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其成书年代至今尚无定论,然从其内容看,应成书于秦汉之际。《中庸》是先秦儒学的哲学纲领,它既是先秦儒学的总结,又是其发展。尽管它以“中庸”名篇,而“诚”却是《中庸》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诚”在《中庸》里是贯通天人、连接物我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并且被赋予了伦理与哲学的双重意蕴,构成了儒学哲学伦理化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
首先,让说说“诚”字意义:《说文解字》:“诚,信也。从言,成声。”“诚”为形声字,以“言”为形旁,表其意;以“成”为声旁,表其音。“言”为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已出现,主要为告祭之意。“诚”的意义主要是在言字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甲骨文中,“言”表示告祭,是指在对祖先、神的告祭活动中不能有丝毫的欺蒙和亵渎之心,必须始终处于一种虔诚的宗教情感和心理状态才能完成告祭与祖先神灵相通。“诚”的观念正是在原始宗教活动中应运而生的。
“诚”最早见于周代的古籍《尚书》、《诗经》、《周易》等书中,多为此种用法。《尚书·太甲》:“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周易》中“诚”即信的观念,多作“孚”,《易·杂卦传》说:“中孚,信也。”所以“孚”就是诚信的意思,一个人只要有这种“孚”,就“勿问,元吉”(《周易·益卦九五》),不用问都大为吉利。而且,“有孚维心,享,行有尚”(《周易·坎卦》),即作到内心有诚,就能得到与神通,凡事顺利,行事都能取得很高成就。“孚”,《周易》凡四十二见,而以诚信义为最多,也最重要。
“诚”字起源中的这种意义一直保留在我们的语用中,作为一种情感状态的描述,表示真实不妄,诚实之意。最初它强调的是,祭祀者对于祖先、神的诚信不欺,虔敬。到后来则发展为专指人的一种内心状态,比如在据说出自子思之前的曾子的《大学》中,有“诚意”一章,“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大学》)其中的“诚”字就可以解为人对自己的内在诚实无妄,这种无妄是对着“意”讲的,而且“诚意”的意思也主要地落在了对“意”的解释上。但无论此处的“意”怎么解释,都不能改变“诚”在这里的含义,它指的是对人的内在意识而言的不妄。
而仅以“虔敬”之“诚”、“诚意”之“诚”来作为《中庸》中“诚”的理解,即仅以一种情感状态的描述来解释《中庸》之“诚”,虽有其字源学上的基础,也较为常见,却不能很恰当的说明《中庸》中对“诚”的意义的扩充和提升。
“诚”在其最初产生的时候从“言”而来的意义,仅仅是指一种内在的情感状态,一直到《大学》中“诚意”这种用法,仍然是一种内在心理状况的表示。但是在子思那里,“诚”变为一个哲学上的概念时,它具有了一种本体化的形态。这并不是要取消掉“诚”作为内在真实的意味,子思从一个内在情感丰富的词“诚”入手,赋予它作为最高本体意义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思想进路,这不仅将诚确立为一个最高存在,也因而保证了这种作为内在情感的诚的真实意义。
《中庸》认为诚是人的道德品性和道德境界,是沟通天人、连接物我的桥梁。《中庸》探讨天道之诚,其目的就是为人伦物理找到本体论上的依据,使人道合于天道。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就天道而言,诚既是万物的本质,又是宇宙万物运动的属性 ;就人道而言,“诚之者”就是努力求诚,以合于天道。这就是“人之道”。《中庸》认为这是一个“择善固执之”的过程。具体而言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通过“学、问、思、辨、行”而求得的诚。
《中庸》有所谓“九经”之说 :“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怀诸侯也。”又说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朱熹注 :“一者,诚也”(《中庸章句》)。要实行“九经”,关键在于“诚”,这表明“诚”在道德修养、道德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中庸》认为无论是诚由天之本体的内化或是入天人一体而人与天地相参的境界,都是通过具体的修养途径才能实现,都要经历一番修养工夫才能达到。
因此,对诚的内涵规定中,《中庸》在道德修养上表述为三个内容相互连接的层次。首先,诚是修养所要达到的目标,即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庸》称之为“诚者”。其次,诚又具有伦理学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的含义,是修养中的内驱力和原动力,《中庸》称之为“至诚”。再次,诚又是一种具体修养方法,这就是修身顺亲诚身明善的修养途径,《中庸》称此为“诚之”。
“诚”是一具有很强情感色彩的概念,具有了一种对人的当下情感真实不妄的特别强调,而这种当下的真实领悟就是“诚体”的显发,作为人而言就是诚之,尽性。而“人之道”的诚之,关键在于对“诚”的直觉,具有哲学和伦理学双重意义,是做人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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