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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忘于江湖 主席是新中国的第一奠基人，也是36位军事家的领头雁。 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主席足以跻身中国十大杰出人物之列，和凤毛麟角的极少数历史人物并驾齐驱。 从横向的世界范围来看，主席也被公认世界近代十大伟人之一，与之相提并论的人，有圆月弯刀的土耳其之父阿塔尔克，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拿破仑，美国唯一四任总统的罗斯福，苏俄“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印度“圣雄”甘地，以及获得诺奖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等。 主席的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革命实践的选择。这一地位的奠定，是通过主席带领我军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次又一次独具慧眼的抉择，让革命避免多走弯路更早迎来了黎明。 纵观我军发展史，至少有七次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都是主席指明了前进方向。  开国大典 我军发展史上第一次抉择：革命主力军是工人还是农民？ 在我军发展的萌芽期，绝大多数创始人都把目光聚焦在了条件更好的大城市，把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定位于“一无所有”的工人。这些革命先驱包括：陈独秀、李立三、王荷波、罗亦农、赵世炎、蔡和森、邓中夏、苏兆征、项英、邓发、林祥谦、李启汉、杨殷等人。 在当时，能够潜心研究、深度调研、冷静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的并不多见，这个特殊国情就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农村和农民为绝对多数的农业社会，4亿人口中农民占80%达3.2亿人。 而认准革命一定要依靠农民的，只有主席、澎湃等极个别人。 出身农民的主席，读书期间就非常关注农村。当时，许多有志青年纷纷选择到日本、欧洲勤工俭学，参与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留学的主席，完全有条件“近水楼台先得月”。 但是，主席却认为：对自己的国家了解还不够，把更多时间花在农村更有益处。 所以，第二位领导人瞿秋白把湖南的主席和广东的澎湃，称为“农民运动的王”。  “恰同学少年” 我军史上第二次抉择，面对倒行逆施是妥协忍让还是强硬反击。 第一次国共合作，尤其是创办黄埔军校和北伐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的“蜜月期”，我军借助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在北伐军的军、师、团等各级党代表位置，安排了一些我方人员。 但是，我军真正掌握的武装力量，只有第4军的叶挺独立团。 结束第一次大合作“蜜月”的，是北伐开始前的“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蒋氏命中山舰开到黄埔，又“贼喊捉贼”逮捕舰长李之龙等大批我方人员。同时，解 除省港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面对这一倒行逆施，主席、周公等建议牙还牙、采取强硬态度，但被一心妥协的陈独秀断然拒绝，从而埋下祸根。 随着北伐顺利推进，周公、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上海80万工人罢工，带领5000工人纠察队起义成功，占领上海。在大好局面下，陈独秀再次拒绝主席、周公等发展武装的建议，解散了工人纠察队。  我军史上第三次抉择，是占领大城市还是去当“山大王”。 工人纠察队解散，失去武装等于折断了飞翔的翅膀，很快上海、南京等地的革命者和群众就遭到了蒋氏的血腥大屠杀。而随着武汉汪氏的同流合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1927年“八七会议”，来自莫斯科的代表罗明纳兹第一个批评了陈独秀，随后张太雷、蔡和森、主席和任弼时等人也先后发言予以批评。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主席提出了“枪杆子”论断。 随着陈独秀下台，他的翻译瞿秋白意外地被莫斯科指定为继任者。 会议把全国划分为三大局，还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南方局书记张太雷。瞿秋白提议主席留在武汉的长江局，但是主席“住不惯高楼大厦”，被派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周公、李立三、谭平山等到江西领导南昌起义，但是起义军到潮汕地区寻求国际援助的计划没有成功。主席在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攻打长沙遇挫后上井冈山当起了“山大王”。 主席接地气的“上山”，为南昌起义余部准备了落脚之处，成为革命转折点。  主席在延安 我军史上第四次抉择，是列堂堂之阵还是“打游击”。 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看似平淡无奇，却是集中了朱老总、林总等红军将领的集体智慧，而主席是“十六字诀”的集大成者，也是游击战的践行者。 正是依靠“十六字诀”，江西苏区才有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大革命时期，徐向前和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大杀四方，兵力一度达10万之众。但是实力最强的还是江西苏区的红军，巅峰时期总兵力超13万人，占全国红军总数的40%以上。 但是，李德、博古进入苏区后摈弃了“十六字诀”，也加速葬送了根据地。 长征路上，接连在四道封锁线损兵折将的红军，痛定思痛后，在遵义重新让主席出山。这才有了土城攻坚不利后的“四渡赤水”。而被林总抱怨“走弓背”的大踏步进退，不过是游击战的升级版而已。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主席又在洛川会议将“游击战”这一古老战法升级为3.0版“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最终，“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军。  主席转战陕北 我军史上第五次生死攸关的抉择，是主席的“孤身赴渝”。 抗战胜利以后，一心独裁的蒋氏连发三封急电“邀请”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 蒋氏底气十足，是瞅准了局面对他们有利：主席孤身犯险，毛人凤的特务机关就可以趁机下手；主席不去，他们就可以大肆宣传延安没有和平诚意。无论去或不去，他们都可以趁机调兵。 当时，不要说各大根据地的军民，除了朱老总等也不同意主席冒险。 但是，蒋氏的“一箭三雕”却被主席视为无物，到重庆反而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他们连谈判文本都没准备。而柳亚子、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中立人士，无不被主席的“弥天大勇”所折服。  我军史上第六次抉择，是指挥中枢撤离陕北还是打“蘑菇战”。 解放初期，我军五大战区东北、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和陕甘宁晋绥（即陕北），就数主席所在的陕北地区敌我兵力最为悬殊。彼时胡宗南手里有30万重兵，而西野不过2.6万人马。 当时，包括四大书记和彭总在内的广大军民，都希望主席东渡黄河，进入兵强马壮、腹地和回旋余地更大的晋冀鲁豫或者晋察冀根据地。但是主席坚持留在陕北，给其他战略区减轻压力。  主席和指挥中枢被胡宗南、刘堪等敌军尾追堵截，多次陷入绝地。但在彭总和广大军民的掩护下安然无恙，除了一点点运气之外，最大功臣还是“蘑菇战术”，也就是“游击战”的4.0版本： 牵着敌军鼻子忽南忽北、忽东忽西，肥的拖瘦、瘦的拖垮，最后以逸待劳围而歼之。 我军历史上第七次艰难的抉择，是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 当时我国经历了几十年灾害和战争，百废待兴，东南沿海和西藏尚未完全解放，实在没有精力支援邻邦。而人民军在之前也没有和主席透露半点战争的苗头，我军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这是主席一生最艰难的抉择：坐视唇亡齿寒，还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志愿军入朝参战 此时，包括林总在内的绝大多数持反对意见，但是主席毅然决策出兵。在当时，坐拥攻克柏林、横扫关东军的强大苏军，斯大林都选妥协。麦克阿瑟、杜鲁门之流更想不到，志愿军会跨过鸭绿江。 抗美援朝我军打的是“气”，最终在“三八线”战胜了美韩联军的“钢”。 在我军发展史上，除了主席这七次独具慧眼的历史性抉择，还有勒紧裤腰带也要发展“原子弹”的破釜沉舟，也有三代人前赴后继，发展航母的持之以恒，更有面向太空和未来的“东风快递”系列。 主席七次十字路口的关键抉择奠定了历史地位，也是我军走向辉煌的一块块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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