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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广分治”与吴晋岭南政治地理格局 鲁 浩 黄武五年“交广分治”的契机是士燮之死，深层原因则是为实现岭南地区的行政合理化和提升交阯地区的军政权力，以便有效防御蜀汉的进窥。之后不久复旧，直到永安七年复分交州置广州。随着分治的进行，吴对交阯三郡的统治由依靠土豪维持粗安局势，转变为压制地方豪族并通过强力手段将郡县体制推向“蛮夷”控制区。“交广分治”的最终实现，使岭南形成了双中心政治地理格局，同时吴晋又通过都督区的设置不断调整岭南的军事重心，以图实现对岭南的有效控制。 作者鲁浩，1990年生，历史学博士，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学府大道589号，邮编330038。 汉平南越后，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设交阯刺史部统监岭南，东汉末改交阯刺史部为交州；至建安十五年（210）孙权以步骘为交州刺史率众南下，自此吴大体控制了交州。吴时岭南政区的调整主要是“交广分治”：黄武五年（226）分交州置广州，不久复旧；永安七年（264）第二次分交州置广州，“交广分治”最终完成。 汉末吴初之际，苍梧士燮任交阯太守，“在郡四十余岁，黄武五年，年九十卒。权以交阯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即吴第一次分交州置广州，恰在士燮卒后。徐俊明、徐晓梅敏锐地注意到此点，认为此次“交广分治”在于削弱士燮家族的势力，此后学界基本沿用了这一观点。两件事几近同时发生，其中必有关联，但这是否可以构成“交广分治”的主要和唯一原因，值得怀疑。因为剥离士燮之死这一偶然事件，就可发现孙权所谓的“交阯县远”或非托词。据此，笔者以为如将黄武五年“交广分治”置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加以分析，或能加深对该问题的理解。永安七年吴复分交州置广州，使“交广分治”最终完成，最主要的变化在于龙编（故址在今越南北宁省顺城县青姜社）上升为岭南南部的政治中心。继而试追问：这一变化对交阯三郡地方社会乃至岭南政治地理格局有何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即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以期深化对吴晋时期岭南地方政治演进的理解。 东汉末，苍梧士燮任交阯太守。汉末吴初，因局势动荡，士燮又表其诸弟出任南海、合浦和九真太守，从而发展为岭南地方的一股重要势力。吴控制交州后，士燮继续任交阯太守。黄武五年（226），士燮卒，预示交州政局当发生较大变动。《三国志·吴书·吕岱传》载： 交阯太守士燮卒，权以燮子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以校尉陈时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为刺史。遣良与时南入，而徽不承命，举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可知，士燮死后吴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遣陈时出任交阯太守，以士燮之子士徽为九真太守；二是分交州置广州。简言之，对人事和政区均进行了调整。另据《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士燮任交阯太守40余年，卒后，吴“遣陈时代燮为交阯太守……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发宗兵拒良”。根据此条，士徽欲袭任交阯太守，而吴以陈时代之，因此士徽抗命。换言之，士徽叛乱的关键在于吴和苍梧士氏对交阯太守任用权的争夺。士燮担任交阯太守数十年，士氏家族在当地必然形成了强大的关系网络。因此，孙权企图通过人事调动消除士氏家族对交阯郡的世袭控制，同时也可削弱士氏家族的势力。这种通过更换人事的方式来剥夺地方家族对州郡控制的事例，在六朝岭南多次出现。刘宋时交阯杜氏祖孙三代世袭交州刺史，至杜弘文时被征入朝，宋文帝“以廷尉王徽为交州刺史，弘文就征。会得重疾，牵以就路，亲旧见其患笃，劝表待病愈”。