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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屏南 · 厦地古村
乡村落后是个常识问题，它仍是当前中国无法解决的发展难题。常识往往容易产生惯性思维，中国乡村落后不再是因为地理闭塞与信息不畅的传统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它的根本在于一个社会群体的观念、认知、技能的局限。这跟文化教育环境最为密切，要人们改变根深蒂固的惯性观念非常困难，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但糟糕的是，城乡差距最大问题就在教育上，目前中国恰恰是从家庭、学校、环境三个层面把乡村打入难以翻身的恶性深渊，造成乡村人文化素质落后总体教育水平，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庞大人口数量却是社会政治的基石，决定中国在短期内无法达到世界文明的同步轨道。 引发人类社会变革不外两种可能，被动的灾难教训与主动的觉醒意识，这两种因素有时会产生叠加的双向效应。中国历史错误始终处于屡错屡犯的循环状态，如同永远睡眠不足的病人；此外，主动觉醒需要一个从上而下的良好契机，历史惯性运动的改朝换代，难以创造新生之路，所谓“和平盛世”不过是灾难平息后的自然安定，根本谈不上政治革新和文化进步，从秦至清，大同小异。国家权力与社会阶层的更替不存在自由健康的良性竞争，乱世出英雄是一种机会主义者的胜利，它象一台发动机推进历史轮回的运作机制，耗尽帝国和平时期的所有积累。每个上位的政权和阶级，无不采取报复性手段消耗民资国本。 现代文明几个后进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北欧诸小国的迅速崛起，成为20世纪后期世界政治文明、科学技术的轴心力量，它们均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觉醒契机，绝不是像当前第三世界权贵阶层那般捞一把，不是享受等死，就是溜之大吉。 “自上而下”的社会决心是改变传统型社会的积极启端和最佳途径，特别作为文化精英阶层有着义不容辞的公共责任，否则难以得到权力阶层器重以及大众底层的尊重。一个社会的上层人士无法履行其权位、财富、荣誉所匹配的应尽义务，那他们随时可能陷入一场灭顶之灾。特别对于一个缺乏宗教秩序的社会，更难免这一下场。当前中国出现巨额财富与优秀人才的流失海外，它准确验证恶性循环的潜在危机。可是，没有“自上而下”的觉醒开端，中国就难以摆脱历史惯性秩序。 清末民初的知识精英，似乎具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家国情怀，开启乡建文化运动，推动乡村治理、平民教育、思想解放的田野实践和理论创新，但这一切却在新历史浪潮下被风吹湮灭，伴随着乡绅阶层的消灭，知识精英的退化，整个社会一步步陷入乌合化状态，至少在道德层面，权贵、学者、工人、商人、农民，全不存在优劣差异，人人自卑而人人自大，道德荒芜与价值虚无。一个社会群体，没有人再有坚定的号召力、安全感、自信心，权力变为傲慢、利益变为自私、现实变为残酷的合法借口。 今天中国乡村的问题其实就是国家制度的综合问题，简单谈乡村是一个伪命题。不管是农村的人口、经济，生态环保的问题，均是国家今后发展的主体基础。 我一直不敢妄谈乡建，艺术乡建在我看来更是一种自视很高的虚妄。 2015年夏天，我因为拜访朋友第一次来到屏南。屏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非常好，让我惊讶的是这里还保存着许多完整的传统村落。我出生于皖南绩溪，自小在山村田野里奔跑长大，童年老家便是一派明清时期的村落面貌。记得9岁（1975年）那年，和大人翻山越岭去绩溪县荆州乡，步行40多公里路，沿途经过许多村庄，都是灰墙黛瓦、飞檐翘角、古韵丰存。童年乡村的美丽图卷让我至今念念难忘。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从国外回到老家，印象中的故乡早已不复存在，她有如地震后的重建，面貌全非。当屏南的古村落在我面前出现时，童年的美好印象再次浮现，她释放出一种特别的磁力，让我流连忘返。短短一周时间，在一个中学老师的引领和陪伴下，我马不停蹄的探访了十几个屏南村落。这里的每个古村落都独特秀美，很多还保留村头水尾、廊桥庙宇、祠堂校舍，只是人去楼塌，杂草丛生。