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从台北飞抵重庆，立即在下榻的山洞林园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对付从川东来犯的解放军。 尽管他在下属面前依然神情严肃，维护着“最高统帅”的威严，但他对自己在防御部署上的失算深感遗憾。 他原本认为，川黔湘交界山高林密，水流湍急，不利于大兵团行动和军需运输，解放军从川东进入四川的可能性很小。
川陕边界虽有秦岭、大巴山天险，但有川陕公路连接陇海铁路，方便解放军从老区调运粮食物资。 此外，近几个月来，贺龙、周士第指挥的第十八兵团在陕南武装大游行，摆出大举进攻的架势。 8月，第二野战军从南京出发，经浦口、徐州到达郑州后，突然销声匿迹，可能是悄悄地沿陇海路向陕南进发。 于是，他再三命令胡宗南三个团守好秦岭第一道防线，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构筑第二道防线。
胡宗南和他的副总参谋长沈策也在蒋介石面前发誓保证：从兵力部署和险峻地势看，川陕边界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解放军休想通过一兵一卒。 但谁也没有想到，第二野战军数十万大军会悄然出现在川湘黔边界，乘虚分别切入贵州和川东。 何绍周所在的第十九兵团两个军在贵州的战斗力并不强，抵挡不住是可以理解的。 坐拥20万大军、素来以善战著称的宋希濂，却意外兵败如山倒，以至于他麾下的两个兵团，仅用20多天时间，就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连溃1000多里，从湘西逃到重庆城下。
这座抗战时期尚称安稳的山城，即将成为国共两军决战大西南的主战场！ 蒋介石急忙下令成立重庆警备总司令部，市长杨森任总司令，并将川军第20军部署在重庆南岸。同时，他下令调配800辆美军卡车，将胡宗南第一军调往重庆。 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他刚刚做出保卫大重庆的部署，制定这份计划的西南军政署副参谋长兼代理参谋长的刘宗宽，就通过他家中的地下电台传去了北京。 毛主席看了这份计划后非常高兴，由此产生了吸引蒋介石主力进驻西南、在重庆将其合围歼灭的战略构想。
不过，胡宗南虽然是个平庸之辈，但这次他看出了守卫重庆是死招，所以一反常态，不愿接受蒋介石的调兵遣将命令。 胡宗南的计划是，部队入川后逐步撤至西昌，不愿将兵力投入川东。 现在，蒋介石要把他的“王牌”第一军调到重庆，这让他非常不满： 宋希濂的六个军抵挡不住人民解放军。单靠一个第一军有什么用？面对几十万解放军那不是羊进虎口吗。 一想到这，胡宗南就百般推脱，找各种借口婉拒抽调第一军东进，气得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大骂。出于无奈，胡宗南只好抽调第1师两个团前去对付。
为了虚张声势，杨森特意安排胡宗南的两个团乘坐大卡车进入重庆，沿闹市区行进，以示援军会进来，重庆可以保证安全。 在这数百辆卡车上站着戴着头盔的士兵，携带冲锋枪、火箭发射器和其他美国武器。卡车队伍中间有大炮和坦克，真的很威武。 车队自西向东，前面没有头，后面没有尾。看来许多援军都来了，这可把那些不了解实际军事情况的人搞糊涂了。 除胡宗南、宋希濂外，蒋介石在四川较为得力的正规军还有以罗广文为司令的第十五兵团，下辖第四十四军、第一百零八军、第一百一十军，驻大竹、达县为机动部队。