宋廷征杜弘文入朝，就是为终结杜氏对交州的长期控制。相反，在黄武五年若欲通过调整政区来削弱士氏家族，实际上难以实现。《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领九真太守，弟武，领南海太守。”但是，“武先病没”。朱符被杀约在建安元年（196）或二年，其时士氏最盛，控制交阯、合浦、九真和南海郡。建安十五年（210）步骘入交后，寻将州治自苍梧广信迁于南海番禺，某种程度上就是为躲避交州地方势力对州治的影响。当时士武当已病卒，否则步骘不会迁治番禺。士壹何时离任合浦太守，难知。据《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载：“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阯太守。”步骘入交后，薛综曾任合浦太守，且吕岱征讨士徽时是“自广州将兵昼夜驰入，过合浦”。这至少说明黄武五年时士壹已不担任合浦太守，否则吕岱自合浦入交阯不可能达到奇袭士徽的目的。据此，“交广分治”时士氏家族至多还控制交阯、九真太守职位。另外，胡守为认为“交州的重心在苍梧、交趾，士燮老家在苍梧，又长期当交趾太守，这两处正是士燮家族根深蒂固的地方，容易左右局面”，因此通过分治将苍梧划属广州，交阯隶交州，可削弱士氏的影响。但据《异苑》载，士燮“汉末死于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雾，灵异不恒”。此条虽有神异色彩，但不至全虚，至少可知士燮死后当是葬于交阯。另外，吕岱围攻龙编城时，士徽“兄祗，弟干、颂等六人肉袒奉迎……壹……匡后出，权原其罪，及燮质子廞，皆免为庶人”。这说明士氏家族主要成员均聚居于交阯。而苍梧广信却不见士氏有丝毫活动。结合上述两条，笔者推断汉末士氏家族或已迁居交阯。进一步而言，当时士氏家族的影响当主要在交阯及以南地区。据《晋书·地理志》载：“吴黄武五年，割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立广州，交阯、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但据上引《三国志·吴书·吕岱传》乃分“海南三郡”为交州，陈建梅也认为交州辖交阯、九真、日南三郡。无论如何，当时士氏控制的交阯、九真郡均划于交州辖下。一般而言，朝廷通过削夺支郡、县或将同一势力范围分属不同政区，确可限制地方割据，但黄武五年（226）仅凭“交广分治”显然难以起到削弱士氏家族的作用。因此，分治的主要原因当不在此。上引《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孙权分交州置广州是因“交阯县远”，当细加考量。岭南地区东西辽阔，特别是交阯及以南地区深入中南半岛，南海番禺和交阯龙编间的联系，多由西江上溯至郁林、再经北流江和南流江转至合浦，继而浮海至交阯。路途不仅遥远，且南流江、北流江流域尤其凶险，《太平寰宇记》云：“鬼门关，在北流县南三十里……晋时趋交趾，皆由此关。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又交阯与日南间路程亦远，晋时交州刺史陶璜谓：“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而番禺偏在岭南东部，这使交阯、九真、日南三郡和州治间的政务联系相当不便。另外，岭南地区人群复杂，在地豪族势力强盛，不易治理。吴初薛综描述岭南的概况是：“土广人众，阻险毒害，易以为乱，难使从治。”两汉时期，以关中和伊洛为统治核心，对岭南地区不甚重视，但孙吴建基于江左，统治地域相对狭小，为巩固统治以便能与曹魏政权争衡，就需发掘疆域内的统治潜力。在此情况下，吴时划小原交州辖域，以便集中统治力量，加强对南部三郡的治理和有效压制地方俚僚，在交阯地区设置新的统治中心实是形势使然。此外，魏、蜀、吴三国关系的变化也促使“交广分治”。建安二十四年（219）吕蒙袭占荆州后，吴、蜀两国已呈敌对关系。章武三年（223）刘备病逝，随后蜀南中地区发生大规模叛乱，孙权乘机“以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蜀丞相诸葛亮平南土，阐还吴，为御史中丞”。吴利用刘璋父子在益州的影响力，企图招降纳叛，进一步扰乱南中局势，直至诸葛亮平定南中，刘阐才返吴。而针对交州，蜀也早有动作，《三国志·蜀书·李恢传》载章武元年（221），“庲降都督邓方卒……遂以恢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住平夷县。”