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对一般民居建筑并没有大冲击，主要是公共性的祠堂、庙宇、牌坊遭到毁灭破坏。古民居破坏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一是从国家到民众缺乏保护意识，持一种“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文化短视态度，对历史文化和前人心血缺乏基本尊重；二是随着民生经济长足发展，原有居住空间和条件水平无法满足农民需要，土地稀少和政策严控，迫使农民拆老房盖新楼；三是城市化运动的大肆扩张，导致古民居破坏势不可挡，它同时带来一个灾难性后果，即对传统文化和乡村生态的严重破坏。 我回到乡村来做事，谈不上艺术乡建，只是因为童年故乡情结和机缘巧合，促使我留在这里参与一些建设工作。我们今天乡村房屋建设，对自然生态、传统文化、建筑美学缺乏重视，取而代之是简陋粗暴、生搬硬套、华而不实的现代建设，对环境生态和国民健康均有威胁，更不说断送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历史积累和生存根基。我现在所做的就是一些具体的古村保护、修缮工作，我在农民与工匠之间穿梭，做一个美学把握、中间协调的工作。 夏天的短暂访问过后，同年8月，我再次来到屏南，这一次是专门冲着古村而来。我能够落地屏南，离不开时任该县政协主席的周芬芳女士。这位女士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官员，她热情强干，兢业开拓，一直为保护当地文化遗产不懈努力。也正是这位女士的能干务实让我对地方官员的印象改观，并且对古村保护工作增强了信心。 在走访了多个屏南古村以后，我最后选择了厦地古村作为修缮保护的第一个对象，原因在于她地理位置优越，独立一隅且保存完整。在完成厦地村所有房屋摸底调查以后，我提出自己的构想方案，得到周芬芳女士的大力支持，并承诺了一小笔启动资金。于是，我便正式接触村干部，他们获悉有县领导的支持，还有国家传统村落300万保护资金，积极性都很高。 秋冬之际，村干部们便开始行动，开村民大会，将全村闲置房屋和宅基地租到村委会，并且迅速的抢修了几座严重危房。那时，我尚处于北京、屏南两地往返的状态。不光交通费用颇高，也是耗费精力，为此，我干脆辞掉北方工作，正式接受了当地政府的工作邀请，落地乡村。 厦地古村地处屏南县屏城乡西南部，踞县城7.3公里，全村500多人口，均系中原南下郑氏后裔。村庄有800多年历史，启基于元，成形于明，鼎盛于清。大约上个世纪末，村民纷纷搬迁到村庄上游造房建屋，加上外出经商务工，学校撤并浪潮，老村逐渐空心化，只剩十几位老人生活其间。老村处于荒废状态，也因此保存着比较完整的明清时期村落格局和建筑风貌。 在厦地，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抢修坍塌老屋；然后绿化后山荒坡；拆除溪流小水坝，恢复自然活水；撬掉水泥硬化巷道，还原石头老路；同时开始治理环境，部分房屋重点修缮……第一年修缮资金300万，对于古村落保护来说车薪杯水，但却复苏了一个古村。厦地从一个脏乱倒塌的废弃村，变成古韵展颜、风姿卓约的美丽村落。借助自媒体的传播力量，加上几个协助我工作的年轻人对村中几座改造老屋咖啡馆、图书馆、影像馆、画室的运营，厦地一下子名声大噪，吸引了十几万游客慕名前来，旅游、摄影、画画、参观……旅外多年的厦地人也都纷纷回到老家探个究竟，一解梦里乡愁。 屏南是一个贫困县，古村修建虽有一些专项基金，但那远远不够，而且光靠砸钱是不可能砸出一个可持续的旅游胜地。在厦地，我们试验了因地制宜的“工料法”：对每座古民居先做测算评估，根据用途制定修缮方案，利用本地工匠技艺，尽可能省去没有必要的消耗环节。全程用手绘草图与工匠师傅交流沟通，不做效果图，不招标发包。通常政府项目审计需要有规划设计、财审预算、招标发包等一系列流程，这些看似符合政策规范，但对于古建修缮却是纯粹走形式。一座古宅的修缮图纸，制图要做到榫卯细节一点不拉，不仅难度高，费用也高，且不是一般设计师可以胜任的；第二，民间工匠也看不懂图纸；此外，现场情况也往往比图纸上更复杂或更简单；何况目前市面上大部分设计都是套图，缺乏传统建筑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 对于缺少资金的贫困地区，每一分钱都是宝贵资源。我们在厦地村推行“投工投劳”自建模式，不光是资金吃紧，还有对常规项目的设计流程不满意，毕竟我的角色是传统村落的美学卫士，而不是建筑师和承建商。 厦地村最先修缮的溪边两座民居，400多平米抢修仅花了12万元左右。