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巴蜀归唐是初唐历史的一件大事。传世文献对这一段历史记载疏漏,错认为招抚巴蜀的负责人是詹俊、李仲衮。其实不然,山南、巴地三十余州由李孝恭招抚,而蜀地先由李袭誉抚定,后有段纶继其功,詹俊与李仲衮只是充当副手。巴蜀归唐意义重大,巴蜀地区充足的粮食帮助李唐度过了开国时期粮食紧缺的难关,并在以后长期成为陇右、河西地区军费的重要来源地。归唐后的巴蜀成为李唐平定南方的基地,唐军凭借巴蜀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平定了割据荆襄、岭表一带的萧铣,进而东下平定了江南地区。同时,巴蜀的归附也揭开了唐朝大规模经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序幕。 巴蜀归唐是初唐历史的一件大事，有学者指出，“巴蜀之归附，对李渊取天下之贡献最为重大。”[1]但史书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记载比较模糊，甚至错将巴蜀归唐归功于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学者曾对巴蜀如何归唐进行过讨论，但相关史实仍待进一步厘清1。本文的写作目的就在于考证巴蜀归唐这段重要史实，同时对其历史意义做一详细论述。 一、巴蜀归唐的过程 大业十三年(617),隋太原留守李渊乘势起兵，由晋州沿霍邑、蒲州、华州等地长驱入关。是年十一月，李渊攻克长安，并迅速控制了关中地区。武德元年(618),李渊正式在长安称帝，建国号“唐”。李唐立国之初，面临着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单就大的割据势力而言，陇西有薛举政权(617—618),它能够随时对关中地区予以军事打击。代北地区有突厥扶持的梁师都(617—628)与刘武周(617—622),一直对河东虎视眈眈。高开道(617—624)控制了幽州一带，自称燕王。河北大部是窦建德(611—621)的势力范围，他在617年称帝，建国号为“夏”。河北南部与河南地区大多为李密(617—618)领导的瓦岗军控制，洛阳附近则被隋旧将王世充占据。淮河以南实力最为雄厚的是自称梁帝的萧铣(617—621),他控制了长江中游和岭表地区。向东杜伏威(613—621)与辅公祏(613—624)先后割据淮南、江东，李子通(615—621)则占据了江浙一带。以上诸政权都拥有相当的实力，尤以瓦岗军最为强盛，李渊在起兵初期也不得不对李密卑辞致好。而面对陇西劲敌薛举，唐军也曾一度遭受重创，甚至都城长安也受到了威胁。在这种严峻的军事形势下，李渊迅速将目光投向梁、益地区。 梁、益地区主要是指以南郑为中心的汉中地区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区，其地域范围与今之四川、陕南大致相当。这里气候适宜，物产丰富，特别是益州“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2]830。在隋末的群雄割据混战中，益州地区是少数免受兵灾之厄的一方净土。其他地区因战乱而导致经济衰败、百姓流离，益州地区的人口与经济却持续增长，成为当时历史的一大特色。 毫无疑问，夺取梁、益地区不仅能大大拓展李唐的版图，而且可以为日后持续的统一战争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梁、益地区在隋代并非军事重镇，这里的军队不多，而隋唐之际的巴蜀地方大族势力尚不够强大，这也使得李唐在经略汉中、巴蜀地区时能费力少而收效多。再次，取得汉中、巴蜀地区便是控制了长江上游，由此出兵顺江而下是历代王朝攻取东南的兵家上策。尤其汉中自古就是兵家用武之地，李唐取之可凭此南窥巴蜀，向东也可沿汉水或取道夔门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后，李唐就由汉中、金州取道夔门，相继吞并荆湖、江南、岭表，成功地统一了南方的半壁江山。 关于李唐之遣使招慰巴蜀的时间，诸书所记略有不同。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此事于义宁元年(618)十一月，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均载此事于义宁元年十二月，这可能是下达诏命在十一月，而诸使出发南下已在十二月。