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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立金，原总参某部副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诗词学会理事、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发表散文、诗词、楹联上千篇，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其作品有的被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有的被列入学生和党团员学习辅导材料，有的被多家报刊和电台连载或连播，有的还被外国出版公司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孙中山最后的岁月（中） 文/武立金 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上，站在甲板上的孙中山望着波涛，迎着海风，想着再有几天即可到达北京。这是第三次进京，跨时三十年，其间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人生旅途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一想及此，他的心情便如海涛一般起伏不平。 西北风唱大戏般的呜呜叫着，浪花调皮地冲向甲板，直舔孙中山的脚尖。向孙中山走来的宋庆龄风度楚楚，十分迷人。这个天生丽质的女性，岁月在她身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她把一件呢制军大衣披在孙中山身上，柔情似水地说：“你的感冒还没好，别让风再吹着了！” “谢谢夫人！有你在身侧，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百年修得同船渡’，这次你能陪我同船进京，这可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哟！”孙中山哈哈笑着，殊不知病魔已向他伸出了黑手。 天晴气朗，万里无云，“北岭丸”愉快地在海面上航行。过门司到黑水洋时，忽然风雨大作，船身震荡颠簸，孙中山的随员、家属等一行人，除了年轻力壮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戴天仇以外，无人不晕船呕吐，一片狼藉。孙中山疲惫异常，身体更觉不适。 十二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北岭丸”到达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前来迎接大元帅的两万多名各界人士，已簇拥于港口和主要街道。欢迎队伍总指挥卢廉领众高呼口号约五分钟，迎风而站的孙中山立于船头脱帽为礼，向欢迎者答谢。 船甫泊定，国民军的代表徐谦、焦易堂，镇威军的代表杨毓珣，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吴光新，黎元洪的代表李根源、熊少豪，直隶省府的代表杨以德等，以及京津国民党和各团体代表王法勤、叶恭绰、蒋梦麟、吴子才等共百余人上船参谒，孙中山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 下午一时，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下船。见迎接的领头人是十八年前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会员张立卿时，孙中山倍感亲切地笑着说：“你不是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吗？怎么是你呀！” “是我！”张立卿立正敬礼道，“报告总理，我叫张立卿，现在是国民二军驻天津办公处的少将处长！” 随后，孙中山和宋庆龄由张立卿陪同登上汽车，随员汪精卫等也上了另一辆汽车，前往设于日租界的行邸张园。到了张园后，孙中山与迎候的各方代表一一握手，并在门外合影留念。 张园是前清封疆大吏张彪的私人花园，园内建筑精美，有名花异草，参天古树，在天津小有名气。此时的张园，除原来的工作人员外，还有日本警署、天津警厅派来的巡捕、警察二十人，国民军派来的警卫侍从多人，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人员约有上百人。 稍事休息后，孙中山提出拜访北洋军奉系首领张作霖。