这点钱按公建项目程序走，不够请三流古建设计师的费用。当然，这只是一般性抢修施工，尽可能保留建筑原有格局形貌，距离达到当代人居住的舒适程度有些差距。到2018年底，厦地总计投入800万元，300万为国家传统村落中央财政拨款，200万来自地方财政扶持，其余为委欠部分。直白的说，厦地采用自建模式的“工料法”，比常规项目发包要节省资金一半以上，在修缮质量和风格美学上更有保证。 我在其中充当着独立的第三方角色，不跟项目资金发生直接关系，也不代表甲方和施工方，从顶层设计到具体现场，全程负责前期施工到后期活化利用。这一切需要地方领导支持、政策配套、充分授权和基层配合。 我前面说，我不敢妄谈乡建是因为在我看来乡建有两个概念。过去的乡建，主要是民国时期，乡建是乡村制度建设，还有知识教育普及，带有文化启蒙色彩。今天不同，乡建还是一个小概念，指乡村产业、传统村落保护，还有农业、经济发展，包括美丽乡村等乡村具体建设问题。我们这一代人也没办法和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一方面不具有那种文化上的大情怀，另一方面也没有那种独立地位，当时有省长及地方长官邀请一些文化学者来搞乡村治理。一个旧的体制崩溃掉，新的体制怎么建立？怎么治理？农村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怎么解决？他们是带着问题去思考、去实践的，比如江村调查。他们既是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是深入底层的践行者。 回到我个人的原点，我在屏南这几年的工作，除了古村、古宅修缮以外，我们也做一些文化活动，比如我们在厦地举办了5届公益的电影培训班活动和3届导演节，都是联合一些导演朋友为乡村做一点事，通过艺术手段推广宣传、吸引人气、激活古村。我们为了充分利用修缮好的古宅，以义工团队做社区营造、公益活动和业态孵化。主要还是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作，算作一点小乡建的意思吧。 在我看来，中国乡村经济、资源、人力都处于被抽空的状态。我们的乡村匮乏，需要有能力的人在其中践行，但人才缺乏是乡村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起初，我完全是单枪匹马进入厦地。为了激活古村，我创办了公益电影培训班，第一期培训结束后，有两三个年轻人愿意留下来为古村义务工作。当时，村中第一批建筑已经修缮完毕并投入使用，其中为游客服务的咖啡馆、图书馆等都需要人手来管理。几个义工留在村中，不仅承担起对外的自媒体宣传工作，也把咖啡馆经营的有声有色，后来他们还做一些关注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公益活动，并且组成了“森克义社”义工服务平台。再后来，我的夫人辞职随迁到屏南，作为家庭主妇的同时，她也帮助我做很多工作。因为她原本就是从事大学教育和艺术策划工作的，来屏南以后，便义务的承担了义工平台的工作。森克义社从最早依托古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休息中转，到有意识的拓展为古村古建遗产保护宣传，社区生活营造和关注乡村儿童教育。 2017年，我们还在屏南双溪镇修复一座古民居院落，是乾隆年间的三进豪宅——薛府。当我发现这座古宅时，主体结构已年久失修，坍塌一大半，满地杂草青苔，屋顶稀稀拉拉几张瓦片，唯有梁柱和石墩透着当年气派。我倡议政府修复薛府，恰好当时镇政府有一笔专项资金，于是立项成功。 修缮后的薛府，作为公共空间，分公益和经营两块，都由森克义社的年轻人来运营。其中图书馆、绘本室、玩具屋、钢琴坊等都为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免费开放，咖啡馆和民宿作为经营补充。来自全国的义工们在这里展开一些公益的儿童教育活动、文化艺术活动和娱乐活动，促进周边社区文化建设与社区生活发展。薛府全年无休，不仅是本地的公共文化场所，每年接待外地参观游客也高达几十万，成为当地最有代表性的古宅地标。我们还根据薛氏族谱、屏南县志、族人口述，整理出薛府历史和人物故事，使薛府成为家风族史的展示馆。但是，几年下来，薛府的商业收入仅够支付两三人员工资，日常消耗、场馆租金和后续修缮仍需我个人出资维持。 修缮一个空心化古村并不容易，做成一个有灵有肉的文旅古村更是难上加难。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义工们的这些工作很有意义和价值。