从时间上来看，李渊在夺取长安后立即开始着手经略梁、益地区，足见他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军事家确实具备锐利的眼光。此时的山南地区新遭朱粲之乱，元气大伤。 朱粲，亳州人，隋末起于荆襄，所部以“噉人”出名。他曾率部“转掠山南，郡县不能守。所至杀戮，噍类无遗”[3]2275,给山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正因如此，李唐进军山南的过程颇为顺利，《旧唐书·姜謩传》言“(高祖)以謩西州之望，诏于陇右安抚，承制以便宜从事……謩与窦轨出散关，下河池、汉阳二郡。”[3]2333河池地处川陕交通主线嘉陵道(即陈仓故道)襟喉，此地一朝为唐军控制，整个山南地区门户洞开，故而汉中地区的隋朝旧臣随即纷纷纳郡归款，李唐很容易地就控制了山南。《旧唐书·高祖纪》载大业十三年“十二月……遣赵郡公孝恭招慰山南，所至皆下。”[3]5以后，这些山南的隋朝旧臣在经营巴蜀的活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山南已定，李渊便迫不及待地展开了对巴蜀地区的经营。此次，李唐兵分两路，东路继续由山南招慰大使李孝恭负责，由金州越大巴山，经略巴地；西路以隋旧臣为主，经略以益州为中心的蜀地。先看东路，李孝恭“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携以礼，降服者三十余州”。需要指出的是，李孝恭所降服的“三十余州”主要限于山南、巴地。李孝恭在金州出发后曾在沿途击败许多乱贼，“诸将曰：'此食人贼也，为害实深，请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已东，皆为寇境，若闻此事，岂有来降者乎?’尽赦而不杀，由是书檄所至，相继降款”。李孝恭部下所言“食人贼”即为前文所提到的朱粲。由此可见，此次李孝恭所招慰的州郡多限于金州东南的朱粲旧地，而与蜀地无关。武德二年(619),李孝恭被授命为信州总管(武德三年改为信州为夔州),他通过“召巴蜀首领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实以为质”[3]2347的办法，迅速稳定了对巴地的统治。 关于李唐对蜀地的经略，史书的记载比较含混。《旧唐书·高祖纪》云：“(大业十三年)十二月……丙午，遣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徇巴、蜀，下之。”[3]5《新唐书·高祖纪》:“(大业十三年)十二月……甲辰，云阳令詹俊徇巴、蜀。”[4]5 两则正史除所载时间略有差异外，均以极为简单的笔墨来叙述此事，甚至一向以精审著称的《资治通鉴》也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甲辰，李渊遣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徇巴、蜀，下之。”[5]5770总之，从以上三则史料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詹俊与李仲衮似乎是李唐收取巴蜀的主要负责人。这不免使人疑惑，詹、李二人两《唐书》无传，其他史籍的记载也是一鳞半爪2。可见，此二人声望与功绩并不高。再从官职来看，二人皆不过县令，可谓官卑职微。与东路负责人李唐宗室、左光禄大夫、山南招慰大使、信州总管李孝恭相比，詹、李二人实在无足称道，由此二人来负责招抚巴蜀不免令人质疑。那么，到底是谁充当了招慰巴蜀的负责人呢?《册府元龟》的一则史料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 李袭誉，少通敏有识度，隋末为冠军府司兵。时阴师辅代王为京师留守，所在多盗贼。阴师遣袭誉募山南士马，以援京师。袭誉既至汉中，会帝已定长安，遣使授袭誉蜀汉道招慰大使，仍令承制封拜。袭誉率汉川之众，西指成都。属段纶为益州总管，代袭誉招抚，袭誉乃入拜右光禄大夫、太府少卿。帝嘉其功，命为三从侄，诏曰：“安康郡公袭誉，我之同姓，派别枝分，惟厥祖考，世敦恭睦。袭誉部率宗人，协同义举，立功巴蜀，诚节开基，宜有褒荣。