但在8月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担心解放军从甘南入川，抄胡宗南的后路，赶紧调这个兵团堵住缺口。 这是潜伏在西南军政处的刘宗宽为打乱国民党防御部署的妙招。 他以三国时期魏国将军邓艾从甘肃武都偷渡进入阴平的历史为例，判断解放军攻占兰州后，可能从那条险路分兵入川，切断与胡宗南四川腹地的联系。 历史上造成蜀国灭亡的“阴平偷渡”往事，惊心动魄，千百年来已成守卫四川的兵家们一再提防的历史教训。 刘宗宽利用自己代理参谋长的身份，大肆宣传这一虚假情况，说服了来重庆开会的胡宗南部副参谋长沈策。
刘宗宽 沈策虽然没有很好地掌握这方面的军情，但他也觉得解放军有效法邓艾故事的可能，不可不防。他在军事会议上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这个“形势判断”，确实引起了蒋介石的焦虑。 胡宗南手上的3个兵团一直是他的王牌，现在镇守西南不能有失。蒋介石忙命罗广文率108军、110军开赴甘南。 他没想到，这是刘宗宽制造的圈套。 罗广文的十五兵团就此被人为拆散。除第44军留守乌江以北外，其余两军均离开驻守地大竹、达县，向川西北的青川、平武进发。 9月的重庆依然酷热，炎炎夏日中，大兵团频繁调动是兵家大忌。但军令如山，罗广文兵团的士兵不得不在烈日下奔波，非常辛苦劳累，导致疫病流行。
经过近20天的千里徒步，罗广文刚走到绵阳，呼吸还没有喘定，又接到蒋介石的急电： 人民解放军可能进攻贵州遵义并威胁重庆，命令他们迅速东返，部署到贵州桐梓、娄山关一带。 他们只好转头匆匆返回，但行至秦江时，因川东告急，改到南川白马山防守。 这几千里的路程把部队拖得筋疲力尽。许多人半路上逃亡，还有不少人直接累死，导致罗广文兵团两个军还没开打就产生一堆非战斗减员。 这两个原本战斗力就不强的军，经过蒋介石一番折腾，让他们打仗更是难上加难。 罗广文气得大骂老蒋无能，把行军当成儿戏。
罗广文一家 十五兵团11月上旬返回重庆后，内部矛盾再次发生。 110军军长向敏思认为，去南川无异于以卵击石。他带着两个师留在达县，不肯南下，脱离了十五兵团。 只有111师因为是罗广文的嫡系，因此跟随他去南川。 这样，罗广文守卫南川的兵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这里只有由他兼任军长的108军3个师，和第111师，共4个师的兵力。 以这单薄的兵力对抗解放军三个军的进攻，就算不考虑战斗力，仅人数对比也处于下风。因此守南川确实如向敏思所说，是以卵击石。
蒋介石眼见川东危在旦夕，只能把坚守重庆外围的希望寄托在只拥有4个师的罗广文身上，并亲自指示给他们送去大量枪支弹药和无后坐力炮。 侍从参谋胡伟达也被派往南川，与军事顾问、日本军人斋藤敏雄一起策划防御作战。 斋藤敏雄在侵华战争中担任日军第64师团参谋长。他过去曾在芷江、华南一带与中国军队作战，犯下累累罪行。 而现在，昔日的战犯却摇身一变，成为了老蒋的“军师”，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 斋藤敏雄在日本军队中很有名气，他是旧日军最年轻的师团参谋长。
斋藤敏雄 可这个日本鬼子虽然精于图上作业，却长期脱离实战，既不了解解放军的战略战术，也不了解国民党军队自上而下没有战斗之心。 11月21日，斋藤敏雄为罗广文拟定了主动进攻计划，要求罗广文派拟作为预备队的111师上前线，趁解放军精疲力竭之机正面进攻。 罗广文在蒋介石的侍从面前不敢反对，只是礼貌地表示服从。斋藤敏雄回到重庆后，罗广文这才不满地说：“怎么能迎头痛击？那不是找死吗？” 他不仅没有按“军师”的计划“主动进攻”，还决定采取避战策略，将108军主力从南川转移到兴隆场。 当时，解放军第三兵团第十一军正在强攻白马山。罗广文兵团的108军241师受不了了。除一个团阵前起义外，其余全部歼灭。
