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葛亮是汉朝人，怎么能挂清朝的朝珠？明朝的吴县差人（五人义），明朝的医生（玉堂春），怎么会戴红缨帽，穿袍套？李克用那个时候的皇娘，就梳两把头，穿花盆底吗？杨四郎在番邦招了驸马，有不用番邦衣冠的自由吗？” 这是我从前常到戏园看戏的时候，常常听到的一般观众的疑问。 “旧戏真不成东西，不管那一时代的帽子衣裳都可以随便乱穿乱戴！” “替陈死人作傀儡，古人的衣冠，古人的形状，满台腐气，不合现代的需要，不合于人生的真实！” “脸谱是非洲土人的一类！” “图案会画到脸上去了！” 在新的刊物上，不论是新戏家，或新知识界，随意批评中式戏剧者，尤其是民国八九年间，新文化运动猛烈时代的出版，都可以看见这类的论调。 此外如文明新戏里头，亦有演古人古事的，他们就不肯把旧有的戏箱里东西照例应用，而有所谓改良的古衣冠了。电影里的历史片子也是如此。不但文明新戏和电影，就是上海的所谓“京戏”（北平人指为“海派”，无论如何都在所谓旧戏的范围以内）行头是花样翻新，扮相胡须是与众不同，亦不能说都是胡闹，他们亦有些肖真的作用，改良的观念。 又不但上海，即以号称规矩，自诩典型的昆派京派，也并非大家一律依照一定的程式。亦是随时有所添造或改补，不然，霸王何不可与张飞牛皋公用一顶包金壳，或者来个黑达登（去声）或者反王帽，而必有所谓霸王盔呢。苏东坡何不可与祢衡范仲禹共一共高方巾，而必有所谓东坡巾呢？关二先生在外省土班里就是一顶绿包金壳——亦名扎巾盔，何以京伶——不说京班，因官中箱里还没有这样东西——特地用相貂的前脸，配上个三棱的“大后扇”，而又有所谓夫子盔呢？
杨小楼之关羽 至于时下伶人之改良盔靠，花样之多，亦不下于上海。可见“怎样能够和真的古人一样”亦是常常在多数的“旧戏”演员脑筋里盘算的。 把以上几项综合观察，可以分为（一）怀疑派，（二）攻击派，（三）求实派，（四）求新派，（五）求美派。 前两项是不加入“旧戏”表演而只站在局外发表意见的，亦许是外行的言论，亦许是主观的错误，虽不足凭信，亦可供参考，至于后三派则多为局中人自己不满于旧有的戏装之实质的表现，不论他们所求的实，是否实在，所感觉的美，是否真美。要之既有此种趋向，则旧有的服装，就成了众矢之的。 我相信，中国的戏装是有相当理由的，有自己的立场的。 所谓相当的理由，就是这种服装虽有不按时代的缺陷，同时亦有超时代的功能。服装是否可以不按时代？须先问剧本是不是按合历史？因为服装的问题，大多是由历史的人物而起。 “某朝不应与某朝同式”，“番邦不能与中国同样”一类的批评最多，但是旧戏本里虽然很多历史的人物，剧中的情节，却大多数不是按历史编的，有的出于小说，有的出于鼓词评话，往往具有历史的色彩而实有社会的价值。 例如《打鱼杀家》一戏，写苛捐杂税的压迫，打城隍写拉夫派役的苦累，都是与现代有关系的，若定要按照宋朝的梁山泊，秦代修长城事迹排演，照那时的服装饰扮，反而受了拘朿，低了效能，所以不管时代如何，倒觉活动宽广。 所谓有相当的立场，是指技术而言，例如戏装里整冠，摔袖，端带，亮靴底，耍翎子等等都有一种舞的美姿，若按古人服装照实演来，只怕难以动作。
梅兰芳、王少亭之《打渔杀家》 再则中剧服装虽不能切合时代，切合个人，却有一种风格的表现。这，只要参看扬闻泉先生的《汉剧丛谈》里面十门角色的派别有许多是用服装来分的。例如“一末”项下之“王帽派”包括成都刘璋，哭灵刘备等是，“纱帽派”包括六部大审的闵觉，盗宗卷的张苍等是，“纶巾派”如空城计之诸葛亮，“巾子派”如琼林宴的范仲禹，氅衣派如法场换子之徐策，“五丑”项下“冠带派”内有纱帽系下的蒋干汤勤，方巾系下的活捉张文远，挑帘的西门庆，王帽系下的程咬金，楚平王等皆是。以及“六外”项下的靠把，“七小”项下的雉尾，纱帽，长靠短装。十杂项下的纱帽便帽。