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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内称“吾党组织，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由秘密的团体而为公开的政党，其历史上之经过垂二十年”，中间名号虽有更迭，但宗旨主义未尝变离，期望此次改组能“去恶留良”，而“吾党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这一宣言事实上将国民党改组的复杂曲折的历史背景与改组的良好政治期望都充分表达了出来。此次改组，是国民党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正式党务改革，是其在发展过程中屡遇挫折后的党务革新。  1923年10月25日,国民党召开改组预备会议。 从会党到政党：国民党的组织嬗变要了解国民党的组织嬗变进程，不得不从同盟会谈起。1924年，谢彬在其《民国政党史》中就强调：同盟会是“今日国民党系之元祖”。这一评论一针见血地道破了二者的内在密切联系。 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就创立了兴中会。然而，兴中会成员组织性较弱，战斗力不强，具有许多会党色彩，难以担当大任。于是，1904年，孙中山由美国到达英国伦敦，准备在欧洲创建革命团体。1905年，孙中山将留学的先进分子们集合在一起，组建了欧洲最早的革命团体，这就是日后被称为“欧洲同盟会”的组织，可谓是同盟会的最早起源。同年7月下旬，孙中山离欧到日，准备在东京筹建同盟会。其时，留日学生受民族危机的激发，已先后自主成立过多个革命团体，他们革命激情高扬，组建革命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孙中山的到来，很快就实现了其目标。 在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的介绍下，孙中山与华兴会领袖黄兴在神乐坂的凤乐饭店进行了见面。见面会谈中，孙中山力陈革命必须团结力量，而黄兴等人“莫不深以为然”，双方一边喝酒，一边热烈地讨论着革命联合事宜。随后，孙中山又与宋教仁 、陈天华等会面。当时的留日学生对组建全国性的革命政党，普遍表示非常的欢迎。于是，经过孙中山密集的与黄兴、宋教仁、程家柽等人会谈协商，策划、筹组工作顺利进行着。7月29日，“同盟会预备会”在程家柽家中召开。孙中山提出，应将会名定为“中国革命党”；但黄兴等人则认为，这一名称不利于党员的活动。最后经过讨论，决定将筹建的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同盟会章程，选举产生了执行、司法、评议各部成员 ，并推举出了各省分会的负责人。同盟会成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民社、统一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等党派合并成立共和党，试图与同盟会相抗衡。政治形势的如此演变，同盟会进行改组的必要性加强。1912年7月16日，中国同盟会召开全体大会，讨论扩党与会务发展问题。其间，有人提出“改定名称，组织完全政党”，但大多数党员对此强烈反对，认为同盟会如果改名，将会造成党心动摇、势力分散的严重后果。 7月21日，中国同盟会本部举行夏季会员大会，虽然大部分会员仍然强烈反对组织改名，但对扩党计划却持支持态度。经过选举，主张改组的宋教仁、孙毓筠、张耀曾分别当选总务、财政、政事三部主任干事。随后，宋教仁等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反复商议合并事宜。8月10日，同盟会本部召开职员会，讨论与他党合并事宜。会上，总务部干事宋教仁宣读了孙中山、黄兴提议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合并为国民党的来电，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11日，中国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举行合并筹备会，推选宋教仁为临时主席。各方达成协议：同意合并后的党名为国民党；党的宗旨是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党的纲领是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和平；党的组织采用理事制，推选一人为理事长。13日，同盟会召开职员会议，“全体赞成”合并事宜；同日，同盟会与相关各党派联合发表《国民党宣言》，正式宣布合并为国民党；孙中山与黄兴也在同日联名通电中国同盟会海内外各支部，宣布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及其所订之纲领“深为赞成”，表示将同盟会“改为政党”是政治形势演变下的一举两得之事。最终，参与合并组建国民党的除同盟会外，还有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与共和实进会、蒙藏联合会等5个党派。9月2日，国民党理事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 孙中山曾言，“国民党为同盟会之产儿，同盟会为革命党之元素，其精神主义乃始终一贯”。此时的国民党虽由六党合并而成，但仍保持了同盟会的政治理念与传统。国民党成立之后，就积极参与民国政治，并在民国首届国会选举中取得胜利。1913年2月，参议院与众议院的席位中，国民党分别取得123席与269席的佳绩，成为国会选举的赢家。但国民党的胜利却遭到了总统袁世凯的猜忌，为打击国民党，袁世凯集团采取了各种手段，其中尤以刺杀宋教仁最为狠毒。“宋案”后，随即爆发了二次革命，旋遭失败。袁世凯将国民党诬为“乱党”、“暴徒”，进行残酷压迫，更于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国会议员，用武力将438名国民党国会议员的证书与会章收徼，国民党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 挫折中的革新：1923年国民党的改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忧愤交集，不忍见二十余年艰难缔造之革命主义未达，遽尔不振，乃亲率能立于战场之党员，组织中华革命党于东京”，“冀尽忠于祖国”。 孙中山对“革命党”之名称似情有独钟，1905年拟用“中国革命党”之名因遭反对而罢，但1910年在旧金山将当地“少年学社”改组为同盟会分会时，他自行主张将会名改为“中华革命党”，后来还通告南洋各埠，要求依照美洲新例，将盟书中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认为此举才可以收到名实相符的效果。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是在反思二次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试图进行“第三次革命”。孙中山认为革命的使命重大、任务艰巨，而国民党组织散漫、“分子太杂，权利心太重”，致使战斗力欠佳；并认为讨袁之役的失败，“为吾党一大淘汰”，有利于清除党内的不良分子，有助于纯净革命队伍。因此，他亲自拟定了入党誓约，规定入党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无论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并加按指印。首批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王统、黄元秀、朱卓文、陆惠生、马素5人。1913年9月23日，他们在东京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为介绍人兼主盟人。10月，戴季陶、陈其美等23人也在东京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中华革命党；10月29日，蒋介石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11月，邓铿、何天炯、熊克武等57人在东京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1914年5月14日，孙中山任命组织中华革命党筹备委员会，并于16日在《民国》杂志社举办首次会议。6月21日，孙中山在《民国》社召开中华革命党党员大会，到会八省代表一致选举孙中山为总理。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到会205人，孙中山就任总理。由于中华革命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性质不同”，孙中山还指示“凡在外国侨居者，仍可用国党名义 ”，仅在内容与组织程度上进行更张。