罗广文见势不妙，于11月27日迅速将部队撤至重庆南温泉。 南温泉与重庆市中心隔江相望，仅有26公里的路程。罗广文的撤退，把重庆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的炮火射程之内！ 蒋介石认为白马山地势险要，宋希濂退下来的两个兵团可以利用这个地势打几仗。加上罗广文兵团的生力军，至少可以守十天半月。 没想到这些部队一触即溃，宋希濂麾下的兵团司令钟彬在乌江下游白涛镇成了俘虏，而宋希濂本人则逃得无影无踪。 受顾祝同之命到綦江担任守卫的陈克非，不甘心成为炮灰。当他听说解放军越过南川后，急忙带着残存的部队向川东北方向逃窜。
这样，国民党在川南就没有任何军队可抵抗解放军，只能靠宽阔的长江暂时守卫重庆。 蒋介石得知罗广文已自行撤往重庆，一怒之下三次打电话要追究罗广文的责任。 蒋经国则大吃一惊，他怕惹老爸一怒，让罗广文直接在前线起义，本已防守空虚的重庆受不了这个打击，于是他再三劝蒋介石冷静下来。 他还为罗广文辩解说，情况如此，不是罗广文一个人的责任…… 蒋介石想了想，也认为是这样，这才抑制住怒火，叫罗广文先收留部队，看着战事发展再转战川东北。 罗广文看到自己没有被移交军事法庭，大感意外，如释重负地出来收拾残部，整理防线。
不过，经过这一番折腾，罗广文认定老头子不喜欢他了，他再也不敢留在重庆，决定把剩下的部队一分为二。 其中一部分由参谋长赵秀昆率领，到宜宾与郭汝瑰第二十二兵团会合，一部分由他本人率领到遂宁。 根据毛主席对二野的指示，已经到达南川、綦江附近的解放军第3兵团第11、12军，为了引诱胡宗南集团，放慢了对罗广文兵团的进攻速度。 11月25日，刘、邓才命令第3兵团第12军解放南川，攻打綦江。第11军与第47军会师北上，配合第12军进攻重庆中心区。 这三个军的大迂回、大包围攻势，把敌军紧紧钳制在山城重庆。
解放军向重庆进军 冬日浓雾中的国民党守军，只感到四面八方都有解放军进攻，上下左右一片恐慌。 重庆警备总司令部直属第20军是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杨森一直担任军长，他的儿子杨汉烈任第79师师长。所有的军官和士兵都是四川人。 除了抗战初期出征作战外，这支部队作为杨森的“御林军”，在贵州、四川等地龟缩多年，被同僚戏称为“杨家家丁”。 1949年4月，20军从四川调到安徽芜湖守卫长江，在渡江战役中大部被歼灭，不久前在重庆新组建。原133师师长荆嘉谟代理师长职务。 由于是新组建的部队，20军建制并不充实，大多数人也没有野战和阵地战经验。
现在作为中央军嫡系的罗广文兵团早从南川溃退，老杂牌杨森哪里还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死守重庆？ 没几天，杨森就以把守退路为名，秘密命令第20军主力从重庆市中心撤退。 驻守重庆的只剩下国民党内政部警察第二总队9团和宪兵24团。这些仅有轻武器的治安部队毫无战斗力，而且也做好了不战而逃的准备。 虽然胡宗南的第1军有两个师前来增援，但胡宗南已叮嘱军长陈鞠旅，临阵时要小心，不要贸然接近前线。 于是，这支部队一路上慢慢磨磨蹭蹭，一直窝在重庆以北的璧山，不敢往前走。
现在眼看解放军兵临重庆城下，胡宗南又密令陈鞠旅，准备暗中向成都撤退。 蒋介石看到川东、重庆驻军那么多，却没有一个能真正作战的，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在他看来，这座山城矗立在长江和嘉陵江之间，山川之险与众不同。只要有几个师敢打几场硬仗，还能保住。 蒋介石一想到将领贪生怕死、军队畏缩不前的境况，真是痛心疾首。他叹了口气，整天暴跳如雷，咒骂那些“党国精英”有负他的重托，失去了“黄埔精神。” 在解放军一天天逼近的同时，随蒋介石来到重庆的“军统”特务头子、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也在紧张地实施一项计划。