这表明蜀对吴控制下的交州有领土需求，恰如刘淑芬所谓吴蜀双方“于对方的领土都存觊觎之心”。因此，大概自建安二十五年（220）起，吴、蜀在西南边疆地区展开了全面对峙。黄武元年（222），吴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蜀，随后刘备去世，双方均表现出了改善关系的意愿，但无根本变化。《三国志·蜀书·邓芝传》载，章武三年刘备崩于永安，诸葛亮“乃遣芝修好于权。权果狐疑，不时见芝”。当时蜀国有新丧、实力大损，蜀对吴不乏防备，吴对蜀更是多有猜测。其后，诸葛亮大规模征伐南中也并未缓和双方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紧张局势，《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建兴三年（225）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措置如下：改益州为建宁，以李恢为太守，加安汉将军，领交州刺史，移至味县。分建宁、越巂置云南郡，以吕凯为太守。又分建宁、牂柯置兴古郡，以马忠为牂柯太守。由上可知：一是蜀并未废止李恢所领交州刺史一职，且将驻地由平夷县（治今贵州毕节）南移至味县（治今云南曲靖）；二是增置兴古郡。这两项措置值得玩味，建宁郡治南移或有加强对南中控制的目的，但李恢依然带交州刺史一职，则说明蜀并未放弃对交州的觊觎，至少在名义上仍将交州归于蜀。另外，兴古郡治宛温（今云南丘北县南），核心控制区域恰在盘龙江上游，由此循盘龙江河谷可直达交阯，即所谓进桑道，东汉时马援征交阯就循此道，汉末避难于交阯的刘巴、许靖等人北上蜀中亦由此道。可以说兴古郡与交阯之间联系甚为便利，晋初交州刺史陶璜描述二者间的关系为：“兴古接据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相互维卫。”因此，诸葛亮的这两项措置看似是为整饬南中局势而为，但也无形中在交阯西北布置了南下基地。对此，吴不可能无所察觉。那么，提升交阯地区的军政权力，以便凝聚区域统治力、增强防御能力就成为必然选项。综上，吴初交州辖境地域广阔，南部三郡深入今中南半岛，而州治番禺偏处东部，造成行政和管理上的不便，且吴为增强国力，就必然注重对岭南的开发，这使“交广分治”已成必然。另外，自建安末吴蜀交恶，蜀对交州领土的觊觎日趋明显，吴蜀双方在西南边疆的对峙，明里暗里一直在持续，这也迫使吴提升交阯地区的军政地位。可以说，吴控制岭南后，内外因素的交织已使“交广分治”成为一项必然措置，绝非以削弱士燮家族为主要目的。至于分治为何恰在士燮死后推行，当是牵涉分治后交州刺史的人选问题，当时士燮在岭南“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步骘入交后士燮主动归顺，南中叛蜀时，“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权益嘉之”。可知，无论是士燮在交阯的影响力，还是对吴的忠顺以及在吴蜀对峙中发挥的作用，如提前实行“交广分治”将使士燮成为分治后交州刺史的不二人选，这显然非孙权所乐见。据此，可以说士燮之死为吴的“交广分治”提供了契机。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黄武五年（226）“分交州置广州，俄复旧”。吴取消分治的具体时间无载，《建康实录》记士燮卒于黄武五年冬十一月，另士徽叛乱时，交阯桓氏“攻之数月不能下”，那么分交州置广州至早在黄武六年（227）。而后，吕岱率军平定叛乱，“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至黄龙三年（231）吕岱离任北返。由此言之，吴取消分治的时间在黄武六年至黄龙三年间当大致不误。虽然“俄复旧”的原因难知，但从孙权称帝的系列事件中可寻得些许线索。孙权称帝后，具有“内心急于统一全国、宣威四夷之意，实质是'建帝王之号以图天下’思想的产物”。具体表现就是黄龙元年（229）遣使辽东，二年派卫温、诸葛直浮海取夷州及亶洲，在交州则是遣使往中南半岛诸国。菊地大认为这数件事，其实已成为“孙权皇帝即位后进行的对外政策的基础”。可见，孙权企图通过展现积极开拓的态势以为新政权的建立作政治宣传，而州级政区的增置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但几乎在同一时间废止新置的广州，这似与当时的整体政治氛围不相协调。