以及“笑骂派”丑角之毛蓝袍，牛角髻，各色衫，扁担帽等，每一系中各包含若干相类的人物。他们的风格，就在程式的服装上表现出来。因之以程式的盔头巾帽，袍，褶，帔，靠，及其颜色，式样，花纹来辨别一类一类的风格，在旧有的组织上，占了很大的位置，较长的历史。亦就是中国旧有的戏艺有占个地步的原因之一。 还有舞术上的便利，动作上的美观。例如靠子上有四面背旗，下有靠肚，靠腿，在“起霸”里就可以看出非此款式不能成功方圆曲直的姿式美，若照故宫博物院里那样的铁甲的样子，或是小说上的没有靠旗靠腿的靠子，则只是古战场上的战士，而不是戏台上的艺员，就因为虽然肖真，却不甚艺术了。 又如蟒，帔衣，褶，都有水袖，古人的衣裳的袖子决没有戏衣的袖子那样长。明朝的纱帽蟒袍，与戏装最相近，但是亦没有那么长的袖子，那也只是历史上的官员，而不是戏台上的艺员。水袖已合于“长袖善舞”的原则，其他可以类推。 硏究一种事物，决定一个问题，当然要把各方面各部分观察透澈，周到，然后整个地作一结论。所以认识了中式戏装自己的立场以后，需要提出两个问题： （甲）中剧的服装本身是否有整齐完密的规程，可以证明他是一定弄的巩固的整个。 （乙）中剧的装饰是否能包括或替代其他的实演的化装之功能？让我们把这两点先弄清楚。 （甲）本身是否有严密巩固的规程？ 这个问题在一般的评剧者及戏班中人之笔下或口头上，好像是有规矩有定例的，曹操戴相貂，就不会容许戴帅盔。周瑜戴紫金冠，就不能戴“踏镫”，皇帝穿黄，大官穿蟒，小官穿官衣，以至颜色，式样，长靠短打，都好像有个“一定”，“穿破不穿错”一句成语，后台奉为典型，若代他修修词，就是：宁可失去新鲜华丽的“美”，不可失去恰合程式的“是”。你去后台里听他们的言论，似乎样样都有个“准稿子”。但是考究一下，就知道有许多“没有准儿”的事。
《群英会》叶盛兰饰周瑜 皇帝穿黄，近于求实，因为事实上历史的皇帝是“黄色专利”的。除特经皇帝允许者外：别人要想占一占黄色是狠难。但西黄忠，东吴黄盖，只姓了一个黄字，也居然大黄而特黄。刘备是“皇叔”也只赚了顶堂帽，不能穿黄，只能红蟒将就将就，以视手下黄忠反有不如。赵云穿白，关羽穿绿，在书本上都有些根据，曹洪穿红，连面孔胡须都红，因“洪”之音同“红”，却又是名字的关系。与黄忠黄盖之以“姓”得黄，倒是无独有偶。 准此以观其他之古人古戏的“颜色”一项，有些近于求实，有些近于表征，有些近于求美，有些是“随意凑合”，满不能一概而论。在看惯了的人，可以习惯的承认，在未看惯的人，就难免诧异，“倒底是怎么一囘事？所以色泽一项，在表现上关系自是重要，在中剧戏箱里，讲究起来，亦好像有字有板。而实在是没有共同的原则可寻。 说到式样名称，例如忠纱，鲁肃做大夫也是这顶帽子，继任都督，也是这顶帽子，虽然下边换了蟒。为的是鲁肃若不戴纱帽，好像有点不合局。周瑜和吕布都带紫金冠，做太子的，做少年王子的，多也带紫金冠，似乎此冠是美及少年之表征。但宇文成都，司马师两个花鸡蛋面孔，甚而至于火烧鱼红的火神爷，红脸红须一身的火气熏人——曹洪亦有些火神的气派——搜孤救孤的屠岸贾，不但花脸，而且一嘴苍白的胡须，戏班叫做“参满”——丑而且老，亦是紫金冠。于是紫金冠是甚么东西？确是甚么样的人物应该戴的？这个定义，就狠难下了。 如其说是为美的风格，则有好些丑怪老迈的人也要戴。如说合于官阶身分，则元帅也戴，将官也戴，太子也戴，王爷也戴。如说按各人的身分，偏偏有好些样人共用。如说某种风格可以共用；偏偏不同风格的要用，（如上述之丑怪老迈诸人）而风格略同的人，倒许另寻别路（火烧连营的陆逊，若借光周瑜的紫金冠，当不让吕布专美，总比屠岸贾来得合式些，但他却不要了）。所以“甚么人应该戴甚么？”或“甚么样的人，应该戴甚么？”很不易下个断案。自然若有人问：周瑜戴甚么？谁都能答“戴紫金冠”，其他各物，凡是戏台上常出现的，不论是后台扮过的，是台下看过的，都可以说，戴甚么？戴甚么。但那不过就已经戴惯了的例子说说，并不能算是圆满，禁不起问的人连来几句“三w式”势必至无所措词。 这还是就现在的京朝派戏班而言，若往横竖两方面一为推想，麻烦更多。 竖的，是过去到现在，试把清室供奉的扮相谱一看，其中已有许多与后来的京朝班不同。例如南阳关的伍云昭戴的是帅盔。但今戏园中前场纱帽，后场摔发，始终没有帅盔的影子。其中的转变，是否戴帅盔的经过何种规矩制定？戴纱帽的经过何种修改的手续？只怕还是伶人的随便，由一二人之随便一改，后人就因其所便罢了。