现在中国乡镇普遍单调乏味，严重缺乏人文氛围和公共设施，若把古民居修缮起来，用作孩子和居民的活动空间和文化场馆，既能保护利用古民居，又能为乡村文旅起到引流作用，同时充实当地民众的精神生活，以及提高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乡村不是世外桃源，所有世界复杂的问题、人性普遍的问题，乡村都存在。我们在乡村做事，除了要面对修复建筑的技术与审美问题，还要面对复杂的人际问题、机制问题，这个消耗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来乡村投资的原因。不光要面对错综复杂的房屋产权，还有一盘散沙的小农思想、派系纷争等历史遗留问题。这是乡村不吸引人的地方。 古村古宅保护更是如此。一个村镇许多倒烂老宅，修了张三不修李四，定会招致非议，全面动工，资金又不足。何况，一座倒烂古宅，它涉及复杂产权和家族关系，少则几户，多则数百人，差不一点就吃力不讨好，招惹麻烦，几头受气。像我修缮的其中一座古宅，是我出面跟他家二十多户主人家签约，以较高租金租下，租期20年，期满后无偿归还屋主，在这种高代价下才得以开启修缮。 这座古宅修缮是按立项审批、规划设计、招标施工的行政程序展开。承包施工的是一家本地建筑公司。很快，我们作为独立的参与方，角色相当被动尴尬，只能对后期使用提出方案意见，并不能对施工有监督的约束力，甚至不如房主更有影响作用，房主不满意可以终止合作，迫使施工方做出一些让步妥协。但我们为了施工顺利，往往迁就承建方，造成质量不保，给后期运营留下许多后遗症。事实证明，房主出来为难施工方是很有道理的，乡村包工头通常是些讨价还价、偷工省料、精明圆滑的高手。乡村项目规模较小，利润不大，涉及面大，人事成本高，若不处处克扣就赚不到钱。譬如，我们整体提出修旧方案，施工方就使用一些严重腐烂木头；我们要求拆除主建筑外的临时建筑，房东提出赔偿要求，包工头也是誓言旦旦，因为这些都该纳入修缮整体预算，当工程结束后，承建方一概不认账，房东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我再找工头，他居然连电话都不接。包工头自有他的难处，人情关节都要打点……总而言之，在乡村做事，必须面对复杂人际，只要有金钱的地方就有人情世故和利益分配。 我们修缮古宅，每一座都很难。在厦地，有一座建筑修了4遍。不是我们技术的问题，而是因为这座房子关涉几户人家。房子要做地下排污水管，安装在左边，左边那家不同意；安装在大厅，大家又认为影响风水；安装在右边，右边那家也不同意……没有办法，只好不做了！乡村的问题很复杂，所有人性存在的问题都有。一个社会发达程度，取决于理性普遍水准，否则出现蛮不讲理、损人不利己的事也不足为奇。 中国乡村处于前所未有的凋零状态，这个方面比民国初年还要严重。在民国时期，农村乡绅阶层还很完整，他们扎根于农村，在经济、道德，文化等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是乡村社会的标杆楷模。当前乡村缺少良好教育、精明能干、道德威信的人才，青壮劳力更是严重不足。基层选举村干，逐年演变为利益与派系之争，形成乡村白热化的矛盾冲突，即使是个单姓村也一样激烈，有村财收入或工程项目的村庄更为激烈，甚至出现了代理人模式，由幕后力量操纵，造成村干部行使集体公权力缺乏公允作用，变相为人情与利益的交换行为。因此，当前村干部很难得到村民普遍尊重，成为基层社会的潜在危机和高昂的行政成本。 我在乡村的这些年，有些村干部的狭隘与自私也给我上了一课。比如，有一位村干部起初各种事务他都积极处理，让人赞赏。可是后来，他却逐渐我行我素，行事大胆，有点好处的事都让自家亲朋出面来做，弄得村民意见纷纷。待到换届选举，村务矛盾急剧升级。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村干选举换届后，前任村干部变成新任村干的对立面，凡是涉及他家的事都是难做的工作，他不光自己出面，还鼓动其他人出来捣乱。村委班子四分五裂，村民与村干部矛盾丛生，直接影响乡村建设。 我们在乡村试行投工投劳的“工料法”，是怕造成资金上浪费。但这种自建式的、由村干部采购和召集人力的方式是不符合审计规定。一旦出现问题，乡干部就要担责。乡镇领导对村干部发放资金和项目都极为谨慎。从乡镇一级来看，对村干部最有效约束力就是不安排项目、不拨放资金，遇到麻烦便采取“一刀切”，冻结村委集体银行账户，确保自身不受牵连。政府行为通常是防范基层腐败，即上级对下级的约束机制。不得不承认，乡镇的顾虑，现行的机制，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可对于实际乡村工作则导致不作为现象。