细绎之，或与当时吴蜀盟约的签订有关，黄龙元年六月蜀遣卫尉陈震庆孙权登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造为盟曰：……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由上可知：一是吴、蜀重新确定了双方实际和名义上可支配的领土范围；二是通过盟书确立了吴、蜀之间的联盟关系。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孙权对“天下”的分割是以汉十三州为基础，这或显示吴、蜀继承的乃是汉的遗产，明确了灭魏之后的土地归属，在此情况下故汉的州名具有了实际意义。因此三国并存时期，相较于魏对州级政区的调整，吴、蜀的州级政区始终没有变化。另外，盟约承认了吴、蜀各自的实际控制区域，同年蜀解除了李恢所带交州刺史一职，从而消除了交阯三郡的外部威胁。吴、蜀盟约所具约束效力和交州西北边境实际威胁的解除，很可能是吴废止广州的重要原因。另外，交阯、九真和日南三郡内部的社会环境也使分治难以一蹴而就。吴初薛综曾列所见，汉末日南太守黄盖“挝杀主薄，仍见驱逐”；九真太守儋萌杖杀功曹番歆，“歆弟苗帅众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番氏当属南越姓氏，胡鸿推断番歆、番苗兄弟当是九真地方豪族，大致不误。这说明至汉末吴初岭南地方豪族已充斥于郡府之中，且从日南、九真郡吏能够攻逐官长来看，当时地方豪族显然控制了一定的武力。换言之，汉末吴初之际交阯三郡地方豪族势力强劲，能够左右地方局势。吴初，吕岱征伐士徽时曾言：“今徽虽怀逆计，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潜军轻举，掩其无备，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婴城固守，七郡百蛮，云合响应，虽有智者，谁能图之？”这提示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吕岱攻灭士氏注重的是袭其不备，惧怕的是岭南当地族群的云合响应；二是“七郡百蛮”是岭南地方社会中的重要人群。实际上，汉吴时期江南腹地的地方豪族或由“蛮酋”转化而来，抑或与地方“山贼”多有勾结，由此进一步增强了地方豪族的力量。同时，岭南当地族群人数众多且相当活跃，直至吴末交阯将吏述交阯郡周边云：“郡有山寇，入连诸郡”，即作为南疆后进地区，岭南大量当地族群长期游离于政府编户之外。据此可知，交阯三郡地方豪族通过进入地方政府和联结当地族群，成为一股强大势力；同时，当地族群长期未被纳入郡县体制之内。这种现实状况和岭南独特社会结构的交织，使吴若不长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显然难以实现大的改观。因此，吕岱虽通过武力将士氏家族消灭，但也遭到以交阯桓氏为代表的地方豪族的激烈抵抗，且吴一时难以投入众多力量，这或许是吴恢复原有建置的部分原因。据上，吴废广州入交州以“复旧”的时间很可能在黄龙元年（229）。因为吴、蜀盟约的签订消除了交阯地区的外来威胁，且交阯三郡地方豪族势力强劲、当地族群众多，吴当时无法投入大量统治力量对其加以压制。可以说，上述吴蜀关系和交阯三郡社会实态的相互交织促使第一次“交广分治”不了了之。经吴初吕岱军事打击后，交阯三郡的地方豪酋并未消沉，尤其是赤乌十一年（248），“交阯九真夷贼攻没城邑，交部骚动”。显然此次是大规模动乱，而吴以陆胤为交州刺史，“引军而南，重宣至诚，遗以财币。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陆胤处置此次事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虽宣以诚信，但实质是以财货加以笼络；二是“贼帅”众多，但无具体措置，地方酋豪势力并未被消解。该事件及其处置方式当非个例，而是显现了吴维持交阯三郡粗安的策略。直至吴末“吕兴之乱”的爆发，《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载，永安六年（263）“五月，交阯郡吏吕兴等反，杀太守孙谞……七年秋七月，复分交州置广州”。“吕兴之乱”实是以交阯、九真二郡豪族为主体，孙子荆《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云：“又南中吕兴深睹天命，蝉蜕内向，愿为臣妾。”张铣曰：“南中，岭南也。”谓“南中吕兴”，那么吕兴当即交阯人。