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同盟会成立前,其民族主义以反满为主要特征,未能完全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同盟会成立后,从本质上说,已确立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但因作为革命主要力量的会党群众基本上只能接受反满的号召,加之他对帝国主义列强有幻想,同时又必须与立宪派在反满的问题上划清界限。所以,孙中山仍未能完全摆脱反满的局限。民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孙中山在国内民族关系的问题上有过一些不很正确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他为大汉族主义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了新的飞跃。他非常明确地阐明了争取建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和主张。这是他民族主义思想遗产的重要部分。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同时又是一位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终生抱持的三民主义之中。民族主义是其三民主义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已有很多论述,但大多是静态地考察其内容与意义。本文拟从动态上考察孙中山之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演变的历史轨迹。
据我个人的观察,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曾经历过不同的发展形态。最初级的是以“排异”为主导,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切以本民族为依归,对其他民族采取排斥主义。进一步,以民族权利为主导,即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最后,是以建立各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为主旨的民族主义,是历史上最高形态的民族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可以说基本上经历了所有这三种形态。本文即考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具体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在其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是如何演变的。
一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是从成立兴中会,发动反满的武装起义开始的。1894年冬,他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并筹得一部分捐款,在他携款并带领一部分兴中会成员回国的途中,在船上,他向随行的人员做宣传鼓动说:“杀满洲佬,复明之江山”。这跟当时会党的反满意识是一致的。会党是由明末清初反满运动和反满思想在下层社会沉积的结果,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反清复明的思想基础是把入关主政的满人视为“异种”,不认他们是中国人,是“逆胡”,是“鞑虏”,必驱除而后可。所以,兴中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从1894~1895年创立兴中会,策动广州起义,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都一直是抱持这种反满的民族主义。我们说这种反满的民族主义是属于最初级的民族主义。它的基本观念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时期里,革命党人的言论、著作,凡讲到革命的问题,皆以满人非中国人为中心论点。如章太炎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绝大部分篇幅都在力辩满人非中国人,满人入中夏,未曾同化于汉人,而是“凌制汉人”。章太炎说:“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邪?”①又说:“吾以为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然其轻视鞑靼,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②。又如邹容之《革命军》,也是以大部分篇幅谈论反满,满纸满篇的“贼满人”如何如何,所以被孙中山称之为“反满最激烈之作”。邹容在谈“革命之原因”时,开头就说;“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③。又说:“贼满人为我同胞之公敌,为我同胞之公仇,……吾今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逐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奸淫我之贼满人’”④。章、邹两位是同盟会成立前革命党中最重要的宣传家,可以代表革命党人一般思想状态。
作为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这一时期,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核心就是排满。他不但在对中国人宣传其革命主张时,极力以反满为号召,即在向外国人说明其革命宗旨时也毫不含糊地表明其反满的立场。如他在1897年3月为英国人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说:“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⑤。又如,他在1900年7月在新加坡对英国殖民地官员谈话,解释他与康有为的分歧时说:“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青的皇帝”⑥。又如,孙中山1903年9月,同样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一篇文章里说:“满胡以异种入主中原,……当入寇之初,屠戮动以全城,搜杀常称旬日,汉族蒙祸之大,自古未有如是之酷也。山泽遗民,仍有余恨;复仇之念,至今未灰”⑦。在这篇文章里,孙中山还讲了一个很极端的故事。他说:“往年日清之战,曾亲见有海陬父老,闻旅顺已失,奉天不保,雀跃欢呼者。问以其故,则曰:‘我汉人遭虏朝涂毒二百余年,无由一雪,今得日本为我大张挞伐,犁其庭扫其穴,老夫死得瞑目矣’”⑧。这个故事很可能真有其事。这正好说明,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反满的民族主义是颇有其群众基础的。所以,直到辛亥革命,创建民国,孙中山都一直努力“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⑨。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十六个字中,有八个字是讲反满的民族主义。而另外那八个字,大多数革命党人都不甚了了。同盟会革命元老柳亚子就曾说,当时“大家对民生主义都是莫名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是装装幌子而已。……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即反满———引者)”⑩。
不过,就孙中山本人而言,同盟会成立后,他对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宣传确是花了不少的力气。他非常明确,他的革命目标是在推翻满清的君主专制统治之后,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革命目标,应当说,实即是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他曾对自己的革命同伴解释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因此,他又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11。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具有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因此也可以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进入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的范畴。然而实际上,孙中山直到辛亥革命,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以反满为主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看,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的反满言论仍然很激烈。如他说:“中国今日何以必需乎革命?因中国今日已为满洲人所据,而满清之政治腐败已极,遂至中国之国势亦危险已极,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非革命无以救重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也。”所以,凡“不忍见神明种族与虏皆亡”者,都应积极参加反满革命12。这是1910年说的话。同一年的12月,他在《致星加坡同盟会员函》中说:“大抵数月间大军即可发起,以应思汉之心,而覆丑胡之政府”13。1911年6月,孙中山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说中还说:“同盟会组织一大团体与满洲对敌,非与同胞争意气也”。“满政府立心之狠毒,无一不欲绝汉民之生计。但吾无怪其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以满洲少数之民族,不能不设种种之苛法,以断绝吾人之生计”14。