“多做事不如少做事，少做事不如不做事，不做事肯定不出事”。这也是乡村事务的基层困境之一。 不过，我从中发现，乡镇一级是乡村公共事务最关键的一层。在我们到厦地之初，很多工作是绕过乡政府的，后果导致我们团队、乡村干部、乡镇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配合，最终资金等事务又绕不开乡镇归口。最初阶段，没有上级领导到访，乡镇主官几乎不露面，更谈不上配合支持。直到新任乡领导过来，才再次推动厦地工作。可稍有起色，两位乡镇主官又升迁调走，意味着又要等待一场换届的人事变动。我们在厦地经历三届乡镇领导，每届新任领导上岗就开始摸底工作，通过一些前任遗留的或多或少的棘手事务，等熟悉全局情况，着手工作，任期已过半，最终又重蹈前任旧辙，任务搁浅、麻烦叠加、事倍功半。 在修复古村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乡村失去了一批具有文化底蕴和审美能力的主导力量，使得当代垃圾文化、消费文化、恶俗文化的乘虚而入。从90年代农村城市化运动开始，我们的民间建筑出现海滨浴场化、太平间化的凶猛发展，瓷砖马赛克、水泥钢筋、铝合金门窗、塑料扣板、塑胶屋瓦铺天盖地，看不见不同地域、不同乡村的文化个性、审美特色。全国美丽乡村的建设中，也清一色是工业化的石板材和防腐木，没有一丝个性特点和文化底蕴，它们背后涉及国家制度、主管部门、施工单位、工匠技艺、民众趣味的种种潜在问题。 我们来保护和修建古村，也是为了保留一点历史文化的踪影根底。一个乡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丧失自己独立自觉的文化主体，识字率、高学历仍不足以改变他们的文化趣味。只能向动物那样追求一种单向的物质生存，先是活着，再是升官发财和更长地活着、更多地占有，没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文化趣味。个性的审美文化，其内在关系到人个体生命意义和社会整体的文明程度。纵观当今世界，任何持续发达的国家，不光有着让人羡慕的人均收入，而是审美文化赋予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 审美衰变，是一个社会发展失败的主因，它不止关系到感官体验，而是涉及到每个生命的存在价值和幸福源泉。即便在传统乡村，乡绅还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终极追求，那就是光宗耀祖和流芳千古的荣誉，它象征的生命尊严和世俗成就，而这一切需要通过建筑的物质载体才得以体现。如今，乡村很多人来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落叶归根”的家园。一些参与乡村建设的设计师、承包方、施工队、工匠也没有相应的传统职业精神，很多乡村建设沦为拿钱了事的工程项目。为什么美丽乡村不美丽？它们显得千篇一律、生搬硬套、粗糙简陋。当然，城市社会也是如此。这才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危机。试想一下，我们丢失了历史底蕴、个性文化，子孙后代都生活在乌合化、快餐化、工业化、刻板化、表皮化的环境氛围中，我们社会还谈什么发展？如同一粒优良种子丢在贫瘠苍白的土壤里，永远不会萌芽发育和茁壮成林。 不得不说我在屏南能做一些事情，确实离不开当地主官的责任担当和干事魄力。除了前面提到的周芬芳女士以外，时任县长吴允明先生也很重要。当初我向县里提出创办公益电影培训计划，这需要一笔资金购买设备，周芳芬女士领着我去见县长吴允明。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当时，他正急着赶往市里开会，我开门见山的表明用意，提出由我个人出一半资金，县里承担一半，吴允明县长随即答应下来。这位吴县长为人随和、办事果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无形中增加我留在屏南做事的信心。没有地方主官的支持，没有当地民众的认同，我们这些半吊子的文化人，在乡村恐怕是一事无成。这一点，我在屏南是非常幸运，在此六年间，恰是吴允明先生从县长做到县委书记的六年。 我后来在隔壁周宁县也应邀指导修缮了一座古宅——咸村镇洋中村孙家大院，情况则有不同。洋中村处于周宁县咸村镇南面，全村两千多人基本为孙姓族裔。尽管传统民居近百座，但基本被高层建筑团团包围，处于废弃坍塌的状态。只有村庄后山下有一片古建筑群，规格较高，五座院落连在一起，加上附属宅院，占地约为12000平米，均建造于道光时期，当地人称“孙家大厝”，旧时叫“大夫第”。