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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听题：秦国能富强，靠的是儒家，还是法家？你认为，会说的和会做的，哪个更重要？儒家能在战国时期成为显学，不仅与其提倡的仁政思想有关，更与儒家特别善于说话有关。是的，你没看错，与我们一贯认知不同的是，儒家的人特别会说话。比如，儒家最经典的著作叫《论语》。你不奇怪吗？为什么叫“论语”呢？有人认为“论”是“伦”的通假字，所以是伦理的意思。然而，让人信服的是清朝学者赵翼的解释：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也就是教科书上的解释：《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儒家师徒不仅爱说话，还要记下来。自古儒家有“真三不朽”的说法，即“立德、立功、立言”。注意，圣人是要“立言”的，也就是圣人之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儒家的圣贤们是很会说话的。在我心目中，孟子的口才在诸子百家里，可以排到前三，我甚至想歌颂他为“辩论之神”。或许你会拍案而起说我胡闹，可是人家孟子自己都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本文且不说孟子在《滕文公下》中玩的把戏，用“赋税”和“偷鸡”做类比，故意偷换概念。这两天，古代的魏国的国都大梁，也就是现代的开封地区接连暴雨，让我想起了魏惠王和孟子的一番对话。梁惠王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对于魏国也算是尽心尽力了，黄河以北遭遇水患，就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黄河以东，把黄河以东的粮食运到黄河以北；黄河以东遭遇水患也是这样。可是寡人发现，邻国的君主们，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但邻国的百姓并不更少，我的百姓并不更多，为什么呢？”恕阿信直言，魏惠王应该去找法家的人请教，毕竟魏国的富强跟“变法”有直接关系，先有“李悝变法”，再有“吴起变法”。现在明白为什么商鞅会在魏国了吗？战国时期，魏国才是最早变法的诸侯国，也是受益者，一度在魏惠王的父亲魏武侯魏击时期达到巅峰，制霸中原，后来的超级大国，秦国和齐国被打的蹲在角落里，大气不管出一口。商鞅实际上是在魏国学手艺的，学完了以后才去的秦国，施行的商鞅变法，而且“商鞅变法”的很多内容是抄魏国变法的作业。梁惠王问政孟子，就好比是，跟瞎子问路——找错人了。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魏武侯把强大的魏国留给了魏惠王，可是魏国的实力却不断的下滑。像极了很多老板眼看着惨不忍睹的业绩干着急，便饥渴的找个成功学“大湿”询问对策。魏国的问题出在了哪里？古今毕竟统一的说法是，魏国的式微是人才储备出了问题。比如，公叔痤把商鞅留给了魏惠王，结果他自己把商鞅拱手让给了秦国。我们稍微盘点魏国遗失了的那些绝世人才：吴起、孙膑、商鞅、张仪、公孙衍、乐毅、范雎。特别是孙膑帮齐国打残了魏国，商鞅的助力下，给魏国埋下了灭亡的种子。也因此有了“亡才失魏”的说法。因此，如果你的企业除了问题，业绩不断下滑，请相信我，主要问题就出在了人才上。上天其实很眷顾魏惠王，把一个又一个不世出的人才推送到他面前，哪怕抓住一个也行啊，结果魏大哥粗暴的说：小学生才做选择题，成年人的选择是，我都不要。然后深情的看着孟子说：我觉得你是个人才。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魏国实力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人才问题，用人才去改革政治，用人才去合纵连横，用人才去远交近攻。很显然孟子并没有，也没打算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先把主旨藏起来，从侧面、反面、外围入手，逐渐引向自己想表达的观点。如本意要讲实行仁政，却先以战设喻，从反面入手，使梁惠王不知不觉中跟着他走。孟子很努力的想把魏惠王忽悠瘸了。战国时期的人祸是战争，魏国想立足是不得不加入到战局中去的。魏国虽然强大，但由于地理原因，导致“天灾”频发，诸如黄河泛滥，使得魏惠王不得不积极赈灾。而孟子则忽略了“天灾人祸”，直接用譬喻的方式指出魏惠王还不够努力，是“五十步笑百步”，这其实就是鬼谷子的“以象动之”的把戏，即用“象”来打动对方。孟子做了个“逃兵”的象，告诉梁惠王他还不合格，因为不够尽心。像极了你问成功学“大湿”，你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还不成功的问题时。“大湿”则会告诉你，你还不够努力。那么：什么样的努力才算努力？为什么忽略客观现实，魏惠王问的问题是“为什么魏国人口没增多”，孟子则举了个譬喻，忽略了“天灾人祸”的客观现实，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打仗逃兵，来形容魏惠王并没有尽心“赈济百姓”和对待百姓。试图回答梁惠王因为对百姓还不够好，没有施行仁政，所以人口没增加。有人说孟子是光骂不帮忙，其实孟子已经很努力了，他建议魏惠王应该鼓励农耕，发展渔业，保护林业。看起来很正确，我们不妨看一下商鞅抄魏国的作业“立法重赏罚，开荒重农耕，爵位重军功，政治重效率”。同样是发展“农业”，商鞅则是下“垦荒令”二十条鼓励开荒，增加土地面积。减少“中产阶级”，增加农民数量。再比如，同样是鼓励农耕，孟子一句“不违农时”就概括了，商鞅则意识到了官僚对农民的影响，提出“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的观点，即，加入如官僚的政务不相互拖延，那么农民就会有充裕时间来耕田。奸邪的官吏没有时间到百姓中谋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就会有充裕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那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这就是业余和专业的区别，孟子只给了不切实际的方法和想当然的结果。商鞅不仅给了可执行的方法，也给了可实现的结果。论说话，现实主义的商鞅恐怕说不过理想主义的孟子。论做事，理想主义的孟子又做不过现实主义的商鞅。如果是你，你想富国强兵，你会用孟轲，还是商鞅？在战国时期，你会用王道，还是霸道？当秦国任用商鞅变法图强时，魏惠王却跟孟子坐而论道。用什么样的人才，成就什么样的事业。真正的人才不仅能口若悬河的说到，更能脚踏实地的做到。我突然想起了黎叔的那句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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