在袁世凯死亡后，时局剧变，1916年7月25日，中华革命党本部要求国内外各支部、分部停止一切党务。12月10日，孙中山致函中华革命党各支部、分部，要求应停止革命行动，以待“本党改组”。孙中山这时计划的此次改组，历时漫长而缓慢，但却影响巨大。 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沿用“国民党”名称，但又加上了“中国”两字，既是为了吸收更多的志士加入国民党，也是为了表示新的中国国民党与民初旧的国民党的不同，同时“在革命精神上”保持了中国革命党的性质与组织纪律。 历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的不断演变，中国国民党的名称与组织形态虽经多次变革，但仍然显得涣散。胡汉民在评论同盟会时，就认为同盟会“组织实非完善，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的许多行动，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领导”。其语表现了对同盟会组织涣散的失望情绪。而民初以同盟会为主体，联合其他五党而成的国民党，虽然有“民国政党史开一新纪元”之意义，但其领导人之间的政治理念并不完全相同，并且“分子既属复杂”，事实上组织仍然涣散。中华革命党本是孙中山对国民党未来体制与结构改革思考的实践。然而，孙中山虽试图通过中华革命党的成立来达到“以精致之规则律之整之”的效果，但却因按指印、宣誓效忠的入党模式，遭到了原来国民党部分人士的强烈反对，事实上并没有完全能够将民初国民党的力量全部吸收接纳。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更复涣散。在护法运动期间，时人只知孙中山借重广东地方力量及西南滇、桂地方实力派力量而与北洋军阀相抗衡，革命党则“鲜为人知”。但孙中山积极倡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使孙中山自感其护法理想难以实现，遂决定从事理论著述，启动中华革命党的改组进程，试图寻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方案。于是，1919年将其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19年10月10日，国民党颁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规定本部在总理之下，设总务、党务与财政三部。其后，国民党一直处在改组进程之中。由于此时孙中山及国民党的领导人大都身兼广州革命政府的军政要职，他们的工作重心更侧重于军事与地方行政。不过，国民党的改进工作仍在进行。1920年11月，国民党修正《中国国民党总章》及规约。1922年，陈炯明因与孙中山政见不合，为巩固其个人权势，背叛了革命政府，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陈炯明的此次叛乱，使孙中山痛定思痛，认为只有“扩张党务，培植实力，贯彻以党治国之主旨，方足以拨乱事而反之正”。于是，他决定大力整顿党务。1923年元旦，国民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次日孙中山召集进行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是年11月25日，正式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此次改组，是国民党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正式党务改革，是其在发展过程中屡遇挫折后的党务革新。 此次改组，是孙中山在新形势下对国民党面临的复杂政局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与以往几次变革，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以往几次组织嬗变，大都是孙中山一人苦心积虑而成的结果，那么1923年国民党进行的此次改组，则其集体色彩十分浓厚。1922年9月6日，孙中山指定9人为党的改进案起草委员，历经一个半月的集体讨论，才把国民党的总章及党纲的草案呈请孙中山核定；其后又两度召集各省国民党代表对党纲、宣言、总章进行集体审查修正，最后才正式发表或公布。这在国民党历史上尚属首次。 此次改组，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确立了联俄、联共政策。其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已发生了重要变化，国民党面临的局势也与以前迥然不同。1921年，在俄国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也一直关注这些变化，他对俄国共产党及列宁一直持有好感，还特别注意俄国革命的经验，以资中国借鉴。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了三天的会谈。而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后，也积极改进与孙中山及国民党的关系。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广州总统府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即向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张继表示支持孙中山，声讨陈炯明。中共中央还指示广州支部立即切断与陈炯明的一切联系。8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允许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8月25日，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再次在上海会谈，马林当面向孙中山表示共产国际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并被孙中山接受。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先后拜访孙中山。通过双方会谈协商，孙中山赞成国共合作，支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还同意取消按指印及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很快就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党此次改组在实行“联共”政策时，也加快了“联俄”的步伐。1921年8月，孙中山在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的信中就曾表示“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其后，在与苏俄的多次联系与交往中，孙中山还曾和俄方提出过类似要求财政援助的建议。当时，苏俄为贯彻其世界革命“东方战线”的设想，也积极在中国寻找盟友，经过在北京政府与国民党之间的权衡，最终决定了“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战略。1923年1月26日，双方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确立了国民党与苏俄的同盟关系。 孙中山投身革命事业以来，就一直试图寻找一个比较完善的组党办法，以促进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历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一直到中国国民党的此次改组，都是孙中山为谋求一个比较完备的革命政党的不懈努力过程。而1923年的中国国民党改组，使其组织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并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为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在国民党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中国政局的发展演变。（ 董继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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