从族谱了解到，孙氏明代中期迁至洋中村，在清初仍是“家无担石”，历经数代人的千辛万苦，从铸锅起家，后经营木材、茶叶、日用品，生意遍及浙江和广东一带。到了嘉道时期，后人已是富甲一方，买官进爵，大兴土木，连造三进、五开、七架的连座高楼大宅。 我与洋中古民居结缘是咸村镇领导干部一行人来厦地参观，镇党委书记是个性情中人，跟我见面便邀我去指导修缮。他管辖的乡镇有两个国家级传统村落，有限的资金和繁琐的程序，使他们感到一筹莫展。当我前往参观洋中古民居时，被这些建筑的规模、格局、精致所吸引，便答应出面帮助修缮。 但我们在屏南县推行的“工料法”要在周宁县实施绝非易事，起码地方领导要担当，除了组织行政干部、财务主管、村委干部，还要请示上级、动员村民、召集工匠，前前后后费时近半年才正式动工。我们选择一座霉烂严重、规模较小的18号老宅开始修缮，作为村干部和工匠们协作配合的练兵工程。因为工料法涉及采购、用工、报账，报表材料、程序流程、监督管理，缺一不可。 第一幢老宅修好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给村干部上了一课。当时跟村里签合同的是房主代表，等房子修缮好以后，其他户主来到现场，便纷纷有了不同意见，责怪修缮打乱房屋原有分界。这座老宅建造于乾隆年间，即孙家发迹之前的祖宅，七八户拥有产权有，而占地面积不过130平米，所以原本一个房间隔成几小间，数家共有。为了后期使用和适合现代人居，我们把原先的窄小楼梯，从前堂转至后堂厨房，并加大尺寸。拥有后堂厨房的屋主便对此大为不满，要求拆掉，理由是他家拥有领地被公用。我们意见是将原有楼梯处作为补偿，或者租期届满后在改回楼梯，并立字为据。但房东始终不同意，我们也只好不再搭理。一座三百多年的老宅，长期无人问津，任其霉烂倒塌，一经重修，房主没有丝毫感激之意，倒头过来兴师问罪，这让村干部们颇感寒心。 吃一亏长一智，此后开始修缮孙家大院，凡有屋主提出不合理要求，村干部便一句“要做就做，不做拉倒”。事实上，村民们见到我们把18号老宅修得漂亮舒适，无不动心，纷纷抢着要修自家老房。他们不愿自己花钱修缮祖宅，即使霉烂倒塌也弃之不顾，主要因为是家族共有产权，分到每家就那么一小块。有公家出巨资修缮，15年后无偿归还，自然皆大欢喜。当然也有例外，如跟村干部赌气，宁可自家祖宅烂掉也不配合工作的。 我去修缮孙家大院，一来出于惋惜这片几百年的古民居，二来是希望修缮好的孙家大院也能像薛府一样用作公共文化服务。我认为这样，古民居才能彰显最大社会效益。何况两万多人的大镇，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我在修缮孙家大院时，采取保守性修缮施工原则：尊重原有格局的同时，倾向后期作为公共空间规划设计。所以，孙家大院一二层基本保持原有形态，只拆除一些杂乱余屋和过小隔间，扩大公共用途，如做图书馆、展示厅、休闲区，仅把顶层阁楼和后厢二楼改造成商用的客房，一座占地1600平米大院落，只有12间客房，全在非核心区域。 然而，事实上乡镇主官一直颇受压力，修缮资金是专项贷款，上面要把修缮好的房子租出去做商业，好收取一些租金。在我看来，把孙家大院作为一个商业赢利点，一定是穷疯了的短视行为，首先修缮成本很高，基于回收成本商家必定充分利用空间，定会让古宅面目全非，无形中对古民居不尊重；其次，中国乡村文化资源本来极为稀缺，更需要一些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文化设施。如果把孙家大院做成一个纯粹商业会所，那实在对不起这种建筑，更违背我来修缮保护它的初衷目的。 不过，如今看到孙家大院错落有致的构造布局，高低起伏的天际韵律，悠然自得的青墙黛瓦……这些是经我之手修复的古民居，它们将会焕发生机、再度辉煌，成为闽东地区最难得的古民居建筑群，纵然人们的兴趣不在建筑文化、社区建设、公共效益，但这些建筑本身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随着时间一点点推移，它们的宝贵价值将愈加突显。对我个人而言，实在是巨大的荣幸。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多年来陪伴在我身边的家人、一起工作的义工们、支持我们当地民众和领导干部。这几年的乡村工作，不光让我倍感荣幸，也是我一生中极为充实的年月。编辑：阎海军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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