这一计划将彻底摧毁重庆的军事设施、工业和重要建筑物，摧毁和瘫痪这座西南最大城市。 11月14日至20日，毛人凤观察前线战况近一周，看到重庆难以坚守。他知道蒋介石的残暴，总是想守不住就要破坏。 看来，重庆的破坏很快就要提上日程了，要早做准备。 11月20日，他得到山城无险可守的战报后，21日又忙着召集大批特务头子召开会议，安排破坏重庆的工作。 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政府回到南京后，仍保留“陪都”之名，直接归行政院管辖。 但在那个年代，重庆市区像样的建筑寥寥无几，大多是简陋的竹木结构。
毛人凤 如果按照蒋介石的计划，炸毁发电厂、兵工厂、广播大楼、机场和几栋商业建筑，火势蔓延到街道居民的房屋和商店，那城里就所剩无几了。 一个政党领袖为了自己的集团私利，不惜与对手兵戎相见，这是国家的不幸。 如今，他继续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临走前将这座饱受贫困饥饿折磨的山城毁于一旦，其残酷可见一斑！ 毛人凤决定成立“破坏指挥部”，由重庆警备区总司令杨森实际操作，使用300吨TNT烈性炸药。 司令部的任务是炸毁重庆9个兵工厂、1个钢铁厂、2个发电厂、1个军械库、1个电台、3个机场和500座主要城市建筑。
同时，调动特务系统所属交警一、二总队和交警一大队担任警戒，镇压敢于制止破坏的工厂工人。 安排完成后，他们又拿不准什么时候该行动。 既怕动手迟了不能完成任务，又怕重蹈1938年火烧长沙的覆辙，像酆悌一样成为蒋介石的替罪羊。 酆悌也毕业于黄埔一期，一直深受蒋介石青睐。1931年，他与大特务头子康泽成立效忠蒋介石的复兴社。 1938年9月，日寇入侵三湘，酆悌被任命为长沙警备司令长官。 当时，蒋介石主张所谓“坚壁清野”，在敌人可能攻占的地方烧房子、烧粮食，毁桥、毁路。
酆悌 当侵华日军第11军军长冈村宁次指挥5个师团，以长沙为中心分4路进攻时，蒋介石已做好不战而退、放弃长沙的准备。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主张坚守，并说：“长沙不守，军人职责何在？“蒋介石才勉强同意保住长沙。 但是，蒋介石仍然缺乏在长沙击退敌人的信心和决心。他亲笔给酆悌写了一份密令，“若长沙沦陷，必须烧毁全城”。 酆悌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保安局长徐昆不敢怠慢，精心布置了烧城计划。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干柴和汽油桶，只要敌人逼近城池，指挥部一声令下就可以点火。 但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既没有疏散市民，也没有提前通知各单位。在他们看来，日军还在远处，慢慢通知也来得及。
文夕大火照片 11月12日凌晨，日军仍在岳阳与汨罗江之间，未到达长沙。但保安团战士听信谣言，以为敌人来了，吓得当晚提前放火。 一条街正在燃烧，影响其他街巷的士兵也点燃了火。这场大火在全城烧了三天三夜，以致长沙大部分房屋被烧毁。 两万多名市民死于一场混乱而悲惨的火灾，事前并不知情。身在长沙的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几乎陷入火海，好不容易才冲了出来。 当时，冈村宁次见攻势节节受阻，不想贸然攻占长沙。在消耗国民党军队力量的目的达到后，他从长沙郊区撤退。
长沙就这样毁在自己手中。一时间，国内外舆论炸开了锅，指责国民党集团草菅人命的声音此起彼伏。 为了推卸责任，蒋介石不得不从南岳赶到长沙，下令枪毙酆悌、文重孚、徐昆，以敷衍愤怒的民众。 想起那件事，毛人凤犹豫了。他向负责作战的参谋长萧毅肃和重庆市市长杨森请示如何处理。 萧毅肃认为，如果罗广文的兵团再也抵挡不住，被解放军越过白马山进攻到南川盆地，重庆将无险可守。那时，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毛人凤还命令手下特务先做准备，等待他的命令。但他毫不犹豫地对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提前举起屠刀。
