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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说：“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诚如此言，清代科举之难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科举考试难这是人所共知的，但真正难到什么程度？恐怕诸位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为此，御史查阅了相关的史料，具体与各位分析一下浙江省乡试的录取情况。 先要搞清楚“学额”、“解额”这个基本概念学额即指朝廷对府、州、县学各级学校每一科录取的新生实施限额，即生员的录取定额。顺治初年入关不久，百废待兴，各级学校的学额人数过于优待，定府学40名、州学30名，县学20名。 至顺治十五年对学额作出了进一步的调整，题准大府20名、大州县15名。至康熙九年府学25名，州县18名。此后的雍正、乾隆两朝，学额不断调整，但整体变化并不大。 据不完全统计，一个中等的县童生数量一般都要高于1000人，而学额仅有区区的二三十人。这就意味着，这千余名童生中，仅有极少数人能考中秀才。这个难度，已经比现在考985大学要难上数倍。  解额是各省乡试之限额，其具体数字以文风高下、人口多寡、丁赋轻重而定。大省一百出头，中省八九十人，小省仅有五六十人。 值得一提的是，与明代乡试不同，清代在乡试正榜之外还按一定的比例录取丰副榜生，给予一定的优待。举人最好的出路，自然以得中进士为正途。若屡次会试不中，也有机会被选为知县、教官。当然，中进士的难度很大，百分之九十的读书人能考中举人已经十分难得了。 清代将学额成为控制地方正途基层绅士人数的手段，而解额则是朝廷控制生员入仕的手段，使只有少部分生员能够踏入仕途，学额与解额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清代没有普及教育，读书人不如现在多是事实。但也非很多人想象中那样的少，一个大县每次参加府试的数量也有一两千人，竞争比现在要残酷很多。  浙江乡试每次录取多少举人？浙江与江苏一样是全国文风最高的省份，普通人家子弟也以读书入仕为正途，因此参加乡试的人数也较其他省份要多。当然读书人基数大，解额相对也要多一点。 从顺治朝开始一直到同治朝，浙江的解额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个阶段都要相应地调整。比如顺治二年第一次开科取士时，浙江的解额为107人，这是清初中期人数最多的一科。 顺治十七年，浙江解额为54人；康熙三十五年为71人；康熙五十年为99人；乾隆九年为94人。至乾隆中期、晚期以后，浙江解额比较稳定，基本维持在125人上下。 以平均值120人计，浙江省每届乡试录取的举人数量并不多，如果平摊到76个州县的话，还不及2人。而且杭州府的仁和、钱塘两县又是出名了的科举专业户，它们几乎占了全省的一半。这样一来，有些县在乡试中，甚至连一个举人都考不中。  浙江的情况还算是好的，邻省江苏的学子们要想考中举人，其难度就要翻上一倍。康熙初年，将原先的江南省一分为二，成为现在的江苏、安徽。可是这两省的乡试仍然合为一省，即江南乡试。 江南省乡试以大省取额，江苏称为“下江”占了解额的十分之七；安徽称为“下江”解额居十分之三。同时为了平衡利益，朝廷规定乡试解元江苏、安徽各轮一科。 顺治二年，江南省解额163，至乾隆时期稳定在185人左右，仅比浙江多出60多人。可问题是，江苏、安徽读书人并不比浙江少，尤其是江苏省为全国文风最高、赋税最多之省份，解额却不如浙江。  此外，各省参加乡试的学子，也有一少部分在直隶参加考试，解额自然也归直隶。这些人包括入国子监读书的贡生、监生及通过拨贡而获得小京官之类的人等。 各省学子参加直隶乡试，都有自己的编号。以乾隆元年为例，将江苏、浙江定为“南卷”，取额39名，此后这两省的直隶解额一直维持在35人上下。 咸同时期太平军兴，朝廷财政吃紧，由于捐助军饷的需要，规定各省凡是捐输一定数量的军需后，既可增加乡试名额。不过以捐输增加名额也不是没有限制的，规定大省不得超过30名，中省不得超过20名，小省不得超过10名。  江浙两省富足捐输最多，因此在咸同两朝还获得了永远的解额，即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4名。不过这点解额，对于千万读书人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乡试难度依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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