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选自钱穆先生《晚学盲言》。特此摘录，以飨读者。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即知此大生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我心与此大生命乃能合一而无间。天所命在外，心所欲在内。从心所欲不逾矩，则通天人合内外之至，斯即生命之最高境界。
合宇宙自然万物而成为一生命，其事无所不包，无所不涵，至为广大悠久，无时无地，皆此一大生命。极复杂，极变动，而其中有矩。孔子此一矩字，即后代宋明理学家之所谓理。故朱子言气中必有理，必格物以穷理，此亦所以通天人而合内外。
今人好分言自然与人文，实则此两者间，并无明白界线可分。如电灯自来水，属自然抑属人文？论及人类文化，电灯自来水岂能拒弃不列，故电灯自来水亦属人类生命中之一部分，而亦不得不认为亦属自然物质之一部分。
唯当和合自然与人生，乃见生命之真，乃见生命之大。故自然与人生，实可分而不可分。亦如天人内外之可分而不可分。
然生命之真实而重要者，乃情，非欲。亦如饮食，不经消化无营养，反滋疾病，转致死亡。
故物质建设，仅以供人之欲，以今语言，当称文明，不称文化。物质文明愈发展，人欲日增，人情日减。欲日浓，情日薄。近代人类文化大患即在此。未有电灯自来水之前，人类早有喜怒哀乐。
自有电灯自来水以后，人之喜怒哀乐未必有进，或转有退。自有枪炮核子武器，杀人之欲乃大增。纵言享受，饮食解饥渴，非享受，知味乃享受，但极微末。电灯下之享受，未必胜于油灯下。饮自来水，亦未必胜于掘井而饮。喜怒哀乐之深厚广大，始是真人生，真享受。物质条件特其手段工具，与享受尚隔一层。
西方宗教信灵魂上天堂，亦从外面环境上打算。苟使灵魂在天堂，并无喜怒哀乐之情，则转不如尘世人生之有此享受。即下地狱，有哀有怒，亦真人生。无哀怒，亦即无喜乐，不能分别以求，只有喜乐，而更无哀怒。如饮食，甜酸苦辣咸，五味亦只一味。无苦无辣，亦不成味。亦如生必有死。灵魂上天堂，无死即无生。中国人懂得真人生，遂无其他民族一切宗教之产生。
中国人生最重礼。而事死之礼，更重于事生之礼。父母之丧，有哭有踊，哀之至矣。人生到此，非哀则不乐，极哀始是极乐。情之所至，又何哀乐之分。今一意求乐，不愿有哀，斯则所乐唯在物欲上，断非人情。
孔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德即性情。违性非情，更何有德。孔子又曰：“志于道，据于德。”根据人性乃见大道，生命大道即在性，在情，在德，而一本于自然。故曰天命。孔子又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之生命，亦附随于其身。孔子之德，上同于天，下同于古今亿万世之人类，并广同于宇宙万物，斯则桓魋所无奈何。
鲁叔孙豹已先孔子言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三不朽。功、言不朽易见，德不朽则难指。唯善读中国书，善观中国社会，则其事亦易知。此诚我民族文化一最大特点，其他民族知不及此。耶稣言“我将复活”。复活与不朽不同。埃及木乃伊不朽，但终不复活，亦并非中国人所言之不朽。
木乃伊只躯体不朽，非生命不朽。耶稣之复活，则指躯体复活。德、功、言乃在大生命中不朽，非指物体之不朽。西方人只在物体上求不朽，躯体不能不朽。乃求灵魂上天堂，其视灵魂亦几下同于物质。
中国人分言魂魄，魄即躯体之灵，人死躯体朽，则魄亦落地而尽。唯魂气则不随体魄俱尽，而能无不之，则魂即是气。孔子已死，而孔子生前所立之德、功、言则化为气，尚流行广被于宇宙间，常存在于大生命中，故谓之不朽。
道家以气言道，偏重在万物和合之大生命言，故曰：“失道而后德。”此犹言万物大生命失落而降为人类之小生命。其实人类小生命即从宇宙万物和合之大生命来，而此大生命则仍在小生命中见。由人生即可见宇宙大自然，由一人之德，即可见人类共通之大生命，如孔子是矣。
故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孟子曰：“尽心知性，尽性知天。”天由性见，性由心见，此心有明德，明明德于天下，此即由小生命扩大而为大生命。人可以知天，亦可以合天，并可以同于天，此乃儒家义。
中庸言：“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宇宙大自然，乃大德之敦化。人文化成，则小德之川流。至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以至孔子之时，此尤德之小者，然亦大德敦化中之一斑一点。小德大德，同此一德，孔孟儒家专从人文化成上言。
墨子始推之于天，然而转失人文之深趣。庄老又推而言气，其于大德敦化之宇宙大自然，若更接近。然于川流之小德，则转更失之。孔子之言游于艺，礼乐教化，治国平天下，皆属艺。墨家于艺不如儒，而道家更主无为，以浑沌治天下，则于艺更远。
邹衍为阴阳家，继儒道两家而和合言之，分宇宙万物为五德，其实仍此一德。分空间为东南西北，分时间为春夏秋冬。而分中仍必有合。在此东南西北春夏秋冬之四分中，仍各有一中，则为五德。总之是一道，亦可谓只是一变动。一切变动仍同是一道。随时变，随地变，而此道则终是不变。