另外，《华阳国志·南中志》述吴军攻破龙编城时称，“交趾人广野将军王约，反应陶璜，以梯援外。吴人遂得入城……即斩稷长史张登、将军孟通及炅，并交趾人邵晖等二千余人……（九真）功曹李祚，见交趾民残害，还，遂率吏民保郡为晋”。可知，参加叛乱的王约、邵晖同是交阯人，李祚当是九真人。这些人均是交阯、九真将佐，李氏则是交州大姓。若推断不误，上述数人当均属地方豪族，这说明当时充斥于郡县衙署中的地方豪族，可以影响乃至控制地方局势。吴末“吕兴之乱”，引发了吴与魏、晋对交阯三郡的争夺，为此吴投入了大量军力，从上引吴军破城后“交趾民残害”推断，此次事件中交阯豪族当是受到了沉重打击。永安七年（264），吴第二次分交州置广州，显然是因应交阯叛乱而采取的措施，可应当注意的是此次“交广分治”最终被固定下来，以及吴在收复交阯三郡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晋书·陶璜传》载：“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险，夷獠劲悍，历世不宾，璜征讨，开置三郡，及九真属国三十余县。”建衡三年（271）吴平交阯后，以陶璜为交州刺史，可知陶璜在任曾凭借武力对地方酋豪加以讨伐。《宋书·州郡志》载：“武平太守，吴孙皓建衡三年讨扶严夷，以其地立。”武平、新昌二郡治相距甚近，可能原均是“扶严夷”聚居地。另据《交州外域记》载：“九德县属九真郡，在郡之南，与日南接。蛮卢舆居其地，死，子宝纲代，孙党，服从吴化，定为九德郡，又为隶之。”九真郡南部原被卢姓“蛮酋”控制，后以其地改置九德郡，从上引《陶璜传》可知九德郡之置也是陶璜讨伐的结果。可知，吴重夺交阯等地后，陶璜在交州采取的措施是：以武力为后盾，将原来由豪酋控制的地域强制改置郡县。综上，相较于赤乌十一年（248）陆胤平定交阯叛乱，没有采取大的军事行动、注重以财货笼络地方酋豪，以图维持粗安局面，永安七年吴因应交阯叛乱再次分置广州，且因晋军介入，而投入大量兵力，顺带打击了交阯豪族，夺回交阯三郡后，开始通过武力手段将原酋豪控制区域强制纳入郡县体制。《宋书·州郡志》载，永安七年（264）“及分为广州，治番禺，交州还治龙编”。“交广分治”的完成，使番禺成为广州治所，龙编定为交州治所。《晋书·地理志》载：“复以前三郡立广州。”据此广州当领南海、苍梧和郁林三郡，但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载，天纪三年（279）郭马据南海反，孙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领及合浦、郁林诸郡兵，当与东西军共击马”。时陶璜任交州刺史，理应率领交州兵，但孙皓令加领合浦、郁林郡兵，这说明合浦郡本不在交州辖内。因此，永安七年分治时合浦郡或属广州，交州所辖当是交阯及以南诸郡。自此，龙编成为岭南南部地区的政治中心。这种双中心格局在军事上也得以确立，建衡三年（271）陶璜平交阯后，“皓以璜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晋灭吴）帝诏复其本职，封宛陵侯，改为冠军将军”。可知交州成为独立都督区，晋灭吴后陶璜留任，并无变化。而在广州，上引郭马反时“攻杀广州督虞授”，则至晚天纪三年前，广州也已自成都督区；稍后，滕修南下平叛，被任“使持节、都督广州军事、镇南将军、广州牧以讨之……（晋灭吴）诏以修为安南将军，广州牧、持节、都督如故”。晋灭吴后滕修留任，广州都督区依然存在。据此可知：吴末晋初之际，交、广州各为都督区，且无隶属关系。吴晋之际，岭南军政双中心格局的形成，有利于相互牵制和支援，有效处置地方动乱。对此陶璜曾阐释，交、广“二州唇齿，唯兵是镇”，即交、广州有唇亡齿寒的关系，相互支撑才可维持局势稳定。这在“郭马之乱”中得到了验证，时滕修和陶璜率军分别从东、西道南下，据上引又“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领及合浦、郁林诸郡兵，当与东西军共击马”，以对广州南北夹击。另据《晋书·吾彦传》载：“会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彦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在镇二十余年，威恩宣著，南州宁靖。”陶璜卒年不详，但《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晋末宁州蛮夷叛乱，宁州刺史王毅“故吏毛孟等诣洛求救，至欲自刎，怀帝乃下交州，使救助之……交州刺史吾彦，遣子威远将军咨以援之”。