王又宸之《南阳关》 由此一例而博览其他的盔头蟒靠，由此一戏而参观其他之各戏，由清宫与戏园之不同，而更考之前代的服装，所发现的不一致，定然很多。这是说演剧的装扮之歧异。 还有前时所有的东西，现在戏箱里整个地不见了。例如刘瑾王振等人应着大太监蟒，现在只用普通的大红蟒，连大太监帽，也都改了荷叶盔。加官蟒，天官蟒都用红蟒替代了。在清宫的戏箱里可以发现许多东西是京朝普通戏班所没有的。当然普通戏箱里后来添的东西为昔时所无者亦不在少数。这，是不是经过一种增删改定的手续，另立规矩呢？只怕也不外乎“各因其便”而已。 所谓各因其便者，有为美的，如太监帽，很像荷叶盔，但后面的卷筒，没有云字头好看。有为省事的，如加官蟒用处很少，落得不制。内廷的“行头”因经济关系，特别完备，固是一个原因，但外省的天官蟒，亦不与红蟒相混，故知亦不全属于经济问题。 就横的方面说：那就是外省各地方的本地戏班，更是各为风气。山西班的周遇吉，黄忠都戴帅盔（从前北京老伶亦戴帅盔，与谨守老样之外班同），北平早改了扎巾盔（周）及软扎巾（黄），西班的诸葛亮虽然亦戴纶巾穿八卦衣，而七星灯则用相貂蟒袍，北京不然。汉班的蒋干在冠带派的纱帽系下，着官衣纱帽，京班就是巾褶便装。照此方法，将京，秦，徽，汉，昆，粤，各处比较着名占有相当领域的戏班，逐一参证，则此处用“甲”，彼处用“乙”，此班缺“丙”，彼班少“丁”者，必有多数。 平素虽可各谈各事，各说各理。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戏剧组织的整个。无论是叫做“中剧”也可，叫做“国剧”也可，叫做“旧剧”也可，总之在别于新剧的立场上，必有个整齐合一的标准。然而这个标准就很不易寻得，以致后台里难免你说他乱穿，他说你乱戴，而评剧家也为着“规矩”“不规矩”“外江不外江”，打了无数的笔墨官司，算来还是没有确定的标准，而只以各人所接近的时代或地域或派别或名伶为依据。若掩着一面漏出一面，似亦可以将就下断，若以“中国戏剧”为一整个，则万万不能容许再有矛盾，再有含胡。今试问整个的标准何在？当恐无人能做圆满之答案。此为确定立场上之障碍，无可讳言。 （乙）中剧之装饰，能否兼有实演的剧装之功能？ 中剧的装饰，虽然可以“艺术”，“方法”，“程式”，“写意”，种种理由对于“实演”派相抵抗。且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期，猛烈的攻击“旧剧”者，显然以写实派为后盾，对于中剧除“不是人样”“穿死人衣”“替古人作傀儡”等漫骂外，即稍为温和者，亦不过委宛其词，以“古典”“浪漫”“象征”等相比附，结论则“已成过去”“不切现代人生需要”亦与绝对攻击者，无大殊异。此种论调，固于中剧未有充分之了解，但在爱护中剧亦不能不加以考虑。艺术无私界，要在大公至明，有善必臻，无美不备。若谓国剧之名词固有的演法即可包扫一切，则亦近于武断。案中剧方法之所以抵抗“写实”者，不外二端：（一）自有的艺术；（二）欧洲新剧场运动之新趋势，亦与写实相背驰。 但此只可谓多开径，以竞争而进步而扩张，未必即将“写实”打倒无余。其理由与写实的高潮时期不能将其他各派卷没正复相同，写实派的整个虽有种种之弱点，但其中“实现”一层，亦是普通心理上必然之要求，戏剧表现上应有而且可以说是甚占重要之一义。