蒋介石再三对毛人凤说：“今天的失败，是由于过去杀戮太少，保留了不少反对党国的人，这对党国来说太糟糕了。” 有了他杀人无赦的指令，毛人凤这个魔头就放手杀人了。 他先杀了杨虎城将军，后于10月底将关押在渣滓洞的42名政治犯全部杀害，其中包括著名共产党人江竹筠、陈然等。 现在重庆要易主了，他们磨刀霍霍，杀了眼睛。11月26日、27日，关押在白公馆的36人、关押在渣滓洞的100多人、关押在新世界集中营的30多人被分批杀害。 即使是参与以如此疯狂和残忍的方式杀害革命者的特务，也又一些人惊骇不已。
据“军统”重庆办事处主任郭旭回忆，一名刽子手知道自己有罪，事后对同伙说： “看到渣滓洞里人们手无寸铁，乱窜惨叫，我真的很难过，但这是上面的命令，我只好昧着良心指挥人们开枪，这事不好办！” “我们这样杀人，共产党抓到我们，会原谅我们吗？共产党马上就要来重庆了，我得走了。” 刘邓在忙于动员各路大军向重庆挺进的同时，也十分关心被困在敌人监狱中的革命志士，指示重庆的中共地下党通过各种途径营救他们。 刘伯承司令员还专门派人向重庆市长兼驻军总司令杨森提及此事，请他利用职权保护这些政治犯。
在国民党统治即将分崩离析之际，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正在暗中加紧与我党的联系，我党也没有疏于争取四川旧军阀杨森。 除了潜伏在重庆的地下党不断派人游说开导外，刘伯承司令员还想利用自己在四川与杨森的特殊关系，派人策动起义。 刘伯承希望杨森认清形势，利用重庆市长和卫戍总司令的职权，协助活捉蒋介石，营救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者免于被害。 杨森不仅与刘伯承有旧情，而且与四川将领朱德、陈毅关系密切。 1926年，朱德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20军的军长正是杨森。
陈毅的中共党员身份在北京暴露后，也跑到这支部队躲藏起来。 只是后来杨森怕自己的二十军被朱德、陈毅“红”了，才把朱、陈“送”出了境。 现在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亲自出面做杨森的统战工作，规格当然是非常高的。 但杨森一辈子都在和我党作对。他怎么能回头？因此，他不听刘伯承的劝告，也不愿意走上起义的道路。他还对刘伯承派来的代表说：“我人都老了，还起什么义！” “从前蒋主席叫我抓吴佩孚，我不照办。今天共产党叫我抓蒋主席，我也做不到。” “关押的政治犯归保密局管辖，我管不了；作为市长和驻军总司令，我只保障市区安全。”
杨森说，他以前不想抓吴佩孚，这件事发生在22年前。 1927年春，吴佩孚的军队在鄂豫一带被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击溃。他带着几个警卫和随从沿长江而上逃入四川，受到驻守万县的第20军军长杨森的接见。 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给杨森发电报，要他解除吴佩孚警卫的武装，押送吴佩孚出川。 杨森不但没有执行，还暗中与吴佩孚商量联合反蒋，于是蒋介石下令解除他的军长职务。 杨森当时那样做，不仅因为吴佩孚在四川军阀之争中支持杨森，让杨森十分感激，还因为当时中国政治之争，南北势力谁胜谁负尚不清楚。