王毅卒于光熙元年（306），则毛孟到达洛阳至早在永嘉元年（307），交州遣军至早在永嘉二年，该年吾彦还任交州刺史。若以吾彦任职20年计，其当至迟在太康九年（288）到任交州。另外，“南中都督”仅此一见，南中通常指今云南、贵州大部和川西南部分地区，两晋南朝于其地置宁州，但成书于魏晋时的《南中八郡志》述及交州地区，另上引《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有“南中吕兴”，吕兴时任交阯郡吏，张铣注“南中，岭南也”说明在晋唐时人的观念中，“南中”并非明确的地理概念。因此，“南中都督”所辖区域就需重加考订：一是吾彦任交州刺史，那么交州必在南中都督辖下。二是晋于泰始七年（271）分益州置宁州，太康三年（282）废入益州、立南夷校尉府，至太安二年（303）复置。宁州新置后当不在南中都督辖下，因为督府对属州有征调和使用兵众的权力，而上引《华阳国志·南中志》吾彦出兵需诏准。另外，太康三年后南夷校尉领兵持节驻南中，似也不应属南中都督统辖。三是据《晋书·滕修传》，广州牧、都督广州军事滕修“太康九年卒”，这与上考吾彦出任时间几近契合。综合上述几点，笔者推断南中都督或另辖广州，即陶璜、滕修相继去世后，吾彦所任“南中都督”，统辖交、广二州。吾彦以南中都督统辖交、广二州，或显现了晋武帝岭南政策的变动。晋灭吴后，大体是以吴旧官员陶璜、滕修留驻岭南，且保留了岭南的州郡兵，在统治方式上显示出一定的独特性。这一政策的出现或与晋希图维持岭南的粗安局面有关，因此以富有岭南统治经验的吴时岭南旧官员留任。广州刺史滕修卒后，继任者无明载，但《晋书·嵇绍传》载，永兴二年（305）“属陈敏作乱，江扬震荡，南越险远，而广州刺史王毅病卒”。王毅原为吴苍梧太守，后跟随滕修一起降晋，很可能是继滕修为广州刺史。但是，这种始终以留守旧官员控制岭南的局面绝非晋的主观意愿，吾彦的出任或许就是为了加以改变。吾彦虽是吴降将，但入晋后曾任金城、敦煌、雁门太守，顺阳内史，迁员外散骑常侍，长期在北方任职，且本传载有晋武帝向其询问江东名望之事，这与太康年间吴地人士少有北上、多任职本地，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段经历使晋廷和吾彦的关系，显然与始终留守南方的吴人不同，因此晋武帝以其为南中都督很可能有制衡岭南旧吴官员的意图。至永嘉初，吾彦去职后，出任交州和广州刺史者不见带都督衔，在军政上恢复了双中心格局。时中原政局已乱，岭南的双中心政治地理格局转而助长了地方割据，交阯及其以南地区深入中南半岛，北有十万大山与广州相阻隔，进入交州多由合浦走海路，甚为不便。因此，两晋交替之际，交州土豪梁硕借助山川形便的优势，通过私自迎立陶咸、修湛等人出任刺史，自己专断州政。梁硕此举虽与中央变乱有关，但也借助于交州自成一州，可通过自立刺史以凝聚势力，来维持交阯以南地区的半独立状态。 综上所述，吴黄武五年（226）“交广分治”的目的，是为实现地方行政的合理化和提升交阯地区的军政权力以抵御蜀汉进窥，而非以往所谓削弱士燮家族势力，但士燮之死确为分治提供了契机。随着吴、蜀关系的改善，特别是黄龙元年（229）双方订立盟约后，交阯三郡的外部威胁已消除。另因交阯三郡内部地方豪族势力强劲，当地族群众多，且未被纳入郡县体制之中，吴在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情况下难以实现大的改观，时势和社会结构的交织最终使吴废止广州。永安六年（263），吕兴据交阯叛乱，吴于次年复分交州置广州。在此之前，交阯三郡大体处于地方豪族支配之下，中央政府少有强力干预，但经“吕兴之乱”和吴晋对交阯的争夺，至建衡三年（271）吴重新控制交阯三郡后，开始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压制地方豪族和在酋豪控制区置郡县等方式，企图将地方势力强制整合进国家统治体系。“交广分治”的最终完成，使岭南形成了双中心政治地理格局，可使东西相互应援和牵制。同时，通过都督区的设置来调整岭南军事重心，以便加强控制。 吴两次“交广分治”的进行，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反映了魏（晋）、蜀、吴间关系的变化、交阯地方势力与中央的博弈，以及交阯三郡地方权力构造的剧烈变动。分治的完成使岭南形成了双中心政治地理格局，对吴晋以降岭南地方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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