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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上旬，何长工与潘汉年受周恩来委派，正与粤军陈济棠秘密谈判让红军“借路”时，突然接到周恩来按事先约定的密电“鸽子飞了”，让他俩迅速归队。他俩立刻明白，转移已经开始了。 西行初期的中央红军，摆开前后左右掩护中间的“箱形”阵势，一路死拼硬打，行动缓慢，伤亡惨重。一向身手矫健的中央红军，为什么突然“飞”不快了？ 一、事起仓促 中央苏区的转移应该说早有准备，毕竟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况日益严峻。陈云1935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就准备工作说：“吸收了3万名志愿者参军”；“培养了一批基本干部和部队的骨干”；“筹集了60万担粮食”；“弹药生产增加了6倍到30倍”；“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还事先派出了部队探路。“西征的准备工作按计划应在3个月内完成。但是由于局势变得严峻，我们不得不把期限缩短到两个月。”准备工作的“第一个错误，就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第12-13页）准备时间的大为缩短，显然与两则重要情报有关（见《红军的长征为什么突然提前》——《史苑踏石》），以致连政治局都没有时间开会。因此，突然的大规模行动引起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 二、人员庞杂 通常认为，当时转移的是红一方面军，但事实上，当时转移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法典，组建了临时中央政府，并发表了对外宣言和告全中国工人与劳动民众书。随之各级相应的机关和部门也先后成立。可以说麻雀虽小也五脏齐全。红一方面军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西行开始时共86800多人，是政府工作人员、战斗人员和挑夫组成的混合队伍。当时红军主力的一军团近20000人，三军团近18000人；辅助的五军团12100多人，八军团近11000人，九军团11500多人；军委一纵队近4700人，军委二纵队9800多人。 这些队伍各自拥有的枪支火炮：一军团拥有近8400支和8门迫击炮，三军团近8300支和8门迫击炮，五军团近5000支和2门迫击炮，八军团近3500支和2门迫击炮，九军团近4000支和2门迫击炮，军委一纵近2000支和16门迫击炮，军委二纵2240多支，无炮。此外红军还有24500多件冷兵器，包括17500多柄刺刀，6100余支梭标和800多把大刀。其中刺刀与大刀往往为主力部队战斗人员所兼有。 上述资料见于马军：《对中央红军长征几则问题的考辨》，《史林》1996年 第3期，第121-122页。 从转移人数与拥有枪支之比来看，是2.6比1，最低的是由政府后勤机关组成的军委二纵，平均4.4比1。 这组数据清楚地说明：尽管当时想尽办法精简转移队伍中的非战斗人员，乃至妇女能转移的极少，孩子一个也没有，但仍然有一多半的人员是没有枪支的。当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回忆说：“当时整个部队连新兵、老兵、民夫、担架队加在一起，有七、八万人，其中战斗部队加上直属队还不到一半。”（陈伯钧：“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三、辎重庞大 一多半无枪人员不可能徒手上路，也得随身携带部队或机关的重要文件与物资。当时银行共有14位同志随军长征，编为中共中央军委纵队第十五大队。他们率领一百多名运输员，挑着一百余担银元、铸币、纸币、印钞机、造币机、材料和文件等，由一个连队警卫保护着从江西瑞金出发。粮食部在出发前共征集到粮食60万担，除了分给各部队，必须挑着其余的粮食和给养。卫生部必须挑着所有的医疗器械与药品，尤其那台用献血和生命换来的、又救过不少重要领导人性命的X光机自然不能扔掉。服装部必须挑着所有的布匹，印刷厂又岂能扔掉纸张、油墨和机器，兵工厂各种制造和修理武器弹药的机器设备显然更不能扔掉。陈伯钧回忆说：“每一个军团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有八百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军委纵队更是吓人，约三万人的庞大机关，还要部队掩护。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苏区附近打仗，所以就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第91-92页）因此，西行开始时，起码有一多半人员肩挑背抗着各种各样当时不可能立即就丢弃的物资。 陈云在报告中说：“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物件。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统统都抬走了。专门运输这些设备的，就有5000人。”“马匹、骡子和毛驴反而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道路太窄了。”