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这一全新主旨，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上海正按中央部署筹划建立自由贸易港，同时厦门市委书记裴金佳日前也在北京表示，厦门将探索打造自由贸易试验区升级版，争取建设自由贸易港。据悉，上海相关部门已形成了探索自由贸易港区建设的初步方案，并已上报国务院。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座地标，自由贸易港将在不久的未来浮出水面。
对标国际最高投资与贸易准则
按国际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程度审视，目前中国国内层级最高的经济区应当是保税区与自由贸易区，尽管如此，二者的高度也不能与自由贸易港相提并论。以上海外高桥、天津港、深圳福田、广西钦州等为主阵容的国内30多个保税区的功能定位为保税仓储、出口加工与转口贸易，隔离在国家关境以外，所有进出口商品在区内享有免证、免税和报税优惠，即所谓的“境内关外”运作方式，但从目前来看，保税区自由贸易功能更多地体现在中间工业品之上，即所谓的出口加工业，而不是一般商品的自由贸易；因此，与保税区相比，自由贸易区的自由化程度无疑更高。除了“境内关外”的征税方式外，无论是中间品还是一般商品，均可在区内储存、拆散、分级分类、重新包装、重新标签以及加工制造和再出口等，而且自由贸易区还在服务业、汇率与资本流动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灵活适配度。
除了具备保税区与自由贸易区的所有自由性特征外，自由贸易港内的境内外货物不仅自由进出，而且境内外资金自由流动；所有商品不仅享受大部分税勉优惠，而且有可能享受零税率优惠；外国商品不仅在港内可以自由改装、加工、中转，而且可以长期留存。更为重要的是，外国投资者在港区里任意投资与创办企业，同时可以开设离岸账户与开展离岸贸易，资本因此完全自由跨境流动，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港内资本项目的全部开放。不难看出，金融服务业开放程度高是自由贸易港的最大看点，由此也可以说自由贸易港是中国与国际投资与贸易最高规则进行对标的一个经济区域。
环视全球，目前属于自由贸易港的港口区域主要有香港、新加坡、美国纽约港以及荷兰鹿特丹港、哥本哈根等，但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它们皆具有自由标签，但各自的自由度却不尽相同。按商品免税程度分，完全自由贸易港对所有商品进出口免税，但这种自由港已经很少见；而目前占主导形式的有限自由贸易港则仅对少数商品征收少量关税，如香港仅对烟酒和燃油征税。按空间范围分，自由贸易港可以分为自由港市和自由港区，前者包括港口及所在城市全部地区,外商可在此自由长期居留及从事有关业务,如新加坡和香港，后者仅包括港口或其所在城市的一部分,不允许外商自由居留,如哥本哈根等。正是如此，香港和新加坡是全球自由化程度最高的自由贸易港，由此也造就了两地在世界集装箱港口中转量上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的显赫地位。
赋予中国经济新势能
照国际惯例，自由贸易港一般设在自由贸易区内且是沿海港口，因此今年3月中国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就明确提出在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当然，也有国家的自由贸易港位于内陆地区，瑞士全国有20个自由港。但不论是处于沿海还是位于内陆的自由贸易港，都须占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具备优良的港口运输与装卸设备以及支持开展货物储存、分级挑选、改装等各种硬件设施，以最便利与高效化地为商品集散与转口提供服务。
比较中国国内的11个自由贸易区，上海自贸区有外高桥、洋山港等港区；广东自贸区有南沙和盐田港等港区；浙江自贸区有舟山港；天津的天津港，福建自贸区有厦门港，辽宁自贸区有大连港，其它湖北、重庆等五个自贸区也有内河港运优势。正是如此，在上海自贸区已经启动立自由贸易港创建步伐的同时，天津与浙江自贸区均表示要积极探索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而且陕西自贸区也提出要将西安国际港务区打造成万亿集群的中国内陆自由贸易港。但综合考虑我国外贸、经济运行态势以及税收监管政策等因素，自由贸易港在短期内不会大面积推进，继上海自贸区迈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脚步后，紧接着广东自贸区最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试点地区。如同上海自由贸易港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而可以实现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对接外，广东自由贸易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从而同样做到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契合，而且广东自贸区内有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为阵营的三个世界级港口群和以及盐田、珠海港等为主体的国内大型港口群，香港经验很容易在此得到快速的复制。
