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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几年书的人都有一点阿Q精神，偶尔显摆一下自己的藏书。我的藏书不算太多，当然也不算太少。有一种错觉，认为藏书多，必定读书多。那真大错特错。任何一位读书者或不读书者，读书与藏书都可能大相径庭。有人读得多，藏得少；有人藏得多，读得少。常见一种怪现象，很多附庸风雅的胸无点墨者，喜欢在办公场所和居室置办高档书橱，放满经史子集，虽然从不翻阅，但作为办公或出镜背景，的确增色不少。我大约从毕业工作开始积攒书籍，谈不上收藏，只能算积攒。收藏带有刻意，积攒多半随意、偶然。因为毕业文凭低的缘故，虽然也参加了高考，但考上的不是大学，而是中专，在我老家鱼目混珠了十几年。乡亲们误认为只要高考及第，转城里户口，就都是大学，不分什么中专、大专、本科。还有一种误解，也让我遮丑了十几年。当时认为初中毕业考上中专叫小中专，高中毕业考上中专叫大中专。大中专常被误读为大专，其实，与小中专几乎没有区别，都是同一学力。不费吹灰之力，更不需要专门吹嘘、蛊惑，我就让人高看。有好几次，我甚至暗暗窃喜，这样的免费贴金，让我以大专学历荣光着。无论怎么说，在别人眼中，也算受过普通高等教育。别人的误读，有时也让我心虚。毕竟是纸老虎，不是真老虎，筷子一点就破。就是别人不点破，时间长了，误读也会逐步消除，让人看清真面目，越来越无地自容。毕业后到机关，头几年觉得中专也不算太差强人意，总比部队转业没学历强。时间长了，大专生、大学生每年都涌进一拨，虽然是我的后辈，但使我越来越感到自愧弗如，矮人一等，于是不得不奋发，获得高一点的文凭。当时混文凭的途径很多，夜大、职大、电大、函大，不一定需要真学习，考试老师划划重点，走走过场，文凭就发下来了，调资、晋级、提拔都承认学历。我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不想混文凭，想拿个稍微硬朗一点的文凭。那时流行一句很时髦的词，叫做“知识大爆炸”，好像也是外国传来的舶来词，会上、文件里到处用。现在回想起来，根本不是什么“知识大爆炸”，而是“文凭大爆炸”、“职称大爆炸”。尘埃落定以后，一下子冒出那么多大专生、本科生，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最可笑的，还有什么政工师。我搞不明白，这个职称是谁发明的，最大的好处是让没有什么专长、靠磨嘴皮的人也能评上职称。全民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一下子改善很多。 
我选择了自学考试，拿文凭稍微难了点，但考试是真考，也没有老师划重点，必须真学，死记硬背，多少能学到点专业知识，也能让我的面子过得去。积攒书籍也从那时开始，最初积攒的都是自考大纲和辅导教材，考过的没考过的，都舍不得扔掉，敝帚自珍，以为以后用到，可以随时翻翻。我中专学的是统计，自考就选了相近的经济管理，加上在工业部门工作，企图学以致用。从大专再到本科，一路自考，前后七八年时间，积攒的教材、教辅摞起来约有两米多高。没有书橱，就叠放在案头两侧，伏案读写时，如同埋伏于书山。书山有路勤为径。拿到南大发的自考本科文凭那天，晚上回家，打开台灯，回望垒起来的熠熠生辉的两座书山，回望七八年走过的自考之路，我似乎才对那句诗的恰切含义有了一点感悟。
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感受，似乎是一种失去目标的手足无措。读书学习的冲劲还在，如同开车刚下高速，一下子要从120码降到60码，惯性让你浑身不自在。除了上班，还该有新的学习目标。当时流行管理热，认为企业搞不好主要在管理。我所在的工业部门下辖十几家工厂，都在苟延残喘。县里大会、小会都讲管理，讲得越多，下面越不知道怎样管理。什么开源节流、迫降成本、堵塞漏洞、防微杜渐等等的新词，只要能与管理沾点边，都写进讲话稿。我自考学的经济管理，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迈，至少属于半个管理专家。于是，我开始埋头研究企业管理。市面上有很多管理书，美国的、日本的、德国的，眼花缭乱又手头拮据，不可能全买来研究，只能一本一本买。在书架上翻来翻去，我看中了美国出版的《成功之路》，这是我毕业后除自考教材以外的第一本藏书。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买了《成功之路》后，我才觉得袁枚说得不对，应该是“书非买不能读也“。我的的确确把那本《成功之路》翻了个底朝天，大约看了三四遍，觉得我们没有企业管理理论，外国人之所以很多方面跑在我们前面，不光是经济成绩，还包括理论研究。计划经济时，我们的工厂，虽然有一套“三老四严”的规章制度，那只是僵化的规则，不是鲜活的管理。我暗暗佩服，老外的确了不起，我们不能小觑和夜郎自大。其时，由于在管理方面满腹经纶，我被任命到一家工厂去做厂长。到那以后，我才知道老外的管理理论再好，在工厂一条都用不上。难怪当年红军五次反围剿，“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也抵不上一个毛泽东。我所在的工厂当时几乎停产，工人半年没拿工资，也没有多少订单，即使有订单也没钱买材料，有材料工人也不肯干，干了也是废品多、成品少，卖出去就亏损。解决这个工厂的问题，首先要找到资金买材料、发工资、恢复生产，其他都是空话。
