徐显秀墓各出土 2 件黄釉罐，倒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白釉覆莲罐造型精美，多见于中层官员墓中。如凉州刺史范粹墓出土4 件，宁远将军、博陵太守赵明度墓出土 4 件，豫州刺史李云墓出土 2 件，赵州刺史崔昂墓出土 1 件，另外在磁县讲武城也采集到过残片 〔39〕 ，这几件覆莲罐的造型和釉色极为接近，可能是同一窑场的产品。覆莲罐没有出现在高洋墓、高润墓等更高等级的墓中，也未在晋阳地区发现。晋阳地区高等级的墓葬如娄睿墓、徐显秀墓以及厍狄迴洛墓中存在着较为固定的器物组合，即贴花尊、鸡头壶、带柱灯等构成的铅釉器基本组合，这一点谢明良曾有所提及〔40〕 。在装饰手法上，晋阳地区的铅釉器装饰繁复，制作工艺高超，极具特色。这种类别的器物也往往出现在最高等级的官员和贵族墓中，而邺城地区一些盗扰较少的中层官员墓葬中却不见此类器物。可以参考的是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了装饰华美的青瓷莲花尊，墓主封氏为北朝望族。笔者认为在北朝晚期最高等级墓葬之中，无论是随葬贴塑繁缛的铅釉器，还是青瓷莲花尊一类的华丽青瓷，均可视为墓主人身份等级的一种象征 〔图 13 〜 15〕 。
上文提到邺城与晋阳铅釉器有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晋阳地区墓葬出土的铅釉器如鸡首壶、带柱灯、贴花尊等不见于邺城地区；第二，晋阳地区的铅釉器多以繁复的贴花装饰，而邺城地区以素面为主 ；第三，晋阳地区的铅釉器基本都是青黄釉，而邺城地区有酱褐釉、青黄釉、青白釉、绿釉等多种。更重要的一点是邺城地区的墓葬中虽然铅釉器数量占压倒性优势，但许多墓中还有青瓷出现，而晋阳地区却不存在这种现象。邺城与晋阳的地域差异还表现在随葬陶俑上。最早杨泓就提出邺城、晋阳两地的陶俑具有相同特征，但也存在一些差异，邺城地区的陶俑借鉴了洛阳时期陶俑的造型，而晋阳地区则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41〕 。两地的陶俑又都呈现出浓郁的鲜卑文化色彩。小林仁在分析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时指出这可能与北朝晚期鲜卑文化复兴有关 〔42〕 。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两地铅釉器出现差异的原因，应该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有关。北魏平城时期墓葬中的铅釉器数量开始逐渐增多，是继东汉后铅釉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之后北魏迁都洛阳，进入洛阳时期，铅釉器基本不见于墓葬，青瓷占主导地位 ；天平元年高欢以邺城为都，进入东魏北齐时代，铅釉器在邺城、晋阳占主导，青瓷也在邺城的墓葬中继续出现。我们能看到这是一个胡化与汉化相互交融与对峙的过程。孝文帝迁都洛阳实施汉化，反映在葬俗上就是青瓷取代具有鲜卑化的铅釉器，逐渐放弃平城时代的习俗。东魏北齐时期，高氏父子采纳的各项制度是对北魏洛阳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是北魏洛阳文化的延续。所以在墓葬文化上，东魏北齐时期的墓葬形制和结构继承了洛阳北魏的单室砖墓和单室土洞墓。然而这一时期又有许多新的文化因素加入。首先，东魏北齐时期有一种 “逆胡化” 的倾向，或者称之为对传统鲜卑文化的恢复，也表现出对汉化政策的反击和排斥。东魏北齐的统治者高氏家族来自北镇，本身就受到平城文化的影响很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平城时期铅釉器的陪葬传统是可以理解的。晋阳则是高欢所建立的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当地所埋葬的高官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漠北草原和六镇地区的鲜卑或敕勒等游牧民族 〔43〕 ，所以晋阳地区墓葬中会出现大量的铅釉器也并不为奇。其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多加剧了此时期文化的多元。东魏北齐墓葬中的外来文化因素有很多，如娄睿墓出土有胡人牵马俑，徐显秀墓还出土了被认为是来自西亚的镶嵌蓝宝石的戒指 〔44〕 。而在铅釉器上，范粹墓出土的装饰有“胡腾舞” 形象的扁壶、厍狄迴洛墓出土的装饰有莲瓣、宝相纹具有异域风情的贴花尊，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有学者指出东魏北齐铅釉器的发展与模仿金银器、玻璃器有关 （图 16 〜18）〔45〕 ，笔者也同意此观点。铅釉器的釉色、造型很多确实是模仿金银器和玻璃器，但这不会是该时期铅釉器发展的主因，上述习俗和观念的变化才是关键。
〔图 17〕
萨珊鎏金银瓶
公元 6~7 世纪
高 19.7 厘米
日本美秀博物馆藏
铅釉器在北朝时期的墓葬中一直在不断变化。东汉后铅釉器在墓中逐渐消失，到北魏平城时期铅釉器在墓葬中开始大量出现，这种具有鲜卑化特色的器物也被带到了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晋阳。但同时这些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者们积极地学习南朝文化，反映到丧葬文化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带有南朝风格的青瓷在墓葬中开始出现。铅釉器与青瓷此消彼长，互为共存，这是传统与现实的博弈、交融，这些共同创造出北朝灿烂的陶瓷文化。刘新园先生曾提到北朝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它的艺术远远比我们所见到的要成熟，北朝陶瓷的重要性值得我们关注 〔46〕 。北朝陶瓷的文化与艺术价值是以往我们难以想象的，尤其在铅釉器上，它所展现出的胡汉之间、南北之间、东西之间的诸多因素亦非常值得审视。与历朝历代重视身份等级一样，北齐在天保元年 （公元 550 年） 下诏 ：“吉凶车服制度，各为等差，具立条式，使简而获中。”〔47〕 虽然我们对北齐时期凶礼的详情并不了解，但从邺城、晋阳墓葬出土的铅釉器的差别上，也能够略窥一二。东魏北齐的铅釉器是当时的一种“奢侈品”，是高等级的官吏和贵族所独享的物质文化，是身份地位等级的象征。铅釉器在造型、装饰、器形上融合南北方、东西方的文化，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东魏北齐时期的铅釉器改变了中国陶瓷一贯的形象，融合了西方元素，塑造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一直影响到隋唐时期的工艺美术。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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