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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戴仁柱 同为割据时代，五代与东晋南朝有一个特别不同之处。东晋南朝特别重视社会共同体的力量，北府兵等就是明证，五代则特别仇视社会共同体的力量，无论后梁、后唐，都找一切机会摧毁河北的社会自生组织，而且手段也极其暴烈，这就是五代乱世集权胜于分权的原因。  猛将李存勖大破智将刘鄩  晋王与刘鄩可谓棋逢敌手，后者跟前者的父亲一样，在战场上有丰富的经验。李存勖曾评价刘鄩曰：“吾闻刘鄩用兵，一步百计。”[1] 几个月之后，他的话得以印证，当时刘鄩派了六人秘密到魏州沙陀营中，假装商讨投降之事。到达晋营之后，他们想贿赂晋王的厨师，在饭菜中下毒，但在他们找到合适的厨师前阴谋就已经败露了。[2]这说明，就算是晋王的厨房，在当时也非禁地。 李存勖承认刘鄩“长于袭人”，但也找到了他的弱点，即“短于决战”。[3] 是年秋天，刘鄩想攻下临清，截断晋军的补给，但被周德威阻拦了。当刘鄩的军队往南向黄河进发的时候，突然由进攻转为防御。刘鄩大军最后藏身在魏州东面的莘县（今山东莘县），几乎弹尽粮绝，他们不得不修建一条甬道，从莘县直通二十里外的黄河，以联通对岸友好的城镇，获得补给。[4] 在晋军的连番攻打之下，刘鄩已经有点招架不住了。除了反制对方的主动权外，李存勖还能提前预测到刘鄩的每一个行动。 刘鄩的军队与晋军一日数战，晋王忧心前线，于是亲自领兵，试图截断敌军的补给，并打击他们的士气。就在晋军攻打梁军的补给线，并开始取得成果之时，刘鄩却面临着梁朝廷对他的怀疑。 梁末帝就前线战略的细节提出质疑，认为目前的战法是“老师费粮”。刘鄩一系列模糊的回应让开封朝廷十分不满，于是派出监军，想给前线部队增加压力。
朱友贞实乃极品猪队友 按照梁朝一贯的做法，只有怀疑某位将领阴谋叛乱时，才会对他的军队派出监军。刘鄩辩称晋军“诚为劲敌，未易轻也”，之后又偷偷诋毁末帝“深居禁中，不知军旅，徒与少年新进辈谋之”。 至此，就算是刘鄩自己的部下也希望能速战速决，而不是漫长地等待战机。[5]内外压力交织在一起，让这位梁军将领心力交瘁。 几个月过去了，李存勖意识到必须尽快把刘鄩赶回到他自己的土地上去，让魏博掌控在自己手里。[6] 天祐十三年（916）二月，当春天过半之时，晋王已然失去耐心，出发前往附近的贝州，并放出流言，让人以为他是要回晋阳。他这趟回家之旅看起来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他已经离家十个月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策略而已。刘鄩急于利用晋王离开的时机，他在半夜派出一万梁军袭击魏州南城，随后自己也率兵与先遣部队在东城下会合。 然而，他们遭到了晋军的拼死攻击，在城下，晋王义兄李存审率兵包抄，城中的李嗣源也带兵出战。此时，李存勖所率领的军队从贝州近郊回转而来，突然出现在战场上与刘鄩部接战。 晋军从四周掩杀而来，并用“方阵”来围剿刘鄩部的“圆阵”，最终梁军大败，刘鄩只能带着几十骑兵往南突围。 这位梁军将领最后逃回梁朝，他面临着朝廷的传召，需要对此战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晋王此时可以心满意足地上路了，他于五月回到了晋阳。[7] 梁军再一次奇袭晋阳 然而，同样是二三月间，梁兵再次攻袭晋阳，这次他们派出三万人的军队，人数不比上次行动，但却更有组织。 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从晋阳东边的黄泽岭攻来，而是从西南的阴地关（今山西灵石西南）进攻。 这条进攻路线出人意料，仲春时节的北方又干爽少雨，梁军因此把毫无准备的晋阳守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敌军不但围住了晋阳城，还多次进攻城墙，这对张承业或是晋阳王室的能力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由于城中的精兵良将都随李存勖南征魏州去了，故张承业只能发动工匠和百姓守城，以等待南边潞州派来的援军。[8]守军甚至动员了李克用的一位老朋友，已经退役的大将安金全。 尽管攻守双方的力量差异巨大，但晋阳还是成功挫败了入侵的敌军，并在此过程中降低了敌人未来再次攻击的可能性。
李存勖的宝藏宦官张承业 就在晋阳被围困期间，张承业处理了贺德伦，后者原是魏博节度使，就在一年之前，他把魏州交让给了晋王。 张承业把贺德伦拘禁在晋阳，这也代表着上层军官对后者忠诚的怀疑，而这种怀疑乃是随着一系列事件产生的。在晋阳受困之时，贺德伦手下很多人叛逃到梁军，这让晋阳内部产生了不稳定的因素。[9] 作为惩罚，贺德伦被斩首，而不是赐死，由此估计他对此事也负有一定责任。 无论如何，在李存勖回家的时候，晋阳的内外危机都已经解除了。他在家里待了两个多月，又重新回到魏州统领军队，并主持了一次劝降行动。 两个月之后，他又回晋阳小住了一段时间。李存勖不在的时候，东部重要的扩张行动依然在进行着，这说明李存勖逐渐乐于把军事任务委派给其他人了。[10] 晋军借机清洗魏博自生组织 李存勖休假期间，相州（今河南安阳）与贝州相继投降，这是天雄六州中坚持到最后的两个州。[11]晋军在围困相州一段时间后，就兵不血刃地夺取了这座城池，但贝州却抵抗了晋军整整一年。 在一个记载中，食物的消耗和供给的断绝激怒了城中将校，他们杀了守将张源德，并交出了这座城池。[12]但根据另一份记载，这些将校之所以杀害张源德，是因后者想要投降，而前者却一心抵抗，但随后他们也因弹尽粮绝而投降。[13] 不过两则记载都指出，贝州剩余的三千守军在投降前与晋军将领谈妥了条件，他们被允许“被甲执兵”出城，在获得赦免之后再解除武装。《新五代史》记载说： “晋军许诺，贝人三千出降，已释甲，晋兵四面围而尽杀之。”[14] 约二十年前，燕王刘仁恭在贝州以相似的方式残酷对待降兵。[15]晋军将领这种出尔反尔之举，与一年前在魏州那种高度仁慈的政策完全不同，当时他们赦免了所有地方军士。