用超阶序，特听合谱宗正，恩礼之差，同诸服属。[6]1465-1466 通过这段史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李唐对蜀地的招慰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蜀汉道招慰大使”李袭誉为主要负责人，“率汉川之众，西指成都”,成功地招降了蜀地，并凭借此功获得与李唐皇室“合谱”的殊荣；第二阶段则以段纶代李袭誉为益州总管，继续招抚蜀地的其他州县。 李袭誉，隋末金州安康人，《旧唐书》本传称其先为陇西狄道人，“五叶祖景避地安康，复称金州安康人也。周信州总管安康郡公迁哲孙也。”[3]2330《周书·李孝哲传》称李迁哲“安康人也，世为山南豪族”[7]。据学者研究，李氏在南北朝时期始终能拥有自己的私人部曲，复利用魏、梁争夺汉中之机发展成为魏兴、安康地区最大的地方豪强[8]。因此，魏晋隋唐之际安康李氏在梁、益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隋末群雄割据中，安康李氏受到来自多方的重视。李渊长驱入关时，隋长安守将阴世师就看到李袭誉在山南的声望，令“袭誉募山南士马以援京师”。李袭誉的“山南士马”虽未能及时支援关中，但在招降巴蜀的过程中却发挥了关键作用。唐高祖李渊在嘉奖李袭誉的诏书中特别提到，“袭誉部率宗人，协同义举，立功巴蜀”,所谓“宗人”便是“山南士马”,实际上大都出自李氏部曲。奇怪的是，这段如此重要的史实未被载入两《唐书》《资治通鉴》,遂至长期湮没无闻，被人忽视。 李袭誉刚抵达成都不久，李渊便将他调回长安，以段纶代之继续招抚蜀地，这很可能是担心李袭誉籍其部曲与声望割据四川。《大唐故邳国夫人段氏墓志》(以下简称《段氏墓志》)载段纶在蜀中任“蜀郡太守、剑南道招慰大使”[9]59。武德初年改郡为州，蜀郡改为益州，置总管府，墓志中称“蜀郡太守”实际是益州总管的雅称，这是古人撰写墓志的习惯笔法。又，贞观元年(627)始分天下为十道，剑门关以南为剑南道，《段氏墓志》所提到的“剑南道招慰大使”其实就是《册府元龟》中说的“蜀汉道招慰大使”。段纶在益州除了继续招抚其他州县外，最大的功绩就是揭开了经营云南的序幕，他遣俞大施至爨地招谕，“由是部落归款”[10]5064-5065。据《旧唐书·地理志》载，武德元年先后在爨地设置了南宁、昆、恭、协等四州[3]1693-1694。但段纶“少以侠气闻”[2]1460,性格高傲，及至蜀中“生杀自已，乃髙下恣情，多所凌傲”,于是被人诬告谋反，李渊“遣使核之，无状，征还京师”[6]8068。 武德初年唐朝在梁、益地区的带兵招抚活动收到了非常良好的效果，史载“蜀汉及氐、羌所在诸郡雄豪并守长等，奉帝书，感悦，竟遣子弟献款，络绎而至。所司报答，日以百数，梁、益之间晏如也”[11]3。不过，在巴蜀归唐的过程中，山南、巴地三十余州大都由李孝恭招抚，而蜀地则先由李袭誉抚定，后有段纶继其功。至于两《唐书》《通鉴》所载的詹俊、李仲衮二人并不是招抚蜀地的主要负责人，此二人充其量只是副手。 二、巴蜀归唐的历史意义 巴蜀归唐对李唐开国以及随后进行的统一战争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巴蜀地区和平归唐保持了本地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 隋唐之际，群雄割据，彼此之间互相争斗，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李唐之统一全国也基本上是诉诸武力，有的地方甚至于出现反复争夺，如河北地区先是击败窦建德，后又两征刘黑闼。频繁的战争造成全国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凋敝，“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2]1617据学者统计，唐初人口尚不足隋之四分之一[12]。甚至到贞观六年(632),黄河中下游地区还是“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难阻”的景象[13]126。相反，隋末唐初“剑南独无寇盗”,而且又和平归附李唐，这就使得巴蜀地区免遭兵罹之苦。同时，其他地区的百姓为了躲避战乱也纷纷迁移至蜀中，这其中还包括著名的僧人玄奘、道显等。李唐建国之初为了缓解关中缺粮的窘境，曾一再有组织地向蜀中移民。