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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主席晚年时，嘴里还经常念叨着会议上的事情。 “他是最早支持我的人，遵义会议的结果有他一半的功劳，正是他投了关键一票，才挽救了中国的革命。” 主席口中的“他”到底是谁，他的投票，又对毛主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其实早在宁都会议上，苏区中央局通过了，解除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的决议，在那之后，主席便被彻底排除在党中央的核心权力之外。 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能眼看着博古、李德等人，一步步将红军推向深渊，迫不得已的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劝说，他们的方针会给红军带来很大危害，但遗憾的是，没有实权的毛主席并没办法引起别人的注意。 1934年10月，因为博古、李德等人“左”倾思想严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这也让红军被迫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 这次的失败，让我军许多高层领导不甘心，他们都在思考，为什么这次反“围剿”会失败，逐渐的人群中大多数人，都开始对博古、李德二人不满。 随之而来的，便是毛主席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主动和毛主席交流，其中张闻天、王稼祥二人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虚心前来请教毛主席，因此三人经常就中央红军的行动，作战方针、转移路线进行探讨。 在讨论期间，毛主席特别指出，打仗要考虑各种问题，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作战经验套用，并且中国的环境和条件相比差距甚远。 这样盲目照抄，怎么会不失败？就这样，三人在讨论期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王稼祥也逐渐被毛主席的远见深深折服。 祸不单行，在红军转移期间，大量电子器材被破坏，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也就此中断。 此时的红军，已经进入了深山中，信号也特别不好，只能断断续续地收到中央苏区的一些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只能自己谋一条出路。 得知消息后，毛主席和王稼先知道，不能再这样盲目前进了，立刻兵分两路，找到了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人进行秘密策划。 这也是在遵义会议之前，决定的两条主要形势方针。 第一，在遵义会议上只讨论军事问题，不涉及政治； 第二，把各个军团首长都召来开会。 之所以敲定这两条简单的方针，主要是为了让毛主席，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各领导人的支持。 谁曾想到，这次的会议令博古、李德二人无比愤怒。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看到各位领导都想要为这次失败讨个说法，博古趾高气昂地对这次行动做出报告，但他怎么会自我反思呢？ 报告中全程都只提及了敌人的强大，把失败都归结于敌人的资源好，人数多，以及火力强盛等方面，丝毫不说自己的方针和部署问题。 结果不出意料，在场所有领导人都不认同他的报告。 随后轮到周恩来同志作报告时，主动指出了三人团的指挥错误，并且表示这次的失败原因有很多，不可否认的是在军事上犯了错误，张闻天也在此时站出来反对博古的报告内容，他说到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就能胜利，为何第五次会失败？ 听到这番话，博古有些愤怒，更有些不可置信。 但张闻天并没有理会他，而是掏出自己做的一份报告提纲，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一一列举，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这一段报告，也成功激起了众将领对博古的不满，明明战斗中有更好的方案，却偏偏因为博古的瞎指挥导致失败。 众人纷纷指责博古的失职，将博古严重的左倾思想导致的军事只会错误挑明。 这一天的内容，呈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的博古的报告一直在强调敌人的强大，另一方面则是张闻天指出了所有战斗中的失误，众人仿佛站在了分岔路口，不知道该怎么走。 但可以预见的是，共产党在未来，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方向。 第二天晚上的会议刚刚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了第一个发言的要求。 随后主席毫不客气的讲到，博古在第一天的讲话是为自己开脱，并十分详细的指出三人团的冒失以及过分保守，并且后期还犯了逃跑主义。 这次的矛头还直接指向了李德，对于这番发言，会议上的各位领导纷纷表示同意。 毛主席话音刚落，博古就开始反驳道：“你的指挥作战能力也没有多厉害，只不过是从书上看的而已，没有实际的作战经验。” 听到这一发言，主席随即反讽到：你在指挥中只考虑战斗结果，却没想到战士也是人，要吃饭睡觉的，这些东西你不考虑进去，怎么能取得战斗的胜利？ 听到主席的这番话，李德闭口不言，坐在门口不停地抽烟。 此时聂荣臻将军说到，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观点，王稼先也紧随其后表示同意，并且对于我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的失败，他也承认是指挥失误。 不能仅仅是归结与敌人太强这一点上，客观原因不可否认，但主观原因更为重要。 在进入苏区后，军事上的事儿全由李德说了算，这完全违背了集体领导的制度，并且还不承认错误，反对别人提出的意见，这样的领导方式，给我党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 在王稼先讲话结束后，各位领导也分别做出报告，明确表示，支持毛主席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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