李烈钧问孙中山：“当年刘邦会见项羽于鸿门，有张良、樊哙等随行，代为出谋献计，得以平安无事。现在总理往访张雨亭，当然也要带一些人同去，不知选派哪些人合适？” 孙中山略作思忖后说：“随员不宜太多，有你和邵元冲、孙科、汪精卫等几个人即可。” 张作霖得知孙中山要来探访，立即传谕部属加强警戒。等孙中山一行到了河北曹家花园门口，张作霖竟然摆起了架子，让其子张学良在门外迎接。 进了客厅，仍不见张作霖的影子。等了许久，张作霖才姗姗出来，意气傲岸地坐在上座，面孔像竹帘一样耷拉着。孙中山当然心中不悦。宾主之间，默无一言，相为陌人。 经过一阵寒而不栗的冷场，还是孙中山反客为主地先开口：“我这次来天津，承派军警前往迎接。对于如此盛意，非常可感，所以特来访晤，表示申谢。” 眉宇间流露出不悦之色的张作霖没有说话，只是微微颔首。 孙中山接着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 张作霖这才开口道：“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谈不上可喜可贺了。” 面对窘迫的情形，忍无可忍的李烈钧倏然站起来说：“若不铲除吴佩孚，国家和人民的希望何在？如此还不可贺，则何者可贺？今日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你雨亭才能当此一贺。” 张作霖听李烈钧如此说，这才勉强微露笑容。但是，这笑容在这个低温的世界里显得非常僵化。 “协和（李烈钧）的话说得对。” 孙中山不卑不亢地说，“回想自从民国以来，当面得到我的贺词的也只有你雨亭一人而已。” “作霖系一介武夫，关于国家大计，当敬听孙先生的指示。” 张作霖满脸堆笑着问，“先生预定滞留北京为期几日？” “一俟时局稳定，即作欧美之游。” 言谈至此，满座皆欢，一改进门时的僵局。但是，会见没有出现通常应该出现的高潮。 这时，张作霖很神气地端起茶杯请大家喝茶。孙中山知道这意味着送客，于是起身与张作霖握手，结束了这次不合时宜的会见。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张园院内的一棵老槐树铁骨青枝，安稳如铸，像一根擎天巨柱支撑着这黑沉沉的夜空。汪精卫一回到张园，就大惊小怪地说：“险哉呀，险哉！” 李烈钧瞪了汪精卫一眼，似嘲非嘲、似笑非笑地说：“像你这样胆气薄弱，只合做个吟风弄月的酸才子，也配行刺摄政王？无怪乎大事无成！” 当天晚上，孙中山寒热交作，腹部疼痛，当即请德国医生施密特诊治。初步诊断为旅途劳顿，消化不良，以致胃病，后又疑为胆囊炎，劝孙中山暂时谢绝宴请、演讲等活动，静心调养二十四小时，即可痊愈。 第二天中午，黎元洪设宴为孙中山一行接风洗尘。孙中山因突然发病不能前往，故由宋庆龄代为出席。 下午六时许，张作霖动用二十多辆汽车，率领一百多号卫队，浩浩荡荡地来到张园回访孙中山。张作霖对躺在病榻上的孙中山说：“我决心追随先生，愿作先生的卫队长。不过先生的主张中有不妥之处，那就是反对外国列强这一说法。只要孙先生放弃这一主张，我愿意代你向外国人疏通感情，使外国人同情我们，支持我们。” 张作霖的醉翁之意，令孙中山非常气恼。现在孙中山才认识到，军阀们都是靠不住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对张作霖彻底失望了，于是推说病痛，不再说话。他双眼紧闭，把这个马贼出身的“东北王”关在他的眼帘之外，眼不见为静。 与此同时，客厅阶前也发生一件可笑的事情：张作霖的卫队和孙中山的卫士马湘、黄惠龙站在一起。一个带着上校肩章的奉军军官问马湘：“孙中山先生的随从卫士有多少人？” “六人！”马湘的眼睛像两支枪口泛着亮光。 可能是口音关系，这位上校误听是“六营”。一听比张作霖的卫队还要庞大，那上校军官不由得十分惊讶，于是睁大眼睛四处搜寻：这六个营都隐蔽在什么地方呀？ 此后孙中山囿于痼疾发作，只能遵医嘱卧床。尽管如此，孙中山依然在病榻上忙于各种政务，批览不辍。 此时，北京的政局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后，对外国人丝毫不敢得罪，急切地向外国人屈膝示好，声称自己的政府是“外崇国信”的，对历年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一律是承认的，并表示准备召开“善后会议”来解决这些国际问题。 对段祺瑞的媚外政策，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表示反对。中共第四次发表了关于时局的主张，表示坚决支持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做法，反对所谓的“善后会议”。