杨森出于对北伐军的敌意，拒绝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北伐军也代表了当时的革命力量。 当他后来发现蒋介石集团和他有相同的利益时，他就向蒋介石俯首称臣。 杨森说他可以保护重庆城区的安全，也是骗人的。他对毛人凤毁灭重庆的破坏计划完全赞同，并亲自协助执行。 人民解放军和重庆的地下党员当然明白，重庆能否安然度过这场灾难，不能靠这些反动政客。 他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派人知大义，无非是希望杨森迷途知返，在重庆解放前少作恶，同时为保护重庆的斗争减少一些阻力。 在此期间，地下党组织增加了加强应变工作。川东特委成立了“侧翻委员会”，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策动那些军警加入起义。
胡子昂 就连著名商人胡子昂也从香港飞过来，帮忙劝说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亲戚尽快弃暗投明。然而，特务将他列入暗杀黑名单后，他又匆匆飞回香港。 重庆历来是我党南方局的工作中心，因此它的进步力量比南方其他城市都要大。 党的秘密工作甚至一直在国民党最反动的军事系统中进行。他们有的是长期潜伏在党内的党员，有的是看到国民党的大势就准备弃暗转明。 因此，毛人凤、杨森之等人虽然杀气腾腾地想在逃走前彻底摧毁重庆这座山城，但阻力重重。 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的快速攻势，使他们很难顺利地按预定计划进行破坏。 刘伯承还请来杨森的亲家鲜英（杨森女儿嫁给鲜英之子鲜纪恒）和市商会主席蔡鹤年，代表他劝说杨森保全重庆。
鲜英 老军阀杨森趁机敲诈，对亲家毫不留情地说：“你替我转告刘伯承，要保住重庆，必须给我3000根金条。” 刘伯承很生气，认为杨森太贪心，让鲜英等人借口这笔巨款一时筹不完，先给了五千银元，剩下的故意拖延。 杨森拿到第一笔钱后，还想再拿到后面的钱，所以没有像“军统”特务那样什么都炸掉。 后来，杨森跑到成都后，觉得国民党已经完蛋了，又派人联系二野，要求起义，并提出条件：保全自己的全部私有财产。 刘伯承直接拒绝了，对敌工干部说：“我不见他！你去跟他说说，有多少枪，就缴多少枪，别的全部不提。” 11月28日，解放军逼近重庆，杨森派60余人冲进嘉陵江边的大溪沟电厂，炸毁闹市区供应电力的电厂。
如果这次破坏得逞，重庆将长期处于黑暗之中，工人们将竭力反抗，四处求援。 蔡鹤年冒着风险冲向杨森，要求他停止这一暴行，面对熟人，杨森只好答应放过这个电厂。 蔡鹤年赶到大溪沟电厂，向那些部队宣读杨森的撤退命令，并拿出600块银元，给60人每人10块银元。这座濒临毁灭的发电厂得以保存。 11月26日，刘邓发布命令，指示第三兵团三个军和四野四十七军趁胡宗南部队刚到重庆时，击溃胡宗南部队，攻占重庆城区。 经过十多天的休整，解放军的士气和干劲更加旺盛。11月28日，十二军攻占綦江后，经顺江场占领江津，迂回西进，切断了敌人西逃之路。
第11军与第47军会师，扫荡从南川撤退的敌罗广文兵团残部后，渡江进攻重庆。 第31师91团一营担任第11军的先锋，以150公里的速度疾驰，于11月28日晨抵达重庆南部。 1营干部战士还没喘上几口气，突见眼前尘土飞扬，数十辆装着机枪大炮的敌卡车疾驰而过。 原来是胡宗南的第1军167师501团，奉蒋介石之命驰援重庆。双方随即抢占有利地形，展开激烈遭遇战。 解放军人数不多，经过长途徒步行军，火力和体力都不如坐车赶来的敌军，进攻一度受阻。 第91团后面的两个营陆续赶到，才歼灭了这个团，占领鱼洞溪。