对于中国而言，尽管时下自由贸易港只能以小范围的试点方式进行，但不排除成功以后未来向沿海与内陆地区进行辐射，甚至可能出现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区重叠的镜像。但不论过程如何，自由贸易港必将构造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个强大引擎。除了吸收更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前来驻扎以及增加转口贸易量从而扩大外汇收入收入外，自由贸易港还能赋予中国经济成长的特定势能。
一方面，自由贸易港能创造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高端分工的优势。目前国际贸易与投资占世界GDP的比重超过了70%，中间品贸易占全球贸易的70%以上，过往30年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分拆已经基本完成，一国贸易优势的获取路径已经从关境间的自由化延伸到关境内的一体化，依此除了进行企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外，核心的问题是制度的再设计。中国企业虽然以价格和规模优势深度嵌入了国际分工，但依旧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实现价值链位置的突破与上移进而获得更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增量，必须进行自身制度的创新，其中自由贸易港则是一个最富潜能的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自由贸易港将显著加快中国国内企业的转型升级脚步。由于港区内外资企业可以自由投资和生产加工，商品可以自由中转、长期停留与销售，也就是说外商能够自由支配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配置，同时国内企业与商品也不享有任何优惠和特权，绝对公平化竞争必然倒逼中国企业对标国际最高贸易与投资规则进行转型升级。重要的是，目前如资本项目市场化、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以及合资办学办医等服务业的开放在自由贸易区遭遇到不小的“瓶颈”，而这些领域的突破则完全可以在自由贸易港落地，经验充分后便可在自由贸易区进行铺展，从而有效提升中国产业结构的层级。
监管任重道远
自由贸易港内的国内外货物、资金尽管可以自由流动，外国投资也可以自由配置，但这并不等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监管，即便是作为全球自由化程度最高的自由贸易港，香港、新加坡也有一套非常完善而有效的监管制度。
分析发现，香港和新加坡主要是转口贸易，其中香港的转口贸易占全部出口贸易的97.5%，特别有利于对国际货物与国内货物的识别，而新加坡的转口贸易也占货物贸易的51.9%，货物的识别也不困难，尽管如此，香港与新加坡都在对货物进行分类和识别的基础上实行严格的货物监管制度，比如香港实行“战略物品进出口管制”制度，以A T S自动核查定位系统（Automated Targeting System）风险评估体系为基础，结合国家情报核查中心（NTC）和其他部门情报、执法数据库进行智能比对，形成风险管理制度。新加坡则通过Trade FIRST 体系，形成了贸易便利化和整合的风险管理制度，这个体系中将便利化、合规性和风险管理要素整合到单一综合评估框架。在Trade FIRST 体系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根据企业自身情况进行分级，并推出针对性的贸易便利化措施。该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新加坡的海关监管模式进一步从“点”安全拓展到了全球供应链安全，这集中表现在通过企业分级和风险管理制度，从供应链各环节风险要素综合评估的基础上，设置综合性的风险参数，作为不同企业和货物通关便利化的重要基础。
与香港与新加坡自由贸易港建立在中转贸易基础之上完全不同，作为我国的第一个自由贸易港，上海港区的进出口货物主要由三类产品组成：第一类是进口最终消费品，这种产品除进入实体百货店外，越来越多采用跨境电子商务手段；第二类是中间品，包括高端中间品的进口和中低端中间品的出口，基本进入到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第三类是出口低附加值的消费品，主要幅度在长三角中小城市和长江经济带区域。这三类产品占上海港进出口货物量的95%以上，国际转口贸易占很少的比重，但这并不等于不能借鉴吸收香港、新加坡货物分类与分级监管的经验。比如进入上海港区的中间品，这种产品有时要求与国内货物加工组装，作为监管，需要对国际货物和国内货物进行有效的识别，因而货物状态的分类管理及其重要。
正是出于监管的重要性，《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提出了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贸易监管制度。所谓“一线放开”就在港内最大程度地简化入区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最大程度简化一线申报手续，最大便利化地满足货物、资金配置的要求；所谓“二线管住”就是严格监管流向关外尤其是内陆的货物。沿着这个思路，我国自由贸易港必须加强对国际货物和国内货物、一般货物与转口货物、高风险货物和低风险货物的识别，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覆盖面严整的货物监管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