中共的主张，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并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段祺瑞，积极开展斗争，强烈要求孙中山早日到北京来主持国民大计。 在全国上下的压力下，段祺瑞政府也不得不假惺惺地派叶恭绰和许世英赴津请孙中山早日进京。当叶许二人来到孙中山的病榻前时，孙中山问他们：“听说段祺瑞打着'外崇国信’的幌子，承认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是否真有此事？” “确有其事，但照会尚未发出。” 许世英吞吞吐吐地说，“段执政将尊重历史和各国所订的一切条约，让他们放心。估计各国都会承认临时执政政府。” “岂有此理！”孙中山勃然大怒，“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地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想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叶恭绰和许世英本是奉命前来劝说孙中山赞成段祺瑞对外声明的，没想到孙中山态度如此坚决，只好拐弯抹角地说：“先生说话最好能平和些，不要过激，免得引起列强干涉。” 孙中山忿忿地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由于一气一怒，孙中山突然高烧，肝病暴发，脉搏跳到一百二十几下。连日的旅途劳累和多年的忧愤积劳，他终于被击倒了。 为什么冯玉祥在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之后，又让段祺瑞出来做临时执政呢？鉴于直系在北方的势力虽已垮台，而在长江流域还有部分实力，冯玉祥认为，假如能与山东和山西联手，使为己助，不但能阻止南方直系军队北上，还可免遭北方直系残余势力的威胁。当时，段祺瑞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于是就采纳了孙岳的建议，决定邀段祺瑞先出来维持一下过渡局面。 出乎冯玉祥之料，北京政变后的局势从此日趋恶化。段祺瑞抓住这一时机为所欲为，喧宾夺主，冯玉祥反而处于从属地位。张作霖在冯玉祥推倒曹锟、吴佩孚后，也立即违背了当初约定的奉军不入关的协议。奉军不仅陆续进入山海关，而且还以李景林代替王承斌，夺得了直隶省的地盘。 段祺瑞利用日本的关系，迫使张作霖俯首贴耳，共同对冯玉祥施加压力。吴俊升还向张作霖献计，暗杀应约去天津开会的冯玉祥，并和李景林、张宗昌做了布置。冯玉祥从他的同乡、张作霖的副官杨毓珣那里获悉他们的阴谋后，为了取信于人，仍如期到津出席会议。 通过天津会议，冯玉祥感觉局面已非，大势已去，限于自身力量一时难以扭转。他愤慨地说：“这些家伙们，在曹锟和吴佩孚没有被推倒以前，我和他们交换意见时，谁都是什么话好听就说什么，表示得非常光明磊落。到了大功告成，当初的诺言立刻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且又重新勾心斗角起来。”并悔恨地说，“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惜断送了北京政变的果实。”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即使来到了北方，又能有何等作为呢？可是，孙中山毕竟应邀北来了。 段祺瑞看得非常清楚，一旦孙中山进京，就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不利。当他得知孙中山已经启程北来的消息后，便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急忙赶回北京，两天后就任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他利用这个权位施展手腕，一面向张作霖进一步拉拢勾结，使张作霖的气焰一天高于一天；一面对冯玉祥进行排挤，使冯玉祥的处境一天难于一天。 冯玉祥感于无可奈何，便向段祺瑞提出了辞呈。段祺瑞表面上作挽留姿态，但暗地仍施加压力，迫使冯玉祥处处感觉不快。陆军总长吴光新甚至主张撤销国民军的名义，使冯玉祥恼怒至极。 冯玉祥从段祺瑞上台之后的所作所为，看出前途是一团漆黑，没有半点光明。他曾经很难过而且很幽默地说： 段祺瑞这回到北京当上了执政，谁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觉悟，能够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疮和虱子割除尽绝了，好让国家和人民少受一些害处。没想到他上台不久，就证实了他是故态依然，不但旧有的虱子没有除掉，反倒加了臭虫；不但大疮没有治好，反倒加了疥疮。