秣陵生先生尝分戏台上之三种表砚，说得很清楚详尽。 （一）是重现（过去的，历史的），用已往事实为脚本，将古人衣冠人物重复现于我们眼前，把黄土英雄，骷髅美人，哀感顽艳的事迹，扮演一番，“知往者之可监，发思古之幽情，”但距离时代太远，激刺的功用较少，所以“看戏掉眼泪，替古人担忧”亦颇可笑。 （二）是实现，（现在的，时事的），近代人生的黑暗，烦闷，宛似毒蛇缠身，人人都想到社会是怎样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环境？拿去障眼法，揭开黑幕。急需赤裸裸的摆在我们面前赏监赏监，于是乎有写实的戏剧，给我们最切实最近的印象。 （三）是幻现（未来的，象征的），在此时代的我们自然怀着满肚牢骚，不由的要祈求满意的那一天。梦想的乐国虽不能卽到，但戏台上却可以把他幻化出来。梅特林克（比国戏剧家）曾说，“人生真义不在吾人所接触的世界，而在超越耳目的神秘世界，探入这神秘世界，需要心灵之力”。 以上三种除末项易涉象征，浪漫，戏台一切设备，不妨光怪离奇。其余二项之设备，都有需要肖真之处，欲使古人重现，当然衣冠容貌，举止性格，须与真古人一般。欲使现实的人生表现清真，则一切自以不烦假借为适宜。 以中国旧有剧本而论，大多占有历史的色彩，故一般观众，乃至一般的伶人，都想向着台上找个“真模真样的古人”看看，俱即装饰一节而言，试问统旧有的戏箱，及“改良的行头”而论，能有几件切合古人者乎。所以复现古人的装饰，与实现今人的装饰，均非旧箱所能充分办到，乃属显然。 就上所论综合观察，可知试办肖真的服装，其益有二： （一）满足一部分人“求实”之欲望，（二）使程式的设备，益臻丰美。 关于第一义者，可以从许多评剧家们争论服装的文字，及后台之演剧者时时在寻求着单独的逼真的衣帽的情形，看出来。他们并不以公用程式为满足。不但海派，及改良派，有仿古的纱帽，补服以及甚么“改良靠”，“改良盔”，即京朝派之名伶稍露头角者，又何尝不向小说上或其他画像上寻求其所谓像真，创造其所谓“改良”。推原其故，不外二端： （一）中剧装饰，虽可说是一种程式，但此种程式，非由特别之有意义的制定，而多属于演进，其中有许多本是由求像真而不可得，只可将就变通。（例如髯口之挂在耳际，乃当初无法粘于唇上，不得不然。）即一向有求真之趋向，则随时随地都有努力于力求像真之形迹，至其能否像真，则为另一问题。 （二）中剧之程式，既不健全，又不能家喻户晓，说明其性质功能，则凡戏园观众，本其自然之兴趣，即有此“一切实现于台上”之共同的需求。真山真水，真刀真枪，真念经，真放焰口，真马上台，真驴上台之所以受一部之欢迎者，按之艺术，诚不足论。但看戏的群众之兴趣，对于“肖真”“自然”为直接的。对于“技术”“方法”则为间接的，了解艺术之后，自可感到更深之兴趣，但此事非可期望普通及于群众，则“实现”之需要，即常常存在。故一时代的服装”，虽在中剧的组织上不至发生根本问题。但为满足一部分或“以自然眼光观剧”之群众之慾望起见，亦有特为研究，分工试验之必要。 关于第二义者，因旧的盔箱，盔箱，并非十分完美。且时时在寻求着真形实状，不断的创作中。现在戏箱中的东西已有许多是由各别的求真而增进程式中之项目。例如“学士帽”实即纱帽之一种。当初创此之原因，系以李白一流之名士，如带普通纱帽，未免抱屈，于是参之小说图像，有此较为飘洒之桃翅着色的帽出现。李学士之外，凡非学士而具有“名士官儿”之风格如俞伯牙之流，亦可借用而成为“程式帽”之新收项下矣。又如汾阳盔，一名金貂，实即“相貂”加花纹，龙翅，等附件，另有一种华丽辉煌之美，此在小说图像中之“太师”，寻常挂画之天官等都戴此物。但想戏班初添制者必是优待郭汾阳而设。但即巳添制，则大家用用，故曹操用作封魏王后升格之冠，而御碑亭之申嵩，草桥关之姚期，均可“汾阳”其顶，而汾阳本人，倒常把二翅去掉，只戴当中的“踏镫”，此亦因单独的增制而引起之程式上的变化也。此等单独的创制，虽最初只为优待某个人而设，但并未能求得其个人之真像，汾阳盔之优待汾阳，简直是从“天官”“太师”头上借来，未免“慷他人之慨”，但即此等增设，已为戏箱生色不少。然则如能广搜博考，求真求备，不只“实演”所需，即程式亦必益臻丰美可知也。