孙中山坚持反满的立场,以反满作为动员群众的基本口号,这既有其本人思想上的原因,也由其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决定。
第一,孙中山历次发动武装起义,差不多都需要联络会党,争取他们的支持。而会党之能够参与起义,其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思想基础就是反满。孙中山如果不突出其反满的思想主张,他就无法取得会党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第二,按近代民族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清末,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应该是以反对侵略和压迫中国人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主旨,以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目标。但孙中山长期奔走海外,他的革命,一方面需要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力求争得几个强国朝野势力的支持。这样,他就不可能不淡化其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主张。也就是说,他的民族主义,不能不主要是反满的“小民族主义”,而不可能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是借用梁启超的说法)。
第三,在孙中山争取与康、梁合作的计划失败以后,他与康、梁及其他和平改革派之间就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划清与改革派的政治思想界限,孙中山必须大力强调反满的立场。在思想斗争中,在两派的辩论中,各自需要旗帜鲜明,往往不得不使自己的思想趋向极端。
在孙中山和革命党方面,就要极力强调反满的“小民族主义”;在康、梁和改革派方面,就要极力强调满人同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应该是针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大民族主义”。
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尽管在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经开始具有近代民族主义的性质,但却很长时间未能完全摆脱反满的狭隘民族主义。我们可以把从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看成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演变的过渡期。
二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此后,孙中山对于民族主义有几种不同的表述。一是在追述革命历史时,仍明确坚持反满的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如在其《通告海陆军将士文》中说:“逆胡猾夏,盗据神州,奴使吾民,……乃者义师起于武汉……民国新基,于是始奠”15。又如,在其《对外宣言书》中说:“自满清盗窃中夏,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间虐政,罄竹难书”16。又如,其《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中说:“自二百七十年前,中国亡于满洲,中国图光复之举,不知凡几。各处会党遍布,皆是欲实行民族主义的”17。其另一种表述是说,推倒满清,创立民国,民族主义已经完成。如在前引文里,孙中山便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18。这种说法,又恰好说明,孙中山原有的民族主义,确主要是反满的民族主义。第三种表述是我们要着重加以讨论的。孙中山在其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9。民族统一的意思,照孙中山的说法,就是不分畛域,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他在《致贡桑诺尔布等蒙古各王公电》中说:“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20。在其《布告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文》中说:“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而今而后,务当消融意见,蠲除畛域”21。
使国内各民族合为一个统一的大民族,这是孙中山的基本意思。必须注意,这个意思是在他认为民族主义的目标已达到的观念之下的一种表述。可以说,在孙中山看来,在中国内部,在消除满洲专制统治之后,国内即不应再有民族问题。因为各民族间没有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故能相互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大民族。但这种融合怎样才能实现?在融合的过程中还有没有民族主义的问题存在?这些,当时孙中山并没有讲清楚。
前面说到,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曾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目的已达,今后的任务只是致力于实现民生主义。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始觉悟到,民权主义还没有实现。所以中华革命党的章程中便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22。但仍认为民族主义目的已达到了。直到1919年,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达到新的高潮之时,孙中山才彻底明白,民族主义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可见,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新觉醒是与五四爱国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之前,孙中山一直全力倾注于反军阀的护法斗争。受五四运动的刺激,孙中山始充分注意到国内的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密切关系。5月6日,当孙中山刚刚得到5月4日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后,立即指示主持《民国日报》的邵力子,“要大力宣传报道北京学生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立即组织发动上海学生起来响应”23。5月12日,孙中山复信上海的陈汉明,再次对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24。6月24日,在《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中,他严厉斥责日本武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25。与此同时,“国民怵于外患之烈,群起救国,民气大张”26的现实,也给孙中山的思想以重大的影响。是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该党的《规约》明确恢复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27。从1912年宣称民族主义目标已达,到此时重新宣布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中间差不多有七年半的时间,孙中山基本上不谈论民族主义。