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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地位是如何形成的?七次站在十字路口,次次正确抉择

 兰州家长 2022-09-04 发表于甘肃

作者:相忘于江湖

主席是新中国的第一奠基人,也是36位军事家的领头雁。

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主席足以跻身中国十大杰出人物之列,和凤毛麟角的极少数历史人物并驾齐驱。

从横向的世界范围来看,主席也被公认世界近代十大伟人之一,与之相提并论的人,有圆月弯刀的土耳其之父阿塔尔克,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拿破仑,美国唯一四任总统的罗斯福,苏俄“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印度“圣雄”甘地,以及获得诺奖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等。

主席的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革命实践的选择。这一地位的奠定,是通过主席带领我军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次又一次独具慧眼的抉择,让革命避免多走弯路更早迎来了黎明。

纵观我军发展史,至少有七次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都是主席指明了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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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

我军发展史上第一次抉择:革命主力军是工人还是农民?

在我军发展的萌芽期,绝大多数创始人都把目光聚焦在了条件更好的大城市,把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定位于“一无所有”的工人。这些革命先驱包括:陈独秀、李立三、王荷波、罗亦农、赵世炎、蔡和森、邓中夏、苏兆征、项英、邓发、林祥谦、李启汉、杨殷等人。

在当时,能够潜心研究、深度调研、冷静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的并不多见,这个特殊国情就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农村和农民为绝对多数的农业社会,4亿人口中农民占80%达3.2亿人。

而认准革命一定要依靠农民的,只有主席、澎湃等极个别人。

出身农民的主席,读书期间就非常关注农村。当时,许多有志青年纷纷选择到日本、欧洲勤工俭学,参与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留学的主席,完全有条件“近水楼台先得月”。

但是,主席却认为:对自己的国家了解还不够,把更多时间花在农村更有益处。

所以,第二位领导人瞿秋白把湖南的主席和广东的澎湃,称为“农民运动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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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

我军史上第二次抉择,面对倒行逆施是妥协忍让还是强硬反击。

第一次国共合作,尤其是创办黄埔军校和北伐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的“蜜月期”,我军借助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在北伐军的军、师、团等各级党代表位置,安排了一些我方人员。

但是,我军真正掌握的武装力量,只有第4军的叶挺独立团。

结束第一次大合作“蜜月”的,是北伐开始前的“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蒋氏命中山舰开到黄埔,又“贼喊捉贼”逮捕舰长李之龙等大批我方人员。同时,解

除省港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面对这一倒行逆施,主席、周公等建议牙还牙、采取强硬态度,但被一心妥协的陈独秀断然拒绝,从而埋下祸根。

随着北伐顺利推进,周公、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上海80万工人罢工,带领5000工人纠察队起义成功,占领上海。在大好局面下,陈独秀再次拒绝主席、周公等发展武装的建议,解散了工人纠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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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史上第三次抉择,是占领大城市还是去当“山大王”。

工人纠察队解散,失去武装等于折断了飞翔的翅膀,很快上海、南京等地的革命者和群众就遭到了蒋氏的血腥大屠杀。而随着武汉汪氏的同流合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1927年“八七会议”,来自莫斯科的代表罗明纳兹第一个批评了陈独秀,随后张太雷、蔡和森、主席和任弼时等人也先后发言予以批评。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主席提出了“枪杆子”论断。

随着陈独秀下台,他的翻译瞿秋白意外地被莫斯科指定为继任者。

会议把全国划分为三大局,还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南方局书记张太雷。瞿秋白提议主席留在武汉的长江局,但是主席“住不惯高楼大厦”,被派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周公、李立三、谭平山等到江西领导南昌起义,但是起义军到潮汕地区寻求国际援助的计划没有成功。主席在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攻打长沙遇挫后上井冈山当起了“山大王”。

主席接地气的“上山”,为南昌起义余部准备了落脚之处,成为革命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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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延安

我军史上第四次抉择,是列堂堂之阵还是“打游击”。

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看似平淡无奇,却是集中了朱老总、林总等红军将领的集体智慧,而主席是“十六字诀”的集大成者,也是游击战的践行者。

正是依靠“十六字诀”,江西苏区才有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大革命时期,徐向前和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大杀四方,兵力一度达10万之众。但是实力最强的还是江西苏区的红军,巅峰时期总兵力超13万人,占全国红军总数的40%以上。

但是,李德、博古进入苏区后摈弃了“十六字诀”,也加速葬送了根据地。

长征路上,接连在四道封锁线损兵折将的红军,痛定思痛后,在遵义重新让主席出山。这才有了土城攻坚不利后的“四渡赤水”。而被林总抱怨“走弓背”的大踏步进退,不过是游击战的升级版而已。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主席又在洛川会议将“游击战”这一古老战法升级为3.0版“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最终,“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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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转战陕北

我军史上第五次生死攸关的抉择,是主席的“孤身赴渝”。

抗战胜利以后,一心独裁的蒋氏连发三封急电“邀请”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

蒋氏底气十足,是瞅准了局面对他们有利:主席孤身犯险,毛人凤的特务机关就可以趁机下手;主席不去,他们就可以大肆宣传延安没有和平诚意。无论去或不去,他们都可以趁机调兵。

当时,不要说各大根据地的军民,除了朱老总等也不同意主席冒险。

但是,蒋氏的“一箭三雕”却被主席视为无物,到重庆反而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他们连谈判文本都没准备。而柳亚子、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中立人士,无不被主席的“弥天大勇”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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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史上第六次抉择,是指挥中枢撤离陕北还是打“蘑菇战”。

解放初期,我军五大战区东北、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和陕甘宁晋绥(即陕北),就数主席所在的陕北地区敌我兵力最为悬殊。彼时胡宗南手里有30万重兵,而西野不过2.6万人马。

当时,包括四大书记和彭总在内的广大军民,都希望主席东渡黄河,进入兵强马壮、腹地和回旋余地更大的晋冀鲁豫或者晋察冀根据地。但是主席坚持留在陕北,给其他战略区减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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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和指挥中枢被胡宗南、刘堪等敌军尾追堵截,多次陷入绝地。但在彭总和广大军民的掩护下安然无恙,除了一点点运气之外,最大功臣还是“蘑菇战术”,也就是“游击战”的4.0版本:

牵着敌军鼻子忽南忽北、忽东忽西,肥的拖瘦、瘦的拖垮,最后以逸待劳围而歼之。

我军历史上第七次艰难的抉择,是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

当时我国经历了几十年灾害和战争,百废待兴,东南沿海和西藏尚未完全解放,实在没有精力支援邻邦。而人民军在之前也没有和主席透露半点战争的苗头,我军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这是主席一生最艰难的抉择:坐视唇亡齿寒,还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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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入朝参战

此时,包括林总在内的绝大多数持反对意见,但是主席毅然决策出兵。在当时,坐拥攻克柏林、横扫关东军的强大苏军,斯大林都选妥协。麦克阿瑟、杜鲁门之流更想不到,志愿军会跨过鸭绿江。

抗美援朝我军打的是“气”,最终在“三八线”战胜了美韩联军的“钢”。

在我军发展史上,除了主席这七次独具慧眼的历史性抉择,还有勒紧裤腰带也要发展“原子弹”的破釜沉舟,也有三代人前赴后继,发展航母的持之以恒,更有面向太空和未来的“东风快递”系列。

主席七次十字路口的关键抉择奠定了历史地位,也是我军走向辉煌的一块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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