93团则进攻南温泉，与老蒋的“天下第一营”（1师1团1营）激战。 “天下第一营”确实是敌人的精锐，开始打得相当顽强，但解放军的士气更加旺盛。经过激战，我军全歼该部，缴获火炮40余门，军车80余辆，击毙敌营长以下300余人。 敌人见大势已去，不敢固守江边，而是逃往重庆。至此，敌在重庆的外围据点全部失守，人民解放军对重庆形成贴身进攻的态势。 当时，蒋介石正在官邸召见参谋总长顾祝同、西南军政副总长钱大钧、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以及蒋经国、毛人凤等军政要员，他们在重庆召开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此时的蒋介石实在是忧心忡忡，束手无策。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制定的“坚守西南”计划，像薄纸一样被解放军撕得粉碎。
川东30万大军不堪一击，不到半个月全部溃败。 他一向倚重的宋希濂，这次既不敢打硬拼，也不为党国尽忠，反而一声不吭，带着残部跑得无影无踪。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低声进出一句话：“我现在决定撤出重庆。” 这是意料之中的，但只不过还得由老头子亲自宣布。众人听了，像木头人似地点点头。 他还命令毛人凤：“重庆的大型建筑和军事设施都要摧毁。” 毛人凤早就安排好了。正等着这句话，他立刻走出会议室给一直守在住处的军统特务、破坏指挥部处长廖宗泽，然后分头通知各个爆炸点。
已是下午2时许，早已驻守在各个破坏目标的军警和特务，在爆炸发生前就匆忙投入行动； 护校、厂矿的学生和工人纠察队看出了敌人的意图，也起身阻拦，形成了一道道厚厚的围墙。 工人、学生和市民在地下党的组织下，顽强地与敌人进行反对破坏的斗争。就连厂长也积极加入保护工厂的行列，使蒋介石的阴谋落空。 下达毁灭重庆的命令后，蒋介石似乎略微解除了心中的仇恨，在逃往成都之前，他还假装平静地听取了相关军事情报。 当时，解放军第11军31师先头部队在91团团长陶怀德率领下，仅乘3艘船，在蒙蒙夜雾中渡过长江，在九龙坡登陆。
重庆解放前夕的护厂队 正当他们为运送后续部队船只太少而发愁时，突然十几艘大大小小的木船涌了进来，像一座漂浮在江面上的大岛。是附近的船工自动组织起来支援人民解放军，才解决了问题。 第11军参谋长杨国宇、第31师副师长胡鹏飞率一个团迅速渡过长江。 他们一上岸，就直奔重庆海拔最高的浮图关，蒋军国防部警卫二团1600多人驻扎在这里。 蒋介石利用这一制高点封锁江岸、控制城池，但警卫二团的官兵见解放军来势凶猛，不加抵抗就投降了。 后续渡江部队迂回到化龙桥、小龙坎一带，切断了敌人从市区到成都的退路。
国民党军政人员被这种混乱的局面吓倒了，在枪林弹雨中，乘公共汽车和飞机向成都方向逃窜。 蒋介石也想维护自己的尊严，留在重庆的山洞林园，不肯离开。 内战开始以来，他虽然不断失去城市和领土，但他本人都远离战场。这一次，只因为川东输得太快，一下子就接近了战场。 他长期生活在重庆，很清楚重庆不能丢，一旦放弃，整个四川都将危在旦夕。 他自信自己的威望和指挥能力可以延缓败局，但事与愿违，军队将领并不服从。 从湘鄂边界到乌江、白马山，虽然有许多险要的关口，但军队不愿苦战。
现在解放军攻入市区，重庆易主已成定局。看着天空中烧得通红的火光，听着猛烈的爆炸声和枪声，一种怨恨和一种凄凉而复杂的心情萦绕在他心头。 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作为“陪都”生活了七年。1945年冬，他作为反侵略战争胜利的“民族英雄”领袖离开重庆回到南京。 那时，冬天的雾气很浓，他却感到无比的洁白和柔软。 相隔仅四年，却要在溃败的烂摊子中逃离重庆，这真是兵败如山倒。 虽然他没有楚霸王去乌江自杀的刚毅，但出于自尊和羞耻，他很难迈出仓皇逃亡的这一步。 值守人员早已备好车辆，劝了几次，他还是不肯动。