在此之后,孙中山才重新把民族主义作为他的一大目标。而且其民族主义明确的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所以,从此以后,孙中山便经常发表其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的民族主义言论。如1919年11月,在同即将赴法留学的青年谈话时说:“中国还是一个贫弱的国家,事事都受世界列强的干涉和压迫。我们全国同胞,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大家齐心参加革命,才能使中国得到独立、自由和平等”28。1921年12月,《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孙中山说:“今则满族虽去,而中华民国国家尚不免成为半独立国”。又说:“满清虽已推倒,而已失之国权与土地仍操诸外国,未能收回。以言国权,如海关则归其掌握,条约则受其束缚,领事裁判权则犹未撤消;以言土地,威海卫入于英,旅顺入于日,青岛入于德。德国败后,而山东问题尚复受制于日本,至今不能归还。由此现象观之,中华民国固未可谓为完全独立国家也”29。1923年1月在上海的一次演说中,孙中山更说道:“中国形式上是独立国家,实际比亡了国的高丽还不如。……似此,民族主义能认为满足成功否?所以,国民不特要从民权、民生上作工夫,同时并应该发展民族自决的能力,团结起来奋斗,使中国在世界上成为一独立国家”30。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这类言论更多,更尖锐。1924年1月,孙中山发表《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宣言》,其中说:“我等同在弱小民族之中,我等当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31。差不多同时,在与美国公使舒尔曼的谈话中,孙中山说:“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在华会(原文如此———引者)列强所一致赞同。但此不过一种空谈。……实则不干涉内政其名,外交团控制中国如一殖民地则事实也”32。在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关于对外政策明确规定:“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又规定:“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33。这些言论表明,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一大转折:从把民族主义排除于革命目标之外,到重新确立民族主义的革命目标;从不谈反对帝国主义,到明确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一种非常重大的转折。同时也表示,孙中山的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达到了充分成熟的发展阶段。
三
民国以后,孙中山在论述国内的民族融合的问题时,由于表述得不够清楚,不免遭到一些误解和批评。
前面引述民国初年,孙中山多次说到合五族为一家,也就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问题。但怎样实现民族的融合?孙中山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直到1919年写作《三民主义》一文时,孙中山对此才有进一步论述。孙中山说:“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34。孙中山这里所表达的是中国人民的一贯追求,同时也是一直在进行着的历史过程。在其他场合,他又多次发表颇有大汉族主义嫌疑的言论。如1921年3月,在国民党驻粤办事处的讲话中他说:“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35。使满、回、藏都同化于汉族,这确是有大汉族主义的色彩。这篇讲话里又说道:“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彼满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之表证。然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现在想得一个调和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的机会,仿美利坚民族的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民族国家”36。这一年的12月,孙中山在桂林的一次讲话中又说:“所谓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盖藏、蒙、回、满皆无自卫能力。发扬光大民族主义,而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最大之民族国家者,是在汉人之自决。”这两段话里的大汉族主义色彩,显然来得更浓一些。
那么,我们是否即认为孙中山这一时期,在国内的民族问题上,就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呢?我以为不能这样简单地加以论定。第一,我们前面引证过孙中山努力造成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紧密结合为一个大民族,即中华民族的思想。表达此一思想的类似言论还有不少。如1920年11月在上海国民党本部会议的讲话中,孙中山说:“我们定要积极的将我四万万民族的地位抬高起来,发扬光大,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37。1923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提出:“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38。在《中国国民党党纲》中,谈到民族主义时,指出其目标是“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39。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40。以上所引述的言论,表明孙中山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大汉族主义者,他是真诚地努力于促成中国境内各民族紧密结合成一个大中华民族。第二,中国境内各民族中,汉族在文化发展程度上,在能力上,在人口数量上,等等方面,对于其他民族,的确居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在结合国内各民族以形成一大中华民族的过程中,它起着主导的作用。所以孙中山要其他民族同化于汉族的说法,固然不正确,但它是客观事实的某种不准确的反映。应该说,在孙中山有七年半之久,不曾认真考虑民族问题之后,面临国内外复杂的民族斗争形势,他有时不能很准确地表述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看,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对民族主义的表述:“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41。这个说法就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孙中山对民族主义有三种表述:一,主张各民族紧密结合为一个大中华民族;二,其他各民族要同化于汉族;三,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显然,一、三两种表述是完全正确的提法;第二种表述是不妥当的。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时期里,孙中山在形成其正确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有时还杂有一些不很正确的东西。所以,简单化地把孙中山说成是大汉族主义者是不妥当的。
四
孙中山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形成的。五四运动的发生,是直接导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正态度,也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不公正态度。在往后孙中山自己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遇到帝国主义的阻挠。大量的事实表明,帝国主义支持反动军阀,危害中国主权,压迫中国人民。这是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统一,建立民主的中华民国的民族主义思想达于成熟的现实基础。