戏曲演出后台照片 惟是此类装饰，不用则已，用则必须能实能尽。此类戏剧不演则已，演则必须惟妙惟肖。以期树立一种好的模范，开辟一个新的纪元。因为以前之改良戏，文明戏作此试验者已不乏其人，若再不求甚解，冒昧从事，恐不免蹈前人之覆辙，滋剧事之纷纭。故先着手者约有两大端： （甲）材料之调查调查古人装饰，是一困难之事，亦是“实演戏”必不可免而且首先需要办妥之事。兹就比较可寻之路线，一贡其愚： （a）小说图像。小说图像之印象，最普及于社会，在旧戏中应用亦最广，戏中皇帝用“堂帽”，不论是汉献帝，是秦二世，是唐明皇，是小说图中三国之曹丕，西游之唐太宗，便都是“堂帽”。曹操与魏征便都是“相貂”，尤妙者说唐之盖苏文，只把三国的颜良的图像照样摹画，浑身上下一毫不差。便与戏中梁九公的扮相照着王振刘瑾直抄下来一般。至如彭公案之于七侠五羲，永庆昇平之于小五义，亦多因用。盖小说事迹虽有汉唐宋明之不同，而小说之作，兴于宋元以后，画小说图像者不过明清间人。伊等只为画个画片，点缀热闹，无暇认真。戏装之得有蓝本是得力于小说图。其不再求真，亦即受小说图像之累。但小说图像虽不能全资凭像，只须分别审查，更从别方面印证，亦未尝不可以备参考，因小说图像如关羽等亦自有所本也。 （b）历史及名家之图画作品。历史的画片如“历代帝王像”（后妃附）历代功臣像。故宫存其真迹，坊间亦有影本，比之小说图以意为之者，自为可靠。但以每代所正式特制收藏者较能传真。如皇帝褒美元勳，特命画工绘像于某台某阁者，系以当时人画当时人，当然不致有所假借附会。此等画像如能每朝各得若干幅，则政治。历史戏。人物便不愁无确实求真之装扮。惟有异代私家，因慕古人，或遣兴之作如“历代名将图”“百美图”之类，则多出主观，比小说图画未必胜过许多也。 （c）各处庙宇古迹之塑像雕琢。此等塑像系实质立体，受万人之膜拜，似比小说图之仅供消遣者大有不同，实亦不足尽信。庙中偶像，常常起于当地人之信仰中之幻影，且往往有其像有其坟墓而实际则无其人。而真有其人，又未必存其真像。但不能不认为调查之一格，参证之一助耳。 （乙）戏剧之编制，调查固自不易，但即使材料充分完备，其在戏剧上如何支配，如何应用，则另一问题。今列举关于戏剧编制之事项于左： （a）就已经得到之材料先行试用入剧。某时代某人物之装饰调查齐备，并经将各方面之参证明确认定以后，未必即合于选题编剧之用。然则以戏剧就材料乎？以材料支配戏剧乎？为利用已得之材料起见，自应就装饰之材料而选戏剧之题目，庶可两相凑合，一面编剧，一面访查，结果必难免于不澈底之讥。 （b）须顾及戏台上之一切技术。因售有之戏剧虽不能肖真，但实经过一种技术化。如水袖，靠旗，及其他动与身段台步舞术有关。则改用肖真装饰以后，如仍用旧有的技术，则虽各按时代制度，各按人物真相，仍须略为庖制，以利动作，如即照实改扮，与其他技术抵触太多，必致窒碍难行。 （c）研究装饰之整个及其他戏台之设备之联带关系。如衣冠装饰一切肖真，则脸谱，髯口，乃至随身用具如戏中枪刀等物，当然亦不能照样因用，其音乐，场子等如何能变通而不失其调协，当为更费解决之问题。在尝试的努力中，可以不必先为顾虑，以防因畏难而生障碍。惟尙有最要之一层，即于以前之改良派文明戏，所曾经致力所获之结果，特为调查。其力求肖真曾用过何种之方法？其成功之点，失败之因，均可详为纪录，以资借镜，固不必以其已经失败而置之不论也。 （《剧学月刊》第二卷第三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