无论魏博节度使、朱温、李存勖 都想干掉魏博牙兵 这是一个不容忍社会自生组织的时代 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一战李存勖身在晋阳，前线将领也难以联系到他去作决定。但更可能的是，贝州的屠杀是早有预谋的，攻方将领与地方权力的代理人合谋为此，从而传递一个信息。 此前，贝州官兵们为了能有足够的资源坚守城池，不断在夜色掩护之下出城劫掠，造成极大危害的同时让住在郊野的百姓离心离德。[16]在近距离目睹他们暴行的文官武将眼中，再严厉的惩罚也难以抵其罪之万一。 再者就算不是李存勖本人同意，晋阳高层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晋军的强硬手段，因为贝州的将校还以下犯上杀死了他们的长官，故对他们严厉的处置也能威吓其他地方潜在的不守规矩的士兵。 鉴于魏州过去时常兵变，极不稳定，这个信息对此地尤为重要。但大屠杀是不容易被忘记的，死者的幽灵总会有办法从坟墓里爬出来进行报复。[17] [1]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贞明元年七月条，第8793页。 [2]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八《庄宗纪二》，第387页；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贞明元年十月辛亥条，第8797条。 [3] 见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贞明元年七月条，第8793页；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二《刘鄩传》，第227页。 [4] 引文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二《刘鄩传》，第277页；卷二五《周德威传》，第262页；另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八《庄宗纪二》，第386页；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贞明元年七月条，第8793—8794页。 [5] 以上引文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贞明元年八月条，第8795—8796页；另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二《刘鄩传》，第227页。 [6]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二《刘鄩传》，第227页。 [7]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二八《庄宗纪二》，第387—388页。 [8]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五《安金全传》，第273页；卷三六《李存璋传》，第395页；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贞明二年二月辛丑条，第8801页。 [9]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四四《贺德伦传》，第483页；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贞明二年二月辛丑条，第8801—8102页。 [10] 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八《梁末帝纪上》，第126—127页；卷二八《庄宗纪二》，第38页；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贞明二年八月丙午条，第8804页。 [11] 见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贞明二年八月丙午条至九月条，第8804—8806页。 [12]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三《张源德传》，第356—357页。 [13] 见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贞明二年九月条，第8806页。 [14]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三《张源德传》，第357页。 [15] 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九《刘守光传》，第423页。 [16] 见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贞明元年八月条，第8795页。 [17] 译者按：后来导致庄宗兵败被杀的魏州之乱，就是从贝州开始的，此乃后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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