在孙中山反帝建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成熟起来的同时,其民族主义便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是以建立世界各民族平等相处的国际新秩序为基本目标。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这一演变,同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密切的关系。孙中山说:“自欧战告终,世界局面一变,潮流所趋,都注重到民族自决。我中国尤为世界民族中底最大问题。”何以说中国尤为世界民族中的最大问题呢?孙中山说:“在东亚底国家,严格讲起来,不过一个暹逻,一个日本,可称是完全底独立国。中国……幅员虽大,人民虽众,只可称个半独立国罢了”42。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世界上原来处于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下的许多弱小民族都已纷纷独立,而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却还只是一个半独立国,岂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吗!这种认识反映出孙中山对中国民族革命任务的世界性意义有充分的了解。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进达一个新的阶段,是与俄国革命有密切关联的。人们都知道,俄国革命后,苏维埃俄国政府于中国发生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不久,1919年7月,即向中国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利益和特权。此项宣言于1920年3~4月间始到达北京。随后便被译成中文在许多报刊———包括《新青年》———上发表。此事在中国人中间发生很大的影响43。我们可以当时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反应为例。该会以公开信的形式就俄国的对华宣言作出答复。其中说:“对于最近你们在致吾侪的通牒中所表示之盛意,尤觉无限感谢。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国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并敢以热烈的情绪,希望今后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方面,以美满的友谊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俾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和这份文件同时发表的共十五个团体和十家报刊,表示欢迎苏俄的提议,并敦促政府与苏俄政府展开谈判的舆论44。一个曾经对中国有过长期侵略历史的国家,革命后主动宣布将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一事实,再加上国内各界的积极反响,这对孙中山正在形成的新的民族主义思想,不能不发生重大的影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于1920年10月31日致函孙中山,表示坚信中国人民“将会走上与帝国主义的世界性压迫进行斗争的道路”,希望建立贸易关系和相互友好合作45。此信于1921年6月14日始到达孙中山的手里。8月28日,孙中山复信给齐契林,概述了民国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指出,北京政府是一个受制于帝国主义的,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只有广州的政府才是能够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但在目前的状况下,广州政府在地域上与苏俄远远地被隔开,无法建立贸易关系,但愿与保持私人的接触46。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宣言称,“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完成,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越飞表示,中国的此项事业“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和援助。他并重申,苏俄政府抛弃帝政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准备另行开始中俄交涉47。1923年9月16日,孙中山致电苏联代表加拉罕称:“中俄两国之真实利益,使双方采取一种共同政策,俾吾人得与列强平等相处,及脱离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压迫”48。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复电加拉罕,对其祝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不胜感谢”,并称,“本会深信,全世界之自由民族必将予以同情,而俄国人民来此先声,尤为吾人所感激。中俄两国人民行将共同提挈,以进于自由正义之途”49。孙中山通过与苏俄的这些接触,使他感受到与以往同帝国主义列强打交道时完全不同的经验。他开始相信,在世界上建立各国家各民族平等相处的新的国际秩序是可能的。所以,进入1920年代,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明显地以争取建立世界各国各民族平等相处的国际新秩序为主要内容。1922年1月4日,孙中山《在桂林广东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里说道:“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50。1923年1月1日,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指出:“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51。在这个月内,孙中山写成《中国革命史》一文。其中说到民族主义时说:“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52。1924年1月,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谈到民族问题时说:“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53。“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54,“即取消此等条约中所定之一切特权,而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55。“凡夫一切帝国主义之侵略,悉当祛除解放,使中华民族与世界所有各民族同立于自由平等之地”56。不但自己的国家、民族要争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还要支持、帮助其他国家、民族争得独立、平等的地位。孙中山说:“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57。又说:“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58,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其目标就是建立世界上各民族平等相处的国际新秩序。
笔者于2004年首次公开提出民族主义发展的三阶段或三种境界的说法59,以此验之于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实际,似乎尚无 格。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亦确经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近年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力言民族主义已经过时,在现时代讲民族主义是对全球化的反动,是导致世界不安定和造成冲突的根源。显然,这是完全站在跨国集团的立场上,是站在世界霸权主义立场上讲话。在实现世界大同之前,国家、民族仍然要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段极长的时间里,民族主义仍具有其不可否认的正当性、合理性。如今的世界上,还有的民族仍在为民族建国的目标而奋斗。某些标榜反对民族主义,提倡全球化的国家,在符合其扩张利益的情形下,并不吝惜给予某些特定民族以大力支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足见那些反对民族主义的人,未必不是别有用心。
自然,我们不赞成“排异”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那确实是早已过时了的极端落后的东西。但我们应该支持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尤其要大力提倡,大力扶持以建立各民族平等相处的国际新秩序的民族主义,这是当代最合理的最高尚的民族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