总之，社会安定与众多流民的迁入，促成了这一时期巴蜀经济的繁荣发展。至贞观十三年(639),全国总户数为3401871户，仅剑南道就达638200户，占20.98%,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14]。 2.富饶的巴蜀地区为李唐开国提供了物资保障 李唐定都关中，关中虽自古号称“沃野”,但“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4]1365。唐初，关中历经战火，先是李渊大军入关，其后薛举又数犯京西地区。连续的战乱造成关中良田荒芜，粮食短缺，百姓流离失所，“京师仓廪，军国资用，罄以恤民”[6]5520,这是李唐开国之际关中百姓缺粮的真实反映。唐高祖李渊虽采取节俭开支、轻徭薄赋等措施，但仍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关中缺粮的局面。《旧唐书·食货志上》言：“(高祖)先封府库，赏赐给用，皆有节制，征敛赋役，务在宽俭，未及逾年，遂成帝业”[3]2085,这显然是为了美化开国之君李渊，不足置信。《旧唐书·高祖纪》明言武德元年(618)十一月，“京师谷贵，令四方入关者，车马牛驴各给课米，充其自食。”[3]8由官府发给“课米”来解决入关之人吃饭困难，关中粮食紧张的严重性可见一斑。由于在唐朝立国之初，巴蜀地区是李唐所控制的唯一经济富足而又免遭战乱的地区，因此成为帮助李唐度过开国难关的唯一指望。《册府元龟》卷486《邦计部·迁移》载：“武德元年十一月，……外内户口见在京者，宜依本土置令以下，下官部领，就食剑南诸郡。”[6]5520此时李唐刚刚招降了巴蜀地区，就迫不及待地向这里转移人口，以缓解关中的粮食压力。但这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李渊又考虑运蜀粮供给京师。武德二年(619)二月，“太府少卿李袭誉运剑南之米，以实京师”[6]5659,从而解决了持续两年之久的京城粮荒问题，帮助李唐度过了开国难关。 3.巴蜀地区归附后，成为关中、河西地区军费、军粮的重要来源地 唐初为了应对薛举的威胁，在京西北地区驻扎了重兵。如前文所述，关中地区业经战火摧残，粮食供应短缺，因此京西北驻军的军粮大都从蜀中运输。武德三年(620),李唐设置益州道行台，辖益、会、遂、利、泾、麟六总管，其中泾、麟二总管均在关中，与巴蜀之地悬隔，这种奇特的行台设置显然是出于军粮供给的考虑。蜀中物资供应河西、陇右的格局一直持续到盛唐时期，陈子昂就说“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资于蜀”[15]。可见，在唐前期蜀中的租赋大都用来供给河西、陇右地区。 4.巴蜀地区在李唐平定萧铣、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萧铣，新、旧两《唐书》有传，自称梁朝后裔，大业十三年(617)起兵巴陵，不至半年就占有荆襄、岭表之地，“东至三硖，南尽交趾，北拒汉川，皆附之，胜兵四十余万”[3]2264,成为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武德元年，为防止萧铣夺取巴蜀，李渊令刚刚招降山南的李孝恭进军巴东，扼三峡之险。武德二年，李渊以李孝恭为信州总管，“令大造舟楫，教习水战，以图萧铣。”[3]2347这时萧铣也开始加紧向巴蜀地区渗透，由此双方在三峡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起初，开州蛮首领冉肇转投萧铣，攻陷开、通二州。萧铣命东平王萧阇提率兵助之，进攻夔州(武德二年，信州改为夔州),败总管李孝恭。《旧唐书·李靖传》载：“时萧铣据荆州，遣靖安辑之……既至硖州，阻萧铣，久不得进。高祖怒其迟留，阴敕硖州都督许绍斩之。”[3]2476李渊欲斩李靖虽有公报私仇之嫌，但李靖乃唐朝第一名将，在当时也只能是采取守御，足见萧铣势力之强。在此期间，唐军的兵员补充与军资供给无疑全部来自巴蜀。为了增强实力，李孝恭与李靖竭力争取巴蜀土豪、部族势力为己用，他们“召巴蜀首领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实以为质也”[3]2347。李孝恭所用安抚策略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夷陵、黔安等地相继归附。