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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梁缺《天人互泰》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其生活于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是我国古代儒家学派创始人，他的思想以“唯我独尊”的地位，对中华民族文化及精神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自幼非常好学，他不耻下问，深刻体悟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真正涵义。其学说以先圣的“仁德”与“中和”为思想基础，其理论构成主要有四方面：一是礼，它给社会不同人等规范了应当遵守的各种礼教制度；二是仁，他认为“仁爱”与“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三是道，“忠恕”是他一贯主张和实践的道；四是中庸，它是万物生成和进一步完善的根本。 孔子的中庸之道，充满辩证关系，体验丰富的哲学智慧。中，是不偏不倚、不过不及；庸，是平常之理。“中庸”即“中行”，是一种折衷、均衡与调和的哲学理念。如：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忘惮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李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孔子看到宥坐之器时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诚，故常置之于坐侧。”“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也，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之又损之道也。”以此启发和教导学生要做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 孔子在教育方面，实行有教无类，并对学生因材施教，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施教模式。他针对学生的家庭背景不一、天赋各异等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多样、重点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学生顺其个性、各有追求。例如：颜回言谨慎行，对他侧重于礼乐方面的教育，将来可选择从事礼仪方面的工作；子贡天资聪颖，多向他传授外交知识，将来有望是一个外交奇才；子路、冉求擅长政事，可注重于带兵、政务管理方面的培养，将来可以成为将才或管理型的人才……。他教导学生要做到“四毋”：毋意（以道为行为准则，不能任意为之）；毋必（不必有无为的各种想法）；毋固（对待事情不要过于固执）；毋我（不能以自我为中心）。 孔子对“正名”理论的逻辑关系是：“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是“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终生思考着：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世人对这些问题是否彻底弄明白了……？他认为：人活着既不在富贵，也不在寿考，而在于追求仁道，只有修行仁的人，才能体会人生的快乐与意义，实践仁道这个最高目标，最终将自己培养成一个仁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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