官僚、买办、二花脸、三花脸等等，一齐拥上来，成天抢官抢权，分赃争吵，闹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 当时国民军的将领们，认为冯玉祥是北京政变的主谋者，而胜利的果实却被他人坐收渔利，一致表示不平，其中邓宝珊尤为激烈。血气方刚，怒火中烧的邓宝珊在得知张作霖已到北京并住在顺承王府时，非要去干掉张作霖不可。冯玉祥认为不必如此，经过大家劝阻，邓宝珊才隐忍作罢。 冯玉祥看到北京的局势已经逆转，便不想再留住下去，遂作迁地为良之计，先退居天台山，后移住张家口。待孙中山到达北京时，冯玉祥早已失去主动了。 在北上途中，孙中山已经了解到段祺瑞的情形及其执政府的所作所为。尽管如此，他对段祺瑞仍不能不给以招呼，于是在十二月五日致电段祺瑞：“昨午抵津，承派许使人先生代表欢迎，无任感谢。本拟七日晨入京，藉图快晤。惟因途中受寒，肝胃疼痛，医嘱静养三两日，一俟病愈即行首途。先此陈谢，诸维鉴察。” 第二天，段祺瑞以非常“关怀”和“虚心”的口吻复电孙中山：“微电奉悉。大旅南临，正惭疏简，何劳言谢。昨闻偶抱清恙，良深驰念，尚望加意珍摄，早占勿药。拱候高轩，无任延跋。” 同时另致孙中山一函，表示系念之意。函中写道：“睽违英姿，瞬经数载，正怀风采。忽奉电音，始知贵体违和，实以贤劳所致。吉人天相，调治得宜，定可早占勿药。不审近日所服何药？饮食如何？殊深系念。尚祈为国珍重，保卫政躬，是所至盼！秸候莅止，论道匡时，敬备蒲轮，以俟君子。专肃，抵颂痊安。” 孙中山此次应邀北上，虽然段祺瑞和张作霖只是虚与委蛇，毫无诚意，而广大人民则表示了热烈欢迎。天津民众曾呈上孙中山一函，略谓：“先生之来也，帝国主义之强暴及祸国军阀之狡诈，处处与先生主张以阻挠，亦即处处与民众利益以残害。军阀所主张之善后会议，愚民欺世，更辱我公。望能坚持宣言三点，慰苍生之喁望也。吾辈惟有以政权归民之义，为吾辈革命领袖之后盾。临颖神驰，务望先生为国珍重，为国努力。” 为了表示谢忱，孙中山也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为特来与诸君共同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倒满清政府，为的是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清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有必要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地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 由于病情越发严重，为了避免无谓的打扰和静心养病，孙中山向张立卿提出搬到清净的地方去住。 张立卿也认为张园地处日租界内，由日本警署和天津警厅派来的巡捕、警察表面看来戒备森严，但这些人大部分是军阀的心腹，干着明为保护暗作监视的勾当。但国民二军驻天津办公处所在的法租界国民大饭店，十分嘈杂，也不适宜休息。后来觅得海河侧畔的利顺德大饭店，地段僻静，且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对外联系十分方便。 十二月十八日，孙中山和宋庆龄秘密迁入利顺德大饭店208号房间，派国民二军官兵十多人担任警卫工作。孙中山在此秘密接见了于右任的代表、南方来的客人和去陕西等地宣传国民会议进步主张的个人代表等。而对外称孙中山的行邸仍在张园，如接见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和学生代表、新闻记者等都在张园。 十二月三十日，北风呼啸，飞雪漫天。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在利顺德大饭店正式做出了不参加“善后会议”的决定，以反对段祺瑞的主张。 第二天上午十时，雪后初霁，明亮的太阳没有一点温度，铺天盖地的积雪使本来就寒冷的天气更加肆无忌惮。孙中山怀着如天气一般既冰冷又压抑的心情，和夫人在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乘专列赴京。此时，孙中山的癌症已经恶化，虽延请名医诊治，但病情仍无好转。为了践行对国人的承诺，孙中山毅然决然抱病进京。 到车站欢送的有各机关、团体代表二百六十余人，汪精卫代表孙中山答谢。孙中山未与送行者谈话，只是在开车前向众人散发宣言书一纸。陪同孙中山进京的有汪精卫、黄昌谷、邵元冲以及参军副官等数十人，段祺瑞之代表许世英和郑洪年等也同车入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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