至武德四年(621),夔州总管府已完全控制了三峡之险。同年九月，在李靖的提议下，李渊下令发兵消灭萧铣政权，“诏发巴、蜀兵，以赵郡王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摄行军长史，统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下；以庐江王瑗为荆湘道行军元帅，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以击萧铣。”[5]5930显然，在这四路大军中，由李孝恭和李靖率领的巴蜀部队是主力。又，李孝恭最初仅以偏师南下，而这时已组成了十二军4,足见巴蜀子弟贡献之大。此时萧铣因连年征战，“休兵营农”,帐下“止留宿卫数千人，及仓卒追集，江、岭回远，未及赴”[4]3723,因此很快就被唐军击败。萧铣出降，荆襄、岭表地区相继平定。 5.巴蜀归唐揭开了唐朝大规模开发西南的序幕 隋朝时期，西南爨氏弘达之父翫因反对隋朝而被举族抓至长安，翫被处死，其他人均沦为奴仆。李渊称帝以后，采取怀柔远人的策略，命其子弘达“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归葬。益州刺史段纶因遣使招谕其部落，皆来降”5。是年，唐朝在爨地先后设置南宁、昆、恭、协等四州。在此之后，唐朝经营西南的前沿阵地转移到了嶲州，这一方面是因为嶲州与西南少数民族相接，便于管理；另一方面是嶲州长史韦仁寿的缘故。 韦仁寿“大业末，为蜀郡司法书佐，断狱平恕，其得罪者皆曰：'韦君所断，死而无恨。’高祖入关，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寿嶲州都督府长史。时南宁州内附，朝廷每遣使安抚，类皆受贿，边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寿素有能名，令检校南宁州都督，寄听政于越巂，使每岁一至其地以慰抚之。仁寿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县。”[3]4782-4783韦仁寿的功绩遭到了益州道行台长史窦轨的嫉妒，他对韦仁寿开发西南的活动处处限制，因此韦仁寿的开边活动未能进一步深入。但韦仁寿的经营为日后唐朝在爨地的开边活动铺平了道路，至武德末年，李唐已在嶲州以东设置了南宁州都督府，督南宁、协、恭、昆、盘、尹、曾、姚、西濮、西宗、西宁、豫、西利、南云、磨、南笼等十六州。与此同时，唐朝也开始由嶲州南下，经营云南北部地区。武德四年，嶲州治中吉弘纬在前往南宁州的途中成功地说服昆弥国，即汉之昆明，该国于是年十二月遣使内附。在此基础上，安抚大使李英又进一步南下至姚州地区，“以州内人多姓姚，故置姚州，管州二十二”,但《旧唐书·地理志》并未列出姚州所管二十二州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姚州所管诸州均为羁縻州。总之，到武德末年，李唐因巴蜀归附而开始了大规模经营西南的活动。有学者认为，高祖朝之经营西南虽有一个好的开始，但结果颇不理想[16]。这是指后来南宁州都督未能继续由朝廷派遣流官担任，而是由弘达之子爨归王继任，但武德时期对西南地区的经营是在大规模的全国统一战争中进行的，无论中央朝廷还是蜀中地区对经营西南的支持都非常有限，因此能够连续取得开置十八州的成果已是难能可贵。至武德末年，李唐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已形成了以益州为大本营、嶲州为枢纽、姚州、南宁州为前哨的格局，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盛唐时期。 本文发表于《唐都学刊》2022,38(01)，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陈乐保，男，山东泰安人，史学博士，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唐宋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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