我回去将那本《成功之路》撕得粉碎并付之一炬。烧书的烟糊味弥漫整个房间，开窗通风三四天才全部散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买过和阅读过企业管理书，但却天天与管理打交道。我在工厂七年多，不是在学管理，而是在摸管理。我干得还算可以，总算让原来苟延残喘的工厂活起来了，在上面获得了一点认可度。县里开企业管理会，让我发言讲讲成功之路。我不想发言，但县里硬要求发言。我是机关下去做厂长的，不发言有违命之嫌，于是硬着头皮上台发言。办公室秘书为我准备了个稿子，我看了都是报纸和报告上摘来的管理官话。我还是想讲实话，没有用秘书的稿子，而是自己写了一篇。我发言的核心是，洋管理和瞎指挥都不是管理，而是蛮干，盲人瞎马。真正的管理没有现成的版本，只在自己的摸索中。我的发言不太符合上面的口径，但却获得了同行的一致认可。有关领导听了我的发言后，批评我是缺乏管理理论的糊涂厂长。有人私下跟这位领导汇报，说我自学考试学的就是管理，能算半个专家。那位领导将信将疑，也没有深究。回到机关后，我开始迷恋文学。当时风行余秋雨，《文化苦旅》卖得很火，报上也有登峰造极的评论，记得好像是说达到了什么顶峰。文学界不像管理界，管理界多少还有点求实，文学界则什么吓人的话都能说得出口。不是他达到什么高度，就是你达到什么高度。现在想想，当初那些被吹得达到过什么高度的人，现在都已回归平常，甚至销声匿迹。即使曾发表过什么大作，也没有多少人再看。现在稍有点文笔的人，都爱瞎写点什么诗歌、小说、散文，大刊物上不了，就上小包纸，小报纸上不了，就上公众号，公众号上不了，就上自媒体，自媒体没人看，索性拿到抖音上去抖活，总有途径发表面世。迷恋文学以后，最大的坏处是钱不够用。看了几本文学书，就有写的冲动。当时做文学梦的青年很多，跟现在做创业发财梦的人一样多。写出头、写成功的却寥寥无几。我也想写出头，写出名，挣大稿酬，后来才知道不自量力。怎样才能写出头，有人说只要写得好，定能写出头，理论上当然很对，但写得好与不好自己说了不算，要编辑说了才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话害了不少人。
我买了很多世界名著，都是成套成套地买，还专门置办了书橱。一个书橱不够用，就又置办一个书橱。几乎疯狂了，出差、空闲、走路，一有机会就逛书店，一逛书店就买文学名著。买多了，根本来不及看。买时翻了几页，放到书橱后，就再也不想再看。买了那么多，真正读完的没几本，大多数放在书橱做做样子，制造书香门第的表象。韩寒曾在一篇文章里十分叛逆地说，他从不看所谓世界名著。这话虽很偏激，我初读时不敢苟同，现在越来越感到他没有瞎说。我不敢保证，那些文学大家，究竟有多少人阅读了多少世界名著，都无法说清楚。有的文学大家演讲是声称读过这个，读过那个，也许是真的，也许需要大打折扣。我的文学藏书在执迷不悟的那几年猛增，以至于三四个书橱都放不下。从执迷不悟中醒来源于一次杂志社之行。那是市文联办的文学杂志，不出名，发行量也有限，可是向这本文学杂志的投稿每天潮水泛滥。那天下午，我和一名文学青年有幸去杂志编辑部。门口的牌子跟吓人，编委会的名单也很冗长，进入以后与编辑闲聊才知道，所谓的编辑部就一个编辑。邮电局每天用麻袋向编辑部运送稿子，一个编辑根本看不过来，索性几乎不看。每月发表的稿子，都是从熟人、朋友推荐的稿子里选登，而且常为发表排期后推甚至根本发不了而恼人，自由来稿几乎没有机会发表。我顿时懵了，想到那么多像我这样的文学痴人，将稿子熬夜写好、改好、誊清，十分虔诚地装进信封，寄给编辑，最终的命运都作废纸处理，这是何等的悲催和残酷？离开编辑部，我再也没有向编辑部寄过一篇文学稿件，再也没有买过一本世界名著。我的文学藏书就此画上句号。我不想再做梦，还是想学点有用并且能挣钱的手艺。2002年，通过网上检索，觉得学法律，考司法考试，做个律师比较靠谱。于是，我买来司考用书，一头扎进去书堆。2003年，终于通过司法考试，取得律师执业证，接着就报考苏州大学法律硕士，以高分被录取就读。我的藏书中，法律用书比例增加。七年前搬新居，看看那些累赘的藏书，想卖给废品收购站，又不太舍得。老太婆说，在小区摆个地摊卖掉算了，前后摆了十几天书摊，都以原价售卖，都没有卖出基本。搬迁在即，没有多少时间再摆地摊，索性捆捆扎扎带到新居的地下室。新居只置办一个做做样子的书橱，象征性地摆几本挑选的常用书，其余的书籍都放置地下车库至今。如今，一部手机胜过十万藏书，纸质书没有多少保存必要。实在想看，打开手机，免费、收费的书几乎都有，付点小费，信手拈来，十分方便。书橱作为家具，除了摆设，藏书功能基本退化，再也不会汗牛充栋。
作者简介：刘文华，男，江苏三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苏州大学法律硕士，注册税务师，英语翻译，江苏省盐城市诗词协会会员，写作、阅读和音乐、运动爱好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