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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为体，变化为用，阴阳不测为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神用无方，天运无穷，玄远莫测，故“在天为玄”。 但为什么说“在人为道”呢？“道”不是独立特行、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吗？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既然如此，鬼臾区和岐伯何以将“道”专属于人，说“在人为道”呢？ 我们最好还是从“道”字的前身“行”字说起吧。 一、“行”与“道”字的构形义与隐喻义 “道”字脱胎于“行”字，甲骨文“行”字象形“亞”字形去掉四端指示符号的十字形交叉路口，或为甲骨文“甲”的平面化，其为道路之本义，但见物而不见人；甲骨文“道”字则在“行”字的基础上添加了面向东方阳气始生方位行走之人的指示符号，物人一体，既见物又见人。如下“行”和“道”对比图所示：
由“行”和“道”的甲骨文构形字可知，“道”乃宽畅平坦之通衢大路，非“径”之小路、邪路，如《易经·履卦·九二》讲：“履道坦坦”，天泽履卦亦有君子之象，其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君子行不由径而行履于大道，这一点典型反映于《诗经·小雅·大东》中，“大东”即“远东”，周公在镐京和洛阳之间修筑了一条宽坦大路，世称“周道”，诗中有言：“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周道平坦如磨砺，顺直如箭矢，周道惟为“君子”所履，而为“小人”所视，“小人”是不能踩踏乃至行走于周道之上的，只好行走于“径”。 再如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三章》讲：“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施通“行于邪路”之迤，老子的“大道”原型即是“周道”。聪明睿智如老子者，尚欲介然有知而行于周道之大道，尚且“畏”之，更何况小人呢？“大道甚夷”，“夷”为平坦之义，大道宽畅而平坦，乃君子所行之道，小人或民岂非不愿行走于上？“而民好径”，小人并非“喜好”走“径”之小路、邪路，而是大道不让他走，他也不敢走，故而“只好”行走于小径了。 久而久之，行走于“道”就成为了君子身份、身位的象征，而行走于“径”则成了小人身份、身位的象征，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告诫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其弟子子游（言偃）尊奉孔子的君子之道，向孔子评价澹台灭明时说：“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行由于径则为“小人”，行由于道则为“君子”。 道径、君子小人之别，凸显“道”之大与远，是以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言为心声地说：“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明乎此，参详“在人为道”一语也就有了事实和理论依据了。 二、神用“在人为道” “道”字本义乃指人行立于通衢大道之中央，道不远人，远人则不成道。 阴阳变化之“神用”虽然玄妙莫测，万在而无方，但人立天地之中，参赞天地之化育，乃万物之中至秀至灵者，如周敦颐《太极图说》所谓：“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 生而神灵、长而敦敏如黄帝者之“大人”，倘若能做到如《易经·系辞下》所谓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那样，则能发现阴阳变化“神用无方”之有方，有方斯有序，有序斯有道。 犹如镐京和洛阳之间，虽山高水远、行阻且长，但周公能于荆棘丛生、山林密布、岭阻水隔等莽苍无序之中发现有蕴含可修远东如砥如矢“大道”之势，并从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这就实现了从无方到有方的转变。从“能近取譬”的角度讲，阴阳变化之“神用”虽玄妙无方，但终究有迹可循，聪明睿知、神武秀灵之“大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极往知来，定会发现日月所会之十二辰、日月所躔之赤道、日躔之黄道、月躔之白道，等等，不一而足，总称为“道”，是以《论语·卫灵公》孔子讲：“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即是此谓。 太虚廖郭、阴阳不测、神用无方之际，“大道”隐而不显，群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时有“大人”者出，探赜索隐，条分缕析，“大道”显而不隐，是谓“在人为道”。 “人”非泛泛而谓，乃特指“大人”、“圣人”等秀灵卓异者，“道”亦非羊肠小道、邪门歪道之谓，乃是特指通衢康庄之“大道”。 “大道”之大者，莫大于“一阴一阳之谓道”，甲骨文“道”字以十字交叉大路口“行”字为基，这是从现象的角度来讲的，究其本质，阴阳为体，阴阳互根是本；变化为用，十字路口之象形为标。甲骨文的“行”字实际上乃是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隐喻式呈现。 寂兮廖兮之道，虽道法自然，但却隐而不显，甲骨文“行”字中央站立一人，“道”方显而不隐。 “在人为道”，大人卓立，大道显现，是以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讲：“我的灵明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我心光明，大道端显，虽然他说的有点唯心和绝对，但也不失为神用“在人为道”的绝妙注脚。 “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参详完毕，明日继续参详“在地为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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