晚上10点左右，他居住的林园后面响起急促的枪声。随行的蒋经国感到情况危急，不走很难脱身，再三劝他赶紧离开。 这时候，罗广文在逃离重庆前，也从附近的第15兵团部赶来报告，他的部队已完全被打垮，请求蒋介石迅速离开。 他一脸阴沉地望着这个四川籍兵团司令，问：“重庆居高临下，有双江夹峙之险，就不能来一次巷战？” 罗广文此时一脸颓丧，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蒋介石只好疲倦无力地摆了摆手：“知道了，你快去收拢部队吧！” 罗广文走了，蒋介石又走向窗前听着、望着外边的枪声、火光，这才感到形势的危急，在蒋经国和侍从室人员簇拥下，登上黑色轿车，于夜黑冷风中往白市驿机场走。
这十来公里的路上，全是溃逃的官兵和车辆，不断阻塞本来就狭窄的道路。 蒋介石的“御座”被警卫部队前呼后拥地驶过来，也没有人肯让路。一路上三次被阻，最后一次被打拦撞坏的汽车和不顾行车秩序的车辆紧紧堵住，没法前行。 这可把蒋经国他们急坏了。如不赶快脱身，解放军上来了怎么办？ 他们只好把蒋介石请下车，在泥水中挤过了这一被完全堵塞的地段，又拦下了一张军用吉普，让蒋介石乘上奔往机场。 天黑雾大，不过他的座机由很有驾驶经验的座机长衣复恩驾驶，机型是C-54座机。 衣复恩，1936年从杭州中央航校毕业，多次参加过对日本侵略者的空战，又在美国受过训，曾驾驶飞机飞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
衣复恩 不过，衣复恩水平再高，也不敢在夜雾中起飞，他们就在飞机上裹着毛毯睡了一夜。 冬夜寒冷，铝制的机舱在风霜中冻得如一座冰窖，周围的枪声时远时近时疏时密，更使蒋介石心绪烦乱长久睡不着。 他并不反思自己在战略防御上判断有误，而是怪手下那些将领太无能，太缺乏斗志，辜负了他的信任。 宋希濂领兵近20万只会望风而逃，拱手让出川东。 胡宗南也不像话，君父有难还在拥兵自重，一再电召，直至他大发脾气，才来了几个团应付。 看来，党国的事不能再倚靠这些人了。
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一早，东边的云层从乌黑变得有点亮色，他们就催促座机长衣复恩起飞。 飞机刚冲出跑道升向高空，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攻到机场附近，从枪声来判断，距离不会超过2公里。 飞机上的人都吓得难以作声，如果晚起飞半小时，这架专机必然遭到包围和攻击。 他们这才觉得，昨夜停留在机场上过夜实在是太危险了。 正向机场行进的解放军也发现了这架刚起飞的银白色飞机，抬起机枪对空射击，但飞机迅速升入云层飞远了。
不能乘飞机的军政官员，已在当天下午分乘几十辆大卡车、小车往成都方向跑。 重庆市长杨森和他率领的军队本来选择成渝公路逃往成都。但刚走到壁山，就听说解放军已经从江津下游渡过长江，正插向永川。那将截断他们的逃路。 杨森只好慌忙向北绕道铜梁、潼南、遂宁转往成都。 杨森怕解放军追上他，刚离开重庆，也不管后边还有国民党军的汽车十六团、陆军大学等许多单位跟随着过来，直接下令把山洞通往歌乐山的公路和涵洞都引爆。 这使得使得后续的车辆全被阻断无法前行，一千辆各类汽车、装甲车、坦克都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
11月30日，解放军第三兵团3个军和第四野战军的第47军的先头部队，从各个方向攻进重庆，分别占据了市区交通要道和各个重要机关部门。 在军队和人民群众协同努力下，爆炸和大火被逐一扑灭，街头的红旗纷纷出现。 这拥有120万人口、巍立于长江上游的西南第一大城市重庆市彻底解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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