“我们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达10天的距离。我本人是后卫部队的政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有一次，我们顶着倾盆大雨,，在泥泞之中花了12个小时，才走了4公里。”“先头部队往前挺进，而后卫部队还落后在二三百里之外，也就是落后100公里到150公里。因此，大大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使敌人得以从侧翼攻击我们。”（《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第14页） 四、道路险阻 长征初期红军的西行基本沿着探路的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即沿着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 《周恩来传》引用肖锋《长征日记》1934年11月8日的记载：周恩来与刘伯承来到担任全军开路先锋的一军团一师三团掌握前进路线。（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周恩来的地位不用说，刘伯承当时是红军情报的负责人，他俩当了红军尖刀部队的成员，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可见行军路线是何等的重要。 地形的熟悉与否，有时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时红军并没有精确的军用地图，在中央根据地里，红军对地形比较熟悉，但在西进途中，这一优势就不复存在，于是地形的陌生就成为红军一只巨大的拦路虎。当时红军指挥部不得不依靠粗糙的地图西行，以致难以分辨高山和沟壑。陈云在报告中说：“由于军用地图上的位置常常标错，我们常常走进死路而被迫走回头路。有一个地方，我们打了3天，才走了4公里。为了寻找尽可能走快些的近路，司令部的同志们和几个军长，一连3天3夜没有睡觉，没有吃饭。”（《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第14页）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部队的主要领导人都在致力于寻找正确的通行道路。 军委在1934年10月10日发布了一道专门关于行军的命令，其中有一条规定：“为隐蔽行动避免飞机侦炸，应用夜行军，黄昏前集合，黄昏后移动，拂晓时停止。”李维汉说：“为了避开敌人，我们的办法一是夜行军，二是爬大山。”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47页） 由于红军只能走崎岖的小道和山路，尤其又往往是在夜间行军，这么多的人、车、装备和物资往往使道路拥挤不堪。为了增加行军的速度，红军还专门发了一个有关通知，规定所有的大小便必须离开主要道路两侧的三十米。可想当年的路程有多么的艰难。 五、身心疲惫 长征初期的红军由于无法休息，指战员们始终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肖锋在1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整天在高山峻岭中行军，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战士们十分疲劳，边走边睡，行动很慢，慢得像蜗牛爬。”（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军委一纵队也一样。李维汉回忆说：“一纵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走几步，停几步，行动缓慢。敌人追得紧，五军团在后面打仗，挡住敌人，保卫我们。他们也催我们快走，以便甩掉敌人，减少兵力的损失。我赶到前面了解情况，才知道一纵队的电台队的工作人员实在太疲倦了，他们边走边睡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响我纵前进。一纵队首脑部门早已走远，丢下电台队在后面，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催他们快走，他们才紧追上去。”“行军情况很不好，队伍稀稀拉拉，有时先头部队出发了，后卫才到达宿营地。几乎天天被敌人尾追，掉队的很多，收容队里的人员大量增加，部队人员大量减少。我所在的纵队也是稀稀拉拉的，实在走不动了，才慢慢地把东西扔掉。”当时部队疲劳到了连哨兵都无法坚持的程度：“由于天天夜行军很疲惫，经常边走边打瞌睡。有的时候我晚上查哨，看到哨兵坐在地上打瞌睡，我去拿他的枪却拿不动，原来哨兵把枪拴在裤腰带上。那时对哨兵打瞌睡也没有办法，战士太累了。”（《回忆与研究》上，第348-350页） 红军西行之初的艰难，已经远超想象。由于当时根本不可能分散突围，对数万没有武装又身负重荷的人员，战斗部队采取箱式掩护，既是迫不得已也是合情合理，因为除此之外别无良策。直到红军渡过湘江，绝大部分非战斗人员和辎重物资散失或损失殆尽，战斗部队无需再承担原先必须承担的掩护任务，并且经过整编都成为单纯的作战单位，从而才恢复灵活机动，得以轻装上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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