只是此道在变动中。此即宇宙自然一大生命。外言之则曰道，内言之则为德。在人言之，则为其性情与行为。人类之一切性情行为，总超不出宇宙万物大自然之外。中国人之宇宙观与人生观乃如此。
唯儒道两家之所言，常盘旋沈浸于高级知识分子之心中。而阴阳家言，则衍散流布于下层社会，而展演出今人所谓之种种迷信。
要言之，阴阳家言，虽亦以道为本，而终不免偏于艺。儒家言礼乐，实亦一艺。故阴阳家言更近于儒，而于道则较远。如言治平，而旁及于四时万物，如吕览十二纪，淮南时则，小戴月令，皆是。
下至民间医药铅汞神仙之术，以及相面算命之类，皆阴阳家言之引伸。其实西方宗教，歌颂祈祷亦一艺。科学家种种制造发明，亦皆艺。中国科学则尤与阴阳家结不解缘。孔子言道，必先据德依仁，乃始及于艺。汉儒多杂阴阳家言，终多游于艺，而于德与仁之意境，则不免渐趋于疏远。
宋儒直探性命之本，乃为更切于德与仁之道，而于艺则较疏。如邵康节，乃摈不立于理学之正统。道艺之分，德术之别，其义深远，暂不详阐。
今以西方哲学言，必争心一元，或物一元。若谓中国有哲学，则当称德性一元。谓西方哲学必分宇宙观与人生观，则中国哲学每为天人合一观。如朱子论理气，皆兼天人言。实则中国人言心性，亦多兼指天人言。如言天性天心是也。
故又言天道天德。道德心性是一，则天人亦是一，不可分。总之，实同一体，而其体变动不居，故谓之道。何以一切万有变动不居，而能和合成一道，则由其同一德。同一道同一德，而可有种种相异，阴阳家又分之为五德，又分之为阴阳之两道。其实众异仍是一同，此乃中国人见解。
以西方科学言，西方人既言自然科学，又继之言人文科学。实则如电灯自来水，皆属人文，不当属自然。孔子所谓之游于艺，此一艺字，即可包括一切西方科学之发明在内。不当外于人文而有艺，则亦不当外于人文而有所谓自然科学。
周官言“正德、利用、厚生”，此可举为一切科学之主要纲领。西方科学仅知利用，而不言正德。不知所以正德，即亦不知所以厚生。故西方科学虽重利用，而并不能厚生，以其不知有正德也。何以谓其不知正德？即据其发明种种杀人利器言，即可为其明证。
生则必有死，亦必有杀。阴阳家言，春夏富生气，秋冬富杀气，东南富生气，西北富杀气。故言东方之人仁，西方之人义。仁为生德，义则兼杀。中国人言人生，亦非仅主生，不主杀。情中有怒，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何尝必避杀。
孟子曰：“唯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言不嗜杀，亦见人生不能绝不杀。唯杀道当本于生道，故孟子兼言仁义，而孔子尤特言仁，亦见其深义所在矣。今若谓中国人之天时地利在东方，故其文化精神更重仁。
西方欧洲人之天时地利，其文化精神偏于义。各得一偏，而不能相缺，此亦未尝不可。继康德而起者，德国有哲学家黑格尔创为历史哲学，谓日出东方没于西，故人类文化起于远东中国，西及印度阿拉伯，乃及西欧，而德国为其最高之归宿。
彼不知德国后尚有俄罗斯，又不知日没于西，又出于东，天运循环，则中国又当为人类新文化之再开始。其所拟议，岂不较两千年前中国阴阳家言尚远逊。以其存心偏，只据各自小生命为出发点，则宜其无当。
孔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生杀亦两端，亦可谓道艺亦即两端，又可谓仁义亦两端，执两用中之深义诚大值探讨。
人道有死有杀，死为自然，杀属人文，实则仍为一体。故七情中有喜亦有怒，有乐亦有哀。大抵见杀则怒，见死则哀。中国人于七情中最戒怒，因怒近杀。不讳哀而戒其伤。孔子曰：“小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因伤亦具杀意，故亦戒之。
西方文化则杀气似多于生气。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皆寓杀气。又言人生原始罪恶，世界必具末日，则可怒亦可伤。乃以天堂极乐补偿其缺憾。中国人则即此世界可有怒亦可有哀，能少杀，能不伤，斯止矣。
中国人于七情之外又言怨，有怨怒，有哀怒。孟子曰：“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有怒而不能发泄，斯怨矣。中国诗人屡咏怨妇怨女，女性多情，有哀而不能泄，斯有怨。不怨天，不尤人，不怨于外，而只自怨其内，斯亦止矣。凡有情不能伸，则有怨。
喜乐与爱皆伸于外，故无怨。有怒，有哀，有恶，而不能伸，则怨。怨不伤人，能不自伤亦止矣。苏轼记吹箫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此亦人生中可有之一境界，唯当同情。中国人之人生哲学，常运用在人情上，无人情，斯亦无人生。
修心养性，亦修养此情而止，岂专在外面物质上用心，斯所以谓之正德。即及于物，亦必言德。中国之文化深义即在此。今吾国人，外患迭至而不能御，能知哀怨亦可矣，乃一意唯喜乐之求，一若唯喜唯乐乃能得救。
喜乐不可得，乃转而为怒。不能怒于外，而转怒于内。不能杀敌御侮，转而自杀。此七十年来国人之死于内战，死于政治压迫者又何限。斯诚至可悲悼之极矣。亦可谓浅见薄情之至，夫复何言。中国古人见之，当叹成何气象？言念及此，不觉心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